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劉少奇從合作到分歧真實
華嶽論壇 文史摘編雜誌
毛澤東曾確立過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華國鋒另當別論）。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被毛澤東本人所親自廢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則是被毛澤東和林彪這一對患難與共的生死戰友共同的黨內對手所合謀廢除。
對劉少奇的廢除，後人對於表麵的基本事實沒有分歧，爭議在於毛澤東出於何種原因廢除劉少奇。對於林彪的廢除，即便是在基本事實上，後人恐怕也不能達成一致，更不用說被廢除的深層的原因。我想，當我提出“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共同的黨內對手所合謀廢除”這一論斷的時候，可能就有讀者說我是故作驚人之語，嘩眾取寵。林彪的問題，待到討論“913事件”時詳細分解，本文隻討論劉少奇。
許多人關於劉少奇的認識是感性的：他革命有功，自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就是毛澤東的堅決支持者；他是毛澤東思想的提出者，還在1945年做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建國後，他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在戰後恢複國民經濟的過程中居功至偉，“大躍進”之後，他“實事求是”，積極承認“大躍進”的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相食，是要上書的”。這樣優秀的一位毛澤東的接班人，卻被毛澤東通過親自發動的文革，殘酷打擊迫害致死。
任何人，一旦不顧曆史本來的真實麵目，隻顧簡單羅列似是而非的事實，又不顧各種簡單事實是否確實成立，簡單事實之間是否存在真實的邏輯聯係，那就不難得到一個印象：毛澤東和曆史上所有封建帝王一樣，“飛鳥盡，良弓藏”，坐穩了江山，就開始殺功臣。劉少奇是這樣被殺的功臣，彭德懷，賀龍，也是這樣被殺的功臣。當這一認識成為不可動搖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誅殺和迫害革命功臣的運動，就是一場民族浩劫的結論，也就不可動搖了。
這樣的曆史解讀，具有現實合理性，卻毫無曆史合理性。究其實，它是建立在符合總導演的“政治正確性”的兩個參照係之上的：第一個是封建家長製體係，第二個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體係。在第一個參照體係之下，毛澤東成為封建家長或者封建帝王，和秦始皇無異，完全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隻有那些被他迫害打擊過的，甚至迫害打擊至死的，如劉少奇，才是具有現代意識到的國家管理者。在第二個參照係之下，毛澤東晚年（1956年之後）搞社會主義，是逆世界曆史潮流的，是完全錯誤的，而主張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新階段論”（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的劉少奇才是正確的。
毛澤東一生的事業，尤其是晚年的事業，是與社會主義不可須臾分離的。任何人，進入那一段曆史，如果不能緊緊抓住“馬列毛的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嚐試”這個關鍵線索（這是本來的真實線索），闡釋出來的曆史就不是真實的曆史，闡釋出來的毛澤東就是不可信的毛澤東，相應地，那些被用來證明毛澤東錯誤的的曆史人物和事件，如劉少奇和文革，都必須放在曆史的本來視野中重新加以審視。凡是真正心係民族未來命運的人，必須重返曆史，虛心向曆史請教，以便把那口曆史深井的井口修複，把井水表麵的浮渣撇去，供後人隨時自由地靠上去，取一瓢曆史的清泉飲用。
毛澤東與劉少奇1922年初識於安源煤礦工人運動期間。當時還有一位重量級人物，就是留法歸來的李立三。劉本人是留蘇歸來的。
1927年蔣介石“412大屠殺”之後，劉少奇受命到華北、東北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毛澤東則受命領導秋收起義，走了公開的武裝鬥爭的道路。劉1931年第二次赴蘇聯學習，1932年從滿洲省委書記任上調中央蘇區，漸漸與毛的交往多起來。1935年瓦窯堡會議之後，劉被派往河北組建中央華北局，成績突出，還發掘出一大批青年地下黨骨幹，如彭真、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李雪峰、蔣南翔、劉仁、徐冰、鄧拓、胡喬木等。這些名字在1949年後的曆史中出現的頻率之高，是不需要特別強調的。
