對幾個“重大曆史認知”的理性再思考
來源： 作者博客 作者：孫錫良 時間：2012年10月16日 08:36 687次瀏覽 3條評論 62次頂
在曆史認知的問題上，本人一直都秉承簡單理念：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找到文字記述上的真實曆史，不要試圖讓中國成為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後期史學家能夠寫出比既有的成文史更加真實的曆史，中國絕不會有這樣的“史神”;曆史的脈絡感和最終結果比曆史細節更為重要和更有意義。
中國人常說：學史使人明智，人之患，在於不能讀史。然而，真正能參透曆史和能以史為鑒的又有幾何?多數史學者、史學先生和史學愛好者莫不以史之故事和人物片斷為個趣，至於史之精華和史學二律則知者甚少，所謂“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也不過是國人自我安慰的自省而已。實質上，即便所有人都明白了曆史的警示意義，但從來都沒有誰能改變重複曆史的不古規律。用人類幾千年甚是幾萬年的眼光看曆史，未來仍然將重複過去相同或相似的興衰進退，因也襲古，果也襲古，並不因你關注了曆史細節而有任何異質，唯一有區別的是時間跨度不一，有些王朝在延續幾百上千年後重蹈曆史，有些王朝苟活幾十年就重蹈曆史。
今日中國，不學史者可悲，拘泥於史不能自拔者也可悲，有意製造謠言混淆曆史是非者更可悲，利用曆史操縱國民感情撕裂者毫無疑問則可看成是民族的罪人。曆史的“玩具”意義擴展得越大，國民感情的撕裂程度越可怕，如果士大夫階級與官僚階級達成了“以史亂世”的相互默契，短期的快感之後，最後被掀翻的必定是製造混亂者自身，賤民之所以為賤，乃因之於權貴據禮為己有，拒人民於“製度設計”之外，“愚民化”是所有權貴百試不厭的妙招，推出幾個爬格子的文人堆積些曆史積木，然後，就旁觀著一群蟻民窩內鬥，死活都犯不上他們的屁事。
近些年，把曆史當“玩意兒”的人都出名了，都賺錢了，都得到了財團和政客的背後支持。他們先否定毛澤東，再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徹底否定新中國的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當然也就間接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這還不算結束，否定之後就有肯定，先肯定“老英雄”秦檜，再肯定近代“英雄”汪精衛和蔣介石，接著又開始肯定慈禧的正麵價值和滿清遺貴的血統純正，當然包括清末重臣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蓋世功勞”，為袁世凱翻案的也為數不少。前些時節，因抗日鬧了一陣後，精英們又開始否定義和團，開始否定“五•四運動”，更離譜的是居然還有否定到孫中山推翻皇朝的革命意義及抗日戰爭是對同胞生命的漠視一說，說用暴力犧牲性命的進步是草菅人命，遠不如汪精衛的“曲線救國”來得實用，愛國者都成了不珍惜生命的一群暴徒。如此一來，該讓人民對曆史怎麽個評價法?曆史被他們都“玩”成這副麵孔了，還有什麽討論真假和存在的必要嗎?“玩曆史”的目的不是研究曆史，更與愛國無關，“煽動仇恨”才是其第一真實動因，即所謂“玩死中國”;“貴族天然化”則是其第二真實動因，即所謂“差別化中國”。
當前，中國權貴及其文人走狗正在炮製的“新曆史觀”的方法是找“點滴”、摳“細節”，而不看全麵和整體，主要攻擊點不外乎以下內容：有關抗日與否的問題;有關外蒙古獨立的問題;有關蔣介石等人的英雄化問題;有關放棄對日賠償的問題;有關餓死人的數字造假問題問題;有關人口變化的問題;有關強奸知青和大隊幹部指定夫妻的問題;有關打倒孔家店的問題等。
一、有關抗日戰爭的認識問題
