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元旦，拙著《中國站起來》出版。不少人認為這是一本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書，有的人見我書中還談到國家利益問題，更是不能容忍，那意思好像國家利益就是統治集團的利益，隻有統治集團才會、才應該關心國家利益。他們紛紛將我命名為民族主義者或者國家主義者。甚至不斷有人用充滿困惑的眼光問我：你的思想是怎樣發展到這一步的？似乎頗有恨鐵不成鋼之慨。
這個問題要從兩麵講，一麵是我對社會內部不同階層文化權力關係和利益關係的領悟，另一麵才是對於國際社會強國與弱國之間、文化權力關係和利益關係的領悟。我首先關注的，恰好是第一個方麵。所以，在我表現出民族主義傾向之前，我其實頗有點像自由主義者所標榜的那種狀態，對中國社會的強權及其文化權力保持批判的鋒芒。不過我實在不願意自稱自由主義者，我寧願將我這種傾向命名為底層主義傾向，因為我是站在底層立場，對強勢群體的文化權力予以質疑。底層主義傾向隻是我杜撰的一個詞，翻譯成學界流行詞，就是民粹主義傾向。
一年以來人們已經給我扣上了好些“主義”的帽子，我這裏又自稱有民粹主義傾向和民族主義傾向，真是找死啊。最近不斷有賢達人士聲稱，必須高度警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合流的傾向，好像這兩個主義都是洪水猛獸，比殖民強權、甚至比他們天天詛咒的專製集權更加十惡不赦。那世界上什麽主義才是利國利民的好東西呢？當然是那些詛咒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人所要推廣的主義囉，那才是春風雨露，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妙藥啊。
我為什麽瞧不起母親的宗教信仰
我母親是江西省鄱陽湖北岸山區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鄉村女性，一生喜歡拜菩薩。我剛剛記事時，正趕上“文革”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鄉村的所有文化習俗都在破除之列。母親當然不敢在生產隊長的眼皮底下拜菩薩，於是多次結伴到十幾裏路之外的荒丘野穀求神拜佛，那個地方原有一座蛇王廟，後來廟宇被毀，但是據說靈驗依舊。
我十來歲的時候，因為患有龍身瘡，跟著母親和其他香客一起去蛇王廟求過仙丹。我發現那不過是樹底下隨意碼放的幾塊磚頭，根本沒有菩薩塑像之類，當然更沒有廟宇。因為廟宇在政治運動中被拆除，香客們就到那個廢墟上舉行他們的宗教儀式。
後來讀書生涯中，那些研究中國宗教的精英學者告訴我，中國是儒道釋三教並立互補的國家，我據此將我母親的宗教，理解為佛教。因為她自己把自己的宗教行為，稱為拜菩薩，而“菩薩”，不就是佛經中翻譯過來的詞語嗎？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鄱陽湖北岸的鄉村地區，重建寺廟的風氣漸趨熱烈。我們村裏很窮，建不起大廟，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領頭募捐，在村西頭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廟。我母親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頭。母親總是說，她拜菩薩的時候，家裏老老小小每個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個。母親的拜菩薩因此跟我產生了命運的關聯。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遇上母親邀伴到村西小廟燒香。我前去為她們拍照片。她們的儀式完畢以後，我進廟拍攝神龕裏的菩薩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薩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來長的木頭。
我問母親這是什麽神？
母親說，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們那裏對老爺爺的尊稱，意思相當於可敬的老人。母親隻知道老嘎嘎是我們村裏的一位祖先，這位祖先究竟什麽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親沒法說清楚。
母親補充說，這尊菩薩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薩，而是從香火堂撿來的韋陀菩薩。咱們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廟。除了供奉祖先牌位，還供奉三將軍(張飛)和老嘎嘎，以及這尊韋陀菩薩。我估計還同時供奉著觀音菩薩或者彌勒菩薩，否則這尊韋馱菩薩就不會出現，他隻能做佛教諸佛菩薩的護法使者，而不應該做三將軍和老嘎嘎的護法使者。這些複雜的問題，我母親不甚清楚。
“文革”時期，三將軍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爛，這位韋陀菩薩也被人丟在什麽陰暗潮濕的角落，寂寞十幾年。直到那年建廟，人們才找到這尊韋陀菩薩，當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這裏。麵目模糊即係木質腐爛所致。
