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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讀過一本書，說北歐小國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市，在1973年8月，二個劫匪進入銀行搶劫，扣押六個銀行職員作人質與警察對峙達六天之久。終於劫匪 被製服，人質獲救。這本來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就像世界各地經常發生的銀行劫案一樣，按說很快就會被人們忘得幹幹淨淨。可是不然，下麵發生的事讓瑞典人大跌眼鏡，以為活見鬼了。
受害人被救出後，受害人對救他們的警察不感謝，對獲救也不高興，反而對警察不信任、甚至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好像解救他們的警察到成了破壞他們“美好生活”的敵人似的。受害人對警察的調查取證工作也採取堅決不合作的態度，致調查取證工作困難重重。如不是媒體此前進行了長達六天的現場報導，讓全世界都知道了劫匪的罪行，這眼前的態勢恐怕會讓警察都要犯嘀咕：這是不是幻覺？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搶劫？是不是把見義勇的好人錯當成劫匪啦？尤讓人驚奇的是， 其中有一個受害人竟然愛上了劫匪，非他不嫁，為了表示決心，跑到監獄裏去和劫匪訂婚；還有一個受害人被解救後，急不可待要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個基金 會，奔走呼號，到處募捐，為的是籌錢，打算高價請名牌律師替劫匪辯護、脫罪。真是天下怪事，於斯為盛。瑞典舉國一片嘩然，這是怎麽啦？
為了解答人們心中的疑惑，瑞典國會撥出巨款，成立專門機構對這事件進行研究。經過十年努力，廣征博採，最後得出了結論：這些人質之所以表現出 如此怪誕的行為，是因為他們患上了一種心理疾病。這種心理疾病並不是天外飛仙，並不是突然出現的新病種，而是源遠流長，幾乎與人類漫長的進化曆程相伴相依，是老掉了牙的。隻不過有時症狀不大典型、不太突出，常常被人忽略，致使人不知道有這種疾病存在而已。這一次由於各種機緣湊巧，受害人表現出這種心理疾 病的極其典型、極其突出的特征，這才引起了注意。從此，人們把這種心理疾病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研究表明，產生這種心理疾病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條件，缺一不可：
一， 受害人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二，受害人處於完全的絕望之中；
三，受害人所獲得的信息隻能是施暴者願意讓他們知道的，施暴者不願讓他們知道的信息則被屏蔽；
四，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於受害人。
病人發病後的具體表現是：受害人對是非善惡完全喪失判斷能力，對自身權益完全喪失保護欲望，往往對解救者恨之入骨，對施暴者反而感恩戴德。
依文化傳統之心理學研究同時表明，隻有極少數人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不信，我們來分析一下。
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當然也可以是一部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個國家的人。我們不難看到，從心理學與精神病理學上來看，這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現象。然而就以個體為元素的社會心態而言，曆史也呈現出一種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群。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視角：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看待社會，甚至檢討曆史事件。當然，尤其觀照的是專製的社會。
在專製社會裏，統治者與臣民的關係可類比為綁匪與人質的關係，而臣民都將與人質一樣，全部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無疑符合上述的四個形成斯症的條件。不妨我們一一對照：
專製社會最常用的統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謂暴力。每一個想要與這個專體製作對的臣民都將受到生命的威脅。中國曆史上以謀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殺無赦。統治者會反複強調這一點，目的正是“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專製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並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隻是要榨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製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於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國曆史上，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時段，都是專下的“人質”實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如果能夠保證小恩小惠，臣民們都是甘願做奴隸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是不會反抗國家“綁匪”的。
第三個條件是封鎖信息，這是專製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征，無須分析。
最後，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專製社會裏的老百姓隻有兩種選擇，即生與死的選擇：要麽反抗，被國家“綁匪”一槍斃了；要麽適應被統治，滿足被挾持，由國家“綁匪”培養成患者，培養成順民。這就是“無路可逃”的境地，別無選擇的餘地。
從這個粗淺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在專製社會裏能夠存活的，都將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們最初驚恐，接著會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無效，他們傾向於默認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甚至是習慣被挾持，依賴被統治，崇拜這些綁匪與國家“綁匪”。
