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陽謀的副產品
——猴與豬
毛澤東的陽謀產生了兩個副產品：一猴一豬。
美國在越南戰爭吃了大虧之後得了“越南戰爭恐懼症”，聽到“人民戰爭”、“遊擊戰”這幾個字就心驚肉跳，避之不及。1975年北越大舉進攻，南越土崩瓦解，拚命向美國呼救求援。美國答曰：越南戰爭對美國來說已經結束了。美國再也不會管越南的事了。越南遂統一。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伊朗國王巴列維向美國求救。美國吭都不吭一聲，聽任美國的這個“鐵杆盟國”轟然垮台。美國駐伊朗的外交官被綁了票，美國束手無策，一籌莫展。這一時期美國在全球處於守勢。蘇聯卻從越南戰爭嚐到了甜頭壯了膽，全球到處插手：中東、阿富汗、安格拉、埃塞俄比亞、索馬裏、也門、格林納達、葡萄牙、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挑釁泰國、蘇聯海軍進駐越南金蘭灣……（說來也好笑，中蘇鬧翻本來是因為蘇聯要和，中國要鬥，現在卻來了個大顛倒：蘇聯跟美國鬥上了癮，逼美國與中國加速緩和）蘇聯的咄咄逼人把美國逼急了，顧不上再拖延觀望，終於兌現了向毛澤東的承諾，對台灣撤軍、廢約、斷交，與中國正式建交——正式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係，宣告毛澤東的陽謀終於大功告成。（如果當時毛澤東健在，“與台灣關係法”能出籠嗎？毛澤東的陽謀把兩個超級大國耍得像猴，“與台灣關係法”則把某些中國人耍得像猴：你抗議美國向台灣賣武器，人家說這是國會通過的法律，行政部門管不了，你找國會去。你當真去找國會，人家說這是民意，我沒辦法。你遊說民意，人家馬上大做文章，又是“幹涉內政”又是“政治獻金”……團團轉了半天隻能幹瞪眼，比被耍的猴還狼狽。中美關係如同一桌盛宴，毛澤東又備料又下櫥忙活了半天，正要端上桌不幸去世了。有幸坐享其成的隻需把這桌現成的飯菜往嘴裏一送就成——就連這點能耐都蹩腳，又是掉筷子又是流哈拉子的，愣是把毛澤東辛辛苦苦做成的極品佳肴弄變了味——沒辦法，偉人就是偉人，小人就是小人。）
蘇聯垮台關鍵原因之一是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是因為錯誤地總結了越南戰爭，以為自己才是越南戰爭的勝利者：什麽毛澤東的陽謀、人民戰爭、遊擊戰，全是瞎吹。起決定作用的是我的先進武器和“社會主義”旗號。隻要在“社會主義”旗號下出兵，不論到哪裏都無往而不勝。前蘇聯領導人在毛澤東的陽謀麵前腦筋如豬——一點不開竅。結果：大舉入侵阿富汗，闖進了另一個人民戰爭的泥潭。（越南領導人腦子同樣進了水，自以為越南戰爭勝利是自己的本事，在毛澤東的陽謀麵前同樣如豬，所以大舉入侵柬埔寨、跟中國鬧翻。）
列寧說：“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美國輸了越南戰爭，卻知道了毛澤東的陽謀的厲害，知道了向毛澤東學陽謀。難怪美國的謀略水平從此大有長進，一反越南戰爭以前呆板僵硬的守勢防禦那種消極戰略，開始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搞戰略了。美國也學著像毛澤東的陽謀那樣搞虛實結合，放棄了過去非黑即白的以“反共”為唯一標準的敵我劃分法，代之以虛虛實實的“人權”“民主”戰略：你聽我的，我對你“人權”、“民主”的要求就是虛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切好說好商量；你不聽我的，我對你“人權”、“民主”的要求就是實的，橫挑鼻子豎挑眼，雞蛋裏邊挑骨頭，發動“顏色革命”。俄國熊不知死活地闖進阿富汗，美國大概連做夢都能笑出聲來：老天有眼，可輪到你來嚐嚐人民戰爭的滋味了。於是照葫蘆畫瓢模仿毛澤東的援越抗美，來了個援阿抗蘇，把當年自己在越南吃足了的苦頭照樣送給了蘇聯。雖然這其實隻是毛澤東的陽謀的“盜版”，蘇聯也照樣吃不消，在阿富汗抗了十年之後終於也像當年的美國一樣撐不下去，不顧一切奪路而逃。然而為時已晚，經濟實力不如美國的蘇聯已經承受不起，從此一蹶不振了。
美國很善於舉一反三：既然越南戰爭中本國決策層的“精英”能給國家帶來這麽大的禍害，那為什麽不把這變成一種克敵製勝的武器，想方設法讓敵對國家的決策層也來上一堆這樣的“精英”？於是：“基金會學者”、“休克療法”、“顏色革命”……結果：最現代化的導彈核武器、成千上萬億美元、“遏製戰略”、“大規模報複戰略”、“靈活反應戰略”、“軍備競賽”等等傾舉國之力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得不到的東西，花幾個小錢雇幾個“精英”鼓噪一通“民主”“自由”就辦到了：蘇聯解體。冷戰告終。中國從此徹底擺脫了冷戰的威脅。
