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走與左派結盟的路線 Zt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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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李理《第三條路》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這裏所說的左派、右派，是從對社會階級的立場角度而言，即左派指以下層階級（工人農民等等）為本位，而右派指以上層階級（買辦、小資等等）為本位。主張階級革命、下層階級推翻上層階級的，為左派；主張維護舊秩序，保持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的統治的，為右派。

……

在西方的語境中，“右翼”代表著愛國／民族主義，“左翼”代表著世界／國際主義。可是在中國，這兩個詞匯的含義恰恰顛倒了過來——“左派”代表 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右派”代表著世界主義。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下認為，是因為中國一直沒有產生一個獨立而強大（足以與外國資本分庭抗禮）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右派，實際上是外國資本勢力及其買辦的代言人。這種右派當然不可能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基石，相反，他們是中國民族主義最凶狠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與右翼的死對頭——左翼結合，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這就是為什麽“左派”、“右派”這兩個術語在中國的語境中的含義與西方大相徑庭的根本原因。


不僅中國，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其右派——也就是傳統的社會上層（所謂 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等等）——都有投靠、勾結西方侵略勢力的性質， 故而一般都不會是民族主義的代表；而左派——即社會下層——則由於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壓迫，則表現出民族主義傾向。與之相反，在西方國家，由於擁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可以而且一直在對外掠奪中獲利，因此支持民族主義；而下層人民則感受不到外國威脅，隻受到本國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因此容易陷入馬克思主義那種國際主義之中。


問題真的很簡單。左派右派的劃分，原本是從社會階級革命角度而言，但由於社會的複雜性，它們被附加上其他的含義。在西方發達國家，有著強大的、對外擴張的資產階級，因此西方的右派往往成為本國本民族利益代言人，而民族主義也就往往選擇與右派結盟——意大利****、德國**及日本軍國主義都是以與右派結盟的方式上台執政的（如**黨與舊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結盟，為了這個聯盟它甚至還把主張暴力革命的衝鋒隊清洗掉了）。西方的下層階級由於不會感受到外國勢力的威脅，隻受到本國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因此容易被馬克思主義引誘而走上與別國無產階級聯合反對本國政府的道路，從而容易受到諸如莫斯科之類共產主義大本營的操縱而成為本國民族主義的死敵。這樣延伸開來，也就不難理解左派右派的附加含義，左派由於信奉國際主義，往往就走向了極端化，反對民族主義的一切，反對如民族傳統、民族國家高於個人、民族利益至上等等價值觀，因此，西方形形色色的左派勢力皆表現出強烈的甚至是變態的自虐反民族特征。而右派則與之相反，這裏就不重複了。
在中國，民族主義也曾嚐試與右派結盟。辛亥革命之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曾希望與軍閥、地主及西方列強合作，一起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但是慘痛的教訓令孫中山覺醒過來，認識到中國右派是民族主義的敵人，從而轉向與左派結盟，選擇蘇聯和中共。


孫中山過早的逝世後，蔣介石上台，他背叛了孫中山的左派路線，重新選擇了右派。沒人能否定蔣也是民族主義者，但他的社會關係卻具有濃厚的右派背景，他隻能與大地主和買辦階級結盟。當時的中國，蔣一度是民族主義者心目中的偉大領袖，甚至被看作中國的希特勒（結束國家混亂，重建國家秩序，實現民族複興的鐵腕領袖），無論溫和的或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都將希望寄托於他。

然而，由於中國的上層階級所具有的軟弱性、媚外性，蔣介石和國民黨最終令民族主義者大失所望，首先在抗日戰爭中充分表現出腐敗無能，抗戰勝利後，又淪為美國的附庸。在那個過程中，中國民族主義逐漸與右派分道揚鑣了。

再來看中國共產黨。最初的中共與歐洲日本各國的共產黨一樣，唯莫斯科馬首是瞻，階級利益高於一切。但是中國這樣的國家，下層人民除了受到本國上層階級的剝削壓迫之外，更能強烈感受到外國勢力侵略的痛苦，因此往往激發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同時，中國這種世界大國的國情複雜性也是德國日本等小國所不可比擬的，莫斯科不可能永遠控製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因此，代表本土的毛澤東取代了代表共產國際的王明，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背離了歐洲馬列正統，從城市工人起義轉向中國傳統的農民戰爭。這也標誌著，中國左派開始嚐試與民族主義結盟。


後來，抗日戰爭給了中共生存壯大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它也把自己打扮成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把越來越多對國民黨和右派的軟弱無能不滿的民族主義者團結到了自己麾下。抗戰結束後，美國的介入更令民族主義者一致選擇了左派，並最終使中共戰勝國民黨，接管了中國。

