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靈魂
原編者按：
本文係韓德強老師2011年為紀念建黨90周年所做的演講，標題為編者加。中國社會的本質是什麽?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是什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最主要的曆史經驗是什麽?當前中國社會陷入內憂外患危機日益加重最主要的曆史教訓是什麽?
這幾個重大的曆史理論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國內外、黨內外思想理論界探討和爭論的核心問題，無論”官僚資本主義論“、”權貴資本主義論“，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似乎對這幾個問題有著各自不同的認識和表述，然而這幾種理論都遵循著共同的思想邏輯：社會的本質是社會存在的政治經濟關係，它決定了社會運行的政治經濟體製，社會流行的思想文化觀念也是這個體製自然運行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和轉變是社會政治經濟關係調整的結果，最終決定這種政治經濟關係的是人民的需求和選擇。簡而言之，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人民為謀求生存和發展而自主選擇的曆史。
然而，曆史發展的真實邏輯真是如此嗎?社會主義是人民追求生存繁衍、物質享受、民主權利的必然選擇嗎?物質豐富了精神就能崇高嗎？經濟發展必然通向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嗎？對於這些問題，韓老師的文章對此有獨特而深刻的論述。
【破除迷信 整黨正本】韓德強評點曆史問題係列之一
韓德強：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靈魂
——評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經驗和教訓
今天離建黨九十周年還有三天的時間，本來是一個應該高興的時候，但是確實有點高興不起來，心情的確比較沉重。我們知道蘇聯共產黨在1991年宣告結束，國家宣告分裂;中國在建黨九十周年之際，也出現了種種危象，今天共產主義的信仰逐漸喪失掉了，信仰、信心、信任等方麵都出了嚴重的問題。實際上從改革開放至今，基本上是我們黨逐漸腐敗的過程，雖然經濟是在高速增長，但是黨和人民的距離越來越遠，黨離她的宗旨也越來越遙遠，因此離蘇共解體的那種危險可能就越來越近。因此，在建黨九十周年之際，來談一談文化建黨問題至少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就是這個黨是怎麽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第二個意義就是如果失去了某種文化，或者換了一種文化，這個黨也可以從有到無、從大到小、從強到弱，甚至最後化為煙消雲散。因此，文化問題確實是黨的靈魂問題，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一、文化對於共產黨的意義
我這個人是被很多人稱作唯心主義的。什麽叫唯心主義?就是對文化問題、精神問題比較重視，這個就叫做唯心主義。因為關於建黨就有兩種說法：第一種就是模仿毛主席那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也可以說“槍杆子裏麵出黨”，這是比較唯物主義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就是“不是槍杆子裏麵出黨，而是黨出槍杆子。”“黨指揮槍”其實就是比較文化的說法，因為你可以把槍杆子理解成比較物質性、基礎性的東西，把黨理解成比較精神性、上層建築的東西，因此“黨指揮槍”實際上就是說精神要指揮物質，政治要指揮經濟，上層建築要指揮經濟基礎;而“槍指揮黨”則是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大概是這樣的對應關係。我今天在這裏的說法有些“不經典”、“不標準”嗬，把某些被我們視為天經地義的、正確的東西放在一起了，顯得其中的有些問題、有些說法可能還值得推敲。於是文化建黨問題就顯得更虛了!如果說黨代表某種精神文化性的力量，那麽黨是什麽?黨是一群人嗬，是這群人所構成的組織，而這群人“姓什麽”就是文化問題。如果按照改革開放之後的那個說法，就是“黨員也是人”，那麽“黨員也是人”是什麽意思?就是黨員也要吃飯、也要賺錢、也要發財、也要其它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是人就要帶有人的缺點，而黨員也是人，就意味著過去的黨員“不是人”，因為斯大林同誌過去說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而他的名字本身也就是鋼鐵的意思。改革開放之前的“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是具有鋼鐵意誌的;而改革開放之後，黨員“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軀，也有物質利益”。