那一天我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將會改變我一生的文化立場，因為心靈的變化總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隻意識到自己有兩個發現，第一，我發現我母親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來我一直以為，母親既然拜菩薩那就肯定是佛教徒。母親雖然年輕時拜過觀音菩薩，可是自我記事以來，她沒有一次有機會祭拜觀音菩薩，所拜全是諸如老嘎嘎、土地神、蛇王等等民間神祗，這些神祗跟佛教八輩子不沾邊。
第二，我發現我對父親母親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原來一點也不了解，而且也從來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個過程中，一直按照書文上的說教在批判他們的信仰。我跟魯迅和毛澤東一樣，一直把我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們的信仰，看作迷信。我從書本上學的東西越多，越認為自己很有學問，就越加堅決地否定父老鄉親們的信仰和習俗。魯迅小說《祥林嫂》中，敘事人對祥林嫂捐門檻是那樣蔑視、鄙視；《孤獨者》中，主人公魏連殳對於村裏人的葬禮儀式，更是懷著刻骨仇恨。我像魯迅筆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樣，常常針對底層群體的宗教信仰，罵他們愚昧無知，罵他們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罵的是他們的下人，諸如阿Q、閏土、祥林嫂之類，這些每天給他們挑水、種地、舂米的勞動者；我罵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種地、舂米將我養大成人的人。
很顯然，我發現的這兩個問題，乃是我的兩個錯誤。迷信：我母親對自己信仰的命名
我年輕的時候，先是在高校學習“漢語言文學”，後來在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我自以為很有文化，回到村裏老是居高臨下地打量村裏的習俗和儀式，對母親燒香拜佛也頗不以為然，甚至曾經想對母親的宗教信仰產生某種影響和引導。
那時候我想引導母親皈依基督教，盡管我自己並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文化上對基督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們村有一位前輩讀書人，比我父親略長幾歲，民國時期就是贛北地區著名的基督教領袖，擔任過贛北基督教會副委員長。1957年當了右派之後，一心在生產隊長監督下勞動改造，從來不談上帝或者撒旦之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算是趕上了他的好時代。經過官方允許，他把自己的家變成了耶穌堂。每到周日，附近村裏到他家做禮拜的老弱病殘女，絡繹不絕。我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過他們的活動。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殘女跟上帝究竟有沒有交流，倒是這些教徒之間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寶貴，他們借此具有了群體認同，緩解了內心的痛苦。
那一兩年之內，我多次勸我母親參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禮拜活動。那幾年我們家處於最貧困的時期，我的父母內心壓力非常大。父親從不表達這些壓力，母親則常常以各種方式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憂患感。我幾乎擔心母親某一天會精神崩潰。我希望母親在一個基督教群體中得到一點精神的解脫，至少能借助那種群體交往釋放一些壓力。
可是母親對我的勸說一直是笑而不答。
終於有一天，我記得是某個炎熱的夏天，母親笑滋滋地、然而是鄭重其事地回答我說：“我不能去，我信迷信，這麽大年紀了，不能改信。”
我久久驚訝於從母親口中說出的“迷信”一詞。她的信仰和她對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於給我的震撼不是瞬間性的，而是必將持續終生。
母親七歲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飛機投彈炸掉了，從此無家可歸。外公在外地謀生，從此不再回鄉。外婆既無田地，也沒住房，靠給地主富農打散工養大我的母親和舅舅。母親長大以後，辭掉了一家富貴子弟的婚事，她對外婆說：他家那麽富有，我們家這麽窮，我們拿什麽做禮物，跟他們結親往來？他來半斤，我們對得起八兩嗎？再說，我是窮人的女兒，到他家隻能坐一輩子矮凳，何苦來？不如嫁個跟我們一樣的窮人家，心裏放鬆。
母親選擇了嫁給我父親。我父親無依無靠，也無田地也無房子。母親嫁過來後一直借住在別人家裏，兩年內搬家七次。母親第一次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工作隊分給她的。所以母親一生最感激毛主席。除了爺娘，毛主席就是她最親的人。我母親來北京探親的時候，到哪裏玩她都不樂意，她舍不得我花錢。隻有毛主席紀念堂，是她主動提出要去看的。排隊的時候，她看見有賣花的，又提出要買花送給毛主席。母親一輩子都踏踏實實地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辦事。隻有一件事，她不願意聽從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號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薩，遭到我母親內心的抵製。在這個問題上，母親對毛主席頗有點陽奉陰違。