在中國，有關抗日戰爭的話題永遠都不會有一個結尾，誰抗日，誰不抗日，從根本上講，沒有爭論的意義，因為，在當時，全中國人99%以上都是主張抗日的。但隨著戰爭進程的不斷發展，抗不抗?誰抗?怎麽抗?確實發生了很大的問題，從而也就給後來的幾代人製造了爭論的理由。在我看來，今天再來討論這個問題應當從下幾點進行分析：1、從兩岸分裂現狀的客觀性分析;2、從抗戰不同階段的曆史事實分析;3、從未來國家統一的民族立場分析。
1、從兩岸分裂的現狀來看，大陸教科書不承認國民黨當年的抗日成績，台灣的曆史教材也沒有承認共產黨的成績，尤其是在毛蔣時代，更是以相互攻擊為重任。今天的後輩，如果置曆史的客觀性於不顧，一味地去罵哪一方講謊話是相當缺乏曆史思維的，都不承認對方，說明都在存黨派陳見或兩岸隔閡。另外，共產黨的教材也隻強調國民黨逐漸走向“消極抗日”，並沒有在哪個課本上說國民黨沒有跟日本人打仗。非常遺憾的是，部分精英偷換概念，汙蔑說共產黨的教材是在給大陸人洗腦，幹脆說蔣介石沒跟日本打仗。於是乎，以陳誌武等人為代表的群體，絞盡腦汁的尋找過去的記錄片，以證明國民黨確實打過仗。我想，這不是要證明國民黨有功，而是要反證共產黨很壞，反證共產黨執政中國的不合法性，說得簡單點，就是認為共產黨偷了國民黨的成果，他們都不敢這麽說，我就代他們說了，本質也就在這兒。他們不問問自己：如果蔣介石若是個偉人，他怎麽會在被國際各方支持的情況下，居然被趕到台灣去了?如果執掌天下的巨大優勢隨隨便便就讓共產黨給偷走了，那就算把中國交給國民黨，它又能堅持多久呢?
如果哪一天台灣的教材承認了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曆史地位，大陸教材肯定也會作相應調整，絕不會單方麵撈功，如果再那樣，共產黨的教材也不會有人去讀。國家早日實現統一，客觀的曆史才能實現統一。
2、從抗戰的不同階段的曆史事實看，說國民黨消極抗日並不為過，初期的抵抗性戰役並不能掩蓋後期消極的大過程，更不能用個別戰役的勝利來將國民黨英雄化。
首先，國民黨在抗戰打響時，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執政黨，抗戰是它的基本義務，隻要不直接宣布向日本投降，否則，它能不打仗嗎?總不能在這個時候要求共產黨的軍隊首先衝在前頭吧?就算共產黨願意，蔣介石也不會同意。事實上，共產黨也沒有抵觸抗戰，一開始就同意了由國民黨改編軍隊，成立了八路軍，打了幾個有影響力的大勝仗，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等幾乎所有國民黨高官都承認這一點，就連《宋美齡傳》(美國作者米莉•哈根著)中也明確承認了共產黨軍隊的積極貢獻，東條英機臨死前還念念不忘罵共產黨，說明共產黨並非沒幹事。蔣介石本人於1937年9月23日親自對共產黨接受改編發表聲明稱：共產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放棄暴動與取消赤化，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說共產黨一開始就消極抗日，無論從哪方麵講都是站不住腳的。
到了1938年底的時候，國共開始關係惡化，原因很多，國共兩黨記載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武漢淪陷以後，兩黨關係更趨惡化，國民黨實際上已經沒有把精力放在“集中力量抗日”上，而是更多的關注共產黨軍隊在國民黨控製區域的滲透，至1939年，國共兩黨的戰時衝突已經引起了國際關注(《中美外交關係史料》122頁述)。艾奇遜在戰後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1938年時，國民黨開始失掉當初以創立該黨的朝氣和革命熱情，而中共的熱情則變成了一種狂熱，在美國參戰後，國民黨顯然認定日本必敗，以為自己有機會借美國來改變它的地位，並和中共作最後決鬥，共產黨在混亂中似乎獲得了戰前所不能獲得的控製權，到了1943年，國民黨已經墮落，爭奪地位權力，依賴美國贏得戰爭並保全他們的無上地位，與此同時，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也開始逐漸消失了(美國國務院資料匯編1949年4月30日)。
