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更壞？
黎陽
2012．7．10．
一．從理論上消滅了中共的二書生
二．長平之戰揭示的滅國兩大規律
1．“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
2．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
三．另一類超級經濟“龐氏騙局”
四．誰更壞？
一．從理論上消滅了中共的二書生
有人如此評價2012年7月1日：“今天是七月一日，有誰看到大陸‘共產黨’政權在以官方名義慶祝嗎？”“七一，隻見‘港慶’不見‘黨慶’；八一，不講人民軍隊的曆史而滿屏都是國軍抗戰；十一，不講建國的曆史卻大書特書辛亥革命；領袖的祭日不去祭奠卻大慶教師節。”“張愛萍將軍晚年常自言自語：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
至於幾天以後的7．7就更邪門了：“抗戰65周年，國內沒人紀念死難民眾士兵，都是在紀念蔣介石宋美齡。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現在國內，甚至共黨自己都不願意紀念八路軍、新四軍和各地抗日遊擊隊的英勇犧牲，動不動就是蔣介石如何如何。”
還不僅如此呢。如今唱紅歌實際有罪，替毛澤東辯護會遭到“公知”群毆。照此發展下去，再來一次四．一二鏟共恐怕隻是時間問題。
這一切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早已被人通過“實行私有製”而從理論上一筆勾銷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是什麽？公有製。共產黨是幹什麽的？搞公有製的。不搞公有製還算什麽共產黨？冒牌貨而已。
公有製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保障——隻有在公有製條件下共產黨一黨執政才站得住腳：公有製下所有人的經濟地位一致，利益一致，一個共產黨就足以代表所有人的根本利益。搞私有製的政黨無數，而搞公有製的政黨隻有共產黨一家。隻要是公有製，那執政黨就非共產黨莫屬。這就是共產黨執政最強最有力的合法性。共產黨隻要不搞公有製，政治生命就到頭了——私有製下人們不僅分成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而且有產階級內部又按占有財產的情況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利益群體。如此社會的每個利益群體都要求有自己利益的政治代表，要求多黨是必然的。共產黨一旦搞私有製就既代表不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不了各個利益階層的有產階級利益，就沒有理由繼續執政——搞私有製輪不著你，比你更有資格更內行的有的是。要謀私發財，哪個政黨不能執政？憑什麽非你共產黨不可？（當代中國政治一大趣事就是觀賞“理論精英”們論證當了*****還該立牌坊的氣急敗壞和論證“私有製”與“一黨製”完全一致的扒耳撓腮——挖空心思搜索枯腸到處找借口抓稻草，白費勁地“證明”自己謀了私了還能獨家代表所有人、包括利益尖銳對立的敵對階級雙方的利益，因此獨霸權力有理。那股子傻勁和執拗絲毫不亞於當年拚命收集豬屎狗尿女人經血等穢物來破除洋槍洋炮等“妖術”的虔誠。）
公有製是共產黨的生命線——1949年6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細數共產黨七大優點，並將“幹部不準有私產”作為特別標注。蔣介石一輩子不知分化瓦解收買收拾掉多少軍閥政客反對黨，他心裏最有數：如果沒有“幹部不準有私產”這一條，又窮又土的共產黨根本不是對手，再來幾個也早被搞垮了——隻要準許幹部有私產，共產黨立刻就不再是共產黨，而不過是一股名曰“共產黨”的軍閥土匪。決定是軍閥土匪還是共產黨的根本不是名字，而是立黨為公還是謀私。隻要幹部有私產，那其真正追求的目標就是謀私。當官的隻要謀私馬上就有死穴：誘之以利就能收買，脅之以害就能逼其就範。隻要準許當官的謀私，馬上就使當兵的感到受了愚弄：鬧了半天，讓我們流血犧牲原來隻是為你當官的自己發財。憑什麽？要發財老子自己直接發，憑什麽給你賣命？就憑這就能讓這個黨從本質上立刻變成又一股軍閥土匪，上上下下立刻離心離德，整個體係立刻不堪一擊，輕而易舉就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李自成沒有“幹部不準有私產”這一條，勝利之後立刻按權分配大搶特搶，鬧得軍心渙散人心俱失，迅速土崩瓦解。國民黨沒有“幹部不準有私產”這一條，抗戰勝利之後“接收大員”個個成了“劫收大員”，同樣按權分配大搶特搶，同樣鬧得軍心渙散人心俱失，迅速土崩瓦解——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49年7月30日在給杜魯門的信裏說：“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複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三國演義》有這樣一段：“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眾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從古到今會打仗的將領都知道，創造出“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這種故意讓對方“按權分配大搶特搶”的機會最容易打垮敵軍。如果毛澤東1949年搞了私有製，共產黨一下子就會變成李自成，變成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同樣按權分配大搶特搶，同樣鬧得軍心渙散人心俱失。中國的那點底子還不夠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劉宗敏們分贓的，還拿什麽搞經濟建設工業化？早分崩離析了——就算上了“兩彈一星”之類項目也必定從上到下層層中飽私囊，最後除了一堆豆腐渣之外什麽結果也不會剩下。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公有製，“特色理論”的根本宗旨是私有製。自打確立私有製為根本宗旨的那一瞬間起，共產黨就從理論上被判了死刑——你政治上已經沒有生命力了，站不住腳了，沒有存在的合法性了，純屬多餘了。任何私有製的政黨都比你更有資格執政（如今大鬧中國政壇的“普世價值”、“政治改革”，說穿了就是“正牌”的私有製政黨政客在跟冒牌的共產黨爭權奪利整風吃醋，說了半天的意思是你們搞共產出身的哪有我們搞“普世價值”出身的更有資格搞私有製？你已經沒了存在的合法性，該下台滾蛋讓老子上台了）——理論上被一筆勾銷了，政治生命力都沒了，存在合法性都沒了，都日薄西山了，還能有多少精氣神去慶祝公有製的共產黨的誕生？
魯迅說：“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隻由於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共產黨被屠殺嚇垮的事是很少有的。共產黨的完結，同樣是投機者的潛入，同樣是內裏蛀空——隻要把“追求公有製”變為“追求私有製”，就能使共產黨不成其為共產黨，不知不覺就自己把自己一筆勾銷，不戰而亡。消滅共產黨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不是直接用硬刀子砍，而是用軟刀子殺。
天下最壞的人不是直接出麵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而是專門在“理論”上搞教唆、論證、辯護犯罪的——叫他們一折騰，本來不犯罪的犯罪了，本來犯小罪的犯大罪了，本來有罪的變無罪了，本來搞公有製的共產黨變成了搞私有製的冒牌“共產黨”。