美國學毛澤東的陽謀開了竅，搞垮了蘇聯，贏得了冷戰，乍一看似乎是“青出於藍”，實際卻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陽謀變成了陰謀。如前所述：“所謂陰謀就是設陷阱，就是無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設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過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陰謀中的致命傷。隻要讓人看穿，這個陰謀就一文不值。所以說是陰謀就有破綻。而陽謀就不同了，陽謀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麵前的計謀。它沒有隱私，沒有秘密。它幾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沒有破綻。實施者隻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說它是借勢而動，推動一切必然的發展而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搞垮蘇聯用的淨是陰著、損著：收買、誤導、欺騙……這一切越不過這一條：“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陰謀中的致命傷。隻要讓人看穿，這個陰謀就一文不值”。幸虧當時蘇聯有一幫“基金會學者”與美國裏應外合，愣是沒讓豬腦子的蘇聯領導人看穿，使美國計謀得逞。但是陰謀畢竟是陰謀。俄國人並非都是豬腦子。雖然當時上了當，事後仍然明白過來是被耍了。俄國人盡管嘴上不講，但心裏有數，這股子仇恨就別提了。美國對此當然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冷戰都結束了，蘇聯都解體了，俄羅斯已經算“民主國家”了，美國為什麽仍然不依不饒接二連三下狠手，又是“顏色革命”又是“車臣獨立”地不放過俄羅斯？就是怕俄國人有機會東山再起來報這一箭之仇。萬一有那麽一天，誰知道俄國熊的報複會有多狠？——這就是陽謀和陰謀的根本區別：搞陽謀成功了沒有後遺症，不存在對方報複的問題。搞陰謀即便成功了也得時時提心吊膽，堤防對方報仇雪恨。（中國的改革“精英”雖然“騙出一個製度來”，但從此不得不時時擔心受害者的報複。所以他們也同樣必須“一不做，二不休，不把中國徹底搞垮就不能安心，就如同美國不把俄羅斯徹底搞垮就不能安心一樣。）美國學陽謀學來學去隻學了個皮毛，所以說美國在毛澤東的陽謀麵前如猴——會模仿，但掌握不了精髓。
冷戰怎麽結束的？蘇聯崩潰了。蘇聯怎麽崩潰的？中了美國的計謀。美國哪來的計謀？模仿毛澤東的陽謀。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陽謀呢？繼續如同越南戰爭之前那樣，靠“遏製”、“大規模報複戰略”之類蠻牛功夫硬頂。結論：結束冷戰，毛澤東的陽謀功不可沒。中國徹底擺脫冷戰，多虧了毛澤東的陽謀。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1、不溫故則不知新
毛澤東已經逝世了。冷戰已經結束了。一切似乎都那麽遙遠了。現在還提毛澤東時代幹嗎？
因為今天來自昨天。中國今天的一切都從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不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就不能正確認識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錯，就要出大亂子。
比如：
——改革開放誰的功勞最大？毛澤東。道理很簡單：改革開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處於“戰爭狀態”或“準戰爭狀態”，就不是開放不開放的問題，而是“開門揖盜”或“開城投降”的問題——列寧格勒被德軍團團圍困時能“開放”嗎？你一“開放”，德軍馬上衝進來按希特勒的命令把這座城市從地球上“抹掉”。隻要戰爭沒結束，你“開放”個試試？同樣，當美國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公開宣布要顛覆這個國家時，你能“開放”嗎？就算你“開放”，人家還“封鎖禁運”呢。——記得1962年《人民日報》登了條新聞：美國禁止加拿大從中國進口的醬油對蝦過境。《人民日報》為此還配了首打油詩：“醬油對蝦過境，美國政府不準。奇聞轟動加拿大，諷刺外加責問。若問對蝦罪狀，實在清楚得很：頭腦一熱便赤化，可見思想不穩。至於醬油其人，更是紅得發紫。出場便能鬧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鐵幕高懸白宮，將軍草木皆兵。如此封鎖禁運，世界史上笑柄。”——封鎖禁運得如此嚴厲，還想“開放”？如果不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二十多載，使美國認識到對中國封鎖禁運隻能事與願違，如果不是毛澤東用陽謀、出奇計逼美國有求於毛澤東而不得不解除禁運，如果不是毛澤東使中國徹底擺脫了冷戰、贏得了和平的大環境，困在美蘇兩霸的夾縫中動彈不得的中國怎麽“開放”？“開放”個屁！
曆史的回聲中，隻有克勞塞維茨的聲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嗎？那麽你就準備戰爭吧！”毛澤東的“準戰爭時代”換來了今天的和平環境。這個和平環境批準了今天的“改革開放”。可見中國今天的一切積極成就實際都不過是毛澤東掙來的“和平紅利”，是毛澤東的陽謀的“勝利果實”。不承認這個，就叫“貪天之功為己有”。就叫“殺良冒功”。