在毛主席的恩德和威名麵前，母親無條件接受毛主席的教化，一步步後退，一步步放棄自己的文化，信奉毛主席的文化。可是退到最後，退到拜菩薩這件事情上，我母親無法再退了，這是她的底線，即使因此違背毛主席指示，她也必須堅持這個底線。也就是說，毛主席要求她放棄的其他一切，她都心甘情願地放棄，覺得那些東西確實不正當，應該放棄。唯有拜菩薩，她覺得這是正當的信仰，毛主席要她放棄這麽正當的信仰，她不想服從。
可是，即使是在這件敢於違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親也無法給自己的信仰命名，無法在話語權上維護自己信仰和文化的正當性。她隻能接受毛主席和整個精英群體出於歧視而給予的命名——迷信，她一麵堅貞地維護這種信仰的正當性，一麵用精英群體、強勢圈子的話語權對自己信仰的正當性予以否定。
為什麽在毛澤東和我母親之間，就一個拜菩薩問題存在著這麽大的分歧？為什麽我母親在堅決捍衛信仰正當性的同時，卻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種力量對於她的信仰的歧視性命名？此間是不是存在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如果底層人在最為堅貞、決不妥協的信仰問題上，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運，那麽，他們的整個命運中，還有一點不被支配的成分嗎？
課堂上為什麽不講我母親的宗教
還有，我作為父母的兒子，他們費盡一切努力，供我讀了一肚子飽書。我在父母麵前敢於以飽學之士自居，可是我卻既不願意理解和尊重父母的精神世界，也不屑於了解一下他們心中的神靈。相反，在我母親與精英群體之間因為宗教信仰問題產生分歧時，我實際上不是站在母親一邊，而是站在精英群體一邊的。究竟是什麽力量讓我不但錯解了母親的信仰，而且敢於背叛並批判她的信仰？
我的錯誤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是那幾年我不斷追問的問題。實際上我是在為我的錯誤尋找客觀原因。
關於對我母親宗教身份的錯誤理解，這跟我的教育資源有關。我從上小學開始，課堂上應該學什麽，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師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的教育權力，都由政府掌握，教育資源的安排，也隻能由政府決定。
什麽是政府？政府就是由政治精英小圈子，聯合文化精英小圈子，共同組成的一個統治圈子。這個統治圈子在劃定教育資源時，隻對精英小圈子的文化感興趣，一心要確定精英小圈子文化的權威性，讓它成為衡定萬物的標準。這個標準一旦確立，隻有精英群體小圈子的文化具有正當性，其他群體的文化都不具有正當性，都在被改造、被同化、被消滅之列。統治圈子用這種文化權力的普及，來鞏固政治權力和權威。
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有中國文化精英對於中國本土文化的有效性和正當性提出質疑。到了民國時期，這種質疑發展為果斷的否定和堅決的拋棄，他們一心要憑借那些用槍炮打垮中國的種族的文化來作為統治萬民的工具。
五千年來積累的一切中國文化，從孔孟老莊，到管仲商鞅；從觀音彌勒，到媽祖關張，都頃刻間失去了正當性，都被列為封建迷信，都在“被改造、被同化、被消滅之列”。
我母親信奉的神靈，無論是觀音菩薩，還是關羽張飛，還是土地神，還是老嘎嘎，都被定性為“封建迷信”，課堂上哪有時間講我母親的宗教啊？
教育的過程，就是讓被統治階級的子弟，學習統治階級的文化、知識、價值觀、生活方式，訓練他們用統治階級的立場、角度看問題，訓練他們為統治階級服務，訓練他們按照統治階級的需求實行社會控製和教化，自覺地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當然，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中那些教化有成的學子，也有一定的回報，那就是把你納入統治集團的邊緣圈子，讓你衣食無憂，還給你各種榮譽稱號，讓你享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尊榮。
一個熟練掌握了統治階級的知識和價值觀的人，隻有進入統治集團的邊緣圈子之後，才能更好地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更好地為統治集團服務。
所以，任何社會的統治集團，它的核心圈子通常不會改變，但是它的邊緣圈子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流動性，理論上必須讓所有的被統治者子弟，通過艱苦的學習和磨練，都有機會進入統治集團的邊緣圈子，這樣才能充分煥發被統治階級的創造力，才能引導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通過服務於統治階級而不是反對統治階級而得到財富、地位與榮譽。
這個由統治集團通過實施教化從被統治集團中遴選出來的邊緣圈子，通常有個集體名稱，叫作士，也可以叫作官吏，現代社會則常常稱之為知識分子。
