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國從來就不缺改革的共識而是改革的行動。江澤民，胡錦濤的最大功勞就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期沒有亂了陣腳，堅持事實證明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不動搖，朱鎔基的卓越貢獻在於在這個框架下積極推動各項改革，促進了社會發展。而今天“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不是因為這個基本框架出現了體製下障礙，恰恰是因為過去的十年基本沒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造成的。是體製性障礙還是行政性障礙?
吳敬璉就反複提出，中國應當走向體現“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政治體製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實施憲政三項基本內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近期多次表示，因為現有的增長模式的弊端凸顯，造成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等一係列經濟社會問題。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什麽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製性障礙呢？吳敬璉認為：“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包括投資和勞動力投入）驅動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也稱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或集約型增長模式。中國為什麽要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根本的原因，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起，中國就從蘇聯承襲了斯大林稱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經濟社會矛盾的日益嚴重。這些矛盾包括：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
1. 中國現行的經濟體製已經遠離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
吳研究員把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增長模式歸為蘇聯式的資源投入驅動的增長有欠公允。更何況蘇聯模式在特定曆史條件下也有它存在的價值，在蘇聯的幫助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的實施，曾給中國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大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帶動中國工業化和經濟前所未有的發展。盡管後來計劃經濟的優勢逐步喪失，中國經濟走了不少彎路，但是全盤否定計劃經濟曾對中國工業化初期帶來的巨大推動作用是非常不理智的。
計劃經濟也曾把俄國這個歐洲落後的農業國一舉提升到蘇聯，一個可以和美國比肩的世界級超級大國，這種發展模式是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不得不探討和交待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模式。蘇聯失敗了滅亡了，但是人類社會應該從中學到些什麽，而不是像西方一樣把它有過的一切都徹底否定，妖魔化，然後再用代表失敗的蘇聯模式作為符號武器攻擊中國現行的經濟體製。
按理講，中國從1953年就存在“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製性障礙”，那麽既然如此，中國經濟應該是一團糟，工業化止步不前才對，為什麽中國經濟和社會各項指標都遠遠超過和中國同時起步，社會形態相似的印度？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麵趕上超過原來的老大哥，從原蘇聯解體後形成的那些新興民主國家，以及其它老牌自由市場民主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菲律賓等等，部分指標接近，或趕上發達國家。
中國的確存在吳研究員提到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這些現象，問題是自由市場經濟就可以避免“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嗎？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西方國家不知道經曆了多少輪的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的周期性膨脹，收縮，經濟危機；西方國家更是經曆過環境先汙染後治理的工業化過程；他們消耗浪費了大量人類共有的資源導致氣候變暖，如果說資源枯竭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應該負更多的責任，美國人口隻占世界人口的5%，卻消耗近1/4地球的資源；至於貧富分化西方並不比中國好，美國1%的富人擁有99%的財富，那些造成全球經濟危機的華爾街的CEO們，他們的年薪加辭退金高達幾千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這種合法不合理的腐敗才是把美國窮人逼上“占領華爾街”抗議浪潮原因。
2. 世界上很難找到“靠效率提高驅動增長”比中國更成功的範例。