——“製止台獨”，得謝謝毛澤東用陽謀破使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迫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同意廢除“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軍、與台灣斷交，那麽今天的台灣會是個什麽狀況？陳水扁會如何？還會不會有中國的“反分裂法”？
——“招商引資”，得謝謝毛澤東前後花十三年之久徹底清剿了國內千年未絕的匪患：如果中國還是遍地土匪橫行，誰肯來投資？
——“出口創匯”、“國際接軌”、“全球化”，得謝謝毛澤東的普及教育：中國如果還像1949年以前那樣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國際標準迅速地、大規模地、保質保量地生產出口產品嗎？
——中國與非洲的經濟關係突飛猛進，得謝謝毛澤東的非洲政策：沒有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今天中國人能說“五星紅旗就是我的保鏢”嗎？——毛澤東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從來高瞻遠矚，沒有走過廢棋，更沒有走過臭棋。
……
2、駁謬論種種
——“毛澤東時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
毛澤東時代是“準戰爭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戰爭年代本身就是一種卑鄙。沒有毛澤東的戰爭勝利，哪有今天的一切？何況今天中國許多“弱勢群體”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澤東時代的普通老百姓強到哪裏去。
——“毛澤東時代什麽東西都買不到。如今什麽東西都買得到”。“毛澤東時代買什麽都憑票。如今什麽都不憑票了。”
第一，戰爭年代憑票供應再正常不過。
第二，正因為有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才會有今天的“不憑票供應”。這是毛澤東時代“憑票供應”換來的“勝利果實”。
舉例：中國目前每年糧食總產量約4.69億噸，總消費4.9億噸，缺口2100萬噸靠進口。如果中國仍處於被封鎖禁運的狀態，那這2100萬噸就進口不成。那現在也照樣得“憑票供應”。今天的“不憑票”是因為能進口。能進口是因為毛澤東的陽謀勝利迫使美國解除了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毛澤東的陽謀能取勝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跟隨毛澤東，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默默承受了“憑票供應”之類的苦難。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換來的是真正的獨立自主：誰也休想用封鎖禁運來左右中國的內外政策。中國人根本用不著看外國人的臉色行事。中國想發展什麽武器，想搞什麽工程，想上什麽項目，想懲罰哪些內奸，不管哪個國家都無可奈何，最後的結論是封鎖禁運得不償失。結論：不能再對中國搞全麵的封鎖禁運。——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換來了今天的“不憑票供應”，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後人享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麽資格用“憑票供應”之類來嘲笑他們當年的奉獻呢？
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規模外援。那時雖憑票供應，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分。現在呢？靠外債，靠內債，靠投資，靠賣資源，靠賣環境，靠賣苦力，靠賣血汗……用這一切跟毛澤東時代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計劃平衡相比，誰有資格嘲笑誰？
第三，今天的“不憑票供應”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發生戰亂，一旦被封鎖，一旦國外供貨短缺，馬上就會供不應求，馬上就會“憑票供應”。那時還有資格以汽車之類奢侈品為例來炫耀現在的生活比毛澤東時代強嗎？
（這種假設可不是杞人憂天。如果中國內部矛盾危機激化而又無法解決，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戰爭來轉移視線了。台灣的陳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來，以便解脫困境。“你有情我有意”，說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舉收複台灣，一切內部矛盾都能得到緩解：沒說的，統一了國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辦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決問題，那就得點有長期戰爭的思想準備了。——總不能為一時的挫折就放棄國家統一大計吧？那時還能嘲笑“毛澤東時代一切憑票”嗎？）