如果將這兩種說法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差異非常大：以前的黨基本上是有信仰、有追求、有靈魂的黨，所以黨員就不是凡人，當然他也要有吃喝，但是他吃喝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後來“黨員也是人”的說法，基本上就是說理想、信念那些東西其實都是空的，而吃喝拉撒睡這些東西才是實在的東西。其實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就是把過去的一個有精神、有信仰的文化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圖的文化，因為黨的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所以黨本身也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最近有一部大片叫做建黨偉業，有人說這部片子最好別放給大學生看，因為大學生看了之後如果都去建黨了那還得了?但是反過來說，大學生現在倒是不去建黨，但是都幹什麽去了呢?可能都發財致富去了。而像毛主席、張國燾、王盡美等這樣一批去建黨的青年當然也是要吃飯，也是要穿衣的，但是他們想的是以區區五十多人，十三個黨代表要改造中國與世界，在旁觀者看來，這群人整個就是一群瘋子，但是也正是這群瘋子，後來就真的把中國給改變了。其實像“瘋子”“傻子”這一類的說法我們也聽多了，別說是建黨像瘋子，就是陶行知當年想辦學，想提高國人的教育程度和國家意識、自強意識，也被人視為傻子。那麽什麽是傻子?在唯利是圖的人看來，凡是那些賺錢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的什麽目的的人，就都是瘋子和傻子，如果更準確地定義一下，就是“有文化的就是瘋子和傻子”，而沒文化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它的邏輯就是這樣下去的。那麽後來像毛主席這些傻子、瘋子、有文化的人，就建立起了這個黨，而且這個黨還和物質世界互動，成立了新中國。
毛主席有一句話是啟發我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重新解讀的關鍵的一句話，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但是看到這句話之後就覺得這句話非常重要。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句話當時對於我來說就像“電擊”一般，因為我此前接受的是“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他又說“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那就意味著“政治決定經濟，精神沒準還要決定物質，上層建築也可能還會決定經濟基礎”。毛主席大概還有一段補充，意思大體就是：路線正確了，方向對頭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反之則是有人可以“丟人”，有槍也可以“丟槍”。我後來一想，那個“人”和“槍”是什麽?都是物質基礎。而他現在說的是路線要是正確了，方向要是對頭了，物質就會跟著來;而路線和方向要是錯誤了，物質也就會跟著丟。那麽到底是誰決定誰?這個就是一個重大的、讓我很深入關注的一個問題。後來，我形成了一個基本表述就是：精神來自物質，受物質製約，但主導物質;上層建築來自經濟基礎，受經濟基礎製約，但是主導經濟基礎;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線正確與否來自物質世界，受物質世界的製約，但是會主導物質世界。甚至還包括“黨來自群眾，受群眾製約，但是主導群眾”，這樣整個一係列的表述都會出來了，而這一係列的表述就特別接近所謂“文化建黨”的邏輯。文化是什麽?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強大的組織力量。沒有文化，我們都追求各自的物質利益，是根本組織不起來的，是分散的。
《國際歌》中有一段著名的表述就是“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他們消滅幹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問題在於，那些毒蛇猛獸是幹什麽的?怎麽樣才能把他們“消滅幹淨”?實際上作為單個的個體，作為單個的無產者，如果沒有文化的力量，你沒法消滅他們，而總是受他的統治、剝削，你的勞動果實也總是會送到毒蛇猛獸的盤子中去。共產黨宣言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是靠什麽才能聯合起來?單是因為我們是無產者就能聯合起來嗎?我看不容易聯合，因為缺乏精神力量就聯合不起來，無產者隻有具備了解放全人類的思想才能夠聯合起來。以前讀書的時候就以為無產者天然地就可以聯合起來，但是後來逐漸感受到不是這樣。如果是作為一個普通的無產者，作為一個工人或者一個貧農，他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要去改造這個世界，去推翻這個舊的秩序，而是要解決怎麽樣吃飽穿暖的問題，而與其要聯合起來改造了世界之後才能解決吃飽穿暖的問題，那還不如現在就到某個資本家那裏去打工，這樣就有可能馬上吃飽穿暖。你隻要這麽一想，也就被資本家剝削壓迫了，但是就要解決那個吃飽穿暖問題的路徑而言，則要比那個聯合起來改造世界的路徑短得多，因為你若是要去推翻整個資產階級再來解決吃飽穿暖的問題，這個途徑是非常艱難、非常遙遠的。