古代中國很早就有了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主動培養有用之才的文明自覺，並創造了一套完備的教育製度。這套製度不但最有利於統治集團小圈子的利益，同時也為被統治集團大圈子中的傑出人物提供了出人頭地的機會，有限實現了社會流通——也就是才智之士從大圈子到小圈子邊緣群體的流通。
這一套完備的培養、遴選製度，被西方人學得出神入化，發展為今天流行全世界的現代教育製度和公務員製度。
現代教育的經濟含義就是：好好學習怎樣為我(實施教育的主體)打工，好好為我掙錢，等掙得多了，你那一份也會增多。
這就是學校的含義，這就是課堂的含義。在這樣的課堂上，怎麽可能講到我母親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呢？
我為什麽背叛了母親的文化與宗教
誰讓我背叛了母親的宗教信仰
我為什麽熱衷於批判母親的信仰？因為我已經背叛了她的文化與宗教。我為什麽要背叛母親的文化與宗教呢？
我把自己跟村裏的童年夥伴做一個比較。那些生活在村裏的童年夥伴，跟他們的父母、跟廣大村民，保持了同樣的文化和信仰。他們或許不願意像父母一樣到老嘎嘎廟裏燒香磕頭，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對於村裏的文化與宗教持批判的、蔑視的態度。每當村裏有人去世，他們都會很熱心地參加魏連殳所詛咒的葬禮，也絕不會認為祥林嫂捐門檻是什麽愚昧行為。
我跟這些夥伴的主要區別在於，他們在小學剛剛學會了書寫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數字，就輟學了，我卻在精英群體建構的教育體製中受到完備的教育。而整個教育體製中，隻講精英小圈子信奉的文化，不講草民大圈子習用的文化。
一般來說，底層大圈子具有驚人的文化惰性，他們是保留傳統文化的酒精瓶。今天依然在村裏受到尊崇的文化，不但跟一千年前的古老文化保持著結構、氣質上的一致性，甚至跟五千年前的原始文化還有密切的血緣關聯。無論是祥林嫂捐門檻，還是魏連殳奶奶的淳樸葬禮，都是千年不易的古風。
而精英文化卻往往富於變化。尤其在最近一百多年，所謂社會文化轉型的時代，精英群體的文化選擇和認同，雖不無智慧，卻也極為心浮氣躁、變幻莫測。
而且，作為統治集團的精英群體小圈子，無論他們的文化短暫還是久長，他們都會盡力拓展他們文化的影響力，要求底層群體大圈子歸順、接受他們的文化。對於大圈子所信奉的文化，精英小圈子永遠不屑於了解，僅以迷信名之。
如果底層群體大圈子表現出維護自己文化權利的自覺性，精英群體大圈子就會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等多種方式，堅決否定底層文化的正當性，否定他們的話語權，讓它沒有存在空間。而精英群體牢牢地掌握著話語權，話語權恰是政治權力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確立唯一正當的文化權力，是為了鞏固唯一正當的政治權力，進而鞏固至高無上的、不容挑戰和質疑的經濟權力和利益。
所以，從我們的教科書中，隻能讀到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但丁、盧梭、傑弗遜、達爾文、馬克思、列寧、培根、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愛因斯坦是怎麽理解人類生活的；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管仲、屈原、賈誼、歐陽修、周敦頤、朱熹、王陽明、蔡元培、魯迅以及漢武帝、唐太宗等等，是怎麽創造人類曆史和文化的。
所有這些人物，無一例外全是精英小圈子的人物，隻有他們的事跡和他們的文化才能成為我們的教育資源。
關於閏土、阿Q、祥林嫂和我的父親母親對於生活的理解，以及他們的文化趣味，在教育資源中不但沒有正麵地位，而且隻能永遠處於被批評、被否定、被嘲弄的負麵狀態。
我在體製內求學十幾年，實際上是被精英小圈子洗腦十幾年。洗腦越久，就越是形成了精英小圈子的立場、角度、趣味，就越是遠離我村裏的文化、我母親的信仰。
順理成章地，我成了底層群體大圈子文化的批判者，成了我母親的文化的敵人，我天天像魏連殳那樣否定著底層群體大圈子的文化正當性，否定著我母親的信仰的正當性。
知識分子隻在古人洋人的概念體係中沉浮
當今的知識界一般將“體製”看作一個值得質疑的負麵事物，而把知識精英看作值得信任的正麵事物。所以，當我對體製內的教育和思想表示失望時，一定會有人建議我少看體製的書，多看學者的書。那意思似乎是：體製內的書傳播的是官方意識形態，肯定是糟粕，知識精英的書才有真理。
實際上幾十年來我基本上就是這麽做的。我極力抵製體製內的思想，積極認同文化精英的思想和立場。簡而言之，我就是文化精英打造出來的一件作品。
然而，當我對幾十年求學生涯進行反思的時候，我並不認為文化精英的思想立場，在體製內的思想立場麵前具有多大優勢。實際上，與體製內思想比較起來，文化精英的思想既不更接近真理，也不更接近底層群體大圈子的權利和利益。
誰是文化精英？那些具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就是文化精英。他們或者借助官方許可的合法渠道傳播自己的學說與思想，或者以知識分子群體口口相傳、電子郵件、短信等等方式產生影響。如果某位學者的什麽著作或思想遭到禁止，往往以千倍萬倍的速度瘋狂傳播，短時間內即可獲得巨大影響。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潛心研究文化精英們的著作。這些著作自然各有學術淵源，所言有理有據，在邏輯上一般說得過去。從亞裏士多德到亞當·斯密，從伏爾泰到托克維爾，從凱撒到拿破侖，從羅斯福到布什再到奧巴馬，從釋迦牟尼到鳩摩羅什，從慧遠到唐玄奘，當然，還有從孔子到王陽明，從莊子到陶淵明再到錢鍾書，從屈原到魯迅，等等等等，都在當代精英學者的著述中得到關注、闡發和弘揚。總之，當代知識精英的著述，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六合八荒盡收眼底。說它博大精深一點也不為過。