1943年到1945年期間，關於中國大陸的抗戰實質上是悲傷的，美國駐華外交官赫爾利、高思、台維斯、謝維斯等人的備忘錄均有記載，國共兩黨均無較大建樹，“以拖待變”的情緒極為濃厚(《中美外交關係白皮書》587頁-599頁，詳情略)。
中國大陸目前歌頌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最重要看點是“遠征軍”。對於“中國遠征軍”參戰的客觀實事，隻要是一個中國人，就沒有理由不承認他們的偉大貢獻，更沒有理由否定這個事實的存在，尤其是必須銘記那些為國犧牲的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但是，我個人認為，把“中國遠征軍”的成績說得那麽神乎其神也不合常理，如果真象鳳凰衛視描述的那樣，最後都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那國民黨在中國境內為什麽不同日本打幾場象樣的戰役呢?派出去的每次也不過10萬左右的軍隊，而國內的國軍約有200萬左右，完全具有打殲滅戰的條件，蔣介石為什麽不打呢?就我看過的“二戰史書”，暫時還沒有看到有一本書專文論述過“中國遠征軍”，隻有在《二戰後的世界史》和《東條英機傳》等書中有幾句話一筆帶過，在美英史書和一些二戰將軍的傳記中也極少提到，至少我本人暫時沒看到。大家現在從鳳凰衛視看到的記錄片，我沒有調查過，估計大多來自於台灣的記錄片或者少量來自美國的記錄片場景(國民黨掌握主權，掌握資源，留下記錄很正常，共產黨連個膠卷都買不到)。“遠征軍”的功績要承認，但這支軍隊不能說明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整體偉大，因為在自己的國土上，自己的軍隊沒有對日本構成實質威脅的現實是不容否認的，這種悲劇性結果連日本人至今仍不承認敗在中國軍隊手下，莫非還能說是光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沒有任何可炫耀的地方，都是一種恥辱。
3、從未來國家統一的立場來看，抗戰曆史必須重寫。站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上講，我找不出中國永久分裂的理由，兩岸應當統一，國共應當言和，雖然台灣其它地方政黨並未卷入抗戰爭論，但是，一日不統一，兩岸的曆史觀不可能統一，國共兩黨的曆史觀更不可能統一，隻有實現了大中國的統一，站在中華民族的整個曆史觀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才能合編出一部較為真實的曆史記錄本，我強調是相對真實。幾十年過去了，兩岸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些曆史已經隨著曆史的過去而過去，再也不可能找到真實，頂多隻能按照曆史背景中留下的檔案資料求同存異的編撰曆史，隻要符合曆史梗概也就能反映粗線條的史錄。我從不相信哪個國家能寫出絕對真實的曆史，隻要是人寫的東西，就有人的主觀因素，哪有什麽絕對可言。鳳凰衛視找幾個人口述一下故事，不代表當年的真實曆史，隻代表個別人看到的個別現象，“口述曆史”是一種極度錯誤的曆史觀，是不尊重曆史的表現，“口述故事”是可以講的，但“口述曆史”就不科學。
如果中國能夠實現統一，國民黨軍隊也好，共產黨軍隊也好，誰的貢獻大，誰的貢獻小，又有何硬性區別的意義呢?再往未來推進1000年，子孫回頭一看：20世紀——21世紀，中華兒子共同經受了日本侵略者的考驗，既有成功，也有失敗，既有內戰，又有外戰，既有漫長的分裂，又實現了最終的融合，中華民族總能在挫折中保持著大一統的整體性。這就夠了，今天打破腦袋的爭論，在子孫看來，不是很可笑嗎?