使共產黨放棄公有製、認同私有製、自行滅亡的“大功臣”是一幫“書生”、“智囊”、“理論家”。現在回想起來，人家的招數的確狡猾巧妙：循循善誘、步步為營、殺人於無形。人家一開始並不直接了當說“放棄公有製”、“複辟私有製”、“共產黨下台”，而是“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拐”——先說：階級消滅了，沒有階級鬥爭了。共產黨不能靠階級鬥爭吃飯了，那今後靠什麽繼續執政、靠什麽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呢？（看，還挺為你共產黨著想的。）隻有一個辦法：大大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不是生產力第一嗎？共產黨要執政有理，就得大大發展生產力、一切為了發展生產力。怎麽才能大大發展生產力呢？靠市場經濟（在這個關節眼上就打了個馬虎眼，故意不說市場經濟有“公有製的市場經濟”和“私有製的市場經濟”之分，不分青紅皂白把“市場經濟”一律解釋為“私有製市場經濟”）。就這樣在“市場經濟”的借口下給“私有製”開了個暗門。不過人家一開始要求並不高，很低調，隻求給私有製一席之地即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然而一旦打開了缺口開了頭便立刻升級：“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退民進”、“產權改製”……（為了不打草驚蛇引起人們的警覺，“理論家”們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咬文嚼字，在文字表達上處心積慮迷惑敵手：“私有經濟”一概稱為“非公經濟”，“資本家”一概稱為“民營企業家”……一句話：當“*****”才是犯罪，當“性工作者”正大光明，煞費苦心使人們以為合法非法的區別隻在於怎麽起名字。仿佛隻要玩弄玩弄文字問題的性質就變了，隻要掩住耳朵就可以合法盜鈴了）。隻要打開私有製這個口子立刻就打開了以權謀私、持權搶劫的閘門：有權又迫不及待要象李自成和國民黨“劫收大員”那樣憑權力搶劫財物想得發瘋、卻被毛澤東的公有製卡得發狂的人立刻如魚得水——隻要開了“允許幹部有私產”這道閘門，人家哪有耐心按步就班搞什麽原始積累，立刻直接用權大搶特搶：用權換批文、用權換貸款，用權做不要本錢的買賣：倒買倒賣緊俏商品，買賣房地產、金融票據、官職官位，賤賣國企、破產改製、產權重組、MBO……誰有權誰就是“成功人士”——當年李自成進京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劫收大員”接管時那種上上下下以權搶劫的曆史性瘋狂立刻以另一種方式再次重演。持權搶劫越得手、越發財，越看這“無產階級先鋒隊”紮眼睛，於是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從此私有製不再是公有製的補充和附屬，不再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堂而皇之要由私有製唱主角：“資本家入黨”，“共產黨成資本家”。隨著持權搶劫登峰造極，持權搶劫者有了更進一步的需要：他們瘋狂的搶劫雖然得了手，但始終暗自心驚怕報應。他們當然不怕天打雷劈陰司報應之類，但他們害怕老百姓起來反抗他們的搶劫。對他們來說，報應就是老百姓的反抗。因為害怕老百姓起來反抗，所以自然害怕一切能動員、指導老百姓起來反抗的思想理論。什麽思想理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馬克思主義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他們便精明巧妙地抓住這個特點專門在“翻譯”上大做文章，借口“更正翻譯錯誤”否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解釋”成不要公有製、專要私有製的東西——“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個關於‘消滅私有製’的問題，在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滅’而是‘揚棄’……胡德平看後又經過我的解釋而顯得非常興奮，就說：‘這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寫篇文章並公開發表！’‘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也牽涉到我國在建國後的重大實踐問題”、“馬克思主張‘重建個人所有製’”、“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記住恩格斯說的93個字”……仿佛一場轟轟烈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出現全是因為若幹“翻譯錯誤”、“理解誤差”、“出版遺漏”造成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隻要玩弄文字遊戲就能徹底消滅馬克思主義。結果：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了一百多年、早已傳遍全世界的今天突然掀起了一場“更正翻譯錯誤”的咬文嚼字鬧劇。然而毛澤東思想卻不存在“翻譯錯誤”的問題，無論如何也沒法找借口把毛澤東思想“修改”成對自己有利的東西。這就決定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是“明尊暗否”，對毛澤東思想是直接否定——為了鞏固搶劫成果、使到手的贓物合法化、合理化，為了永遠不讓受害者覺醒過來反抗和追贓，所以發展出“特色理論”：“科學剝削”、“可持續剝削”、“維穩第一”，徹底排斥毛澤東思想，嚴禁老百姓信奉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造反有理”，強迫老百姓認同“隻許我壓迫，不許你反抗”，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妖魔化毛澤東以製造“毛澤東罪”，誰妨礙持權搶劫就援引“毛澤東罪”嚴厲鎮壓。
許多人到這時才發現：那些“書生”、“智囊”、“理論家”的臉變了，從一開始的“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拐”變成了“能做更能說”、“打右燈向右拐”；口吻也從一開始的貌似“為共產黨著想”的口口聲聲“共產黨不能靠階級鬥爭吃飯了，那今後靠什麽繼續執政、靠什麽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呢？共產黨要執政有理，就得大大發展生產力”變成了“你們搞共產出身的哪有我們搞‘普世價值’出身的更有資格搞私有製？你已經沒了存在的合法性，該下台滾蛋讓老子上台了”——先教唆犯罪再嚴懲罪犯，來個狗咬狗、黑吃黑、“財產權力再分配”，“空手套白狼”，把贓物悉數裝入自己腰包。先以“替共產黨著想”、“腐敗是次優選擇”等名義教唆你走上私有化的不歸路。等用你這塊敲門磚砸開私有製大門之後，立刻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反過來利用你私有化持權搶劫激起的民憤收拾你，來個一箭雙雕：既了鏟共，又實現了狗咬狗、黑吃黑、“財產權力再分配”，“空手套白狼”，把贓物悉數裝入自己腰包。