一方麵，吳敬璉承認“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麵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中國製造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了”；另一方麵始終認為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製阻礙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兩方麵似乎自相矛盾。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很高，發達國家技術積累和人員素質都比中國高；不全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比中國低的國家有的是；不是因為中國靠近市場，墨西哥更靠近北美市場，東歐國家更靠近歐洲市場；而是效率問題，越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越看重的效率。像IPhone這樣的高利潤產品，在美國生產和在中國生產對公司盈利影響並不太大，蘋果公司聲稱選在中國生產的關鍵因素是效率。當公司臨時需要改換產品設計的時候，中國工人可以招之即來，不分晝夜的趕工，其他國家很難做到；大部分電子產品在東莞，昆山轉一圈所有備件都可以找齊，這樣的產業鏈是別的地方很難具備的；更不用說中國政府用短短十幾二十年的時間把中國的基礎設施打造的與發達國家不分伯仲。以上事實證明中國的體製並沒有製約了中國效率，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3. 中國經濟技術進步步伐大大超過世界水平。
吳敬璉關於“由於政府具有主導資源配置的能力，導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論述也與事實不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玩具，服裝等低端產品做起，正在大踏步地邁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產品領域，並且已經有不少高端產品開始擠進競爭激烈的市場，像最近被美國政府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華為，中興，三一重工進入美國市場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已經趕上並超越美國同類企業，把他們拒絕在美國國門之外是美國政府害怕公平競爭的一種市場保護行為。
80年代青年以擁有一台進口四喇叭收錄機，蛤蟆鏡作為時髦的象征，時過境遷，如今中國高鐵已經開始超越日本新幹線；國際空間站是美國主導的空間俱樂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可以參加，卻把中國排除在外，中國人有誌氣有能力，用了二十年時間搞出自己的載人空間站；96年台海危機，美國派航母逼近台灣威懾中國，那時中國的確沒有什麽好的退敵之策，十幾年後的今天，台海一旦再爆發類似的危機，一千公裏之內美國航母都不敢靠近；從自主知識產權的殲10，殲11獵裝；2007年1月11日首次成功擊毀了自己的一顆衛星，標誌中國的太空武器成熟；到航母殺手東風21；再到世界上隻有美中兩國同時試飛兩個型號的五代隱形戰鬥機殲20和殲31，不難看出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上的。
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實質上是企業間的市場競爭，80年代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一家也沒有，2012年超過日本的68家，中國有79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企業不僅在電信、保險、煉油等市場集中度高的產業中數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機械、海運、工程建築、計算機等產業實現了新的突破。中國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與美歐日之間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中國在世界500強的營業收入規模上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規模第二大國家，僅次於美國。
胡鞍鋼的《國企改革，從哪裏來，往哪裏去》例舉了中國國企進步的詳細數據。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僅為0.8%，2012年這個比重上升至14.8%，1996年中國大陸世界500強企業僅占全部世界500強利潤總額的0.3%，201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1.8%，國有企業改革經曆了十幾年巨變，從曾經降到低穀，然後艱難複蘇，集體崛起，並迅速占領國際舞台。實力越來越強，競爭力越來越強的中國國有企業群體，必將成為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崛起的“國家脊梁”。
中國企業開始和列強比肩，誰最不高興？誰要把暫露頭角的中國企業私有化，好為跨國公司滲入，進而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鋪路？世界銀行《中國2030》要求中國進一步大規模私有化國企，否則會麵臨經濟危機；要求中國開放資本項目，讓熱錢自由出入；要求中國的發展模式“戰略”和“根本性的改變”。
4. 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改革共識
美國始終把持著世界銀行的領導和決策權，世行行長大多數都是由美國政府核心高官退下來所擔任，世行代表誰的利益不是一目了然嗎？在美國戰略東移全麵圍堵中國的今天，當美國政府提防中國防到了以“可能威脅到美國安全”莫須有的罪名為由，拒絕華為，中興，三一重工中國民營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時候，中國不僅許多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的行業對充滿敵意的美企毫不設防，甚至事關國家命脈的財政金融和國務院改革的政策製定也敞開大門，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竟然和世界銀行坐在一起給中國改革“頂端設計”，這無異於請黃鼠狼給雞來看病。
