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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觀殺豬有感
春節前兩天，漫步鄉間，看到農民在殺豬。
場麵慘烈，豬的慘叫聲直入雲霄，讓我一下子明白了，人們在形容誰唱歌唱得難聽時，為什麽愛說“簡直像殺豬”。為首的壯漢凶神惡煞一般，操起一尺多長的殺豬刀就朝豬的脖子上捅去。血，像噴泉一樣噴了出來，豬奮力從按壓著它的幾條壯漢的手中掙脫出來，從台階上滾下，渾身是血，滿院子亂跑，殺豬者且罵且笑地在後麵追著……
我心裏忽有所動，不禁想到：豬遭此厄運，難道是因為它犯了什麽罪錯嗎？它製造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販賣了毒品？沒有。豬是溫順的，守法的，即便有所不滿，也不過是低聲的“哼哼”兩聲，從來不敢用行動表示反抗。人殺豬，和豬的思想、行為沒有任何關係，唯一的理由就是人過年要吃肉，就這麽簡單！
年前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教授，發表一篇洋洋灑灑的長文。其論證的核心觀點，就是無論圓明園被燒也好，八國聯軍入侵也好，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不懂國際法，咎由自取。
我在想，其實100多年前中國的處境，和眼前的這頭豬有什麽兩樣呢？當其時也，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被馬克思稱為“兩個笑嘻嘻的強盜”的法蘭西、英吉利和其他列強，就是要賣鴉片、要割地、要賠款……總之，要一切他們想要的東西，你不給，他就打。他們看準了清王朝沒有還手的能力和意誌——這就是戰爭最根本原因。當時的中國人懂不懂國際法，又有什麽區別呢？美州的印加帝國倒是把歐洲殖民者視為天神，大開城門來迎接，結果不是被殺絕了嗎？
這樣簡單的道理，以我之愚昧都能明白，學富五車的教授卻不明白，真奇怪！
其二，(略)
其三，聽教授演講有感
春節後，參加了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經濟形勢的研討會，在嘉賓席上看到了鼎鼎大名的張維迎教授。
教授講話時，一如既往地夾雜了很多英語單詞，一如既往地使用了很多經濟學的專用術語，但他的一個提問我還是聽清了：“改革開放以來，哪個群體的社會地位下降最多？”有人說“工人”，有人說“農民”。教授笑著搖了搖頭：“都不對，是幹部！”他舉例說，以前列車的軟臥車廂是隻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才能坐的，現在誰有錢誰就能坐，這證明幹部的地位下降了。
我有點頭暈，疑心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在向鄰座的朋友求證了之後才明白這確實是教授說的話，而他是在談到對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要進行補償時指出這一點的。
難以置信！教授難道不知道，如果中國真有所謂既得利益群體的話，“幹部”早被公認為是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嗎？他們在“下海熱”的時候下海，“出國熱”的時候出國，“文憑熱”的拿文憑，住房改革的時候以低價拿到豪宅，公車改革的時候拿到比別人工資高多少倍的“車補”……總而言之，近二十多年來，所有的好事他們全沒有被拉下，所有的倒黴事都與他們無緣。到如今，“幹部”已經成了今日中國幾乎惟一能夠給人帶來保障和安全感的職業，每年的“公務員考試”熱到了銷鐵熔金的程度，成了中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難道這些大學生都瘋了嗎？
“幹部”的地位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這是一個用腳後跟想想都不會答錯的問題，牛津大學的高才生張維迎教授居然得出了這樣一個如此驚世駭俗的結論，真奇怪！
肉食者鄙
春秋時的魯國鄉民曹劌說過一句穿越了兩千多年時空，至今仍然餘音嫋嫋的話：“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我在很多年裏都不能真正理解，經曆了這三件事之後，竟忽然開悟：“肉食者”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不能舍棄，有太多的額外利益企圖得到，一心隻想著怎樣得到有勢有錢有權者的青睞，所以就不能、也不願正視事物的本質，所以就“鄙”，所以就不能為國家、為民族、為大眾“遠謀”了。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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