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何清漣博客)
最近，新華社發布的一條消息引起各種猜測，那就是行將提請十七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如此表述：“全黨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短短90多個字，將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編織進去，獨獨沒提中共政權締造者毛-澤-東的思-想。如此大的動作，外界紛紛猜測詮釋其用意究竟何在。
為什麽要對毛-澤-東-思-想說“再見”
自1945年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以來，毛思想一直被奉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供在中共的神壇上。即使對毛腹誹頗多的鄧小平，表麵上也敬奉如儀。胡錦濤在第一個任期曾想將“延安精神”納入治黨理念。即便是目前被一些海外媒體塑造成改革意識極強的習近平，今年9月1日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仍多次提及毛澤東及其思想。
為何才過去一個多月，中共高層就來了一個華麗大轉身？推根溯源，當然是薄案惹出來的事。我在今年5月發表的《北京“倒薄”遇到的意識形態陷阱》中談到，北京今年在“倒薄”事件上，不像當年江澤民處理陳希同、胡錦濤處置陳良宇那樣，罪名一經公布就百鳥噤聲。雖然胡也師法“文革”故伎，讓官員層層表態效忠，“倒薄”還是遇到了“紅二代”的強大阻力與民間的公開反對。其間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中共是將不相容的“毛思想”與“鄧理論”放進一鍋煮，構成了一個中共並未認識其危險的“意識形態陷阱”。
到重慶之前，薄熙來對毛思想及紅色文化並未表現出特殊的興趣。2007年11月薄任職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開始問鼎政治局常委之路，才考慮為自己披上毛思想這件政治保護衣。薄的問鼎確實讓胡錦濤非常不滿，但“唱紅打黑”這一招確實讓胡錦濤難以應對，因為他自己就曾冠冕堂皇地以朝拜西柏坡、回延安扭秧歌尊奉毛澤東；直到王立軍事發，才算是找到了除薄的途徑。
中共決定在意識形態中“去毛”，隻是為了從意識形態陷阱中爬出來，不讓黨內其他勢力今後借用它來敲打當權者。
“毛思想”與“鄧理論”並不兼容
“毛思想”與“鄧理論”之間的不兼容，源於毛時代與鄧時代的政治經濟不兼容。隻要不是曆史盲，就會知道從1949年開始至今，中共執政的60多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1978年，這個階段充斥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從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有經濟）、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城市數千萬青年“上山下鄉”，直至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滅有產階級開始，繼之用政治暴力強製推行各種社會改造，建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有數千萬人在這30年內失去生命。
第二個階段，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直到今天。1976年毛死後，中國不僅“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文化科技領域也是萬事俱廢，這才有了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由於中國政府掌握國家資源的分配，其行使權力的過程又不受任何社會監督，這場改革最後演變成一場以權力市場化為手段，官僚集團大肆掠奪各種公共財（包括民財）的過程。
10年前，我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就如此總結了這段曆史：中共執政近60年，完成了一個曆史輪回：先是以暴力革命的名義消滅有產階級，化私為公；再以改革的名義將自身變成了暴富階級，化公為私。沒有鄧理論對毛思想的否定，就不會有中國的經濟改革。
“毛思想”與“鄧理論”之間並無繼承與發展關係。所謂“毛澤東思想”，在政治上，早年沿襲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晚年創造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治國治黨就是不停地發動各種政治運動；社會思想上，毛極度鄙視知識分子，過分拔高工農的地位及其對社會的貢獻；經濟上，毛主張一切公有，禁絕私有經濟，反對外國資本在中國投資並將此視為讓中華民族屈辱的殖民活動。
鄧小平當年改革的破局之舉，就是在政治上放棄階級鬥爭，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經濟上允許個體經濟、繼而是私有經濟的存在，設立特區對外開放，繼而歡迎外商在中國全麵投資，主張少部分人先富起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實質作用，就是在工農等階層日漸邊緣化的時期，為中共重新構建社會基礎，形成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三者的聯合。鄧、江的“理論”正好與毛思想成相反之勢。
中共麾下有不少意識形態專家，當然也知道“毛鄧三科”這幾味藥放在一塊，藥方“配伍”有問題。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有人謅了一個中共意識形態的兩段論，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水嶺，此前中共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此後是鄧小平理論再加上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並總結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指導“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就是以“鄧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但配伍不對的藥方，其毒性總會發作。鑒於薄熙來事件的教訓，中共高層痛下決心對黨章作些有利於黨內思想一元化的修改。
“去毛”是否意味著政治改革
修改新黨章這條消息一出，有人認為預示著中國將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還有人為此加上一味佐料，即以習近平與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會麵之事，斷定習近平將有政改舉措，並且對新加坡模式感興趣。
新加坡模式比中國模式先進多少本身就值得探討，這種蝸牛式爬行的“政治改革”也沒什麽值得中國人高興的。但現在據此推論習近平未來的政治舉措為時過早。我認為，這次在黨章中“去毛”，並非中共想認真清理意識形態，而是從實際考慮。鑒於黨內與民間都有人借助毛這個鍾馗來打擊既得利益集團，為了減少麻煩，還是將這尊神從“太廟”裏請出去，省得有人總是以哭太廟拜謁太祖的形式數落當朝皇上。新黨章中要“去毛”，是為了第五代今後行事方便；毛紀念堂增設韶山、井岡山、遵義和延安四個廳，強化毛的符號化意義是堵*****之口。
二者看似矛盾，實則相互為用。
薄熙來從2009年開始的“唱紅打黑”，引發了新左老左大合流，用毛路線來否定鄧的改革，不僅讓外界猜測多多，也讓中共內部人心混亂，最後釀成政治危機。如今中共修改新黨章，是為了宣示中共繼續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決心。在“毛思想”與“鄧理論”之間選擇後者，是因為“鄧理論”為今天的利益格局提供了合法性解釋，縱有很大的貧富差距，也可以解釋成是“目前處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階段的問題，餘地很大；再隨時弄個永不兌現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糊弄一下，遠比應付理論上的挑戰容易。
如果繼續尊奉“毛思想”，今天中共政治利益集團成員的家族財產及生活方式全都不合法。麵對被灌輸了滿腦子“打土豪、分田地”，時時要“反資本家剝削”的社會底層，權衡利弊，還是“鄧理論”比“毛思想”好使----這就是中共對毛思想揮手道“再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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