劉在1937年被召回延安，在1938年完成《關於白區黨組織和群眾運動》、《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理論著作。它們被毛推薦為黨內教材，要求黨員必讀。1942年，劉協助毛開展延安整風。1943年，劉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也有資料顯示，劉隻是借用了其他人更早提出的這一概念），隨後進一步提出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政治工作的指針。在1945年7大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將毛澤東思想正式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1945年任弼時主持起草《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經過全黨廣泛討論、反複推敲、認真修改，在批判王明、博古、李立三、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錯誤路線的同時，特別肯定了兩條正確路線，一條是蘇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武裝鬥爭路線，一條是劉少奇為代表的黨的白區地下鬥爭路線。這也顯示，自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和劉少奇搭檔在全黨的決定性地位被確立。此時，劉在黨內的位置緊隨毛，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劉躍升太快，坐飛機到這個位置，曾引起許多元老級人物對毛劉二人的不滿。毛不得不出麵化解黨內對劉的信任危機。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為防萬一，離開前正式宣布劉代行黨政軍領導責任。這意味著毛如有不測，劉將自動成為全黨全軍最高領導人。1946年，胡宗南20萬大軍撲向延安，毛讓劉、朱德率中央機關幹部過黃河，進入更安全的河北冀中根據地，自己則和周恩來、彭德懷和任弼時留守十分危險的陝北，以少量兵力與胡宗南周旋。毛澤東這一安排用心十分良苦：如果自己有不測，那麽能夠對劉少奇的權力構成威脅的周恩來和彭德懷也不能身存，革命事業將由劉少奇在忠厚老實的朱德輔佐下繼續向前。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的真正目標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從而遭到劉少奇等人的圍剿；1962年7千人大會期間，劉少奇說“誰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懷不能平反”；文革中，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周恩來對於劉少奇的“遭遇”“冷眼旁觀”……。如果將所有這些事件聯係起來看，就不難看到1942年延安整風的後果和隨後毛澤東精心培養劉少奇接班，對於劉少奇來說是福禍並存。
三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戰爭年代的合作很好，沒有重大分歧。原因是幾方麵的。
第一，劉在完全進入延安中央機關之前，主要是在白區領導地下鬥爭，二人沒有產生重大分歧的位置條件。毛和劉自安源一別，再相聚已經是1932年，共產黨已經走過了1920年代這個多事之秋，其間，毛澤東與黨內其他許多人發生分歧，但劉少奇基本是在白區領導地下工作，沒有卷入中央所在地的許多是非之中，與毛無從發生分歧。劉1932年到中央之後，對中央實際人脈關係和許多具體情況沒有熟悉，不會對中央的事過多說三道四，也就不會與包括毛在內的任何派別產生直接衝突。不久之後，劉又於1935再去白區，回來是1937年，這時毛澤東已經用無可爭辯的實際成就，戰勝了其他教條主義者，得到了黨內大多數人的擁護，劉也看清了毛的正確性，必須接受現實，並適時加入毛澤東的正確派陣營。
第二，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進行，第一階段是實現最低綱領，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是取得政權，取得政權是要以許多誌士的頭顱為代價的，因此這個目標是可以用尺子拉出明確界限的，是剛性的，誰是誰非，誰正確，誰錯誤，可以用戰爭中的勝負來做直接的衡量。自井岡山的鬥爭以來，許多曆史事件已經證明毛澤東比他的任何戰友都更正確，以至於曾聯合其他人罷免了毛澤東權力的陳毅，吃過苦頭之後，不得不反複央求毛澤東出來領導軍隊，挽救革命。有毛澤東的軍事指導存在，劉不可能再有超越毛澤東的更好的軍事理論。因此，劉在內心對毛澤東的武裝鬥爭的一套理論和實踐應該是心服口服的。
第三，正因為1949年前全黨的目標就是贏得戰爭，取得政權，毛劉都還沒有機會展示各自的治國理念，有理念也都不成熟，更沒有機會實踐。此外，劉即使在1937年之後成為了中央核心成員，直到1949年，從來沒有以一號人物的角色實質領導全黨的事業，因此，即使治國理念與毛澤東不同，也無法顯示出來，更無從與毛的產生分歧。
在1949年後，情況發生變化。首先是二人之間的地理位置的距離沒有了。毛住豐澤園，劉住福祿居，二人一牆之隔。毛劉常可以在飯後散步相遇，找一塊石頭一起坐下，暢談一番。毛澤東說的“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就是這個情形的產物。其次，政權既然已經取得，各自的治國理念就要在具體的實踐中體現出來。毛澤東心中裝著的是革命的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而劉少奇心中裝著的還是他自己1946年修正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得到的《新民主主義新階段論》。其要點是，在執政後要發展生產力和繁榮經濟，確立社會的經濟基礎，等有了經濟基礎後再改變生產關係，進行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顯然，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五形態說”的正統理論：即先搞資本主義，等到物質極大豐富後才搞搞社會主義。劉在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和列寧主義之間，取馬克思的經典舍列寧主義，而毛澤東一如既往，並不死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認同列寧的暴力革命後經過一段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這樣的理論指導分歧之下，毛澤東讓劉少奇全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目的是繼續幫助劉少奇確立和鞏固他在黨內接班人的身份和地位。劉既然處在了獨自為政的位置，自己的治國理念也就自然而然在工作中具體體現出來。這就為他們兩人之間產生重大分歧提供了可能。