二、有關“外蒙古獨立”的責任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有兩個所謂的曆史學作家很能影響社會爭論，一個是沈誌華，一個是高華，很多人都說他們倆人的東西很真實，到過很多國家，影印過很多檔案，於是乎，他們的書一定是真實的曆史，一定能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教科書曆史，並且由此確定共產黨的曆史全是洗腦曆史，全是撒謊的曆史。
我認為，在曆史問題上，求真肯定沒錯，但求真未必容易，到過幾個國家，看了一些檔案就能寫出“真曆史”嗎?不能。一則是因為曆史史料浩如煙海，不要說一個人，就是一個上百人的團隊，要把中國抗戰史的檔案看一遍都不是易事，別說看多國的檔案曆史，英語、法語、德語、俄語的曆史檔案並不那麽容易翻閱，看了幾個檔案館，集了幾本資料，就說自己掌握了真理，不過是笑話而已;二則是，即便有了檔案資料，也未必會寫出“真曆史”，一個曆史，如果有十件大事，你寫出你想寫的其中8件，看起來已經很真實了，然而，另外兩件最關鍵又是作者最不想寫的部分恰恰可能是問題的本質，還可能是“真曆史”嗎?
下麵，我不妨把“外蒙古獨立”的責任問題作一個說明。
網絡上流傳的精英罵毛澤東的賣國理由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承認了外蒙古獨立，而蔣介石政府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沒有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條款，很多學者還拿出了高華先生所謂的影印件，說是在俄羅斯檔案館查閱的原始資料，並且和台灣的資料一致。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沒有錯，蔣介石《條約》的8條主約之中確實沒有提到外蒙古問題，然而，高華先生故意忽略了另一個事實：《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還有另外9個配套的換文，並且必須遵從主條約。它們分別是：1、中蘇友好條約換文;2、關於外蒙古問題之換文;3、中蘇關於大連之協定;4、關於大連協定的議定書;5、中蘇關於旅順口之協定;6、關於旅順口協定的附件;7、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北三省後蘇聯軍隊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的關係協定;8、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9、紅軍之從滿洲撤走“戰利品”。在“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換文”中就明確提到了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在表述上與毛澤東跟蘇聯簽訂的完全一樣(兩個條約相差二字，其實內容幾乎完全一樣，隻是簽署雙方略作改動)。
有人又會問，如果毛澤東不同意蔣介石手上簽訂的協定，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我得告訴諸位：沒那麽容易，蔣介石簽訂那個協定的前提基礎是“雅爾塔協定”，這個協定是所有戰勝國的共同約束文件(國際協定)，不承認這個協定，就不能享受戰勝國的待遇，毛澤東如果選擇否定“雅爾塔協定”，那麽，就必須接受中國得不到一個國家承認的結果，並且，就算這樣，仍然不能改變之前國民黨政府已經既成的事實。無論是誰領導新中國，都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
曆史可以寫出真相，但真相又可以做出裁剪，你看到的“真相”未必就是全部真相，你看的“真曆史”當然也不一定是真曆史，這裏麵肯定存在意識形態及思想路線不同而引起的潛意識的“取舍”問題。如果還有人對我的解釋不夠認同，請你們去查閱以下資料：《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 3 3 一1 9 4 5 》。赫文斯基《中國通向統一與獨 立之路1 8 9 8 一1 9 4 9》,。莫斯科1 9 9 6 年版，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 全宗3 , 目錄65 , 卷宗6 0 6。《蘇中關係1 937 一1 9 4 5》下, 莫斯科 2 00 0 年版, 第7 3 一7 4 頁。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 冊, 第1 3 27 一1 328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第1 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 9 5 7 年版, 第75 一7 7 頁。