這裏需要說明一點，很多人認為中共是受莫斯科操縱的，因此也是民族主義的敵人。沒錯，由於俄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國家，又是世界大國，且地理位置居於歐亞之間，因此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不受莫斯科影響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毛澤東領導中共以來，在很長時期內也仍然對莫斯科、斯大林表現出可以說是“屈膝獻媚”的態度。那一方麵是毛澤東雖然是民族主義者但終究也信奉馬列（雖然他將馬列改造為自己所用，但其基本理論仍是馬列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麵則是當時環境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中共的勝利，主要是自己奮鬥的結果，莫斯科甚至還起了阻礙作用——斯大林反對中共跨越長江，主張國共“劃江而治”；蘇聯大使是最後離開國民政府的大使，等等。斯大林很清楚，對於中國這樣的世界大國來說，馬克思主義也無法使它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和國家利益，它與俄國一樣，將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一個指揮者，而不會像歐洲小國那樣受莫斯科調遣。事實上，後來毛澤東的確與蘇聯決裂了，作為一個帝國的統治者，他不能忍受另一個帝國的支配。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恢複了天朝國威，抗美援朝是一個開始，此後中國國際地位迅速上升，通過與蘇聯、歐洲截然不同的毛氏共產主義指導思想，更成為第三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燈塔，一度是“萬邦來朝，四夷賓服”。


毛澤東掌握中共領導權，標誌著中國民族主義與左派結盟的正式開始（孫中山那時隻是嚐試，更多的停留於理論上），而中共統治中國，則標誌著左派以與民族主義結盟的方式上台執政了。注意，是“左派以與民族主義結盟的方式上台執政”，而不是孫中山當年希望的“民族主義以與左派結盟的方式執政”。

這裏順便說一下，對於俄國那樣的國家，無論左派右派都可以與民族主義結盟。俄國的國情具有雙重性，一方麵，沙俄是列強之一，還長期是與英國爭霸世界的數一數二的強國，擁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但另一方麵，它在社會經濟上非常落後，保留著封建農奴製度，工業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也受到西方一定程度上的剝削。因此，俄國無論上層階級還是下層階級，無論沙俄還是蘇俄，無論沙皇還是蘇共領袖，都具有強烈民族主義，都是大俄羅斯主義對外擴張的積極推動者。


現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早已經破滅，但是社會階級依然存在，階級矛盾依然尖銳，左派依然要求革命，甚至，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依然不乏其人。而右派呢，現在春風得意，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果實，正要求著進一步擴大其利益，使中國完全融入以美國為領袖的所謂“自由世界”、“民主陣營”。


不願正視社會階級的客觀存在和階級矛盾的尖銳性，盲目鼓吹擱置爭議或階級調和，是不現實的。民族主義無法回避階級問題。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又開始複興，這也就要求我們回答這個老問題：左派和右派，我們選擇誰？


當今中國仍然是第三世界國家，廣大人民仍然深受外國資本剝削，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弱小。從這方麵來看，與國民政府時期沒什麽本質差別。


李理在《第三條路》中說得好：處於“新殖民化”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若不想死蹺蹺的話，就應：消滅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及其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代理人（買辦），和官僚資本，一律沒收為國家（全民）所有，對於民族工業中的大型私營企業，以國有資本控股的方式進行控製和扶持，對於中小型的私營企業要鼓勵和引導，允許一定程度的雇傭和剩餘價值。它允許一定程度的剝削，即允許雇傭勞動，扶持（但控製）民族資本的壯大，同時不讓勞動者和雇傭方的關係緊張化，要由國家權威來防止出現“包身工”。不使民族資本為了商機、市場、經濟利益而背棄民族大義、投合低級趣味。也不讓民族資本控製國家政權，士階層要高於商階層，而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式的商階層至上、政府成了資本家的工具。

民族主義本身不屬於左派右派範疇，左派右派都是階級本位的，而民族主義是民族本位，二者本質不同。但是，社會是有階級的，民族主義要成為社會力量，具備現實影響，就不能回避階級問題。在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由於擁有強大的、對外擴張的資產階級，所以民族主義往往選擇與右派結盟的方式進入社會，而在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隻能選擇與左派結盟。中國的上層階級，就其整體和客觀屬性而言，受其階級利益所決定，必然是反民族主義的，主張投靠西方的，民族主義者如果選擇與右派結盟，就像孫中山早期及蔣介石時代一樣，必然失敗。


中國仍要回到孫中山先生晚年的路線上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是中西合璧的成果，人類政治文明的瑰寶。與左派結盟，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必走之路。


鴻鵠2006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