四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80頁是這樣一篇文字（文字不多，故全文抄錄）：
題目：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日期：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內容：
一，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該四字加了著重號-右而左注）。請注意。
二，（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
編者加的注釋是：這是毛澤東同誌對劉少奇、楊尚昆的兩次書麵批評。
這份曆史文獻所涉及的到底是那些具體內容，現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劉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違反和破壞黨的最高層日常工作紀律的確鑿事實。今天，許多人已經習慣了對劉少奇表達同情，說他作為國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可是，誰曾注意過劉少奇自己早在1953年的時候，居然如此違反中央紀律？“黨紀國法”在當時的特定體製下，誰重誰輕，誰該服從誰？恐怕不言而喻。一個提出“做黨的順服工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自己居然視同黨紀為兒戲，又怎麽能讓人相信他尊重國家法律？他在文革中被批鬥，到底是該拿法律保護自己，還是該反省自己忘掉過黨紀？更忘掉了黨的最高綱領？今天人們在同情劉少奇的文革遭遇的時候，是否真的是以黨紀國法為準繩？心中是否記著當時的曆史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曾經遭遇過劉少奇粗暴打斷發言，鄧小平以毛澤東身體不適為由拒絕毛參加中央會議的事情，毛澤東不得不找來黨章和憲法為自己維權，這為什麽不能被看作毛澤東尊重法律，敬畏黨紀的證明？也即是其他人目無黨紀國法的證明？
這份文獻還透露出另外的意思：劉少奇等人違反黨紀很可能是習以為常的。毛澤東發現後不但體現了原則性，也體現了通情達理：他把自己出巡和生病請假期間，劉少奇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視同正常文件。
毛澤東在劉少奇問題上的原則性和通情達理，還有多樣的表現。建國初，劉少奇省親到天津，大談資本家剝削有功，毛澤東是寬容的；在電影《清宮秘史》的評價上，毛澤東對劉少奇也是包涵的。因為那時是《共同綱領》時期，黨的各項政策必須與《共同綱領》的要求相一致。1953年高崗事件上，毛澤東毫不猶豫壓製高崗，保護和突出劉少奇，進一步鞏固劉少奇的黨內地位。嗣後不久開展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農村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濟，劉是具體執行人，輔助他執行的是農業部長鄧子恢。實際上，劉一直想對這個合作化煞車，鄧子恢還主持砍掉了20多萬個農業合作社。這導致了毛澤東的不滿，毛說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是“右傾”。毛的不滿顯然也針對劉少奇，卻為了保護這個黨內二號人物，沒有直接批評劉。
現在，許多人都讀到過70年代初毛澤東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說自己是在1962年的時候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有決定廢除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毛澤東的這一自白是坦誠的，尊重曆史事實的，但是為什麽1962年就心存不滿，卻又拖後了四年才最終實施廢除呢？答案在“大躍進”及其善後處理和嗣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中。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經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徹底死心”的心理曆程之後，才決定拿下劉少奇，此期間，毛澤東心裏的底色始終是社會主義紅色，劉少奇則是與這個社會主義的紅色基本不粘邊。
先看看“大躍進”誘發的幾件事情。
“大躍進”運動，是全黨的戰略決策，運動中出現嚴重反科學的浮誇風，表現為少數主要責任人頭腦缺乏冷靜，違反自然規律、誇大實踐中的實際成就的嚴重的主觀主義。它是當時“五風”中危害最大的一種(“五風”是指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