許多人到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特色理論”的三大構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代表著用私有製消滅公有製的三大發展階段：“鄧小平理論”——打缺口承認私有製；“三個代表”——私有製壓倒公有製變主流，“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科學發展觀”——用私有製全麵消滅公有製：公有製“不科學”，所以要全麵消滅公有製；毛澤東思想破壞“和諧社會”、妨礙“科學發展”，所以要徹底排斥毛澤東思想。這三大構成是從理論上徹底消滅共產黨的“三步曲”——第一步是打開突破口給私有製建立立足點——“大力發展生產力。一切為了發展生產力”、“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二步是擴大戰果使私有製占統治地位——“私有製代表先進生產關係”、“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第三步是鞏固私有製消滅公有製——徹底私有化，勾結世界銀行合夥密謀算計消滅全部中國國有企業，“特色理論”不包括毛澤東思想……至此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公有製、無神論、勞動創造世界、人民創造曆史、剝削有罪——已從理論上全部否定。共產黨已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變成了“資產階級先鋒隊”、“不共產的共產黨”即假共產黨。三步合到一起，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使共產黨放棄公有製、認同私有製、自己把自己從理論上一筆勾銷、自行滅亡”的全過程，處心積慮，不露聲色，環環相扣，一氣嗬成。這就是三十多年三階段的“改開”理論演變三步曲，是私有製消滅公有製、資本家消滅共產黨的大脈絡。
許多人到這時才如夢方醒：三十多年來的無數罪惡都從這“理論”三步曲中來——根據“大大發展生產力、一切為了發展生產力”，於是就有了“GDP高於一切”、不惜一切求發展、不顧環境汙染、不顧老百姓死活求速度、“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出口在中國、利潤在外國”、假冒偽劣毒食品毒藥品泛濫成災……；根據“私有製代表先進生產關係”，於是就有了下崗分流、買斷工齡、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看不起病、國退民進、賤賣國企、破產改製、產權重組、MBO……；根據“私有製代表先進生產關係”、“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於是就有了“屁民”、強製拆遷、“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根據“特色理論”—— “科學剝削”、“可持續剝削”、“排斥毛澤東思想”、“隻許我壓迫、不準你反抗”、“維穩第一”，於是就有了“菜刀實名製”、“微博實名製”、“嚴禁上訪”、“暴力劫訪”、“維穩預算超過國防預算”……
人們往往對有切膚之痛的具體罪惡恨之入骨，卻對造成所有這些具體罪惡的幕後罪惡之源掉以輕心。然而冤有頭，債有主，具體的罪惡壞，教唆、論證、辯護這些罪惡的人更壞。具體的罪惡該詛咒，為這些罪惡奠定“理論基礎”的“書生”、“智囊”、“理論家”更該詛咒。
為所有這些罪惡奠定“理論基礎”的“書生”、“智囊”、“理論家”中，罪大惡極者有二：鄭必堅和王滬寧。
此二人究竟是哪路神仙？為何有如此神通？
“百度百科”是這樣介紹鄭必堅的：“中國‘和平崛起’的提出者”、“中國知識精英的旗手級人物，‘貓論’、‘特色論’、‘國情論’的全麵論證者，中國和平崛起的最興奮的倡導者”、“正式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引起全國轟動”、“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參與了1982年後曆次中央大會文件的起草”、參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胡耀邦的秘書和助理”、在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突破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改革模式，改變為‘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6年底，胡耀邦準備起草十三大報告，鄭必堅被任命為起草小組組長。1987年1月，胡耀邦辭職後，中央仍然吸收鄭必堅參加起草小組，並指定他為起草小組的三名負責人之一”。
（又：2005年8月11日，鄭必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演講時苦苦哀求美國“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 、“中國共產黨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麵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麽可以擔心的呢？”對此，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發表演講《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毫不客氣地一口回絕：“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
“維基百科”則如此介紹王滬寧：“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被稱為‘中南海第一智囊’、‘幕僚長’”“曾直接參與、起草了‘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重大論述；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高層的重要理論智囊。”“王滬寧認為‘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軸來發展民主政治。’”
由此可以看出，全麵肯定文革的是鄭必堅（提出“兩個凡是”）；“徹底否定文革”也是鄭必堅（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緊跟胡耀邦的是鄭必堅（“胡耀邦的秘書和助理”）；胡耀邦一倒立刻緊跟鄧小平的還是鄭必堅（“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打開突破口、複辟私有製的的是鄭必堅（提出“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恬不知恥奴顏婢膝向美國表忠心的又是鄭必堅（“麵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麽可以擔心的呢？”）。張飛說呂布是“三姓家奴”，而鄭必堅有過多少爹恐怕連他自己都數不清。鄭必堅是變色龍，王滬寧也一個德性，也慣於看風使舵：年輕輕就“體弱多病”——這才能躲過下鄉；年紀大了卻反而健康無比百病不生——如果此時還“體弱多病”，那影響了進入中央政治局怎麽辦？動不動就說毛澤東不民主獨斷專行：“當時黨的領袖的民主觀念逐漸薄弱，‘主觀主義和個人獨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王滬寧：《“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但“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胡主席指揮”呢？算不算“黨的領袖的民主觀念逐漸薄弱，‘主觀主義和個人獨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對此我們的“理論家”王大人立刻裝聾作啞了——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算什麽“理論智囊”？