比如，滿清入關時，有著名的“雉法令”：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有多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敢於挺身試法，甘願保住中原的束發習慣，而不願淪落為“披發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過去，時間過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號角吹響，剃發成為擁護命的一個身體標識。這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經身患重症的“人質”，他們留戀這根表示人質身份的辮子，為取消他的人質資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們看到，尤其在專製社會下，當權者作為綁匪的身份出現，而被侵略與奴役的臣民則以人質的角色來希圖適應這個新“綁匪”劫持與威脅“人質”的方法。我們不得不說，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賴，是向綁匪靠攏的願意被馴養狀態。
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由此，人質依賴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順民服從專製統治的一個國家政治摹本。等到這種病症日益嚴重化，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然而，如果綁匪被執法部門製服了，人質被“解救”出來。這種平衡不論從個人的心理上還是此後與人相處上都被打破。這個當年的人質，也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具有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被人淪為人質；或者尋求將別人淪為自己的人質。總之，要重建這種綁匪與人質的相處平衡。引而申之，這個綁匪與人質的關係摹擬到臣民與專製統治者關係上，亦即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國家“綁匪”被取代、被倒，那麽社會的人質——臣民就實際被解救出來。專製的統治模式的社會平衡也同樣被打破、被破壞，那麽被解放的順民，作為患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順民，也呈現出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做順民的機會，這就是那些前朝遺老們的普遍心態；或者尋求讓別人做順民的可能，這正是陳勝、劉邦、黃巢以及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的典型病理症狀。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病理學概念對曆史學的價值就是，它解釋了遺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釋了近代以來，因循守舊的清朝遺民為何要拚命維護曾經寧願流血砍頭也不要辮子的那根辮子。
就製度與社會而言，這裏所講產生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症的條件過於直觀化，它隻是提出了一種綁匪與人質患者之間關係的簡單輪廓，或者說狀態，而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病症產生的原因。我在這裏，也無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隻是探索。
首先，我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不論是在醫學範疇，還是在政治學、曆史學範疇內，都存在一個生理學上的條件反射原則，即麵對外部強大的壓力，尤其是死亡威脅，所有生物都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服從。這造成的結果是，每一種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有被馴養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個底線，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續，麵臨暴力的強權，隻有低頭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或許是源於本能反應。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他做什麽，他才會做什麽。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表現在人類社會中，專統治者對臣民的馴化，是通過各種暴力的體罰（例如懲戒性機製）、規範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倫等統治思想的滲透）以及適時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進爵等籠絡人心的獎勵機製）而實現的，結果是培養出大量“為綁匪打掩護”的順民、良民。
隻要是動物，就有被馴養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這個藩籬，這一條是根本的。
再者，人類有一種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對英雄的崇拜。這裏的“英雄”，並非單純說綁匪就是英雄，而是說英雄形象與綁匪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人類作為一種動物，其原始本能保留著一種處理問題的極端方法，這也是一個底線，即通過肢體衝突來解決問題，例如爭奪食物、爭奪配偶等利益。在無禮可講的情況下，動手成為唯一可行的辦法。誰施暴的力量大，誰就成為新的統治者與支配者，“唯兵強馬壯耳”，“槍杆子裏出政”，說到底這是一個原始的信條。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以成敗論英雄。手中掌握對人質生殺予奪大權的綁匪就是以勝者的姿態，獲得人質潛意識的心靈崇拜與傾慕。這樣的形象，通過一些熏染個人英雄主義的影片更得以傳播與彰顯。在影片中，一個匪徒被構想為英雄，人們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電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個將匪徒想象為英雄的典型。這是就個人而言的，在國家領域，專社會裏的多數人對專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傾慕與崇拜。