用“毛澤東時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澤東時代什麽東西都買不到。如今什麽東西都買得到”之類指責毛澤東，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沒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這是什麽邏輯？又好比修青藏鐵路，前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一切都就緒了，偏偏隻剩下最後幾公裏鋪軌的時候去世了。最後的鋪軌、剪彩、通車等榮譽全由別人完成。你能說這條鐵路跟前人沒關係，全是最後剪彩的人的功勞嗎？
——“毛澤東時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結果就變成窮人國了”。“清算富人的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受窮，社會上再也沒有富人了”。
這是無恥的詐騙。
“富裕”之“富”與“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個社會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
“富裕”含有“收入能夠滿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標準是自己的收入與自己的需要相比滿足程度如何，與奢侈和攀比無關，是一種客觀而理性的度量。一個人是否算“富裕”與其他人是否算“富裕”無關，因此能夠做到整個社會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會”或“富裕社會”。
“富人”不僅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標準是奢侈和攀比：不窮奢極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讓別人望塵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標準是個無底洞，永無止境。憑這一條就可以知道，一個社會能當上“富人”的永遠隻能是極少數。說“窮人都能變成富人”是彌天大謊。
靠工資吃飯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的特殊“老總”不算）——要讓打工族憑工資收入變成“富人”、達到奢侈和別人望塵莫及的水平，這工資該給多少？怎麽核算？如果對人人都這麽發工資，恐怕早破產了。——可見“富人”決不能單靠工資吃飯。單靠工資吃飯的決當不了“富人”。
“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富人”都是自己給人開工資（包括給自己開工資），而不是由人給自己開工資。所以“富人”手下無“富人”：讓你們都達到“奢侈”，錢給光了恐怕都不夠。那我呢？也就是說，“富人”的手下隻能是“打工族”，每個富人必然對應著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說，一個人當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決當不了“富人”。憑這一點就可以說，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帶後富”沒門。
亞當·斯密說：“哪裏有巨大的財富，哪裏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對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裏的這一論斷，“主流經濟學家”們決不肯引用，更不會放進“大國崛起”。他們大肆吹捧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讚揚那隻“看不見的手”，因為他們是專門用這“看不見的手”“撈世界”的“三隻手”。——所謂“學術道德”、“學者的良知”不過如此。
公有製都是靠工資吃飯。既然靠工資吃飯可以實現“富裕”，那就是說，靠公有製為主、私有製為輔便能夠做到人人“富裕”。這就是說，“富裕”之“富”與公有製不矛盾。也就是說，以公有製為主、“節製資本”可以做到整個社會人人“富裕”。這種“富裕”之“富”是沒有窮人、沒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會”（或曰“小康”）。
