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潔林
16世紀中期，歐洲文藝複興進入末期，而科學革命剛剛開始。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等開始來到中國，他們為中國帶來了西方宗教，也帶來了西方科技成就。這讓在宋代之後幾百年間日漸衰敗而仍自以為居世界之中心的中國振聾發聵，也激發了中國人重新學習科技的熱情，但西方前進的步伐越來越快了。
1543年，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出版標誌歐洲科學革命的開始，在科學革命的帶動下，18世紀中葉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在英國啟動，隨之產生了人類經濟發展的量子躍遷：世界人均GDP從1750年的178元，到2000年的超過6500元，增長了幾乎37倍。圖1藍線顯示了從公元元年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均GDP的變化，可以看出，人類的經濟成長在最近的250年幾乎是垂直向上。圖1紅線顯示了同時間段的世界人口變化，一些影響人類發展的主要曆史事件列舉其中。經過簡單的計算可以發現，人類前250萬年所創造的財富，隻占人類總財富的3%，而工業革命以來250年所創造的財富，則達到97%。
為什麽人類經濟在最近兩百多年產生如此奇跡般的巨大跳躍？西方曆史學家通常會描述這樣一個故事：14世紀的文藝複興啟動了新思維的解放，15世紀的大航海拓展了人類文明的疆域，16世紀啟動的科學革命奠定了技術革命的基礎，17世紀初資本市場的出現延伸了社會金融活動的空間，同時期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政治改革解放了生產力、讓新勢力崛起，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飛速增長……雖然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和其他學說很難完全解釋這個現象，但許多學者從這個曆史發展軌跡中發現了一個共同的元素──“創新”（Innovation）。
在這個工業和信息革命的精彩故事中，中國幾乎完全缺席了。交織著驕傲和自卑的中國一次又一次地問：作為文明古國，我們對世界創新史有什麽樣的貢獻？
最近一段時間，我帶著一些學生對世界科技發展史做了係統性整理和學習。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從人類幾千年浩瀚的文明史中，選出1000項最重大的創新發明，同時選出200項最重要的科學成果，做成數據庫。這是一項很具有挑戰的工作。人類創新源遠流長，創新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創新（例如一項醫藥和一項信息技術）很難比較，即使是同一類東西，評判和比較其重要性也缺少客觀和定量的標準。在學習和研究了幾十種不同版本的科技史書籍和年譜之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推出了人類重大曆史創新數據庫（第一版）。希望這個數據庫的建立，能夠回答一些與人類創新有關的問題，包括不少中國人感興趣的問題：作為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占人類20%人口的大民族，中國人為世界科技發展作出了多大貢獻？
我們選擇的創新項目分布在九個大類別：材料、能源、居家、醫藥、信息、交通、軍事、生產和測量，入選項目列舉的是首創地區和日期。圖2顯示的是所選擇的人類曆史上的1000項創新在各地區的分布情況，前三名是美國（36%）、英國（14%）和德國（6.8%），中國位居第四，占總數的6.1%。
對於人類在科學方麵的成就，我們也小心選出了200項（與創新項目完全不重複），包括重大的科學發現、方法和理論。圖3顯示各地區曆史上的科學成就分布。科學貢獻排在前三名的是英國（23%）、美國（20%）和德國（10.5%）。而中國僅錄得兩項：墨子的小孔成像（約公元前400百年）和《九章算術》（約公元前150年）所使用的“負數”。
雖然不同國家和時期的曆史學家對創新和科學項目的選擇采用的是主觀方法，結果也不盡相同，但綜合很多版本所得出的數據仍然會告訴我們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與中國相關的可小結為如下幾點：
1. 中國曆史上的創新項目占比為6.1%，比歐美相去甚遠，但與幾大文明古國希臘、埃及、印度、伊拉克（美索不達米亞）等相比，在總數上略為優勝。如果考慮人口和時間基數（由於曆史上人口數據不準確，疆域也不確定，很難得到準確數字），中國的成績單不會這麽好看。
2. 中國曆史上的創新項目，主要在兩個時期：春秋戰國和唐宋時期，之後的中國創新引擎幾乎完全熄火。
3. 從創新類型來說，中國人的貢獻包括著名的四大發明，還有不少居家用品（絲綢、茶葉、陶瓷）、農用工具和天文觀察工具等。而在近幾百年的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這兩個人類創新的大項中，中國完全缺席。
4. 中國在科學方麵的成就十分黯淡（僅占1%），不僅與英、美、德以及歐洲諸國相差甚遠，較其他文明古國也相形遜色。
在對人類創新、科學成就以及中國所作的貢獻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之後，不禁會生出更多的“為什麽”：為什麽中國人的科學成績單如此難堪？為什麽中國創新主要在春秋戰國和唐宋時期？為什麽工業革命在英國啟動、歐美發展而中國完全缺席？信息革命根自哪裏，又將走向何方？……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我將沉入曆史文獻，穿越時空到世界各古代社會一探究竟，然後與您慢慢分享我的發現和感悟。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16世紀中期，歐洲文藝複興進入末期，而科學革命剛剛開始。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等開始來到中國，他們為中國帶來了西方宗教，也帶來了西方科技成就。這讓在宋代之後幾百年間日漸衰敗而仍自以為居世界之中心的中國振聾發聵，也激發了中國人重新學習科技的熱情，但西方前進的步伐越來越快了。