三、有關餓死人及中國人口發展變化問題
有關大躍進餓死人的問題，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標準了，反正想說多少是多少，又不犯法，由1400萬已經上升到7000萬了，隻要精英想寫，再過10年，寫一億也不奇怪。
就我個人的經曆和認識而言，隻知道當時的確很苦，尤其是1958年和1959年兩年，聽我父親說，到1960年，日子就慢慢正常了。餓死人的現象有，但極少極少，主要還是幼兒營養不足死亡的，成年人基本沒有這種情況發生。當然，我父親說的並不代表全國情況，也許有些地區比我們那裏情況惡劣些，我們家生活在大別山鄂東地區，也算是較落後的地區之一，比我們那裏更差的地方肯定是有的。
一提到觀音土，大家也都是聽長輩所講和網上流傳的，我小時候也聽講過，但吃過的人並不多，因為那種土並不是全國各地都有，也沒有聽說當時全國大量運輸觀音土的新聞。有人說，當時樹皮都啃光了，隻能吃那個了，否則必死。我父親就告訴我，當時的農村，山也好，水也好，再怎麽不好吃，草總是到處都有的，吃草總比吃土好消化吧?除非你生活在沙漠。少數地方的人吃觀音土了，就說全國人民都吃觀音土。
今天，我還想說說數據造假的一個例子：陳誌武轉發炎黃春秋雜誌的一篇文章說貴州遵義市湄潭縣1961年4月份當月死亡12.2萬人。於是，我就打電話給湄潭縣政府辦公室落實真假，由於他們也沒有把握說具體數字，隻說了一句：如果那樣的話，湄潭縣早就死光了。我請求他幫助我落實一下，大約過了半小時，我再打電話過去，他報了一個數字給我：1960年該縣有200800人，而1962年的人口是200300人，1961的人口是188000人。這說明，1961年是該縣最困難的一年，也確實死亡了一些人，但決不是炎黃春秋的數字。由此看來，對於某些人來說，想“死”多少就“死”多少，數據有時候也隻是變著法兒玩，反正又不會真有人去考證。
有關大饑荒圖片的問題，也是很搞笑的。網絡上流傳一幅很典型的黑白照片是：一個大約十來歲的小孩子裸體被放在一個挖好的土坑裏，旁邊站著一個成年人，眼光好象望著拍攝的方向，並沒有任何痛苦狀。我就在想：當時那個年代，像機是極少見的東西，直到70年代，農村人還沒幾個經常能照相的，莫非一個連孩子都要餓死的家裏還要專門請照相先生在埋葬自己的小孩之前照個相?全國人民，請想想那個年代，你會這麽做嗎?我希望該相片能附上具體的家庭，以便考證，雖然有些殘忍。
餓死人相片造假絕不止於這個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比如把1947年美國人拍攝衡陽餓死人的照片和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照片嫁接為1958年大躍進的慘狀，把斯諾拍攝的1939年水災的逃難照片說成是河南花園口潰壩的情形，把1921年山西遼州集體等待救助的災民說成是人民公社大食堂等著吃飯的“餓鬼”。
黑白照片的好處在於沒有修飾感，不足在於沒有真實感，對慘狀的表達往往帶有很強烈的恐怖氣息，有令人不寒而栗之感，極右們有錢、有權、有能力嫁接出很多震憾人心的“曆史書籍”，就等多少年後，再來審判某個曆史時代。這不是曆史的悲哀，而是今天中國人的集體悲哀，誰在縱容這樣明目張膽篡改曆史的書刊橫行中國?誰在“改造”中國的曆史真相?
最近，有些海歸精英又說：毛澤東時代比中華民國和晚清死的人都要多，其生活條件還不如戰爭年代。他們不但說，還把民國時的一些比較好的家庭合影拿出來襯托新中國的痛苦感，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的一些打著赤膊勞動的場麵被描繪為衣不遮體的可憐相。隻從小的方麵去作比較毫無意義，不妨從人口數量和人均壽命的變化情況來作一對比，也許更加能反映大的線條和更加具有客觀性。
1895年的中國，當時中國人口約為4.2億，到1949年的時候，中國人口是5.4億，55年間，淨增人口1.2億。新中國成立後，1959年中國人口是6.7億，10年淨增1.3億，再到1976年，中國人口為9.37億，27年淨增人口將近4億。怎麽能說新中國的死亡人數超過清末和民國呢?怎麽能說新中國的生活質量比不上民國時期呢?到底是與民國個別家庭比較有意義還是看全國整體水平有意義?