如果按照“經濟人”的觀點：無產階級幹嘛要聯合起來推翻舊社會和資產階級呀?那個風險太大了，代價太大了，還不如該幹啥就幹啥去。所以，如果從直接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角度出發，無產者是聯合不起來的，在這裏我可以放心地說這句話。其實當年列寧在俄國從事革命運動去組織工人的時候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他去組織工人運動，希望工人們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但是工人會說：團結起來幹啥?列寧說：團結起來去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去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工人們就覺得：那件事太漫長、太艱難，不是我們幹的，我們能幹的就是聯合起來罷工，漲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縮短工時，這個是比較實實在在的，就是說讓資本家“可持續剝削，而我們工人接受資本家可持續統治”，這個比較實實在在，而要推翻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製度，這件事特別不靠譜。列寧正是在和工人反複的交往和爭論之後，才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意識必須從外部灌輸進去，而不是工人自發意識的產物。這就出來問題了，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思想，並不是無產階級自發產生的，而是像馬克思和列寧這樣的人從外部灌輸進去的，啟發進去的，工人階級本身的覺悟並不見得有多高。在這個地方，列寧跟馬克思有重大的差異：馬克思就認為工人階級天然地大公無私，最有組織性和紀律性;而列寧則認為不是這樣，工人階級也一樣受統治階級思想的影響，也是比較短視的，也是比較自利的，也是比較物質化的。而要真的出來一批大公無私的、最有組織性和紀律性的、能夠為無產階級的整體解放而獻身的這樣一批人，就必須具有遠大的理想，擺脫工聯主義狹隘思想束縛，以這麽一個先鋒隊去啟發工人階級。那麽工人階級就成了經濟基礎，而先鋒隊就成了主導力量。
所以無論是俄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它們的成功都是因為有了一種強大的先鋒隊思想，一種先進的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理論，才有可能去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而有了這麽一個黨，才有可能去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才有可能領導人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才能完成一個文化建黨的過程。所以，我跟很多人討論的時候都說：實際上毛主席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個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什麽出槍杆子呢?是黨出槍杆子。那又是什麽出黨呢?是文化出黨，文化建黨。邏輯得這樣貫通下來才行。但是，當我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很多人就不高興了，就會說“這不是唯心主義嗎?”反正我是承認心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我也承認心是來自物質的，受物質製約，但是它主導物質。隻是在最後這一點上，我跟很多的在我看來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拉開了距離;甚至在辯論急了的時候，我都會說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我強調精神的作用非常強大，當然承認它受物質製約，也來源於物質，但是畢竟是起著主導作用。
上麵就是我要說的第一點，也就是說文化非常重要，對於一個組織來講，文化其實就是組織的靈魂，有靈魂你就逐漸有了軀體了，而沒有靈魂軀體可能也就逐漸散掉了。這個也比較符合我後來所講的中醫的思想，中醫所講的通俗一點就是說人就是一口氣，氣沒了命也就沒了，人活一口氣嘛。當然，還有一個更精致的表述：人其實就是一個精、氣、神，神散了氣也就跟著散了，氣散了精也就跟著散了，人也就完蛋了。所以，一個人炯炯有神的時候，精力一定比較充沛;什麽時候目光失神、神散掉的時候，他的身體可能就已經開始垮下去了。這裏我是把組織和身體做了一個類比，如果說是文化建黨的話，那麽也可以說是精氣神去引領你的身體。
二、用什麽文化建設共產黨?