1543年，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出版標誌歐洲科學革命的開始，在科學革命的帶動下，18世紀中葉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在英國啟動，隨之產生了人類經濟發展的量子躍遷：世界人均GDP從1750年的178元，到2000年的超過6500元，增長了幾乎37倍。圖1藍線顯示了從公元元年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均GDP的變化，可以看出，人類的經濟成長在最近的250年幾乎是垂直向上。圖1紅線顯示了同時間段的世界人口變化，一些影響人類發展的主要曆史事件列舉其中。經過簡單的計算可以發現，人類前250萬年所創造的財富，隻占人類總財富的3%，而工業革命以來250年所創造的財富，則達到97%。
為什麽人類經濟在最近兩百多年產生如此奇跡般的巨大跳躍？西方曆史學家通常會描述這樣一個故事：14世紀的文藝複興啟動了新思維的解放，15世紀的大航海拓展了人類文明的疆域，16世紀啟動的科學革命奠定了技術革命的基礎，17世紀初資本市場的出現延伸了社會金融活動的空間，同時期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政治改革解放了生產力、讓新勢力崛起，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飛速增長……雖然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和其他學說很難完全解釋這個現象，但許多學者從這個曆史發展軌跡中發現了一個共同的元素──“創新”（Innovation）。
在這個工業和信息革命的精彩故事中，中國幾乎完全缺席了。交織著驕傲和自卑的中國一次又一次地問：作為文明古國，我們對世界創新史有什麽樣的貢獻？
最近一段時間，我帶著一些學生對世界科技發展史做了係統性整理和學習。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從人類幾千年浩瀚的文明史中，選出1000項最重大的創新發明，同時選出200項最重要的科學成果，做成數據庫。這是一項很具有挑戰的工作。人類創新源遠流長，創新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創新（例如一項醫藥和一項信息技術）很難比較，即使是同一類東西，評判和比較其重要性也缺少客觀和定量的標準。在學習和研究了幾十種不同版本的科技史書籍和年譜之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推出了人類重大曆史創新數據庫（第一版）。希望這個數據庫的建立，能夠回答一些與人類創新有關的問題，包括不少中國人感興趣的問題：作為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占人類20%人口的大民族，中國人為世界科技發展作出了多大貢獻？
我們選擇的創新項目分布在九個大類別：材料、能源、居家、醫藥、信息、交通、軍事、生產和測量，入選項目列舉的是首創地區和日期。圖2顯示的是所選擇的人類曆史上的1000項創新在各地區的分布情況，前三名是美國（36%）、英國（14%）和德國（6.8%），中國位居第四，占總數的6.1%。
對於人類在科學方麵的成就，我們也小心選出了200項（與創新項目完全不重複），包括重大的科學發現、方法和理論。圖3顯示各地區曆史上的科學成就分布。科學貢獻排在前三名的是英國（23%）、美國（20%）和德國（10.5%）。而中國僅錄得兩項：墨子的小孔成像（約公元前400百年）和《九章算術》（約公元前150年）所使用的“負數”。
雖然不同國家和時期的曆史學家對創新和科學項目的選擇采用的是主觀方法，結果也不盡相同，但綜合很多版本所得出的數據仍然會告訴我們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與中國相關的可小結為如下幾點：
1. 中國曆史上的創新項目占比為6.1%，比歐美相去甚遠，但與幾大文明古國希臘、埃及、印度、伊拉克（美索不達米亞）等相比，在總數上略為優勝。如果考慮人口和時間基數（由於曆史上人口數據不準確，疆域也不確定，很難得到準確數字），中國的成績單不會這麽好看。
2. 中國曆史上的創新項目，主要在兩個時期：春秋戰國和唐宋時期，之後的中國創新引擎幾乎完全熄火。
3. 從創新類型來說，中國人的貢獻包括著名的四大發明，還有不少居家用品（絲綢、茶葉、陶瓷）、農用工具和天文觀察工具等。而在近幾百年的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這兩個人類創新的大項中，中國完全缺席。
4. 中國在科學方麵的成就十分黯淡（僅占1%），不僅與英、美、德以及歐洲諸國相差甚遠，較其他文明古國也相形遜色。
在對人類創新、科學成就以及中國所作的貢獻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之後，不禁會生出更多的“為什麽”：為什麽中國人的科學成績單如此難堪？為什麽中國創新主要在春秋戰國和唐宋時期？為什麽工業革命在英國啟動、歐美發展而中國完全缺席？信息革命根自哪裏，又將走向何方？……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我將沉入曆史文獻，穿越時空到世界各古代社會一探究竟，然後與您慢慢分享我的發現和感悟。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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