中國從來就不缺改革的共識而是改革的行動。江澤民，胡錦濤的最大功勞就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期沒有亂了陣腳，堅持事實證明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不動搖，朱鎔基的卓越貢獻在於在這個框架下積極推動各項改革，促進了社會發展。而今天“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不是因為這個基本框架出現了體製下障礙，恰恰是因為過去的十年基本沒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造成的。
老百姓最關心的是房價和物價，2007年重點城市房價漲到3倍的時候政府就應該高度警惕市場的投機行為嚴格控製房價，然而，政府的無所作為等於變相鼓勵人們一夜暴富不勞而獲的心態，毒害了正常經商環境，以至於各行各業正業不顧，大家都來炒房。後期政府雖然多次表態控製房價，而重點地區房價卻越控越高，像脫韁的野馬幾年時間漲到原價的十倍以上，漲到人民忍無可忍，民怨沸騰。
房價升高迅速加大了貧富差距，本來小富者通過炒房短期內變成百萬、千萬富翁，並且可以通過房租不勞而獲越來越富；而窮人還需要花錢去租房，隨著房價越高，房租也越高，窮人的負擔就越重，窮者越窮，這是製度性障礙嗎？顯然這更多的是行政失誤。如果房價漲到兩三倍的時候是朱鎔基在當總理，他一定不會再坐視房價飛漲，“一拍桌子瞪眼睛”鐵腕一揮就把房價穩住。其實如果要均貧富就因該刺破房地產泡沫，恢複房地產的本來價值，大大減少貧富差距。
當社會不斷出現孔雀綠，地溝油，三氯氰胺，問題膠囊等不法商人坑害人民健康事件的時候，政府處理不當造成民事或刑事問題，小病拖大，積累民怨，集中爆發，上升到嚴重的社會問題。
原本不法商販為牟取暴利發明的“地溝油”最早報道的文章源於2003年，如果政府及時處理，這頂多就是個商業醜聞，處理得當會給業界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有利於規範商業行為。然而政府的不作為，等於鼓勵投機取巧，很快由個別行為發展成危害全民健康的行業通病，成為奶製品行業危機以來的又一個行業性重創。就這麽一個簡單的地溝油產業鏈，從03年開始拖到人民憤怒到了極點，政府才“於2011年采取重大措施首次全環節破獲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溝油製售食用油的係列案件”，遲至2012年才進入司法程序，人們不禁要問是商業道德滑坡，還是政府執政能力大滑坡，是體製障礙還是行政障礙。
中國曆來有市長菜籃子，省長米袋子，豬肉預警機製，然而去年在豬肉帶領下物價漲翻了天，不知是預警機製形同虛設，還是前人立下的規矩“人亡政息”。中國那麽多外匯儲備，買些肉來平抑物價的錢不會沒有，非要等物價漲到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才舍得下狠手，難道平抑豬肉價格也要等政治改革以後才能進行，“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仔細分析，中國本無大的社會矛盾，但是，倒像是背後有一隻手在操控著這些本來不大，不難解決的社會問題，小病拖成大病，一個小小的漩渦硬是給攪和成傷害國本的滔天巨浪，到了某些勢力所期待的“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不扳倒體製性障礙不罷休的地步。回顧過去幾年發生的朗朗上口的重大社會危機：蘇丹紅，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問題膠囊哪一個不是得不到及時有效控製，拖了多年一旦爆發都引起全社會的巨大衝擊。
5. 中國發展道路不能再照搬別人的模式，仍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作為國務院的高級智囊，吳敬璉版本的全麵改革頂端設計是什麽呢？在201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一書中，吳敬璉就反複提出，中國應當走向體現“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政治體製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實施憲政三項基本內容。“我們期望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建立新的改革共識，在這個基礎上開展紮實的研究工作，盡快製定出新一輪改革的總體規劃，加快全麵改革的進程”。
當年鄧小平為什麽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不能指導中國的現實，西方憲政民主製度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五四運動以來已經徹底喪失創造知識的能力，頂多隻會翻譯別人的理論，爭論馬克思更科學還是凱恩斯更實用，麵對中國的實際問題拿不出有任何指導意義的理論和知識，隻會挑毛病這個不符合亞當斯密，那個違背了凱恩斯學說，除了添亂，對改革毫無助益。中國的改革實踐摸著石頭走總比照著世界銀行指的道路，像蘇聯一樣一頭栽到溝裏再也爬不出來強多了。
中國的改革呼喚中國的理論思想體係。在現代化崛起的路上，中國知識階層應該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心，在積極學習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繼承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的合理部分，吸取西方發展模式科學理念，和認真總結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以中華文化做為主體思想，結合中國具體實踐，自主創新的價值體係和理論體係，開辟一條以中華文明為特征的人類社會發展之路。
中國從來就不缺改革的共識而是改革的行動。江澤民，胡錦濤的最大功勞就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期沒有亂了陣腳，堅持事實證明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不動搖，朱鎔基的卓越貢獻在於在這個框架下積極推動各項改革，促進了社會發展。而今天“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不是因為這個基本框架出現了體製下障礙，恰恰是因為過去的十年基本沒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造成的。是體製性障礙還是行政性障礙?