從人均壽命來看，1949年中國人的人均壽命是35歲，而到1976年，人均壽命已經達到65歲，世界同期人均壽命為57歲(當然包含很多亞非拉極貧國家在內)，2010年中國人均壽命為73.5歲(世界同期平均為67歲)。1911年人均壽命33歲，1930年人均壽命為34歲。
無論從哪個方麵比較，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也不至於災難到超過晚清和民國。如果還有人不相信我所列內容的真實性，不妨看看英國人霍布斯鮑曼所著《極端的年代》一書，在第498頁，他是這樣描述的：在毛澤東領導的20多年裏，按照飽經風霜受貧窮折磨的第三世界標準，中國老百姓不算太壞，中國人均消費(按卡路裏計)剛好超過全球國家的中值，超過美洲14個國家，超過非洲38個國家，處於亞洲中等水平。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糧食緊缺的原因主要是三個方麵：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二是糧食產量的緩慢增長;國際糧食禁運及肥料禁運。單純從產量上講，中國自建國至今，從來都不比美國和前蘇聯更低，而是更高，美國在耕地麵積超過中國50%的情況下，糧食總量一般也隻達到中國的70%，中國在1976年糧食畝產已經達300公斤，而前蘇聯到1985年還隻達到200公斤左右。美國至1967年人口才達到2億，到2006年才達到3億，蘇聯在解體前也隻約等於2億，如果用中國人口數量要求美國和蘇聯，那這兩個國家也會出現嚴重的饑餓及死亡情況。到了1980年以後，中國為什麽逐步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呢?主要是兩個正作用：一是國際上解除了對中國的封鎖與禁運，糧食進口及肥料進口均大幅增加，雙向正作用非常明顯;二是雜交水稻品種的成熟與大麵積種植。
1959至1961三年間人口異動的原因主要是：一是確因饑餓而死亡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嬰幼兒，成年人較少;二是因為大集體運動嚴重降低了人口出生率，這與1932年的前蘇聯很相似，影響出生率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勞動強度、疾病、瘟疫、戰爭和生育意願等，繁重的集體化勞動降低出生率是非常顯著的，不能把人口不合理變化推測為絕對死亡人數，今天的俄羅斯因生育意願出現人口負增長，不能在幾十年後說它是餓死的;三是不準確的數據統計，按很多老人敘述，真正最困難的兩年是1958年和1959年，1960年有明顯好轉，然而，數據負增長的年份卻出現在1961年，大躍進運動肯定對數據統計造成了較大影響。
簡單對比的目的不是要證明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有多美好，而是要讓大家知道：妖魔化毛澤東時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不是客觀理性的態度，並不能讓中國人變得更加誠實，相反，隻會增加仇恨和撕裂。
中國極端人士對待毛時代死人的立場，我總結了“四個凡是”：凡是大躍進時代死的中國人全是餓死的;凡是文革時代死的中國人全是被打死的;凡是改革前受過挫折的現代權貴，其前輩都是被迫害死的;凡是仇恨毛澤東又能活到現在的，都是僥幸沒死的。結論是：毛澤東時代讓中國從5.4億人快速增加到9.37億的目的是讓他們都死光。(中國用27年增加了四億人，美國從2億增加到3億用了39年，雖然基數不平樣，中國在解放前增長1億人花了近60年)
四、有關蔣介石、汪精衛和李鴻章等人的英雄化問題(太長了，本節略)
五、有關釣魚島的責任問題(見我前期“中日關係之二”的論述)
六、有關知青被強奸和大隊書記包辦婚姻的問題
知青的話題被炒熱，一方麵是受傷痕文學的熱潮影響，另一方麵是受政治方向的選擇影響，一提路線爭論，就離不開文革，一提文革，又離不開知青，一提知青，就會被妖魔化。我會看到幾乎所有精英的微博中都曾經傳播過“女知青”被強奸的故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凡當過女知青的，都被強奸過。這種引導非常惡劣，極易引起新的仇恨。就我個人了解的情況而言，絕對不承認這一說法，我村上的5個知青，兩男三女，有一對知青相互結婚成家，另一女知青嫁給江南某造船廠一幹部，還有一女知青非常受村民尊重，更別說強奸她。
另外，我的現任同事中，也有幾個是曾經做過女知青的，她們都強烈譴責這種以偏概全的造謠做法，因為她們都在農村得到了善待。
從整個知青整體來講，女知青被強奸的現象肯定存在，不能否定事實的存在，隻是不能擴大化。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女青年到城裏打工，同樣存在大量被強奸的現象，在大學裏，同樣存在老師強奸女學生的現象，在政府機關裏，同樣存在大量領導潛規則或者霸占下屬女職員的現象，難道能因此把後麵的三十幾年說得一無是處嗎?如果要把超千萬的失足女性計算在內，近幾十年，女性同胞的命運就相當悲劇了，難道說因為有女性受性侵就全麵否定改革開放嗎?我看也得不到全國人的共識。
我還看到陳誌武等名人的微博留言中經常出現爭論，有人一提毛澤東時代也有好的一麵，馬上就有人站出來說話：回到結婚要由大隊書記包辦的時代，你喜歡嗎?
