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評論毛澤東(在哈佛大學的講演)(續)
郭羅基是前北京大學黨委辦公室主任
毛澤東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形成的體製是不滿意的，他還嫌這個體製不大得心應手。
毛澤東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形成的體製是不滿意的，他還嫌這個體製不大得心應手。
他常常痛斥一些幹部是“死官僚”、“國民黨作風”。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
問題都是下麵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義體製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為
他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們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結果是對上負責，對
下不負責。解決問題的正確做法是：取消至高無上的權威，實行民主。首先是以權
力製約權力；根本上是讓人民來製約權力。由人民進行選舉，憑選票上台，人們的
眼睛就隻能向下看，不會向上看了。
毛澤東的做法卻是：在維護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的前提下，來改變官僚主義體製。
他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濫用自己的威望，號召群眾，發動群眾，
衝擊權力機構。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對貪汙、浪費、官僚主義）運動是初次
嚐試。一九五七年，又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
在“大鳴大放”中，有人認為，對“小和尚”提意見不過癮，還要對“大和尚”提
點意見（儲安平）。這就觸犯了毛澤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動搖了他所設置的前提。
於是，官僚主義不反了，轉為反右派。毛澤東說：這是“陽謀”。此乃掩飾之詞，
好像他自有神機妙算。從此吸取了教訓，“文化大革命”首先訂下天條，誰反對
“大和尚”就是現行反革命，對“小和尚”砸爛狗頭都沒有關係。利用群眾運動衝
擊權力機構，出現了無政府主義；他又重振權力機構，壓製群眾運動。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
下大治。結果，新生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官僚主義一點也沒有減少，反而更
加嚴重。毛澤東交替使用兩手：或者利用群眾運動衝擊權力機構，或者利用權力機
構壓製群眾運動；七八年來一次反複。目的是使自己成為高踞於兩者之上的絕對權
威。
毛澤東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導人還是同樣的思路。雖然他們已經沒有毛澤東
那樣的領袖魅力，總是一再強調加強中央的權威，來消除官僚主義體製所產生的貪
汙腐敗，就是不實行民主。結果是：貪汙腐敗越來越嚴重，中央的權威越來越式微。
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之後，必然是暴力統治運用政權。孫中山所說的“還政於民”，
他本人和他的後繼者都做不到，毛澤東和共產黨當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中，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說：“我們這個政權是死
了兩千萬人才得來的，你們要？拿腦袋來換！”他說得很明白，暴力奪權和暴力掌
權具有相關性。暴力革命需要權威，暴力革命的權威首先是軍事強人，奪取政權以
後同時又成為政治強人。毛澤東和共產黨建立了曆史上空前強大的暴力體係，這種
暴力體係的強大，不僅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為基礎的統治機器。辛亥革命以後，
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強暴力體係。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建立
的空前強大的暴力體係，並不僅僅決定於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也是中國近百年的曆
史運動造成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還可以有別樣的選擇。我們的鄰居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選擇改良的道路，重在改變製度。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就沒有
別的選擇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奪取權力，至於製度，雖然名目上花樣翻新，
總是換湯不換藥。為什麽“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必須反思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
道路。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扮演秦始皇，還因為兩千多年來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曆史傳統沒
有死亡。五四運動是以激烈的反傳統的姿態出現的，中國共產黨是五四運動反傳統
的產物，但終究又落入傳統的窠臼。因為簡單地否定傳統並不能改變傳統。改變傳
統的根本問題是轉換製度，建立新製度代替舊製度。而轉換製度又必須相應地改造
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們往往譴責“文化大革命”毀滅了傳統文化，殊不知毀滅
傳統文化的手段也是來自傳統文化。什麽抄家、酷刑、燒書、滅佛、毀洋教，哪一
樣不是古已有之？至於“萬壽無疆”、“三忠於四無限”等等更是中國才有的劣質
文化。中國的大地具有滋生專製腐敗的土壤。當年國民黨統治大陸，共產黨局處一
隅。共產黨是生氣勃勃的，國民黨則專製腐敗。國民黨敗退台灣，絕處逢生，逐漸
轉變為民主政黨。現在輪到統治大陸的共產黨專製腐敗了。中國之所以出現毛澤東
現象、共產黨現象、“文化大革命”現象，值得進行全民的反思。中國人應當共同
努力，徹底改造這一片滋生專製腐敗的黃土地。
中國人要向德國人學習。德國人是善於反思的民族。德國為什麽出納粹？德國人進
行了全民的反思。與納粹無關的人，甚至當年反納粹的人，都勇於向受害國和受害
者進行道歉。既然把納粹看作全民族的恥辱，因而納粹也就成為全民族抵製和反對
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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