且不說人品，專看作品：“特色理論”的三大組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鄧小平理論”出自於鄭必堅之手——“‘貓論’、‘特色論’、‘國情論’的全麵論證者”、“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則全是王滬寧的傑作。從理論上徹底勾銷共產黨的“三步曲”中，鄭必堅創造了第一步，為複辟私有製打開了第一個缺口——“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王滬寧則包攬了第二步、第三步：第二步——擴大戰果，讓私有製壓倒公有製成為主流：“三個代表”、“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私有製代表先進生產關係”；第三步——徹底消滅公有製、嚴厲鎮壓老百姓的一切反抗：“特色理論”——“科學剝削”、“可持續剝削”、“維穩第一”，徹底排斥毛澤東思想，嚴禁老百姓信奉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造反有理”，強迫老百姓認同“隻許我壓迫，不許你反抗”。
這一切解釋了為什麽這二人能“三朝元老，始終不倒”、主子換了一個又一個，自己不但“風雨不動安如山”，而且踏著“步步高”曲調“一步一層樓”青雲直上——人家不僅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更有一套拿手絕技：“投其所好、送其所要”，想持權搶劫者之所想，急持權搶劫者之所急，為持權搶劫者想說而不敢直接說、想做而不敢直接做的見不得人的陰暗東西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並且予以理論化、道德化，使整個社會不知不覺從反對到接受，從接受到習以為常——當毛澤東的公有製深入人心時，想以權謀私隻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鬧。這時鄭必堅挺身而出，替當權者找到一個以權謀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大發展生產力”、“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下子就突破了“幹部不準有私產”這條底線，堂而皇之地在公有製的堤壩上打開了一個最關鍵的缺口，使原來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以權謀私一下子變成了理直氣壯明火執仗的持權搶劫，從此如洪水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持權搶劫者的財富越暴增，他們越不能滿足於僅僅“允許幹部有私產”，越不能容忍“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個已經充滿諷刺含義的名稱。王滬寧便及時地創造性地發明了“三個代表”，證明“私有製代表先進生產關係”、“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為“取消無產階級先鋒隊”、“資本家入黨”提供了“理論”根據，硬是把“共產黨”與“資本家”捏到了一塊，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隨著持權搶劫登峰造極，中國社會的貧富極端分化，階級矛盾極端尖銳，持權搶劫者急需鎮壓老百姓反抗的思想理論武器。王滬寧又審時度勢再接再厲，關鍵時刻冒壞水，推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特色理論’不包括毛澤東思想”的方式規定“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的毛澤東思想破壞“和諧社會”、妨礙“科學發展”，這就為製定“毛澤東罪”、嚴厲鎮壓老百姓對持權搶劫的反抗奠定了“理論根據”。
鄭必堅、王滬寧二人對持權搶劫中國老百姓的“貢獻”大得無與倫比：多虧了他倆的“理論”，中國當權者的以權謀私持權搶劫才從見不得人變成理直氣壯、振振有詞、得心應手、突飛猛進。別看這倆人一副溫文爾雅道貌岸然，中國大地上三十多年所有的一切血淋淋、赤裸裸、惡狠狠、陰慘慘全部發源於他們的筆下，有幾十年奮鬥經曆、幾千萬黨員、戰勝過無數強敵的共產黨楞讓他們不聲不響一通“理論”從根上給毀了——“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們是罪惡中的罪惡，歹毒中的歹毒，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殺人不留痕。
二．長平之戰揭示的滅國兩大規律
1．“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
2．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
1．“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
鄭必堅、王滬寧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是“三門幹部”——人生軌跡是“家門——學校門——機關門”，沒有任何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經曆，一輩子耍筆杆舞文弄墨。
如此“三門幹部”、筆墨文人本不過當以倡優蓄之，為什麽居然會如此吃香，竟然能左右國家的最高決策，能將整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玩弄於股掌之上，能將其從理論上一筆勾銷？
答案要從兩千多年前的秦趙長平之戰的教訓中去找。
從古到今一提戰國時代的秦趙長平之戰，中國人往往想到成語“紙上談兵”，順便數落一番趙括。這實在大錯特錯。真正最值得關注的是：導致趙括取代廉頗的最關鍵的原因是什麽？
《史記》說得非常清楚：秦人的反間計——“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人沒使反間計前盡管趙括已大名鼎鼎，但趙王信用的仍然是廉頗，而且堅持了三年之久。改變這個局麵的是秦人的反間計。
在整個這場陰謀悲劇中，最壞最可惡最該譴責的不是趙括，不是趙孝成王，不是秦昭襄王，不是秦相應侯範雎，而是拿了秦國重金賄賂、在趙國上層社會大造輿論、最終導致趙括取代廉頗的掌握了趙國主流社會“話語權”的趙國內奸——趙括有錯，但沒有罪。他雖喪師誤國，但畢竟忠於職守戰死沙場，並沒有叛變投敵。如果他不是一步登天而是老老實實地實踐鍛煉，以他之才並非不可造就。趙王也是有錯無罪。他一開始選擇的將領是廉頗而不是趙括，說明他還是知道重視有實踐經驗的人的。他錯就錯在沒主見，在秦國操縱的輿論攻勢麵前吃了敗仗。秦王和範雎的所做所為也無可厚非：兵不厭詐，不管哪個國家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都會不顧一切。隻有那些拿了秦國好處在趙國不遺餘力替秦國推行反間計的趙國奸細才絕不可原諒：別人是犯錯，他們是犯罪——沒有任何正當性，明知故犯拿敵國的錢為敵國效勞，不折不扣吃裏爬外唯利是圖的賣國賊。
雖然史書避而不談，雖然曆代文人學士們諱莫如深，但稍加分析判斷就可以知道，當年拿了秦國賄賂、在趙國內部替秦國效勞、落實秦國的反間計、大造輿論導致趙括取代廉頗的奸細必趙國上流社會的“知識精英”——隻有他們才最需要推崇書本知識，才最需要堅持“理論高於實踐”，才最欣賞趙括這樣一肚子書本理論知識的、最討厭廉頗這樣有實踐經驗的，才掌握“話語權”，才有能力迅速在整個趙國社會造成壓倒一切的輿論狂潮，才有能力左右趙國最高層的決策，才有能力讓秦國除掉廉頗的反間計圓滿成功。導致趙國長平慘敗、幾十萬士兵全部喪生、國家一蹶不振的真正罪魁禍首不是別人，就是這些拿了敵國賄賂吃裏爬外裏通外國、用“話語權”為敵國服務的“知識精英”。中國曆代文人在這一點上倒是不傻，兩千年來都對如此明顯的曆史事實隻字不提，想方設法讓人們一提“紙上談兵”想到的隻有趙括、趙王、秦王、範雎、白起，隻有“書生氣”、“脫離實際”等等，唯獨不去仔細琢磨當年在趙國內部拿了賄賂替秦國當內奸的究竟是什麽人——顯然不想讓人們看到中國“知識精英”曆史上如此卑鄙的一頁。