凡屬在中國長大的45歲以上的公民，隻要還憑良心的話，不妨問問自己的父母，他們是大隊書記包辦婚姻的產物嗎?在“女人半邊天”的時代，有幾個幹部敢於包辦婚姻?要說男女平等，那個時代才真叫平等，比今天還平等，誰也不敢讓成千萬的女性淪為玩物。如果硬要說幹部幹預婚姻，確實也有，主要體現在離婚方麵，結婚容易，離婚很難，想離婚，先由村婦聯主任做工作，再由大隊書記做工作，實在做不通，才允許離婚，還要開出很多介紹信去民政局，比較麻煩，城裏麵的單位也有這個過程。
在當時的年代，由父母包辦婚姻還是很普遍的，但由村幹部包辦則極少見，除非同族同親的關係，絕不會有以權逼婚的普遍現象。某些人故意放大村官的權力其目的很明顯是指向毛澤東，但說服力很弱。
七、有關“打倒孔家店”及文化責任問題
兩千多年來，中國可以說是一直生活在對孔子的爭論和取舍之中，儒學也跟隨著時興時衰，統治者的偏好和製度的選擇都是決定性因素。
今天的中國，由於國民整體信仰的缺失，亦引發了諸多傳統文化取舍的爭論，這當中也有儒學興廢的問題。前不久，我寫了一篇文章談中國第二次價值重構的啟蒙，自然也離不開儒學之於中國社會價值的正負作用，我所主張的文化是中華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一門功課，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決非儒學獨尊。毛澤東時代砸了孔家店是事實，但是不是就能把今天的國民信仰缺失歸咎於這一出不很精彩的折子戲呢?我看也未必。
毛澤東砸孔家店決非為了完成個人的理想，更不是為了砸碎道德信仰的基石。在毛澤東之前，提出砸孔家店已經延續了將近一百年。洋務運動以後，就開始有啟蒙思想家開始提出廢孔的口號，“衝破羅網”的運動開始以後，批孔聲勢就更加浩蕩如注，康有為就有過“代聖人立言，如娼優唱曲”的論調(當然後來他又要立孔教)，嚴複將中國學術的一切弊端皆推源於古代聖賢的是是非非，譚司同亦指出隻有獨夫民賊才喜歡三綱五常的名教。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對孔學和封建禮教進行了更加無情地批判，第一個點名批孔子的是易白沙，他指出孔子學說易演成專製工具;陳獨秀接著也舉起了反孔大旗，揭露袁世凱“尊孔讀經”的陰謀，緊接著，被胡適譽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吳虞將批孔推向了高潮。如果中國人認可以了近代維新者不斷堅持的維新運動，就不應當單方麵指責毛澤東的倒孔之作。
所以說，毛澤東批孔也並非一時性起，而是奉前輩思想啟蒙者的遺命而為，當然也是應破封建體製的需要而為，批孔活動並沒有導致中華傳統文化的遺失，隻是部分糟粕的遺棄。有關孔老二的研究著述中仍然有大量正麵肯定的學術部分。其目的主要是破除人們對曆史先驗論的癡迷，破除古代唯心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阻力，激勵群眾用自己的智慧創造新曆史的設想非常突出，這個過程有過激之處，也有收獲之處。
八、有關放棄對日賠償的問題
每到中日有領海爭議的時候，對日賠償的問題就會被拿出來炒作，其實大家心裏都知道於事無補，但罵罵娘以圖解解氣，當然，還是罵毛澤東的精英居多，盡管多數人皆人雲亦雲，決非心中有數。
今天，不妨再度梳理一下這個問題：
先說說《舊金山和約》(常又稱“對日媾和條約”)，會議於1951年9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與日本有外交關係的52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對於這個會議，韓國總統李承晚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提出強烈抗議，受美國支持的台灣當局也並未受邀參加會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條約簽訂的同一天，“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也落筆簽字。