第二個問題就是用什麽文化建黨?蔣介石的文化也建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建黨，不是不建黨。所以，文化建黨的含義既可以適合於中國共產黨，也可以適合於國民黨，也可以適合其它各種各樣的政黨，其實都是帶有文化特點的。但凡是組織都有一定的文化，區別就在於其目標是什麽，理念是什麽，這些目標和理念是不是能夠具有影響力和滲透力，是不是真的有人去身體力行，這才是要害。如果說是文化建黨，那麽蔣介石也說文化建黨呀，可是他最後為什麽被共產黨打敗了呢?因為蔣介石的那個文化建黨實際上是虛晃一槍，隻是要國民黨黨員有文化，但是他自己是缺文化的;也就是說要求國民黨黨員精誠團結，但是他自己卻在玩那套勾心鬥角的東西，最後就導致國民黨內部派係紛爭非常激烈：嫡係和嫡係之間，嫡係和雜牌軍之間，雜牌軍和雜牌軍之間都相互猜忌、相互排擠、相互擠壓，最後一支龐大的軍隊，一個統治遼闊地區的大的政黨，就被一個小政黨，被一支小軍隊給打敗了。所以，國民黨也不是沒有文化，其實它也標榜一些文化，但是文化這個東西需要的是身體力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可能是假的。所以假設中國國民黨的領袖是孫中山，真的是大公無私的，沒準共產黨後來都可以不必獨立建黨，還可以繼續跟國民黨合作，那也就不會發生四一二大屠殺，而中國的曆史可能整個地就改變了。但是孫中山去世了，蔣介石這樣一個不爭氣的人當了國民黨的領導，所以國民黨後來就成了“刮民黨”“禍民黨”“壓民黨”，是吧?這樣才被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這種特點是它從頭就具有的，其實在孫中山時期國民黨內部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相對而言也是弱的、渙散的，犧牲精神也是不夠的，因為國民黨中有一群地主呀、資產階級呀、官僚資產階級呀，以及這些人的孩子們，是這樣一些人組成了國民黨。這種組成法就很難談得上犧牲精神，或者說犧牲精神相對較弱，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就比較渙散，就沒有凝聚力，後來就容易散掉。而共產黨的構成出身相對比較貧寒，在他們那裏，拯救國家、為窮人服務的思想更真誠、更強烈、更具有犧牲精神。因此，之所以後來共產黨會越戰越勇，其實是因為共產黨是一個“窮人黨”，而國民黨卻是一個“富人黨”。富人黨就比較物質主義，而窮人黨，精神力量就比較強大，窮人跟富人拚什麽?拚槍拚不過富人，拚錢也拚不過富人，那就隻能拚精神，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的辦法。所以，窮人黨要成長隻能是一個“精神黨”，是一個精神力量強大的黨。所以文化建黨確實存在一個“什麽文化”的問題，以及是否身體力行的問題。
在共產黨內部其實也有一個什麽文化建黨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早期經曆的挫折比較多，四一二大屠殺就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此前還有一次比較大的挫折，是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被鎮壓;而四一二大屠殺以後，又有了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又是一次重大挫折。於是，你就會發現，僅是有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僅是有了馬列主義理論的教導，可能也仍然無法去戰勝強大的敵人。這就涉及到文化是否精致、是否符合實際的問題。當然，我這裏用的“精致”跟有些人用的“精致”不一樣，有的人認為在鼻煙壺上麵去刻寫一部《紅樓夢》叫精致，而我認為這個不叫精致。我所講的“精致”是：什麽文化既具有強大的精神凝聚力，又具有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清醒感，這個才叫精致。所以在我的體會中，馬列主義相對而言是比較粗糙的：它們本身就有粗糙的成分，再加上王明、博古理解的方麵更粗糙，兩層粗糙疊加在一起，就會使得我們的目標和現實距離非常遙遠。遙遠到什麽地步呢?毛主席曾經批評我們黨內的一些教條主義說“豬撞了南牆還知道回頭，而我們黨內有些教條主義撞了南牆就不知道回頭。這樣的話不僅是在1958年批評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時候說過，其實在井岡山批評教條主義的時候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毛主席反複說”飯要一口一口地吃，路是一步一步地走。可是就有人聽不懂，就天真地以可以一省或者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可以以城市中心進行武裝暴動，而完全不顧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力量差距之懸殊。他們相信自己有至高無上的道義力量，這個也沒有錯，但是道義力量要轉化為現實力量必須要有一個過程，這是一個最讓人困惑的地方。完全的物質主義者說“什麽道義力量，那都是胡扯!有奶便是娘。”這個是特別唯物主義的。另一麵則認為有了道義力量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完全不顧現實條件。要把兩者結合起來是挺不容易的。