可是，這些精英們的學說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究竟有多大關係，往往值得細心辨析。知識分子以知識為業，以知識謀生，經過幾十年的語言文字訓練，往往被訓練成了玩文字、玩概念的老手，訓練成了意識形態動物。
他們一生的著述就是從邏輯到邏輯，從概念到概念，說得誇張一點，是從別人的邏輯到別人的邏輯，從別人的概念到別人的概念。
請注意，這裏所說的別人都是“古人”和“洋人”，因為知識分子一生所讀，大多是古人和洋人的書。古人和洋人永恒的主題一般是：人民愚昧、官吏貪婪、東方黑暗、天下無道……
而中國社會現實的真實狀況，中國政治跟更加廣闊的國際政治的互動關係，底層民眾的現實境遇和精神生活，往往是用古人、洋人的概念涵蓋不了的。
古人和洋人的概念、框架涵蓋不了現實生活怎麽辦？那也得削足適履硬套。知識分子一輩子就學會了這些邏輯和概念，當他們要用這些邏輯和概念混飯的時候，社會現實敢於跑到這些邏輯和概念之外去？這不是成心跟人過不去嗎？
所以，知識分子必須罵罵咧咧地砍削社會現實之足，以便塞進他的思想之履中。如果永遠塞不進去，這就證明了天下無道，他就有理由永遠罵罵咧咧。如果僥幸(實際上這樣的僥幸永遠不會出現)塞進去了，那就更加證明了人民愚昧、官吏貪婪、東方黑暗、天下無道——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喜歡突出自己的聰明和道德，質疑甚至否定芸芸眾生的聰明和道德。
至於現實究竟是什麽樣的，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具有什麽樣的需求和願望，知識分子一般不太了解，也缺乏深入了解的足夠動力。他們生活於社會上層，他們永遠隻了解社會上層——而這隻是社會現實的一個小角落。
他們在用別人的邏輯、別人的概念說話時，如果說還有一點個人見識和經驗，那也是他在社會上層小圈子裏獲得的那麽一點見識和經驗。就憑這麽一點小圈子裏的見識和經驗，他們就敢於縱論天下了。雖然在序言和後記中，他們也往往承認自己隻是以管窺豹、以蠡測海，但是這隻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謙辭，毫不影響他厘定乾坤的氣魄。
可憐我們這些莘莘學子，就把這些管窺蠡測當作天下全貌，把這些與現實生活遠隔千山萬水的言論、學說當作真理，一邊拜讀一邊做筆記，還企圖用這些真理來解決現實問題。
知識分子隻論海島卻看不見大海
舉個關於中國宗教的具體例子，看看中國讀書人的結論離事實有多遙遠。
中國讀書人對於中國的宗教狀況有兩種經典談論，第一種是比較傳統的談論，那就是中國的宗教是儒道釋三教並立且互補，幾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都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接受這個結論長達幾十年。
第二種是比較現代的談論，那就是中國沒有宗教。這是西方人進入中國之後，從他們的標準作依據，對中國精神文化所作的一種判斷。西方基督教在精神文化結構中居於核心地位，中國精神文化結構中，居於核心地位的似乎不是宗教，至少跟西方基督教大相徑庭，於是西方傳教士和學者都說，中國沒有宗教。當代中國學者幾乎百分之百沿襲著西方人的這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古人的概念和判斷，第二種說法來自洋人的概念和判斷。
第二種說法我們姑且不論，這裏談談我對第一種說法的質疑。
我在整個求學過程中，從來沒有懷疑過第一種說法。可是，當我對我母親的宗教和我們村裏的宗教稍有了一點點了解，我就意識到古人所作的這個結論是不完整的。中國明明有如此廣泛的民間宗教，為什麽那些精英學者在研究中國宗教時，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呢？為什麽那麽多學術大師或者小師們不能把中國傳統宗教的第四種資源——民間宗教也包含進來，然後再得出整體性的結論呢？
我後來讀過一套馬西沙、韓秉方所著《中國民間宗教史》，那裏麵大多數官員一談到底層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就罵他們愚民愚婦、妖言惑眾。馬西沙所寫，基本上都是傳播十分廣泛的公共宗教，它們全都是佛教或者道教的變種，也就是說與中國的主流宗教即精英社會的宗教具有密切的血緣關係。
實際上中國還有比這個更為民間化的宗教形態。西方人種自殖民擴張以來，他們的人類學家對南太平洋地區毛利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的原始社會及其宗教文化進行過頗具規模的田野調查，他們的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再現了人類在原始社會一些比較普遍的宗教文化特征。
這些特征在今天的中國也有十分廣泛的遺存，比如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漢族鄉村地區，至今還有從原始社會一直延續下來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形態，其中最為明顯的有三點，一是祖先崇拜，這是中國社會精英與底層共同的宗教文化；二是萬物有靈論，鄉村社會處處有神靈；三是地方神譜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神靈譜係。
