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教授評價毛澤東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教授。四川自貢人。1921年生，1944年畢業
於金陵大學社會學係。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
新華總社編輯。建國後，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
副院長。
毛澤東建國伊始，他便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正式以大救星自居。作為陪襯而
顯得有氣無力的《國際歌》，因其歌詞：“從來就沒甚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王
帝”顯然和大救星矛盾，而逐漸被人淡忘了。雖然頭腦正常的人總覺得同一時間唱
這兩句矛盾的歌詞是荒謬的，但當時誰也不敢說出來。
在官方正史中談到毛澤東前期的功績時，他的過錯一直是被掩蓋而忽略不計的，以
致人們總認定他一貫正確，遂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之謂，至今這條標語的
仍然存在，實在令華夏兒女感到羞愧。
至於毛澤東後期的功罪，特別是罪惡的一麵，早已昭然若揭，隻是還差一個“天下
英雄”去揭這個蓋子。綜觀毛澤東執政這27年。基本應於否定。但這並不是說這個
政權在主觀上或客觀上就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如果持這樣的看法也是不足取的。和
現在比起來，當時社會治安比較好，貧、富懸殊也不大，腐敗現象較少，上學、就
醫也不成為老百姓的嚴重負擔，盡管這些在當今文明國家中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我
們之所以要撫今追昔，是因為人們麵對今天的諸多不如意之處時，就誘發了不少人
心中泛起“憂患元元憶逝翁”之感，這是當局者們需要認真反思的。
總體而言，毛澤東時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無邊的痛苦和災難：民生凋敝、生靈
塗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哀鳴遍野的慘狀為人類曆史所僅見。據統計，在中國
有史可查的二千餘年中，死於自然災害的人數為二千餘萬人。而我們所謂的“三年
自然災害”便奪去了四千餘萬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時至如今，仍有多數傳
媒，沿用喪盡天良的說法，繼續對老天爺栽贓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憐的劉少奇就是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部分真話，便
注定了必死無疑的下場。土改、鎮反中未依法處決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天體黑洞，也不讓人染指這些領域。
據一位親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訴我，僅劉文輝家族被槍決的便有36人之多。與“反
革命”
“風馬牛不相及”，罪名“莫須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55萬被引蛇出洞的右派份
子，昭示了執政者的虛偽和無恥！毛澤東這個“天才”，什麽花招想不出來！開國
元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死於非命，優秀兒女遇羅克、林昭、張誌新，飲彈刑場，
便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的鐵證！
據載，林昭死後，還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彈費（從5分到1角5分說法不一）。
張誌新在押赴刑場前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據載這個劊子手一共割了47個人的喉管。
學者郭羅基（時任北大黨辦主任）於1979年在光明日報上，以“誰之罪”深究張誌
新遇難的製度根源，最後極其雄辯地指出：“18世紀法國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監獄裏
鍛練成了著名的演說家，而20世紀中國的革命者張誌新在監獄裏卻被割斷了喉管，
這就證明：20世紀中國的水平低於18世紀法國的水平。”這一篇振振有詞的遲到的
辯護，使他被驅逐出北京。
麵對以上慘絕人寰的事實，如果你還執迷不悟或佯裝糊塗的話，隻能說明你的靈魂
早已無救，而通向地獄的大門正在向你招手！
曆史莊嚴地記下，當毛澤東懷著“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萬丈豪情去見閻
王的時候，等待他的是曆史的公正審判。
１９４９年，麵對一個新世界的難題時，毛澤東一開始便處於捉襟見肘、力不勝任
的窘境，繼之黔驢技窮，亂揮板斧，招致天怒人怨，朝野悲歌。這些都是偶然的嗎？
是蒼天對毛澤東不公嗎？何以中國人在歌頌了大救星之後，迎來的卻是大災星？答
案還是在恩格斯那裏。他認為，每一個人都要受到三種條件的製約：時代的局限性；
知識的局限性；思維能力的局限性。李銳在一次講話中還加了一條品德的局限性，
信哉，斯言。
上述幾種局限性在毛澤東身上涇、渭分明，顯得異常突出。對時代的局限性容易了
解，他是生活在一個腐敗、落後、離現代文明極遠的國度，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從
小他隻所學了一些初淺的舊文化知識，這方麵的興趣甚濃，毛澤東終其一生在知識
上有著巨大的局限性，以此為切入點去認識毛澤東的人尚不多見。首先，毛澤東對
馬克思主義基本不通。
毛澤東在延安時就信口雌黃地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
一句話：造反有理！”他是把讀《水滸傳》的心得體會都強加在馬克思的身上。我
們且看恩格斯是如何說的。他在“馬克思的墓前演說”這篇光輝短文中，對其戰友
是這樣高度評價的：創立了唯物史觀並發現了剩餘價值。哪有什麽不三不四的造反
有理的屁話？
無怪毛澤東在文革中坦言：“我黨懂得馬列的甚少。”自然“甚少”之中是不包括
他本人在內的。
其次，毛澤東對自然科學更是一竅不通。據身邊人透露，他從未看過一次科技展覽。
從他學生時代的表現來看，他自然科學的成績極差，終其一生都未達到一個普通初
中生的水平。要這樣的人去當“英明領袖”也是太勉為其難了。
最後，毛澤東還是一個十足的法盲。他在討論人治還是法治時，竟信口胡言：“憲法
這麽多條，誰能記得住？”誰要求把憲法的每一條文都記住呢？須知，毛澤東的用
意是，有我的“一句頂一萬句”，要法還有何用？爾等不是有意要用它來限製我的
胡作非為嗎？
顯示毛澤東思維能力局限的一個最好的例證是，作家葉永烈在《陳伯達其人》一書
中提供的一個重要事實，大概是1965年一月份在《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發表了一
篇題目為《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作用》的文章，毛澤東看了之後大感興趣。
也許是要顯示自己是什麽家之類的身份吧，他召集了陳伯達等諸位秀才討論該文，
毛發表高見如下：“什麽充足理由律？我看就沒有充足理由律，每個階級有每個階
級的理由，哪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這分明是用政治流氓的思維來代替科學思維
的經典案例。不知二千多年前的亞裏斯多德在獲知了發生在中國的這條爆炸性新聞
之後，有何反應，他得到的結論一定是：二千年後某些中國人的思維能力，大大低
於二千年前希臘人所達到的水平。就憑這一點，毛澤東怎麽配當中國人民的偉大導
師呢？
然而，如果我們據此便認為毛澤東是不學無術之輩的話，那是不正確的。他在古典
詩詞和書法方麵還是頗有造詣的。
一代梟雄一世暴君一個無賴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20餘年來，由於“不爭論”這一重大發明，催生了犬儒
主義和物欲橫流的惡性膨脹，意識形態空前混亂，毛澤東問題便是其中之一，他的
幽靈至今仍然在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同樣由於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三種局限性以及利
益的牽扯，使我們對毛澤東的認識很難向前推進一步。毛澤東何許人也？除了大救
星、紅太陽以及“四個偉大“以外，尚無一個清晰的臉譜去描繪他，以便給人留下一個完全難忘的印
象，使之在曆史上有一個準確的定位。
我完全讚同茅於軾的說法：毛在曆史上的定位，扮演了人民懼怕的梟雄，是暴力社
會主義時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幾千萬人民受苦、受難、餓死、橫死、慘死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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