我們現在的中央黨校寫著的校訓叫做“事實求是”，我覺得這個隻說了問題的一半，因為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嗎?是的。但是她也是最不實事求是的，你說還有比要解放全人類、改造全世界的目標更不實事求是的嗎?在井岡山時期七八百人和槍的時候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比這個更不實事求是、更不切合實際的嗎?沒有嗬!所以我們黨是最切合實際和最不切合實際的一個結合。如果單純地強調其中的一麵，就會走向後來的唯利是圖，走向庸俗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所以黨校的校訓本來應該寫兩條：第一就是要有共產主義的理想，第二才是實事求是。如果隻講實事求是，那小偷偷東西也是絕對需要實事求是的，如果不實事求是他就偷不到東西，或者偷了東西會被人家抓獲。實事求是其實是任何人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須遵守的一個遊戲規則，沒有別的辦法。所以如果共產黨隻講實事求是的話，那人家批評你“跟國民黨有什麽區別!”你還真的就說不出來。蔣介石難道就不想實事求是嗎?非常想實事求是，隻是方向不一樣而已，但都是需要實事求是的。在這個意義上，尋找一種什麽樣的文化，既具有遠大的理想，又是可以腳踏實地的;既可以是不切實際的，又是最切實際的，這的確是一件最大的難事。這件難事後來被表述為“毛澤東同誌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樣就找到了一條中國革命之路，這樣就把兩者結合起來了，這是一種說法。但是我的說法呢可能就有點“過分”嗬，因為我覺得毛主席可能是謙虛了一點。為什麽這麽講呢?因為如果馬克思回到1933年的時候來到井岡山跟毛主席辯論的話，那誰會當老師還真的說不清楚，沒準是毛澤東要當老師，而馬克思要當學生的!毛主席的創造性真的是很強大的。
我們這一百五十年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其實是有很大的教條主義傾向的，表現之一就是所有的祖宗牌位都不能動：馬克思不能動，恩格斯不能動，列寧不能動，斯大林不能動，所有的人都不能動。如果都不可以動，那麽“揚棄”的概念就沒有意思了，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絕對正確的。其實為什麽會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就是因為都有修正，都有發展，都有揚棄，都有否定，這個“否定”是否定之否定，而不是全盤否定，是有繼承同時又有否定。毛主席比較謙虛，說自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就是說毛主席隻是做了一道應用題，原理是馬克思已經弄好的，他隻是用這個原理來解了中國革命這道題而已，那樣也就沒有創造性。其實真的不僅是做了一道應用題而已!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原理層麵上有很多重大的突破，而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在思想、文化、組織這個領域的突破。馬克思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是比較強的，他認為隻要是無產者就一定能夠聯合起來，一定能夠團結起來，這種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實在是太強了。倘若真的要聯合起來那就一定要有組織，而組織就一定要有思想，思想就一定要真誠、一定要符合實際!這麽一套邏輯下來，毛澤東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層麵做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毛主席太謙虛了，我們一貫都是中國風格，“你說的都是對的，我說的隻是你說的內容的應用。”但是這裏麵就會留下漏洞，因為有的人就會說“你看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而你毛澤東沒有這樣說，所以你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你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至少我們今天就出現了這麽一批教條主義者，說“馬克思是這麽說的……”他說過沒有呢?還真的說過。問題是馬克思那時候本身也是個年輕人，也是缺乏實踐經驗、缺乏鬥爭經驗的，如果給他中國革命實際鬥爭的經曆，他的理論可能要被重寫，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自在、永在”的一個東西，那他不就成神了嗎?馬克思主義既不是自在的，也不是永在的，而是從現實生活當中來的，也是要受現實鬥爭的修正和批評的。我相信如果他還在的話，肯定也是這種精神;但是後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偶像化，以為這樣是尊重馬克思，其實恰恰是害了馬克思!所以 ，“用什麽文化建黨”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所倡導的理論，包括他自己身體力行所踐行的文化，那不但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甚至也是解決世界問題的不二法門。我說的這個話可能會使有些老同誌聽起來感覺不太爽嗬。“不二法門”，這不是佛教的語言嗎?怎麽又出來了?你這整個不就是個“封資修”嗎?其實在我看來：我們這場偉大的革命，成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它成功原因的解釋是不夠成功的，留下了很多漏洞和很多自相矛盾的東西。為什麽後來的黨容易變修、容易變質呢?其實它的解釋體係就是有問題的。我後來體會過：中國共產黨1949年進城以後，馬上就遇到一個執政的問題，麵臨一個建設的問題，麵臨一個大學怎麽辦、課程怎麽設置、教材怎麽選的問題。選來選去，當然我們選的都是馬列的著作，包括斯大林的著作，而毛澤東的著作似乎就顯得不像教科書，因為它實踐性非常強，靈活性非常強;而馬克思的著作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結果馬克思主義那種過強的物質主義的東西最後就被利用，成為對社會主義的一種質疑。