鄉村社會和許多少數民族社會，他們的節日、慶典、禁忌等等，都與這些獨特的宗教文化有關。甚至可以說，這種宗教文化，其實是中國文化的母體，孔子也好，老子也好，莊子也好，屈原也好，都是從這種博大的宗教文化中生長出來的，甚至連保甲連坐的大法和誅滅九族的大刑，都是從這些文化母體中生長出來的。
跟這個文化母體比較起來，所謂儒教、道教，都隻是精英人物對這個文化的某個角落的一種表述，佛教也是精英人物將一種外來文化予以改造之後，與本土文化進行融會貫通的一種命名。千百年來，佛教主要隻存在於上流社會之中，底層社會雖然也敬拜釋迦牟尼、觀世音、彌勒佛等等，可是對於這些香客來說，不過是在原始宗教、地方宗教譜係中，增加了幾個神像，跟西來的佛教了無幹係。
在中國民間宗教的汪洋大海中，儒教、道教、佛教都不過是激流鼓蕩、煙霧繚繞的幾座仙島。儒教的根基堅牢一些，道教佛教有時候簡直若隱若現、似有還無。
可是所有的學術精英，隻談論這幾座時有時無的仙島，對於汪洋恣肆的大海，卻長期視而不見，長期無法進行學術處理和學術描述。其譾陋無知，嚴重到無以複加。
我們長期將精英學者的這種掛一漏萬、嚴重歪曲事實的描述，當作事物的真相。我們相信他們的學識，相信他們的公正，因而無條件接受他們做出的結論。一代一代學者就在這種遠離事實真相的結論所編織的邏輯結構和概念體係中翻筋鬥，永遠翻不出偏見的手掌。我們談論的永遠是滄海一粟，對於海洋本身我們從來沒有考察過，甚至從來不知道海洋的存在。
古代學者為什麽看不見底層文化
最近一百年的中國學者，不了解中國的民間宗教還情有可原，因為今天的學者都是以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盧梭、洛克、達爾文、托克維爾和胡適、魯迅、陳寅恪、錢鍾書為原料勾兌出來的，原料本身各有母體，勾兌物卻隻能像風箏一樣飄搖在文化母體之外，是典型的從別人的邏輯到別人的邏輯、從別人的概念到別人的概念的鸚鵡學舌之徒。
他們無視中國社會現實、無視民間文化和宗教，是完全符合“別人的邏輯”和“別人的概念”的。因為“別人的邏輯”和“別人的概念”中，原本沒有所謂“中國社會現實、中國民間文化和中國民間宗教”。
可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他們全都是從鄉土文化中孕育出來的，他們的生活經驗、思想觀念、節日、慶典、儀式、禁忌，基本上跟底層民眾血肉相連，無分你我。在祈雨儀式、祭祖儀式、祭山儀式、祭河儀式上，他們實際上都是老百姓的宗教領袖，為什麽他們隻要孔孟老莊，而不要民間宗教，甚至將追隨自己的子民看作愚民愚婦、將他們的宗教看作妖魔鬼怪呢？他們原本是從大海中登上儒道釋的仙島的，可是他們登島之後為什麽全都看不見大海、甚至刻意否認大海本身的存在呢？
我對此困惑了很久。
越是困惑越需要思考，隻要思考就可能有所發現。
後來我發現，不惟宗教研究如此，其他學術領域幾乎全都如此。比如，一部“中國文學史”，所言必定是少數文人學士的事，跟廣大的底層群體不會有關係。它寫滿了士大夫“鬱鬱澗底鬆”的懷才不遇，卻沒有“打傘不如雲遮日，打扇不如自來風”的鄉間曠達；它寫滿了“哀民生之多艱”的士大夫情懷，卻沒有“民”自己對於“多艱”的詠歎和抒泄。
不在視野之中，自然也不在關注、研究、言說之中，所以，底層群體生活在精英學者的知識之外。
這個結論很重要，希望大家記住：底層群體被精英學者排除在知識之外，所以底層群體信奉的知識、宗教、文化，也被精英學者排除在研究、言說之外。
這就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麽我受精英學者教育幾十年，隻知道有儒釋道，不知道我的母親和村民另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為什麽我將我母親的“拜菩薩”錯誤地理解為佛教，竟然無法及時從精英學者的著作中得到糾正。
當代中國學者中，隻有極少數的、甚至是個別的學者，才會把民間文化和宗教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可是這些學者在學術體製中往往無足輕重，沒有影響力，難於被人所知道。我就長時間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不知道他們的學科的存在。所以，他們沒有機會糾正我的錯誤。在整個學術體製中，他們不隻是被看作邊緣，他們甚至像大海本身一樣，根本不在主流學者的視野之中。
在我受教育的整個過程中，我不過是精英學者小圈子所建構的整個人文學術體係的一個容器。精英小圈子給我裝進什麽，我就擁有什麽。這就像政府給教材編進什麽，學生就學到什麽一樣。每個社會的成員都是這樣造就出來的。民間宗教和底層文化既然沒有資格編進教材，沒有資格成為國家規定的教育資源，它就永遠不會進入精英群體的視野之中，因為所謂精英就是受過正統教育、掌握正統社會話語權的人。
所謂文化精英，作為社會中具有某種特定優勢的一員，正是由正統體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造就出來的。政治精英一般是社會控製群體，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規定了教育資源，以這種特定的教育資源造就一批文化精英，將社會的輿論權和話語權交托給文化精英掌握。掌握話語權的文化精英，跟掌握朝綱的政治精英一起，聯手完成社會控製，所以他們是社會最上層的社會控製集團。
文化精英跟政治精英其實是一體的。
文化精英隻有通過否定底層文化的正當性，肯定政治精英所圈定的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是唯一正確的、正當的，才能得到政治精英的嘉許，才能順利地晉升到更高級別的精英小圈子——社會控製集團之中。
底層文化的正當性危機