為什麽如今要翻出這個曆史話題？道理非常簡單。因為這段曆史事實證明：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老祖宗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一個鐵規律：要毀滅一個國家，不必直接安插收買位高權重的高層人士，隻要想方設法使隻有理論知識書本知識的“三門幹部”當權就行——趙括並非內奸，跟秦國沒有絲毫私人聯係，秦人從來都沒跟他打過交道，甚至連麵都沒見過，但一看他的資曆是“三門幹部”就立即明白這樣的人當權國家必亡，就敢不惜重金、動員一切力量悄悄地、無償地幫他掌權、取代實踐經驗豐富的廉頗——沒有任何勾結收買，沒有任何把柄契約，見都不見一麵，單憑公開的資曆就敢如此胸有成竹下老本，絲毫不怕“偷雞不成蝕把米”，根本不擔心趙括真有本事。由此可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不是今天才發現的新鮮玩藝，而是老祖宗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充分認識到而且運用自如的客觀規律。第二，早在兩千多年前權術家們就已經知道推行反間計必須依靠什麽人——“知識精英”、“宮廷內侍”、“天子近臣”、“政工幹部”、“秘書幫”。第三，最最重要的是：這滅亡一個國家行之有效的規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要行反間計必靠“知識精英”、“宮廷內侍”、“天子近臣”、“政工幹部”、“秘書幫” ——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發現並熟練掌握運用，難道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的外國高層居然學不會、居然不會拿過去反過來用於對付中國？
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卻被西方國家學了去改進後反過來對付中國，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國家能對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然能同樣也對中國人發現的滅國規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要行反間計必靠“知識精英”、“宮廷內侍”、“天子近臣”、“政工幹部”、“秘書幫”）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學了去改進後反過來對付中國。
當年秦人根本不需要直接打交道，甚至連麵都不用見，隻要一看趙括的資曆是“三門幹部”就立即明白這樣的人當權國家必亡，就敢不惜重金、動員一切力量悄悄地、無償地幫他掌權、取代實踐經驗豐富的廉頗——沒有任何勾結收買，沒有任何把柄契約，見都不見一麵，單憑公開的資曆就敢如此胸有成竹下老本，絲毫不怕“偷雞不成蝕把米”，根本不擔心趙括真有本事。由此可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不是今天才發現的新鮮玩藝，而是老祖宗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充分認識到而且運用自如的客觀規律。
如今美國人根本不需要直接打交道，不僅連麵都不用見，甚至連具體是誰都不用知道，隻要一看資曆是“三門幹部”、“知識精英”，就立即明白這樣的人是“民主個人主義者”，當政必定反共，治國國必亡，就敢不惜重金、動員一切力量悄悄地、無償地幫這樣的人掌權——1949年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杜魯門的信中明確提出“鼓勵”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的“民主個人主義”“再顯身手”，推翻中共政權——沒有任何勾結收買，沒有任何把柄契約，見都不見一麵，單憑公開的資曆就敢如此胸有成竹下老本，絲毫不怕“偷雞不成蝕把米”，根本不擔心這些人靠得住靠不住。由此可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不是中國獨家掌握的國粹，而是美國人早已充分認識到而且學了去反過來運用自如對付中國的客觀規律。
這兩例子破除了一個迷信：不要以為隻有外敵直接收買、直接安插、直接勾結的內奸才幹得了壞事。“存在決定意識”，隻要其存在會產生符合外國利益需要的意識，一旦當政就會不知不覺、不由自主、自發本能地按照外國的利益需要行事，客觀效果跟自覺的內奸沒有本質的區別，等效於“不是內奸的內奸”、“不在編的內奸”、“不知不覺的內奸”——譬如趙括，主觀上半點也沒有充當敵國內奸的意思，但實際掌兵的後果卻比內奸還可怕。人家根本不必直接接觸收買滲透，甚至連認識都不必認識你，完全根據你的客觀存在就能判斷出隻要你當權必定對自己有利，就不惜工本使反間計助你當權，甚至連告訴都不告訴一聲。當年的秦國能如此，如今的美國同樣能如此。這樣的謀略戰才最陰險最可怕最防不勝防，才最需要警惕——別一提“外來勢力幹涉”就隻想到抓內奸，還必須想到外來勢力象長平之戰的例子那樣行反間計、大力促成某些未必直接與外國有勾結、但客觀存在決定其行為特征必符合外國利益需要的人上台——如“三門幹部”、“知識精英”、“民主個人主義者”。
當年秦國不惜重金用反間計大造輿論，在整個趙國社會掀起了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輕蔑實踐經驗的輿論狂潮，使有文憑無經驗的“三門幹部”趙括取代經過實踐考驗的老將廉頗。
如今外國不惜重金用反間計大造輿論，在整個中國社會掀起了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輕蔑實踐經驗的輿論狂潮，使有文憑無經驗的“三門幹部”“知識精英”取代經過實踐考驗的工農兵。
當年趙國誰拿了秦國的錢鼓吹書本理論文憑至上用趙括取代廉頗誰就是秦國的奸細間諜。
如今中國誰拿了外國的錢鼓吹書本理論文憑至上用“精英治國”誰就是外國的奸細間諜。
凡鼓吹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精英治國”的，隻要拿了外國的錢就必定是外國奸細，必定以毀滅國家為最終目標——沒拿外國人的錢或許還勉強可以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為自己辯解，一旦拿了外國人的錢，問題的性質立刻變了，立刻服從“滅亡一個國家行之有效的規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立刻成了執行敵國戰略反間計的內奸走狗。
“誰拿了外國的錢說外國要你說的話誰就是外國奸細”、“誰拿了外國的錢鼓吹書本理論文憑至上、用‘精英治國’誰就是外國奸細”是中國人提到戰國秦趙長平之戰和“紙上談兵”這句成語時真正應該立刻想到的結論。這是任何政治成熟的國家從上到下必普遍具備的高度警覺的戰略安全防範意識。沒有這樣的結論和這樣高度警覺的戰略安全防範意識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從上到下戰略上不設防，都沒有認識到這是滅亡國家行之有效的規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要行反間計必靠“知識精英”、“宮廷內侍”、“天子近臣”、“政工幹部”、“秘書幫”。認識不到這條滅亡國家行之有效的規律就不可能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這個國家的戰略謀略就有致命缺陷，就遲早因此而吃大虧甚至滅亡。