吳敬璉就反複提出，中國應當走向體現“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政治體製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實施憲政三項基本內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近期多次表示，因為現有的增長模式的弊端凸顯，造成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等一係列經濟社會問題。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什麽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製性障礙呢？吳敬璉認為：“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包括投資和勞動力投入）驅動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也稱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或集約型增長模式。中國為什麽要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根本的原因，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起，中國就從蘇聯承襲了斯大林稱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經濟社會矛盾的日益嚴重。這些矛盾包括：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
1. 中國現行的經濟體製已經遠離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
吳研究員把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增長模式歸為蘇聯式的資源投入驅動的增長有欠公允。更何況蘇聯模式在特定曆史條件下也有它存在的價值，在蘇聯的幫助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的實施，曾給中國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大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帶動中國工業化和經濟前所未有的發展。盡管後來計劃經濟的優勢逐步喪失，中國經濟走了不少彎路，但是全盤否定計劃經濟曾對中國工業化初期帶來的巨大推動作用是非常不理智的。
計劃經濟也曾把俄國這個歐洲落後的農業國一舉提升到蘇聯，一個可以和美國比肩的世界級超級大國，這種發展模式是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不得不探討和交待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模式。蘇聯失敗了滅亡了，但是人類社會應該從中學到些什麽，而不是像西方一樣把它有過的一切都徹底否定，妖魔化，然後再用代表失敗的蘇聯模式作為符號武器攻擊中國現行的經濟體製。
按理講，中國從1953年就存在“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製性障礙”，那麽既然如此，中國經濟應該是一團糟，工業化止步不前才對，為什麽中國經濟和社會各項指標都遠遠超過和中國同時起步，社會形態相似的印度？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麵趕上超過原來的老大哥，從原蘇聯解體後形成的那些新興民主國家，以及其它老牌自由市場民主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菲律賓等等，部分指標接近，或趕上發達國家。
中國的確存在吳研究員提到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這些現象，問題是自由市場經濟就可以避免“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嗎？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西方國家不知道經曆了多少輪的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的周期性膨脹，收縮，經濟危機；西方國家更是經曆過環境先汙染後治理的工業化過程；他們消耗浪費了大量人類共有的資源導致氣候變暖，如果說資源枯竭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應該負更多的責任，美國人口隻占世界人口的5%，卻消耗近1/4地球的資源；至於貧富分化西方並不比中國好，美國1%的富人擁有99%的財富，那些造成全球經濟危機的華爾街的CEO們，他們的年薪加辭退金高達幾千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這種合法不合理的腐敗才是把美國窮人逼上“占領華爾街”抗議浪潮原因。
2. 世界上很難找到“靠效率提高驅動增長”比中國更成功的範例。