當我發現我母親的信仰和神靈在我的知識譜係之外的時候，我知道它實際上是在中國精英小圈子所建構的整個人文學術體係之外。在精英群體看來，它不但不是教育資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簡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體所建構的整個人文學術體係的敵人，必須天天批判之。
魯迅的文學作品，就從各個角度對底層大圈子的文化、習俗、信仰進行了較多的批評，連村子裏的一個葬禮，他和他筆下的精英人物也不可容忍，進行了徹底的詛咒式的描述和批判(見小說《孤獨者》)。魯迅這些作品，在中國當代的教育資源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甚至像一麵鮮豔的旗幟，一直在我們的文化領空和教育領空高高飄揚。
我終於知道，阿Q、閏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親母親的生活世界，整個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關注與研究視野之中，整個不在他們所建構的人文學術體係之中。根據他們的邏輯，所有阿叭閏土、祥林嫂都是沒有文化的人。
既然他們沒有文化，他們所奉行的文化邏輯，就必定受到精英群體的漠視，他們按照自己的文化邏輯所生長出來的心願、期盼、信念、目標，必定被精英群體看作邪念，而不會受到尊重。阿Q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傳宗接後，於是一直遭到我們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門檻，以求死後不被兩任丈夫爭搶，於是一直被我們判定為愚昧無知。
他們的生活理想、信念、世界觀、行為模式、習俗、儀式等等，都沒有正當性，都是愚昧的、迷信的、錯誤的。 一個人既然沒有足夠的政治權利，他的文化權利一定會受到質疑甚至否定。即使他身上積累著千萬年的文化，他們也隻能被看作沒有文化的人。
社會控製群體為了否定底層群體的政治權利的正當性，必須同時否定其文化權利的正當性。奧秘其實在這裏。 我的父親母親之所以被命名為沒有文化的人，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神靈、他們的精神生活的支持體係，得不到精英群體的認可，並被精英群體命名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為有文化的人，是因為我在精英群體所建構的教育製度和學術製度中，中規中矩地學習了幾十年、刻苦操練了幾十年，終於弄懂了精英群體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並按照他們要求的模式，參與到這個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結構之中，盡忠職守地履行自己的職能。
教育，就這樣造成了我與我的父親母親在趣味、信仰、文化、社會分層等等方麵的差距，甚或對立。
在這個對立的結構中，我每天勤奮地學習亞裏士多德、耶穌、釋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達爾文、孟德斯鳩、托爾斯泰、老子、孔子、莊子、李白、周敦頤、朱熹、王陽明、康有為、陳獨秀、胡適、餘英時等等精英人物的著作與思想，裝模作樣地像他們那樣思考，關注他們所關注的，信奉他們所信奉的，弘揚他們所弘揚的，批判他們所批判的。最後，像他們那樣，企圖通過立言立功立德而實現名垂史冊、萬古流芳的偉大理想。
既然底層群體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體為了樹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須予以歧視的他者，那麽，當我“批判他們所批判的”的時候，我就隻能成為我的父親母親的敵人。
我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偉大人物，而甘願成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們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們的階級立場，我因為這種過於趨炎附勢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種文化焦慮。
追隨統治者是被統治者的唯一選擇
當一個統治群體控製了一切生存資源之後，被統治者隻有追隨統治者的文化理念，接受統治者製定的遊戲規則，以求獲得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
你看印度、尼日利亞、肯尼亞等等亞非國家，他們的官方語言是竟然是萬裏之遙的英語。為什麽？就因為英國曾經長期劫掠、統治這些地區，當地人為了在持槍搶劫的英國人手下討口飯吃，隻有學習他們的語言，學習他們的文化，崇尚他們的習俗，甚至皈依他們的宗教。當你改造得像一個英國人的樣子的時候，你才能夠得到較多的生存資料，甚至可能成為英國統治當地人群的代理人，晉升為權貴群體中的一員。
所以，每當發生外族入侵時，總有一些人得風氣之先，率先跟入侵者打成一片，漸成入侵者的代理人，迅速崛起為權貴。他們在成為權貴之前，首先成為侵略者文化的接受者，推廣者，幫助侵略者給本民族的同胞洗腦。當本民族開始接受這種洗腦，也就漸漸接受了他捷足先登成為權貴的事實，他的權貴身份電就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在侵略者獲得全麵勝利之前，這些賣身投靠的人被國人稱作“漢奸”(印度人投靠英國人則當稱為“印奸”，法國人投降德國人則當稱為“法奸”，以此類推)，如果侵略者獲得全麵勝利，則稱謂隨之改變。滿族入侵中原時，歸降的漢人全被稱為漢奸。抗清失敗，戰火熄滅之後，成千上萬的漢人給滿族當宰相、尚書、巡撫，協助滿族人統治漢族，這些人就不再是漢奸了。滿漢和睦，五族共和，大家具有共同的國家認同，形成為一個整體，不存在漢奸不漢奸的問題了。