事實上，在這個條約中的第14條規定：日本應對在戰爭中受到傷害的的盟國予以賠償，鑒於目前日本經濟狀態的困難，盟國在希望獲得賠償之際，也可考慮以日本人勞務(並非金錢及財物)的賠償。這一條款本身就意味著盟國幾乎都放棄了對日要求賠償的權力。結果，在“二戰”後，真正得到賠償的就隻有東南亞四國，並且都是以經濟合作或用貿易的形式，並非直接賠錢，更沒有對受害國個人進行過賠償。
該條約的細則還規定不承認日本對其原來殖民地朝鮮和台灣的賠償，僅規定日本遺留財產可雙方商量後決定，也就是說，媾和條約並不承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對朝鮮和中國造成傷害的賠償責任。(以上摘自中日韓三國共同編寫的《東亞三國史》第200頁，避免各說各話)
麵對美日間的媾和，蔣介石當然坐不住，起初對日十分強硬，並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準備，但是，在美國的調停下，最終於1952年4月28號下午3時與日本簽訂“日台和約”。締約後，蔣在日記中總結道：中日和約本月時陷停頓與決裂之勢，而以月初為甚，最後至廿八日卒告完成，然已橫遭侮辱，實已為人所不堪忍受之苦痛矣。然此約果能訂立完成，亦為我革命曆史奮鬥中大事也。(《日記》，1952年5月之“上月反省錄”)。當時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中華民國實質上已經放棄了戰勝國的權力。
1972年，中日建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聯合聲明”正文第五條中明確寫到“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這裏麵至少包含三個信息：一是共產黨大陸與日本建交的決心很大;二是大陸方麵必須明確用“中日建交”來廢棄“日台和約”，以最大誠意讓日本孤立台灣;三是聲明隻對日本國放棄賠償要求，並沒有對日本公司和個人放棄訴訟權。(中日友好協會(正統)中央本部編譯本120頁至123頁概括)
總體而言，放棄對日賠償不僅僅是國共兩黨的失誤，還包括強權美國霸道行徑的決定性影響，是整個中華民族近現代史中最悲劇的一部分，需要承擔責任的主體很多，決不是蔣介石和毛澤東所能擔責，尤其是把所有責任全推到毛澤東頭上更有失公允，曆史是一個過程，決非一個節點，為了不讓下一個悲劇重演，中國人最重要的一點是：團結。中國人的團結才是日本人最害怕的武器，一個思想和行動四分五裂的中國，再先進的裝備和再龐大的軍隊，日本都將不屑一顧。
用顯微鏡找好人身上的“壞事”容易，用放大鏡找壞人身上的“好事”也容易;把壞人身上的壞事嫁接到好人身上，把悲傷時代的圖片移植到新中國身上，是可悲可恥的;從賣國者身上努力打出一點愛國的“大事”，從愛國者身上盡可能找幾點“賣國”的罪行，都不過是對曆史化妝而已，改變不了底細，偉人有罪還是偉人，小人有功還是小人。
自己不懂曆史，就說共產黨刻意隱瞞曆史;自己熟悉的曆史，又削尖腦袋去篡改和裁剪曆史;認可曆史大方向的人都成了狗，挑曆史小節的人倒都成了良心人。把罪惡的臭屎盆扣到曆史頭上已成精蠅之怪僻，然未必能洗淨其肮髒的屁股，最終必然回頭再吃掉自己製造的廢物，讓悲劇繼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