你會發現，1949年以後的中國，因為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所以人民群眾的幹勁衝天;但是如果按照物質主義的觀點，“你們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怎麽可能這樣幹勁衝天?”毛主席強調”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會強調物質決定精神。這樣雙方在理解上就會出現很大的差異，最後，就會有一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毛主席在搞一種空想的、農業的、封建的社會主義，而且這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出發得出的這樣一個結論。其實，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還真的可以這麽理解。但是，不封建的、不空想的、“不農業”的社會主義是什麽?他們說“那隻能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後來整個的資本主義“補課論”的來由。所以“補課論”的來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當中物質主義的色彩太強，階段論的色彩太強，生產力決定論的東西太強，而這些東西實際上既不能解釋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不能解釋中國建設的成就。所以我就說用什麽文化建黨真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今天就顯得尤為突出!
三、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核心文化
第三，就是如何理解這個文化的問題。在中南海外牆的影壁上寫著兩句話，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這兩句話，毛主席又一次曾經向他的侄子毛遠新做過專門的解釋，這個解釋很多人也都知道。為什麽沒有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呢?這其中就有一個奧妙。也就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直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隻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但是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怎麽分?我覺得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說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件事情，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主流的“反思”大概就是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因此犯了重大的錯誤。但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一個就是從物質角度理解，另一個就是從精神角度理解。從物質角度理解，就是重化階級成分，把新富裕起來的那些人當作“新階級”打倒，把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群體當做官僚資產階級打倒，這個是一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路;而同時還有一種思路其實就是“抓革命促生產”，實際上是以精神鼓勵為主，以物質鼓勵為輔，這個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如果是作這種理解的話，那就比較精神性。比如說像陳永貴、王進喜這些人，他們是在大寨、大慶那裏抓階級成分劃分嗎?沒有，而是因為有了陳永貴這樣的一心為公、一心為集體，不怕苦、不怕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它是精神激勵為主，物質激勵為輔，或者是物質方麵接近於平均主義、大鍋飯。它是精神激勵為主，物質激勵為輔，或者是物質方麵接近於平均主義、大鍋飯，結果就把大寨建設得很好，所以像這樣去抓思想革命，確實可以促進生產。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間包括前三十年在工業技術方麵為什麽會有飛躍性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進步，就是因為廣大的幹部、技術人員、工人、農民具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熱情，這種熱情是一種精神動力，這種精神動力過去打敗了國民黨，後來又建設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所以我說抓革命、促生產可以從物質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從精神角度去理解，毛主席的思想當中這兩種成分也多少都有，但是在我看來，當他說農業要學大寨，工業要學大慶的時候，其實是要更重視精神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有一個血統論的思想。血統論是誰的思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其實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思想，“惟成分論”其實就是物質決定論，也就是說你是什麽樣的出身，就決定了你有什麽樣的思想。這是不是物質決定論?