一方麵，吳敬璉承認“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麵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中國製造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了”；另一方麵始終認為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製阻礙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兩方麵似乎自相矛盾。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很高，發達國家技術積累和人員素質都比中國高；不全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比中國低的國家有的是；不是因為中國靠近市場，墨西哥更靠近北美市場，東歐國家更靠近歐洲市場；而是效率問題，越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越看重的效率。像IPhone這樣的高利潤產品，在美國生產和在中國生產對公司盈利影響並不太大，蘋果公司聲稱選在中國生產的關鍵因素是效率。當公司臨時需要改換產品設計的時候，中國工人可以招之即來，不分晝夜的趕工，其他國家很難做到；大部分電子產品在東莞，昆山轉一圈所有備件都可以找齊，這樣的產業鏈是別的地方很難具備的；更不用說中國政府用短短十幾二十年的時間把中國的基礎設施打造的與發達國家不分伯仲。以上事實證明中國的體製並沒有製約了中國效率，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3. 中國經濟技術進步步伐大大超過世界水平。
吳敬璉關於“由於政府具有主導資源配置的能力，導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論述也與事實不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玩具，服裝等低端產品做起，正在大踏步地邁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產品領域，並且已經有不少高端產品開始擠進競爭激烈的市場，像最近被美國政府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華為，中興，三一重工進入美國市場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已經趕上並超越美國同類企業，把他們拒絕在美國國門之外是美國政府害怕公平競爭的一種市場保護行為。
80年代青年以擁有一台進口四喇叭收錄機，蛤蟆鏡作為時髦的象征，時過境遷，如今中國高鐵已經開始超越日本新幹線；國際空間站是美國主導的空間俱樂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可以參加，卻把中國排除在外，中國人有誌氣有能力，用了二十年時間搞出自己的載人空間站；96年台海危機，美國派航母逼近台灣威懾中國，那時中國的確沒有什麽好的退敵之策，十幾年後的今天，台海一旦再爆發類似的危機，一千公裏之內美國航母都不敢靠近；從自主知識產權的殲10，殲11獵裝；2007年1月11日首次成功擊毀了自己的一顆衛星，標誌中國的太空武器成熟；到航母殺手東風21；再到世界上隻有美中兩國同時試飛兩個型號的五代隱形戰鬥機殲20和殲31，不難看出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上的。
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實質上是企業間的市場競爭，80年代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一家也沒有，2012年超過日本的68家，中國有79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企業不僅在電信、保險、煉油等市場集中度高的產業中數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機械、海運、工程建築、計算機等產業實現了新的突破。中國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與美歐日之間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中國在世界500強的營業收入規模上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規模第二大國家，僅次於美國。
胡鞍鋼的《國企改革，從哪裏來，往哪裏去》例舉了中國國企進步的詳細數據。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僅為0.8%，2012年這個比重上升至14.8%，1996年中國大陸世界500強企業僅占全部世界500強利潤總額的0.3%，201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1.8%，國有企業改革經曆了十幾年巨變，從曾經降到低穀，然後艱難複蘇，集體崛起，並迅速占領國際舞台。實力越來越強，競爭力越來越強的中國國有企業群體，必將成為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崛起的“國家脊梁”。
中國企業開始和列強比肩，誰最不高興？誰要把暫露頭角的中國企業私有化，好為跨國公司滲入，進而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鋪路？世界銀行《中國2030》要求中國進一步大規模私有化國企，否則會麵臨經濟危機；要求中國開放資本項目，讓熱錢自由出入；要求中國的發展模式“戰略”和“根本性的改變”。
4. 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改革共識
美國始終把持著世界銀行的領導和決策權，世行行長大多數都是由美國政府核心高官退下來所擔任，世行代表誰的利益不是一目了然嗎？在美國戰略東移全麵圍堵中國的今天，當美國政府提防中國防到了以“可能威脅到美國安全”莫須有的罪名為由，拒絕華為，中興，三一重工中國民營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時候，中國不僅許多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的行業對充滿敵意的美企毫不設防，甚至事關國家命脈的財政金融和國務院改革的政策製定也敞開大門，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竟然和世界銀行坐在一起給中國改革“頂端設計”，這無異於請黃鼠狼給雞來看病。