他們是“聖上”，是“主子”，是人們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侖、蔣介石、毛澤東等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專製社會裏，如果沒有英雄，沒有“核心”，人們會感到恐慌，會故意呼籲出一個“核心”，袁世凱的上台就是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藝謀定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通過《英雄》這部影片表達了對秦始皇這個國家“綁匪”的傾慕，並且主觀地將當時的六國人全部假想為呼籲統一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其實，他搞錯了，七國時代的人還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心中沒有呼喚“核心”來綁架天下的衝動。秦始皇對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國人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開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槍頂著你的太陽穴，然後輕柔地對你說：“人的最高權利是生存的權利”，你會不會感到分外恐懼？會不會本能地順從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你將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寫罷掩卷，隱幾良久，聯想中國曆史在大禹之後的皇權發展曆程，我吃驚地發現，中國的曆史原來竟是一部全世界最大的、曆時最久的、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工廠的廠史。讓我們再來看看事實。
一,自古以來黎庶輕賤如草，生命隨時受到嚴重威協，還動輒就要夷族，一個大家族幾百上千口人統統殺光。唐柳宗元“捕蛇者說”所反映的黎庶真實生活狀況就說明了這一點。就連當官的生命也沒有保障，伴君如伴虎，就很說明問題。——符合受害人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條件。
二,中國有一句非常精彩的古詩：“大野皆為沒，孤山獨不降。”試想，當懷山襄陵的滔天洪水襲來，落水者如果能看到高聳在水麵上的山，便有了到達彼岸的希望，那怕是遙遠的若隱若現的“孤山”也會使絕望之中的人精神大振，給人生存下去的希望，給人拚搏下去的勇氣。現代海難救援的實踐證明：頑強的求生希 望是受難人在海上生存直致獲救的第一要素，其重要性超過淡水和食物，很多海難的死者不是因淹凍渴餓致死的，而是在絕望中把自已嚇死的，可見能提供希望的 “孤山”是多麽的重要！如果把某種籠罩一切的絕對權力比喻成滔天洪水的話，那麽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就是卓然立於水麵之上的、永不投降的“孤山”。當人心中 沒有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在世俗權力的垂天大網的籠罩下，猶如身在滔天洪水中，所見隻是一望無際的水麵，根本看不到陸地的蹤影，除了在徹底的絕望中把自已 嚇死之外還能有別的可能嗎？不幸，中國人內心從古到今，從來沒有出現過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熱土難離的農耕生活方式，再加上傳統文化中缺乏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符合受害人處於完全的絕望之中的條件。
三,史記上記載：“禹為人敏捷勤儉；他的行為不違道，他仁愛可親，他說話誠實；聲音高下快慢，合於律呂，（連說話都像音樂般動人？！）自身的 進退屈伸，合於法度，（連走起路來都像預先編程的機器人般毫無瑕玼！）一舉一動，皆能適宜於事理，勤勉敬謹，可以做為綱紀。……皋陶就敬謹禹的德行，教人 民法則禹，不照著去做，就用刑法來處罰。”從這段對禹品德的描寫可以看出，在四千年前，開始了對思想的控製。看來這個控製過程阻力很大，受到原始先民的廣泛抵製，因此禹的左右手皋陶是用暴力完成的。所以才有了“教人民法則禹，不照著去做，就用刑法來處罰。”的記載。把禹神化虛化後對統治者收益故然很大，卻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自此以後全民族對人能夠正確進行思考的基礎——第一判斷，即真假判斷能力的徹底喪失。看看上文對大禹的描繪，世界上會有連說話 都像音樂般動人，連走起路來都像預先編程的機器人般毫無瑕玼的人嗎？以鬼話奉為真理，自此以後，開了中國人以假充真，以假為真，不辯真假之先河，一發而不可收。到尊儒後，對思想的控製更加嚴厲，竟然延綿二千年。皇權不想讓人知道的一概斥為異端邪說。中國地理環境封閉及重農抑商政策雙重作用，造成的文化交流 量本來就極為有限，再加上皇權著意培養出的夜郎自大式的華夏中心論的偏見，（中國皇權維護這個偏見熱情之高，絕不遜於中世紀歐洲教會維護地球中心論的熱情。）在盲從的黎庶心中對接受異端更增一層心理障礙。義和團正是這種心理障礙的表現形式。當這一切都失效時，皇權就會以殺戳阻止異端的傳播。清朝皇帝聽到 海外華僑被大規模屠殺，大喜，連連拊掌稱：殺得好！殺得好！助我大清清除異類。這種事可謂史不絕書。——符合受害人所獲得的信息隻能是施暴者願意讓他們知道的，施暴者不願讓他們知道的信息被完全徹底屏蔽這一條件。
四,偶然的大赦天下，枉殺一百赦免一個；偶然的減賦賑災，取你一石還你一升；偶然的懲罸貪官，製造出一百個敲骨吸髓的貪官，懲罸其中的一個。 還有科舉考試，讓黎庶有機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盡管能獲這個殊榮的概率遠低於中彩票大獎的概率，也足以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也足以令人暇想連翩，皓首窮經，行不踰矩。——符合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於受害人這一條件。真是“四美俱，二難並”啦！在這樣漫長的時間裏，在這樣的理想條件下，有幾個人 能有幸免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自古以來，無數中國人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不自知。在陶陶然中，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知道許多權益是人與生俱來就應該有的、而絕不是什麽人恩賜的！更不知道這些權益是自大禹以來即被剝奪。乃至受到傷害茫茫然不覺，倒是偶得小恩小惠必感恩戴德，涕淚交橫。於是乎，哭爹叫媽，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於是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於是乎，清官清官大老爺，請明鏡高懸吧，拯我於水火；於是乎，山呼吾皇萬歲，吾皇聖明，恭祝再活五百年。……
嗚呼，我又不知道還能說什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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