這裏講的是國與國之間征服與被征服、奴役與被奴役的情況，事關國格，顯得特別嚴重。事實上國家的邊界是隨時變動的，昨天的國界，可能變成今天的省界。侵略獲得成功，占領成為永久，國界就消失了。博弈的雙方就不再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群體為單位了。
神州大地，六千年前可能有一萬個國家，堯舜之後，有夏有商。到了周代分封時，依然多達三千餘國。在強秦統一中國之前，這三千餘國之間的蠶食、屠戮、火並，熱熱鬧鬧折騰了幾千年。在連天烽火中，誰統治誰，往往不是以國為單位，而是以家族或氏族為單位。秦滅六國並不是整個秦國當政，而是贏政家族的統治範圍由關中一隅拓展為神州全境。所以中國古人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樣，以占領多少國家為目標，而是誌在天下。天下本是一家，要和平都應該和平，要安康都應該安康。既然有能耐征服一國，就得再攢一把勁，把整個天下給“一”了。
於是，神州大地上就出現一個問題，究竟以誰的文化為正統？當政權的範圍隨著軍隊的足跡而擴張時，文化的覆蓋力也得緊緊跟上。夏為天子，那諸侯肯定追隨夏文化。商為天子，諸侯當然就得追隨商文化。周為天子，諸侯別無選擇，都會追隨周文化。孔夫子作為商族的貴族後裔，到老年跟他的學生討論文化理想時，竟然說“吾從周”，也就是號召學生以周文化作為統治天下的正統文化。周的政權正日漸式微，如果天下還能保持對周文化的認同，那麽征戰屠戮的諸侯總歸還有一點約束。因為文化的密碼中，包含著政治的權威，包含著身份的差異。
隻要天下認同周文化，那麽洛水一帶的京畿，和泗水一帶的魯國，就是天下最尊貴的聖地，因為這是周文化的兩個中心地帶。所以，周天子雖然權力衰落，但是他的文化權威還可以延續一段時間。
周秦以來，中國果然大致保留了對周文化的繼承和延續。神州大地的曆史，因此而變得簡單許多，無論如何征戰來征戰去，都是具有共同文化認同的一家人在博弈。大家都是中國人，隻是有時候劉姓做天子，有時候李姓坐天下，有時候朱姓掌朝綱。龍庭上落座的那個人不可馬虎，隻能從天子家族中遴選，可是跪在那裏爭論朝政的大臣，來源卻極其廣泛，隻要你認同天子認定的主流文化，幾乎誰都可以去爭取高官厚祿。
蒙古得勢就跟著蒙古嚷，滿清得勢就跟著滿清嚷，英國得勢就跟著英國嚷，俄國得勢就跟著俄國嚷，日本得勢就跟著日本嚷，美國得勢就跟著美國嚷，這就是士人的大致特征。這些人還偏偏標榜自己“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何其滑稽之甚也——其實這都是趨炎附勢的東西而已。
混跡北京士林十五年，那些叱吒風雲的人物我大多認識，那些滿嘴飄彩旗腹中揣惡意的東西也多少了解一些底細，“獨立之人格”與金錢交易的奧秘，無意之間也有所聞知，那些母豬灌水充大象的俗物我也不是沒有機會領教。這些真切的感受曾經是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一旦生起覺悟心，穿透了這些俗物的那麽點小肚雞腸，十五年的經曆竟然像夢幻一樣飄忽。再這樣混下去，那就不能叫生活，隻能叫“死活”。
要想活得有主見一點，要想活得通透一點，千萬不能跟著知識分子這個自戀自欺的群體瞎起哄。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吠到太陽起山還要說自己是“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所吠為洋犬之聲時尤其如此)。《中國站起來》和《中國的疼痛》，記錄著我從那個群體中逃出來的努力。
是不是世界上就沒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沒有知識分子？也不是。像孔子、孟子、康有為、梁啟超、毛澤東、李大釗、瞿秋白、費孝通這樣充滿責任感和擔當心的士人，代不乏人。 他們不是簡單趨附統治集團，而是從統治集團的缺點、錯誤中尋找更加理想的政治模式和民族前途，然後為踐履理想付出全部努力。統治者太重功利，垂涎於開拓疆土，他們就勸諫統治者奉行仁政。統治者因循守舊、迷戀既得利益，他們就勸諫統治者變革。統治者與底層人的命運隔膜，無力甚至無疑於照顧底層人群的利益，他們就深入民間社會作調查研究，按照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需求重建國家秩序。他們終生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為世界添加光彩。
康梁之後的中國士人，凡有責任心者，幾乎都是民族主義者或者國家主義者。世界強權將中國化為地獄，不做國家主義者何以體現起碼的親情、起碼的人性和起碼的正義之心？ 他們是真正的仁人誌士。他們既活在自己的偉大理想中，又活在實現理想的偉大實踐中。他們的判斷都是自己幹出來的，他們的知識都是自己經驗出來的，他們的思想都是自己實踐出來的，他們才真正稱得上“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就他們的功業，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向他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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