浮誇風導致中央後續的工農業決策，是在一個完全失去可靠性的數據體係上進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這些後果與緊隨其後的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的困難，形成疊加和共振，在局部地區造成了餓死人事件。劉少奇蹲點的河南，問題最為嚴重，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劉鄧的親信吳芝圃是浮誇風的代表人物之一。
從任何角度觀察，浮誇風都沒有任何曆史進步意義，且遺風猶存。1990年代的浮誇風，與1958年的浮誇風具有明顯的繼承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為錯誤的“浮誇風”負主要責任的應該是劉少奇為首的“經濟內閣”，而不應該是主持製定了“大躍進”戰略決策的毛澤東。偉大的戰略毀滅於糟糕的戰術，大躍進是一個典型案例。
現在，後人甚至可以根據1978年後繼承下來的劉少奇路線，做出這樣的假設：劉少奇當時是故意縱容並推波助瀾“浮誇風”，使“大躍進”極端化，並遭遇失敗，迫使毛澤東退回到1956年，恢複農村自然經濟和城市私有經濟為主的狀態。這可以從1958年劉少奇的各種言論中得到證明，並可以從1962年前後劉少奇明裏暗裏支持“三自一包”得到進一步佐證。最高層首先發現浮誇風的，不是一線的劉少奇，而是二線的毛澤東。這也不能不讓人產生必要的聯想。再者，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尤其是農村合作化運動，劉少奇就是抵製的，但是，因為毛澤東的親自介入，劉少奇的抵製無效，合作化順利完成了。對此，劉少奇該當何想？要知道，他1949年之後就是主張剝削有功的，就是要搞他的《新民主主義新階段》的。
為了保護劉和其他許多直接責任者，毛澤東把“大躍進”的主要責任擔了下來，並決定開廬山會議“反左”，教育廣大黨的幹部。一向善於投機，但每次投機總是失敗的彭德懷，出來攪局，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完全打亂了。彭依仗自己的戰功，試圖借“大躍進”中的失誤掀翻責任人劉少奇，卻沒有想到毛澤東在這個事件上，決沒有拿下劉少奇的意思。何況，“萬言書”得罪了太多的人，如果完全接納彭德懷的意見，就將等於把所有參與“大躍進”的幹部都要掃進曆史裏。這顯然不是毛澤東和全黨當時需要的結果。所以，拿定了毛澤東的態度之後，劉少奇為首的大批人，就對彭不依不饒，合擊圍剿他，給他安一個“軍事俱樂部”的罪名，非要毛澤東解決這個俱樂部的問題才下山。
毛澤東沒有參加劉少奇主持的多數人與彭的爭論，據資料顯示這個爭論之激烈，噪音居然影響到了在會場之外的毛澤東的休息。可以說毛澤東最後是在劉等人的“逼宮”之下，做了一回打鬼的鍾馗。毛澤東事後曾說在廬山會議上自己做了嚴重違心的事，指的就是為了維護黨內團結，明知道彭德懷沒有重大錯誤，還是按照劉為首的多數人的意誌，把彭和其三個主要支持者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
毛彭幾十年一起出生入死，毛不忍把彭徹底打倒。“三十一年了啊，就這麽散了？”此言既出，毛義重如山，日月可鑒。“狂著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人總是要有一條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沒有出路。”這些都表明毛無奈地在兩股力量之間搞調和，他既不想讓接班人丟了山頭，也不打算和一位老戰友分道揚鑣，更不願意將他置於死地，前有1953年高崗的悲劇為殷鑒啊！“廬山會議避免了一個大馬鞍形，避免了一次黨內分裂”。但是，劉少奇借毛澤東維護他的接班人地位，裹挾毛澤東認可對彭德懷那樣的殘酷鬥爭，這或許讓毛澤東對劉少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度過。1962年，在7000人大會上，在毛澤東的要求下，劉少奇向7000人大會作了一個口頭報告，把1959年-1961的經濟困難，定性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不過，在正式報告中劉采納了為中央集體所認可的評價，並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7000人大會後，毛澤東立即離開北京去了外地，劉即在中南海西樓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推翻中央集體認可的報告，擅自提出7000人大會對形勢估計不足，實際情況應該是一團漆黑。
毛澤東知道這個說法後，沒有立即做出反應。
基於一團漆黑的評估和盡快恢複經濟的良好願望，劉的經濟內閣相應主張搞包產到戶，重走個體經營的回頭路，並認為包產到戶，4年就可以恢複，不包產到戶，則至少需要8年才能恢複。這個意見是由陳雲正式上呈給毛的。毛根據自己外出調查獲得的情況，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是，困難很大，但不是一團漆黑，總有些光明；對包產到戶的回頭路做法，則堅決的反對，並認為堅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集體道路，恢複經濟再有兩年時間就差不多了。
這一次，毛澤東將走集體路線還是走個體路線的最後決策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並再次采取了旁敲他人（陳雲、鄧子恢、田家英，上次是旁敲鄧子恢），側擊劉的辦法，來表達他對劉的意見。當然，在私下的場合批評劉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遊泳池裏，毛澤東批評劉少奇：“你慌什麽，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你怎麽辦？” ...