而毛主席的思想不是物質決定論，物質決定論的劃分放到政治層麵上就是“成分決定論”，而他不是這樣，他的思想是“有成分論，但不惟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這個實際上就相當於我前麵講的那三句話，即“精神來自物質，受物質製約，但主導物質。”這個邏輯是嚴絲合縫地對應的。毛主席的思想則是強調重在個人表現，重在你個人的活的思想，他是這樣去理解精神物質關係的。因此，如果你真的去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思想，那還真是天衣無縫的，還真的找不出毛病。有人把這個理解成血統論、成分論，理解成物質決定論，最後又把所有這些錯誤都強加到毛主席的身上，他老人家如果地下有知的話恐怕會很不安嗬!“如果是我的東西，我是願意承擔的;可是如果不是我的錯誤，那憑什麽要強加到我的頭上呢?”這件事情是有問題的!但是毛主席說的“有成分論，不惟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這三句話，操作難度比較大。因為“個人表現”你該怎麽去把握呢?如果是成分論，那就比較清楚：他老爹是地主，那麽兒子也是地主，該怎麽對待就很好操作、很簡單，政策界限很容易掌握。可是你一旦說“有成分論，不惟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這個操作起來實在是太難了。因此，下麵的幹部執行的時候就容易搞一刀切，搞惟成分論，事情是這樣的。
不管文革時期有什麽樣的錯誤，但是有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就是要讓全體人民都關心國家大事;而你隻要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祖國建設，就不太可能過於自私，不太可能過於唯利是圖。但是改革開放以後來了一個大轉折，就是“國家大事不是你普通老百姓該關心的，你也甭關心了”，老百姓關心國家大事就會亂了套，就會變成無政府主義，就會變成是“亂批、亂鬥、亂揪”，就出來了這套邏輯。所以就告訴老百姓“你隻要考慮怎麽樣吃飽穿暖小康，國家大事由我們這幫人來管。”可是當老百姓真的不管國家大事的時候，那一定會把精神力量給喪失掉。而且還不僅是老百姓的精神力量喪失掉了，那些擁有關心國家大事權力的人是不是真的關心國家大事呢?恐怕也不關心，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特權、如何官商勾結等。於是，這個黨的文化就從“為人民服務”轉化為“為人民幣服務”，一旦轉到這裏，文化建黨的問題就變成了“文化敗黨”的問題。為人民服務的文化可以建黨、強黨;而為人民幣服務的文化可以弱黨、敗黨甚至還可以無黨，哪一天這個黨可能就被人推翻了、消失了。
當然，我這個話說得可能比較嚴重，我們這個黨裏麵還有沒有為人民服務的力量?有沒有為人民服務的人?有沒有為人民服務的因素?我看這些因素都是有的。我有一個大體的比喻，我說我們今天的黨有點像一棵大榕樹。諸位去過廣西、廣東一帶看過大榕樹嗎?大榕樹的特點跟其它的樹都不一樣，別的樹都是隻有一個樹根，其它的長上去的全都是樹枝、樹幹、樹葉;榕樹不一樣，一個樹幹長上去了，但是從樹枝上又掉下來很多須須，這些須須紮到地上又變成樹根，而那些從上麵掉下來的須須所長成的側根，反過來又可以支撐那棵榕樹。實際上從文化建黨的角度看，毛主席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這棵大榕樹的主幹，當然很不幸，由於身體壽命的原因，這個主幹不在了;主幹不在了之後，當時就有很多人提出共產黨要完蛋，會垮台，1979年鄧小平開理論務虛會，針對的就是這個風潮，就是有人要解散共產黨嗬，主張幹脆把共產黨這棵大榕樹砍掉算了，有人是這樣想問題的。毛主席去世之後這棵大榕樹確實是發生了一些變化。其實這棵大榕樹上掉下來的那些須須再紮到地上變成側枝的過程，其實相當於什麽?相當於是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共產主義的信仰、理想變成一些幹部的自覺行動，他們和人民群眾結合，掉到地上，變成側枝，無論是王進喜還是焦裕祿、陳永貴，那就相當於是毛澤東思想感化下、影響下出來的一種精神力量。他們和人民群眾結合，最後在全國各地就有各種各樣的骨幹、勞動模範、優秀黨員、優秀幹部，這些人相當於無數觸須掉到地上，紮在地上，跟人民群眾結合，然後去托起這棵大榕樹。
毛主席去世之後，就開始有人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毛主席之後就使得這棵大榕樹的側枝變得不再堅強，本來相信為人民服務一定是好的，可是後來有人說“你也得為自己服務一點呀!”他就開始慢慢動搖，於是那個側枝也就會慢慢腐爛，有些根須就會逐漸軟化，然後那個大榕樹就會越來越支撐不住。茅於軾為什麽要攻擊毛主席?因為把毛主席這個主幹徹底妖魔化了之後，實際上是把大榕樹掉到地上的所有那些側枝的精神動力統統都給切斷了，切斷之後這棵大榕樹就會轟然倒塌。這樣他們推翻這個黨和政權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了，然後他們就可以作為“帶路黨”把美國引進來，在我們這棵大榕樹已經被砍倒的情況下，他們再來放火燒荒，來統治中國、耕耘中國，他們大概會是這個意思。
當然還有一些左派帶路黨。他們的特點是：看到這課大榕樹逐漸腐爛化，看到其中不斷出現的剝削壓迫的東西，但是看不到我們黨成長過程當中精神文化的力量，以為這個黨就是靠利益起來的，因此現在既然你不再站在工農的一邊了，你的利益不再跟工農在一起了，那你就該倒了。他們想得很簡單，就不知道這個黨看上去是個利益現象，其實是個文化現象。我的態度是很清楚的：我們黨和國家確實是危機深重，但是怎麽去解決這個危機?是推到重來嗎?我的意思就是“與其推倒重來，能不能努力讓這個黨逐漸恢複其健康的因素?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重新高高舉起，把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重新注入黨的肌體，讓這棵大榕樹所有那些紮到地上的側枝重新變得堅強有力。這棵大榕樹如果能夠長大長高，其實可以為無數人在這棵大榕樹下築巢、建窩、安居樂業遮風擋雨的。所以我們不希望它真的倒下，但是我們很痛心它可能要倒下!