還以戰國時的趙國為例。長平之戰幾十萬大軍全軍覆沒卻沒得出真正的教訓——那麽血淋淋的慘敗，那麽多人死亡，居然無法追究任何人的責任：趙括有錯沒有罪，而且戰死沙場，無法追究責任；趙王用人不當，但屬於上當受騙，也是有錯沒有罪，也無法追究責任。其他人呢？個個都是有錯沒有罪，個個都無法追究責任。吃了這麽大敗仗、死了那麽多人，到頭來誰都沒責任，誰都沒法處罰，沒有任何人該償命，鬧了半天幾十萬將士合著死了白死，活該，誰都怪不得——如此大事，結果卻如此荒唐，簡直是豈有此理！人們從這麽大慘案中得到了什麽教訓？“不能用趙括這樣紙上談兵的”，“不能學趙王中反間計”——這樣的教訓等於沒有，因為真正的原因不在這兒，而在於國內掌握了話語權的內奸，那些吃裏爬外拿外國賄賂大造輿論左右決策層的上層 “知識精英”。沒有這些內奸裏應外合，趙括和趙王的錯誤無從發揮。不肅清這些內奸，敵國的反間計得逞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這次上當，下次照樣上當——同一個趙國楞是在同一個地方被同一塊石頭絆倒了兩次：第一次中了秦國的反間計，用趙括取代廉頗，結果長平之戰一敗塗地，幾十萬人全軍覆沒。吃了這麽大虧，卻沒有找根本原因，隻簡單地把一切歸咎於趙括和趙王個人無能。而真正該償命的罪魁禍首——國內掌握了話語權、拿了秦國賄賂替秦國製造輿論的內奸“知識精英”卻個個逍遙法外，毫發無損。結果幾十年後換了個趙王遷照樣又中了秦國的反間計，除掉了抗秦大將李牧，直接導致趙國徹底滅亡。兩次中計，兩次的罪魁禍首都是拿了秦國賄賂的內奸，都是掌握了“話語權”在上層社會製造壓倒性輿論狂潮左右最高決策的“政治精英”、“秘書幫”。第一次史書上沒說具體是誰，第二次倒有名有姓。據《史記》記載，使反間計殺害李牧的是趙王遷的寵臣郭開。這個郭開是趙悼襄王和趙王遷兩朝寵臣，不折不扣的“秘書幫”。他一個人一張嘴就搞垮了趙國兩代名將：一句“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屎）矣”就搞垮了廉頗，一句“欲謀反”就搞垮了李牧，順便斷送了趙國最後的生存機會——“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注：據《戰國策．秦五》記載，使反間計害死李牧的是趙王遷的寵臣韓倉——“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但不管是二者之一或兩家都有份，反正跑不了善於巴結討好、“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的心腹寵臣“秘書幫”。）
秦國用反間計除掉勁敵廉頗、李牧靠的是“秘書幫”。滿清用反間計除掉勁敵袁崇煥靠的也是“秘書幫”。要行反間計必靠“上層社會”、“心腹近臣”、“秘書幫”——如果換上不得寵、不上層、沒話語權、造不成輿論的，說不上話，說話不管用，說了也白說，跟誰施反間去？秘書決策，必定亡國。欲亡其國，必賄其秘書。千方百計讓對手重用秘書，這是戰略謀略必取之道。
前蘇聯沒有認識到“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要推行反間計必靠“知識精英”、“宮廷內侍”、“天子近臣”、“政工幹部”、“秘書幫”這條鐵規律，沒有“誰拿了外國的錢鼓吹書本理論文憑至上、用‘精英治國’誰就是外國的奸細”的高度警覺的戰略安全防範意識，弄了個“三門幹部”戈爾巴喬夫當頭，任憑拿西方國家的錢的“知識精英”們壟斷話語權瘋狂煽動選擇性輿論狂潮左右最高決策：“普世價值”、“新思維”、“人道社會主義”、“休克療法”……結果是前蘇聯的“長平之戰”——整個超級大國陷入重圍、全局覆沒。而且結果也跟長平之戰一樣：如此慘敗，卻居然無法追究責任，整個國家都滅亡了，楞是誰都沒責任。真正的罪魁禍首——拿外國錢說外國人讓說的話的掌握話語權的“主流知識精英”搞垮了整個國家、搞死不知多少人，卻個個安然無恙。
前蘇聯也好，戰國時的趙國也好，亡國原因一大堆，但就憑從上到下連起碼的大帳都算不過來這一點就非亡不可——連幾十萬大軍、舉國人民的性命和國家的命運與幾個拿了敵國的錢利用“話語權”在“言論自由”的名義下行反間計搞謀略戰的“知識精英”的性命孰輕孰重都掂量不出來，死了那麽多人，吃了那麽大的虧，連個真正原因都找不出來，連個責任都追究不出來，連個償命的罪魁禍首都沒有，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之理？
雖然如今中國人幾乎無人不知“紙上談兵”這一成語，但如今的中國並不比當年長平之戰時的趙國強到哪裏去。當年的趙國任憑拿秦國錢的“知識精英”製造出“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等壓倒一切的輿論狂潮；如今的中國任憑拿外國錢的“知識精英”製造出“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等壓倒一切的輿論狂潮。當年的趙國用一個具體的“三門幹部”趙括取代了具體的久經實踐考驗的老將廉頗；如今的中國用無數虛擬的“三門幹部”取代一切久經實踐考驗的工農兵幹部——看看如今的用人報道，開口就是“多少多少是博士碩士”、“專家說”、“學者雲”，這比當年的趙國不知盲目多少萬倍：見了“趙括”就自動提拔，見了“廉頗”就自動打壓。就憑這，不遭到今日的“長平慘敗”才怪——今日之中國，閉上眼歌舞升平，睜開眼處處長平：幾萬億人民血汗被死死困在“金融長平”——美國國債的絕境之中，隨時隨地麵臨全軍覆沒滅頂之災，是不是事實？至於生命的喪失，不說不知道，一說嚇幾跳：且不說三聚氰胺牛奶、有毒有害食品藥品、豆腐渣工程、環境汙染共弄死了多少人，就看看網友最近揭露的如今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死亡：
“同族一位老人上吊自殺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本來很震驚，誰知道回老家跟親戚們一聊才發現，原來鄉下老人自殺非但不是什麽新鮮事，反而平常的很。有摔斷了腿自殺的，有得了絕症自殺的，還有不少本身沒什麽大病但是擔心以後生病拖累子女，於是幹脆趁著腿腳能動自殺省事……甚至跟我聊天的幾位老人都相當淡定的表示自己遲早也會走上那條路……”“一點也不震驚：我的親叔叔（生活在江蘇北部，一輩子是農民）3年前身患癌症，一沒有錢付昂貴的醫療費用，二沒有能力往返幾百裏地去縣城醫院看病，第一次吃過量安眠藥試圖自殺，被兒子發現未遂，第二次將自己的頭紮進水缸（江蘇省的農民還在用水缸！），又未遂。最後采取絕食手段，兩個月拒絕進食死去。”（近日回鄉奔喪……作者: 換了人間06/20/2012）
全國城鄉所有的這類死亡有多少？現在不準說、不準講、嚴密封鎖，但將來總有暴露出來的一天。把這些數字加到一起，其駭人聽聞程度決不比當年長平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差。所有這一切都屬於今日中國的“長平慘敗”帶來的死亡。而這一切跟當年的長平慘敗、前蘇聯的灰飛煙滅也一樣：無人可以追究責任——拿外國錢說外國人讓說的話的掌握話語權的“主流知識精英”搞垮了整個國家、搞死不知多少人，卻個個安然無恙。
這一切都是沒有認識到“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要推行反間計必靠“知識精英”、“宮廷內侍”、“天子近臣”、“政工幹部”、“秘書幫”這條鐵規律、沒有“誰拿了外國的錢鼓吹書本理論文憑至上、用‘精英治國’誰就是外國的奸細”這種戰略安全防範意識的代價。
2．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
“‘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問題的另一方麵是：為什麽會中反間計？為什麽頂不住拿了外國重金的內奸製造的傾向性輿論狂潮？為什麽“三人成虎、眾口爍金”、隻要形成了持久的傾向性輿論狂潮，反間計就必奏效？
這是長平之戰和古往今來無數事實揭示的又一客觀規律：“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
輿論是言論的集合。有傾向的輿論是有傾向的言論的集合。傾向性輿論其實分兩種：“傾向性輿論”和“傾向性輿論狂潮”。“傾向性輿論”可以是多數人自發形成，是“存在決定意識”規律的產物——多數人麵臨同樣的存在，產生同樣的意識、同樣的言論，匯集起來就成了傾向性輿論。其特點是有持續性，能夠認同理性和客觀——客觀存在不改變，這樣的傾向性輿論的根源就始終存在。這種多數人自發形成的傾向性輿論與民心民意密切相關，可以因勢利導，不可簡單粗暴。“傾向性輿論狂潮”必定是少數人蓄意製造煽動出來的——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用硬權力軟權力財力物力人工合成的虛假“民意”。其特點是說變就變，突如其來、突如其去，狂熱、盲目、不由分說。這種由少數人製造的“傾向性輿論狂潮”從來與政治陰謀密不可分，從來與硬暴力攪和在一起，不是硬暴力的動員準備就是硬暴力的結尾繼續，甚至是啟動硬暴力的指令性信號和硬暴力的伴奏激勵，與古代戰場上的搖旗呐喊、擂鼓助威、拚殺嘶吼沒什麽本質不同。