劉知道了毛的態度後，轉彎很快，立即表態放棄包產到戶，堅持集體道路。這樣一來，二人的分歧雖然有過渡為公開衝突的趨勢，但還是沒有發展為公開衝突。可以看出，直到此時此刻，毛澤東對劉的治國理念雖然不滿意，但為了黨內團結，為了維護劉的威信始終刻意回避在公開的場合對劉的直接批評。
可以推測，毛認為既然三大改造已經實際完成，個體經濟的生米煮成了集體經濟的熟飯，那麽劉即使堅持馬克思的正統的“五步論”，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也沒有可能了，唯一的選擇就是麵對既成的事實，克服困難，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三自一包”是及時雨，可以爽快一陣，但不解決根本問題。這為1978年以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所證明。要解決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就必須走組織起來道路，任何其他捷徑都是新瓶裝舊酒。西方國家人口比較少，工業化完成後，農業從業人口更加少，農業高度機械化，可以用商業組織的方式，解決農業生產的組織問題。中國不同，農業人口密集，農業人口的工業轉換不可能像西方那樣完成，而且中國是較多的農業就業人口，占據較少的土地資源，如果把農田分割為豆腐塊，一人一畝三分田地，農民就將永遠就成為這塊田地的奴隸，並出現毛澤東預言過的兩極分化，有錢的討小老婆，無錢的生產也難以為繼，高利貸者盤剝，幹部腐化墮落的等情形（這一切現在都成為了現實，免農業稅實際是為了維持難以為繼的農業生產，穩定農村，緩解城市壓力的引鴆止渴之法，遠不是工業反哺農業那麽簡單的事）。顯然，毛比劉看得更遠、更深、更透徹，信念也比劉更堅定。
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對的。繼續走集體主義道路，恢複經濟沒有用劉少奇的“經濟內閣”預計的8年時間，實際上隻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到1964年，國民經濟就全麵恢複。毛澤東一貫相信人民，這一回他是又相信對了。中國其實有最好的老百姓，隻要黨的原則把握的好、黨的決策正確，老百姓就會密切配合，顯示出無窮力量。這次國民經濟的快速恢複就是一個證明。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這次毛澤東沒有像在大躍進中那樣，先當甩手掌櫃，後去收拾攤子並承擔責任。這種情況下，劉即使不讚成毛的恢複經濟的社會主義路線，也沒有辦法我行我素。這一點非常重要，首先是防止了浮誇風的錯誤再犯，其次是毛對劉的治國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些認識被後來的“四清運動”進一步具體化，並最終導致二人分歧在黨內公開化。
五
再來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三大改造雖然短時間內順利完成，但是“大躍進”出現“五風”作亂，在嗣後恢複國民經濟中，出現“三自一包”思潮。這些在毛澤東頭腦裏已經清晰勾勒出一幅輪廓：社會主義的基礎遠沒有牢固，黨的幹部社會主義意識淡薄，黨的高層動搖不定。於是，為了普及社會主義的認識，夯實社會主義基礎，統一黨內認識，解決高層的搖擺，毛澤東決定發起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早也叫“四清運動”。
在運動中，劉少奇把基層幹部和群眾的問題看得比較悲觀，認為“四不清”幹部太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要解決幹部“四不清”問題。毛澤東則認為，清是要清，多是不多。並明確反對搞得太多，覺得沒有那麽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分子，要是劃出百分之十幾、二十，全國7億人，20% 就是一億四。那就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毛澤東還說，王光美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汙超過千元的隻有4個人，沒有第五個嘛（見《毛澤東傳1949-1976》）。更為嚴重的分歧，表現在如何確定運動的方向。毛澤東心目中的“四清”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劉少奇的“四清”是清理基層“四不清”幹部的運動。
沒有了一個良好的健康的為黨所信賴為黨鞠躬盡瘁的基層黨員幹部隊伍，沒有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支持，共產黨取得政權的革命是不能完成的。這一點毛澤東一直有清醒的認識，所以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創造性的將支部建立在連隊上。取得政權後，基層黨組織和人民群眾，依然是毛澤東最依賴的兩股力量，沒有這兩股力量，共產黨改造中國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的理想就將付諸流水。所以，人民公社化之後，基層黨組織建立在公社（大隊設支部，小隊設小組），充分依靠基層黨組織，全麵發動群眾參加到黨的社會主義事業中來。劉清理“四不清”幹部恰恰就是在這個基層組織上進行，要清除大部分基層黨組織的幹部，這與毛澤東的一貫原則立場發生嚴重的對立。