中國從來就不缺改革的共識而是改革的行動。江澤民，胡錦濤的最大功勞就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期沒有亂了陣腳，堅持事實證明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不動搖，朱鎔基的卓越貢獻在於在這個框架下積極推動各項改革，促進了社會發展。而今天“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不是因為這個基本框架出現了體製下障礙，恰恰是因為過去的十年基本沒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造成的。
老百姓最關心的是房價和物價，2007年重點城市房價漲到3倍的時候政府就應該高度警惕市場的投機行為嚴格控製房價，然而，政府的無所作為等於變相鼓勵人們一夜暴富不勞而獲的心態，毒害了正常經商環境，以至於各行各業正業不顧，大家都來炒房。後期政府雖然多次表態控製房價，而重點地區房價卻越控越高，像脫韁的野馬幾年時間漲到原價的十倍以上，漲到人民忍無可忍，民怨沸騰。
房價升高迅速加大了貧富差距，本來小富者通過炒房短期內變成百萬、千萬富翁，並且可以通過房租不勞而獲越來越富；而窮人還需要花錢去租房，隨著房價越高，房租也越高，窮人的負擔就越重，窮者越窮，這是製度性障礙嗎？顯然這更多的是行政失誤。如果房價漲到兩三倍的時候是朱鎔基在當總理，他一定不會再坐視房價飛漲，“一拍桌子瞪眼睛”鐵腕一揮就把房價穩住。其實如果要均貧富就因該刺破房地產泡沫，恢複房地產的本來價值，大大減少貧富差距。
當社會不斷出現孔雀綠，地溝油，三氯氰胺，問題膠囊等不法商人坑害人民健康事件的時候，政府處理不當造成民事或刑事問題，小病拖大，積累民怨，集中爆發，上升到嚴重的社會問題。
原本不法商販為牟取暴利發明的“地溝油”最早報道的文章源於2003年，如果政府及時處理，這頂多就是個商業醜聞，處理得當會給業界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有利於規範商業行為。然而政府的不作為，等於鼓勵投機取巧，很快由個別行為發展成危害全民健康的行業通病，成為奶製品行業危機以來的又一個行業性重創。就這麽一個簡單的地溝油產業鏈，從03年開始拖到人民憤怒到了極點，政府才“於2011年采取重大措施首次全環節破獲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溝油製售食用油的係列案件”，遲至2012年才進入司法程序，人們不禁要問是商業道德滑坡，還是政府執政能力大滑坡，是體製障礙還是行政障礙。
中國曆來有市長菜籃子，省長米袋子，豬肉預警機製，然而去年在豬肉帶領下物價漲翻了天，不知是預警機製形同虛設，還是前人立下的規矩“人亡政息”。中國那麽多外匯儲備，買些肉來平抑物價的錢不會沒有，非要等物價漲到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才舍得下狠手，難道平抑豬肉價格也要等政治改革以後才能進行，“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仔細分析，中國本無大的社會矛盾，但是，倒像是背後有一隻手在操控著這些本來不大，不難解決的社會問題，小病拖成大病，一個小小的漩渦硬是給攪和成傷害國本的滔天巨浪，到了某些勢力所期待的“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不扳倒體製性障礙不罷休的地步。回顧過去幾年發生的朗朗上口的重大社會危機：蘇丹紅，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問題膠囊哪一個不是得不到及時有效控製，拖了多年一旦爆發都引起全社會的巨大衝擊。
5. 中國發展道路不能再照搬別人的模式，仍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作為國務院的高級智囊，吳敬璉版本的全麵改革頂端設計是什麽呢？在201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一書中，吳敬璉就反複提出，中國應當走向體現“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政治體製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實施憲政三項基本內容。“我們期望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建立新的改革共識，在這個基礎上開展紮實的研究工作，盡快製定出新一輪改革的總體規劃，加快全麵改革的進程”。
當年鄧小平為什麽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不能指導中國的現實，西方憲政民主製度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五四運動以來已經徹底喪失創造知識的能力，頂多隻會翻譯別人的理論，爭論馬克思更科學還是凱恩斯更實用，麵對中國的實際問題拿不出有任何指導意義的理論和知識，隻會挑毛病這個不符合亞當斯密，那個違背了凱恩斯學說，除了添亂，對改革毫無助益。中國的改革實踐摸著石頭走總比照著世界銀行指的道路，像蘇聯一樣一頭栽到溝裏再也爬不出來強多了。
中國的改革呼喚中國的理論思想體係。在現代化崛起的路上，中國知識階層應該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心，在積極學習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繼承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的合理部分，吸取西方發展模式科學理念，和認真總結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以中華文化做為主體思想，結合中國具體實踐，自主創新的價值體係和理論體係，開辟一條以中華文明為特征的人類社會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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