讓人們把少數人煽動合成的“傾向性輿論狂潮”當成“言論自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騙局和誤導。言論是信息交流，傾向性輿論狂潮是信息灌輸。交流是雙向的，灌輸是單向的。允許雙向或多向交流的東西才談得上自由，單向的灌輸談不上自由——身不由己，由不得你，願意也是這個方向，不願意也是這個方向，有何自由可言？傾向性輿論狂潮是暴力，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是支配硬權力的軟權力，與硬暴力密不可分，是群體行為，是一部排山倒海的機器，是勢不可擋壓倒一切的軟暴力狂潮。在這樣的狂潮力量麵前，個人力量極其渺小微不足道，輕而易舉就能被摧垮，其表現就是“三人成虎、眾口爍金”。這不是個人品質、個人意誌、個人智慧有問題，而是實力不成比例的軟力量較量的必然結果。指望以個人的力量抗衡群體的軟暴力的輿論狂潮，等於驅羊趕虎，逼唐．吉柯德大戰風車，以血肉之軀硬扛洋槍洋炮。這才是長平之戰時趙王中秦人反間計的真正原因：一邊是秦人重金收買的掌握上層社會話語權的內奸製造出來的傾向性輿論狂潮，一邊是孤零零的趙王個人——用一人的意誌力抗衡傾向性輿論狂潮的排山倒海的軟暴力，結果可想而知。導致孤立的個人以一己之力抗衡群體的傾向性輿論狂潮的強大軟暴力的任何做法不但極其不公，而且等效於蓄意謀殺。
“不同質的矛盾，隻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暴力必須用暴力抗衡，對於傾向性輿論狂潮這種與硬暴力密不可分的軟暴力必須用暴力針鋒相對，要麽用同樣的軟暴力輿論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要麽“文事必有武備”，直接用硬暴力迎頭痛擊——任何政權隻要想生存，就必須控製輿論。不控製輿論，隨便什麽人就能煽動製造出傾向性輿論狂潮，就能一下子把政權搞垮。尤其敵國政權，完全有能力、有意願花重金收買掌握本國話語權的內奸煽動製造出傾向性輿論狂潮，左右你的決策、安排符合自己利益的人甚至搞垮政權、不戰而勝，譬如長平之戰的反間計。避免這種慘敗的唯一途徑是從一開始就樹立起戰略安全意識——時時刻刻高度警惕、嚴密監控，嚴禁任何人煽動製造傾向性輿論狂潮，尤其嚴禁來自外國的勢力插手收買本國的話語權。必須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明確規定任何外來勢力控製本國輿論的任何行為都是戰爭行為，明確規定任何人拿外國錢在本國煽動輿論都是屬於嚴重的叛國行為，一旦發現，立即毫不猶豫地使用硬暴力嚴厲摧毀鎮壓。
“你這是壓製言論自由！”——由個人的獨立思想產生的、旨在與人雙向交流的言論才可能屬於“言論自由”。拿了別人的錢說別人要你說的話不屬於個人的獨立思想產生的、旨在與人雙向交流的言論，而是單向的商業性廣告——你已經把你的“言論自由”換了錢了，賣掉了。賣掉的東西就不屬於你。不屬於你的東西你當然無權支配。無權支配即無支配自由，也就是說不屬於“言論自由”範疇。所有商業廣告都是收別人的錢說別人要你說的話，說話的人並不需要相信自己所說的東西的真假對錯——拿了蒙牛、伊利的錢在廣告上說蒙牛、伊利牛奶如何如何好的人必定給自己的孩子喝蒙牛或伊利牛奶嗎？隻要是拿錢說話，那就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廣告自由的問題。而拿了敵國的錢說敵國要你說的話則連廣告都不算，而是間諜活動、謀略戰爭、叛國行為，問題的性質已經不是言論自由或廣告自由的問題，而是間諜自由、賣國自由、滅國自由的問題。把言論自由、廣告自由、間諜自由混為一談，這是為賣國當間諜狡辯。輿論受製於敵國者必亡國。任何政權隻要對外國用錢收買操縱的選擇性輿論狂潮不嚴厲鎮壓就等於自殺，遲早滅亡——戰國時期的趙國如此，前蘇聯如此，南斯拉夫如此，利比亞如此，敘利亞正在如此。
現在可以明白鄭必堅、王滬寧為什麽能發跡：“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輕蔑實踐經驗的輿論狂潮之功。這股狂潮從何開始？算算時間，恰恰開始於胡亂邦當政之時——正是從那時起掀起了“書本至上”、“理論至上”、“文憑至上”、輕蔑實踐經驗的輿論狂潮，開始大張旗鼓提拔“趙括”、排斥“廉頗”。這股狂潮從何而來？外國花重金收買的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公開拿美國錢的茅於軾公開宣布“社會要由精英治理”；公開拿外國錢的劉曉波公開叫囂“三百年殖民地”。有這樣的傾向性輿論狂潮橫掃一切障礙，從此鄭必堅、王滬寧這些號稱“讀書人”、一肚子書本、滿腦袋“文憑”的“精英”紅得發紫。從此中國社會的“話語權”完全被收了外國重金的間諜控製。從此中國實際有兩個政府：表麵上硬權力還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話語權”等軟權力已經完全落在反共產勢力手中，尤其是教育、新聞、學術、文化等領域。表麵上是共產黨執政，實際上無孔不入日夜不斷的全是反共宣傳教育。經過幾十年的反共宣傳，如今反共成了“主流輿論狂潮”橫掃一切。當年埋下的罪惡如今已開花結果泛濫成災。
所有這一切無不再一次證明這兩大亡國規律——“‘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
三．另一類超級經濟“龐氏騙局”
嚴格講，“‘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這兩大亡國規律並不算什麽秘密。這招老祖宗在兩千多年前的長平之戰時就用過。美國1949年就公開宣布要“鼓勵”中國的“三門幹部”、“知識精英”、“民主個人主義者”當政，如今更絲毫不隱瞞要重金收買中國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製造煽動選擇性輿論狂潮推翻中國政權。奇怪的是：為什麽手握硬權力的中共會眼睜睜看著外國收買的間諜把持了話語權、肆意製造反共輿論狂潮而無動於衷？為什麽對外國勢力控製本國輿論的戰爭行為碰都不敢碰？為什麽對拿外國錢在本國煽動輿論的叛國行為聽之任之？
道理很簡單：有求於人，投鼠忌器。正因為知道外國勢力控製本國輿論的行為是戰爭行為，所以知道打擊鎮壓拿了外國錢在本國煽動傾向性輿論狂潮的“知識精英”必招來外國的打擊報複。正因為害怕這種打擊報複，所以寧可飲鴆止渴，養癰遺患，挨一天算一天。
有求於人什麽？“大大發展生產力”——背叛毛澤東了，否定階級鬥爭了，搞了私有製了，共產黨成了資產黨了，不能靠階級鬥爭公有製吃飯了，又要繼續執政，那靠什麽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呢？借口：大大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不是生產力第一嗎？共產黨要執政有理，就得大大發展生產力、一切為了發展生產力——隻有“大大發展生產力”才能證明“私有化解放生產力”。為此必須不擇手段不惜一切求速度“把蛋糕做大”。隻有這樣才能強迫老百姓相信：隻要蛋糕大，剝削不可怕，私有化沒關係，壓迫剝削持權搶劫沒關係，盡管大頭被老子拿走了，但餘下的殘湯剩飯也夠窮人活命的了。老子雖然以權謀私持權搶劫，但執政照樣非我不可。三十多年來之所以不顧環境、不顧資源、不顧道德、不計成本、不顧老百姓死活、不惜讓外國資本敲骨吸髓地搶GDP、搶速度，就是為了證明“私有化解放生產力”、“隻要蛋糕大，剝削不可怕”、“持權搶劫也照樣必須由老子執政”這些神話。如此不顧一切後果、不計實際效果、一切為表麵速度的行為根本不是正常的發展經濟，而是跟金融屆有名的騙局——“龐式騙局”實質相同的一種經濟——政治性詐騙。