到此為止發生的係列事件已經表明，如果把國家交給劉，首先是工人農民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其次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力量，要麵臨全軍覆沒的危險。也就是說，共產黨員必須依賴的兩股力量，都要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這在今天已經完全發生了）所以，毛在這個時候，就完全不再相信劉少奇會沿社會主義道路往前走，劉非離開最高位置不可。
後來毛澤東在接受斯諾的采訪時說，想搞掉劉少奇的想法是在“四清運動”中，是在“23條”之後產生的。毛澤東是坦率的，沒有說假話。
在“四清運動”中，兩人的分歧公開化了，這種分歧代表的不是兩個人，而是兩條道路。於是，毛澤東不再與劉在一事一物上爭來爭去，而是開始著手謀求問題的總解決。總解決的辦法，在毛澤東青年時代就產生了，它便是文化的、哲學的總解決，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倫理。這個思考在戰爭年代被迫中斷，建國後重新回到毛澤東的視野：既然在這十幾年的社會主義探索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局部的小手術看來又不能解決問題，不如把自己多年的思考結合現實中的具體問題，來一次總解決。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思考就這樣誕生了。
社會主義探索的諸多具體問題突出表現在黨的高層隊伍中，高層隊伍問題解決了，即解決了整個隊伍問題，所謂綱舉目張，因為，路線一旦確定，幹部就是決定因素。這樣，“四清運動”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隨即爆發。序幕是1965年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正式的發動是1966年的“516通知”，由劉少奇本人親自主持製定。
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多樣的，從短期具體目標看，在組織上是指向在自“大躍進”開始逐漸暴露出來的黨內中高層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在路線上則是指向明裏暗裏的資本主義。毛澤東顯然不能接受要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對一係列的失誤負責這樣荒唐的事，而是要求黨的高層承擔責任，因此要求具體目標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曆史的看，這個群體的確是一小撮，但它有非凡的繁殖能力，因為資本主義道路適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惡劣的一麵，可以滿足少數權力和利益人士的一切個人欲望。
劉少奇清楚知道自己和毛的分歧實質所在，也參與了文化大革命一係列的指導文件的討論和核準，要說他對於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主導思想不清楚，是他“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釋是，如同前幾次一樣，他不想與毛正麵爆發衝突，而是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成功了，功勞是我的，失敗了，錯誤是你的。這在大躍進失誤中表現的再突出不過了。
劉必須對文革初期的學生和群眾的武鬥負責，因為那是他誤導運動的結果。劉有意誤導運動不是一次了，在大躍進中是把大躍進誤導成浮誇風，在“四清”運動中，是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誤導為“四清四不清”，這一次則是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誤導為“地富農反壞右”和青年學生。
劉是精明的，但也慘敗在這個精明之中。在“大躍進”中的初犯，毛澤東獨自承擔了責任；在“四清運動”中，毛澤東則一直監督著，並隨時修正（前10條-後10條-23條為標誌），沒有給劉犯嚴重錯誤的機會；這一次在運動初期毛澤東離開北京，讓劉主導運動，我想，毛澤東還是對劉以觀後效的。結果，劉把矛頭指向運動目標以外的目標。這樣毛澤東就不得不兌現“四清”運動時產生的讓劉走人的想法。毛實際上給了劉最後的證明機會，這機會被劉的精明浪費了。如果劉沒有對運動本身作有意的方向性扭曲，毛澤東還會在其他位置留用他的。8屆11中全會，劉排在第八就是一個好注腳。
六
前文提到，早在1946年劉修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過《新民主主義新階段論》，旨在執政後發展生產力和繁榮經濟，確立社會的經濟基礎，等有了經濟基礎後，再改變生產關係，進行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顯然，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五形態說”的正統理論：即先搞資本主義，等到物質極大豐富後才搞社會主義。劉在馬克思經典理論和列寧主義之間，取馬克思經典舍列寧主義，而毛澤東一如既往，並不死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在事實上認同了列寧的暴力革命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簡而言之，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分歧，體現在正統的“五步論”馬克思主義和被壓縮了資本主義階段的列寧主義之間。