我們這個社會非常願意有極端，可能有時候會走到隻強調精神、不重視物質的路子上去;而因為有了這個極端，幹脆就走到隻強調物質、不提倡精神的另一個極端上麵去。這些在我看來其實都是有偏差和錯誤的。我們諸位坐在這裏，其實都是既有物質又有精神的，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物質嗬，吃喝拉撒睡是我們的物質，如果我們一刻停止呼吸了，大腦就馬上停止思考，精神立刻就失去了其依附對象。可是我們活著的時候，大腦就都在支配我們的身體呀。是不是說我吃的是韭菜，腦袋裏就一定想的是韭菜，吃的是大蔥，腦袋裏就一定想的是大蔥?其實不論吃進去的是山珍海味還是樹皮草根，我們腦子裏該想什麽還是想什麽，根本不受那個胃的約束。當然得有東西吃，這是一個約束，但是那些烈士犧牲的時候，那幹脆就不受身體的約束了：刀架到脖子上，投降是物質主義的，不投降那才是精神力量嗬。所以有一個右派叫李澤厚，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活命哲學，首先得吃飯穿衣，然後才能從事文藝、上層建築等。所以當刀架到脖子上的時候，連生存都有問題了，你還堅持共產主義信仰，那不是違背了物質主義嗎?
到了這個地步，你就會發現物質主義這個東西確實是個大問題，它跟唯物主義有交叉，還真是不太容易分清楚。我們今天很多人唯利是圖，給自己的那個辯護詞全都是說自己是唯物主義的，而那些精神、理想全都是空想、全都是唯心主義嗬!我後來多次體會過，比如說像張維迎這樣的人，他主張要產權清晰，我看這個主張非常唯物主義呀!就是說一個國有企業的老總，你把這個國企給他了，他肯定好好工作，因為他是為自己工作了。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嘛，他一定好好工作。你看這個“產權清晰”是唯物主義的吧?可是我說這個國企的老總他拿了國家的工資之後，其它的就不要再考慮了，就應該以愛國主義為動力，去搞好國企，去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張維迎就說我這是唯心主義呀，我一聽也是嗬。我們今天這幫提倡市場經濟、提倡製度迷信、提倡產權清晰的人，是在用物質主義、唯物主義的邏輯在進行改革開放的設計呀!而但凡像毛主席說的那樣“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要有一點覺悟的，是要為人民服務的。”那人家就會說“那為人民服務，你的身體怎麽辦呢?那不就是唯心主義嗎?”他的邏輯就這樣出來了。高尚全就因此而顯得比較唯物主義，而我這個就顯得比較唯心主義。
所以今天借文化建黨這個話題，實際上也是在討論一個哲學命題，就是物質精神的關係該怎麽認識?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該怎麽認識?在我看來，這些大的問題如果不解決，即使是一個左派，他的腦袋也可能會被鏽住，也可能會缺乏戰鬥力，也可能是一旦有機會處於領導崗位，就會變質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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