“金融龐式騙局”是用拆東牆補西牆、顧頭不顧腚等手段實現虛假的快速增長，用一時的表麵的“繁榮”來迷惑受害者，從而實現詐騙。它用後麵投資者的投資冒充投資收益付給前麵的投資者，吸引更多的人往裏投錢，象滾雪球越滾越大。直到再也沒人上當受騙、肥皂泡吹破為止。MBA智庫百科如此介紹“龐式騙局”的特征：
1．鼓吹無極限的單向性增長（尤其是幾何級數的增長）；
2．增長的基礎建立在“良好預期”，而“良好預期”遠遠偏離現實狀況；
3．維持某種持續增長局麵的前提是社會公眾普遍持有某一“信念”，而這一“信念”並無可信的物質基礎；
4．當某一“信念”變得脆弱之時,“信念”標的物出現調整，而通過樹立新的“信念”來維持局麵不被打破。
三十多年的“改開”與“金融龐氏騙局”本質一樣，都是騙局。隻不過一個是金融騙局，一個是超級經濟騙局，二者都是不顧效果、不計後果、拆東牆補西牆、顧頭不顧腚拚命製造虛假的快速增長假象，用一時的表麵的“繁榮”來迷惑受害者而實現詐騙。“金融龐氏騙局”用後來投資者的投資冒充投資收益招搖撞騙；“改開龐氏騙局”用中國人子孫後代的資源和生存必須冒充經濟發展成果招搖撞騙。“金融龐氏騙局”雖然表麵上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實際上卻最怕青黃不接。稍有風吹草動斷了線，龐然大物立刻一垮到底。“改開龐氏騙局”同樣雖然表麵上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實際上卻最怕青黃不接。稍有風吹草動斷了線，龐然大物立刻一垮到底。“金融龐氏騙局”必須不惜一切用虛假的快速增長來維持騙局；“改開龐氏騙局”同樣必須不惜一切用虛假的快速增長來維持騙局——高速GDP、“大大發展生產力”、“把蛋糕做大”、“隻要蛋糕大，剝削不可怕”……所以必須“不惜一切求發展保速度”。“金融龐氏騙局”一旦不能持續無限製增長就立刻破產；“改開龐氏騙局”一旦不能持續無限製增長同樣立刻破產。
“金融龐氏騙局”靠源源不斷的外來資金維持運轉。“改開龐式騙局”靠源源不斷外國合作維持運轉——貨真價實的經濟發展，獲得實際利益的是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但要真正做到這點太難了，起碼不能靠以權謀私實現。不過沒關係，“改革精英們”沒本事實幹有本事詐騙，弄出個虛假的經濟發展來照樣能實現政治目標——跟外國資本合作，通過讓外國資本占足便宜製造出“出口在中國、利潤在外國”的虛假繁榮，由此弄出“私有化解放生產力”的假象，從而維持住自己持權搶劫的權力地位。這種弄虛作假的“經濟發展”獲利的不是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是參與弄虛作假的幫凶。要維持這個“改開龐氏騙局”必須確保三條：第一，獲得必要的資源。一旦資源枯竭，整個體係立刻停擺。第二，被搶劫掉的蛋糕不能超過製造出來的蛋糕，否則就無法維持“隻要蛋糕大，剝削不可怕”的神話。第三，西方國家的配合。隻要西方國家不合作，給你來個經濟製裁，讓你靠血汗工廠運轉的經濟運轉不下去，“龐式騙局”立刻玩不轉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麽“改革精英”們那麽害怕得罪西方，那麽在乎“最惠國待遇”和WTO，那麽害怕經濟製裁，那麽低聲下氣苦苦哀求“全麵的市場經濟地位”，那麽膽小如鼠、擁有那麽強大的軍事力量卻那麽害怕奮起捍衛疆土——根本的原因隻有一個：“改開龐式騙局”這一戰略性騙局決定“改革精英”們清楚自己絕對不能跟西方國家鬧翻。一旦鬧翻，西方國家什麽都不用幹，隻要給你來點經濟製裁就能立刻讓你的“改開龐式騙局”土崩瓦解，整個“改開”神話頃刻之間粉身碎骨。那時“改革精英”的下場將比華爾街搞“金融龐式騙局”的金融騙子的下場更慘，能不被上當受騙幾十年、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吃盡苦頭、早已咬牙切齒恨之入骨的中國老百姓撕成碎片就不錯了。
明白了這點就能明白“改革精英”有求於西方在哪裏，為什麽手握硬權力的中共會眼睜睜看著外國收買的間諜把持了話語權、肆意製造反共輿論狂潮而無動於衷；為什麽對外國勢力控製本國輿論的戰爭行為碰都不敢碰；為什麽對拿外國錢在本國煽動輿論的叛國行為聽之任之——為了持權搶劫，所以私有化，所以必須靠“大大解放生產力”來維持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所以必須靠西方的合作維持“改開厐氏騙局”，所以被人家捏住了命脈，所以不敢得罪西方，所以不得不認可西方間諜猖狂。這才是“‘三門幹部’治國國家必亡。欲亡其國必用反間計使‘三門幹部’當權”、“傾向性輿論是控製硬暴力的軟暴力。控製他國輿論是戰爭行為。輿論受製於人者必亡國”這兩大亡國規律能得逞的真正要害原因，才是鄭必堅、王滬寧們飛黃騰達的真正背景。
如今維持這“改開龐式騙局”的三要素都危機四伏：第一，中國的環境資源、原料資源、人文資源已經迅速枯竭，世界性資源危機的時代也日益逼近。第二，國內持權搶劫者的胃口瘋狂增長，蛋糕增加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搶劫者的貪婪增長的速度，剩給老百姓的殘湯剩飯越來越少，“隻要蛋糕大，剝削不可怕”的神話迅速破產。第三，西方世界陷入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為擺脫困境轉嫁危機而毀滅中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肉食動物必須吃肉，不吃自己就得死。壟斷資本主義必須擴張，不擴張自己就滅亡。美國經濟危機持續了多年，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陷入了絕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論美國出現階級鬥爭、社會性暴亂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美國“精英”主張擺脫危機唯一的出路就是打仗。不打仗美國就沒有出路。但跟誰打？美國近幾十年來幾乎年年在打，小打小鬧根本都算不上打仗，對美國擺脫危機起不了什麽作用。環顧當今世界，對美國來說能稱得上打仗的國家隻剩下中國和俄羅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為了擺脫危機，為了擺脫國內出現階級暴亂的前景，你說會做何選擇？當老虎餓得要死的時候，牛羊再乖再柔順，能讓老虎改行吃素嗎？毛澤東時代“兩彈一星”發展起來的鎮國之寶使中國難以被硬暴力擊敗。“改開精英”弱不禁風的“改開龐式騙局”使中國可以輕而易舉被軟暴力征服。這樣的現狀決定中國的“改開龐式騙局”快玩到頭了。
四．誰更壞？
——敲骨吸髓的貪官壞，魚肉百姓的城管壞，強製拆遷的房地產商壞，拖欠民工工資的老板壞，黑磚窯的窯主壞，豆腐渣工程的建造商壞，假冒偽劣有毒有害食品藥品的製造商銷售商壞……所有這些黑了心的人都壞。但從理論上“證明”這些人“代表先進生產力”、讓他們得以誕生、得以猖獗的“理論家”——鄭必堅、王滬寧們更壞。
——鄭必堅、王滬寧們壞，但拿了外國人的重金、用掌握的話語權製造出“三門幹部”治國、“精英治國”等傾向性輿論狂潮、使鄭必堅、王滬寧們青雲直上的內奸“知識精英”更壞。
——拿了外國人的重金、用掌握的話語權製造出“三門幹部”治國、“精英治國”等傾向性輿論狂潮、使鄭必堅、王滬寧們青雲直上的內奸“知識精英”壞，但豢養包庇保護這些內奸“知識精英”、用無孔不入控製中國輿論的戰爭行為滅亡中國的外國敵對勢力更壞。
——豢養包庇保護內奸“知識精英”、用無孔不入控製中國輿論的戰爭行為滅亡中國的外國敵對勢力壞，但為了自己持權搶劫的需要而不惜一切與外國勢力合作搞“改開龐式騙局”、為此寧可容忍外國敵對勢力用無孔不入控製中國輿論的戰爭行為滅亡中國的黨內走資實權派更壞。
冤有頭，債有主，樹有根，水有源。歸根到底，最終的壞根子還在黨內，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才是壞中之壞，萬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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