毛澤東在1956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長征和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談話中指出，列寧主義誕生之後，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結論已經不正確了，不能教條的死抱馬克思的“五步論”(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劉少奇按照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這早在1949年到王光美的老家天津接見天津工商界資本家時，就有充分的展示。劉說，現階段鼓勵資本家剝削，鼓勵大家賺錢，因為隻有允許剝削才能照常開工，工人才會有工做，不致失業餓肚子，我們城市才會秩序安定。從這個意義上講，剝削非但無罪，而且有功。-這就是文革中批判“剝削有功論”的最早的事實來源。劉的這些言論，充分顯示，“到底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還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這個馬克思主義早已回答清楚的基本問題，他都沒有搞清楚。今天，朝野無數的資本主義追隨者，其實都是劉少奇的信徒，以為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然而，事實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自己卻因為製度的不合理，落得隻能艱難度日。
無論是西方過去的曆史還是中國今天的現實，都證明這個劉少奇的理論是不成立的。如果物質極大豐富，就必然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那麽現代西方已經達到相對的物質極大豐富，為什麽遏製社會主義依然是西方的主要目標？可見物質極大豐富隻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要有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介入，這其實也就證明了列寧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科學性，排除了在中國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的必要性。毛澤東顯然比劉少奇更準確領會了馬列主義的本質原理。
“隻要剝削才能保證工廠開工，工人有錢賺，城市有秩序”。這顯然離實際和曆史事實相差太遠了。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的秩序，難道不是剝削出來的？由此引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難道不是剝削出來的“秩序”？劉的剝削有功論在理論上太膚淺，也不符合實際，還排除了另一種可能的途徑，就是列寧、毛澤東實踐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事實上，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更能保障充分就業，並在消除剝削的同時，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這正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在1970年代中期，即毛澤東去世前夕，已經實現的社會狀態。
即使根據馬克思的正統理論，資本主義也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被消滅。中國已經完成了一次暴力革命，為什麽樣非要再度製造出資本家來剝削無產階級，再來一次暴力革命？既然理論上都不能證明，資本主義不經過暴力革命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那麽毛澤東的探索顯然比劉少奇的探索成本低，社會綜合效益好。這已經被1976年為分水嶺的兩個時代從正反兩個方麵互證。
毛搞社會主義過渡被今天的許多人批評，認為毛過早放棄了《共同綱領》，過早廢除了他自己提出的“兩階段論”。實際上這個說法是假設劉的理論為正確為基礎而提出的批評，完全沒有考慮過毛的改造實際成功的一麵和劉少奇的理論並不正確這個事實。這個問題，展開就離題太遠，我扼要說明一點：合作化具有變小農為大農，根除幾千年的小農經濟的經濟革命的意義，同時更深刻的意義還在於，它也是一場文化革命，改造了幾千年來中國人老死不相往來，各自為政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脆弱文化，使大眾在合作社裏培養起一家有難八方支援的集體友愛風尚。這些都是當時實際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對於今天習慣了當前社會世態的年輕網友來說，這些如同說天書。
理論對立，分歧就不可避免，爆發隻是時間問題。兩人的決裂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不是更早，不過是毛澤東謀求中國問題總解決這個總戰役中的一個局部戰役而已，凡是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打倒劉少奇的說法，是完全不值得一駁的，開篇指出的許多人之中存在的那些關於劉少奇的感性認識也需要理性化，才能經得住曆史本身的拷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