既然靠工資吃飯當不成“富人”，那麽要走“富人”之“富”就隻能靠私有製，而且是大規模、無限製的私有製——規模小了不行，受到製約了不行，個體戶、小業主、小老板那樣小打小鬧的頂多達到“富裕”，當不成“富人”。隻有達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窮奢極欲”的水平才有資格當“富人”。“富人”之“富”隻能允許少數人當“富人”——“富人”與“窮人”是對立統一：沒“窮人”何謂“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窮人”。每造就一個“富人”就必然剝奪一群窮人“富裕”的機會。假如現在農民收入一萬元就算富裕，那麽每多一個億萬富翁就意味著剝奪了一萬個農民富裕的機會。也就是說，“富人”之“富”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階級分化、社會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觀規律就必然發揮作用。這一切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語都掩飾不了的。
“富裕”之“富”與“富人”之“富”，一個容得公有製，一個容不得公有製，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沒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富”就沒有“富裕”之“富”。中國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實現“全民富裕”是“緣木求魚”。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是彌天大謊，是極其陰險卑鄙的理論詐騙。
茅於軾主張“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富人，這個國家就沒有富人了，就變成窮人國了！”、“張維迎是非常同情窮人的”——真正同情窮人是使天下無窮人，即：認同既無“窮人”又無“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隻要認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認同製造窮人。茅於軾故意把人們引導到該如何對待“富人”與該如何對待“窮人”這一話題上。隻要爭論起該如何對待“富人”和“窮人”，那就已經中招了：因為這個話題的邏輯前提是認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覺把既無“窮人”又無“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這條規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
那麽西方國家為什麽能既有“富人”又能大體上實現“富裕社會”呢？
因為一直有像中國這樣的傻B在“舍己為人”地給“補貼”——乖乖迎合人家製定的“遊戲規則”去“全球化”、“國際接軌”：中國每創造100元財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夠人家補貼出個“富裕社會”了）。中國剩下的這一元，九毛九歸“富人”，留給“打工族”一分錢養家糊口。口口聲聲“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專打這最後的一分錢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幾厘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告訴“打工族”：隻有把你們的“一分錢掰兩半”，“貢獻”給“富人”一半，你們將來才能當上“富人”，這叫“先富帶後富”。
為什麽人家能從中國拿走那99元？因為這是人家的“規矩”——比方說，你造褲子質量再好也隻能賣10元。同樣的東西人家貼上自己的商標牌號就能賣200元。人家什麽也不花費，就憑這牌號賺死你。因為這是人家說了算的“全球化”，隻認人家的牌子。掙錢得按人家的規矩辦，花錢也得按人家的規矩辦，甚至不花錢也得按人家的規矩辦：辛辛苦苦掙了點錢，然後呢？還得聽人家的：買美國國債？存美國銀行？買美國股票？人民幣升值？房地產投機？一大堆規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沒錢頭疼，攢了點錢照樣頭疼。雖然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卻左右為難，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動不動就賠上千億——掙錢、花錢、存錢、玩錢的規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動權全在人家手裏，不管你怎麽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著規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沒票子還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時候你吃虧，他欠你的時候還是你吃虧。他可以打白條、印票子、金融風暴、貶值賴賬隨心所欲，哪種情況都吃不著虧，而你哪種情況都占不著便宜——明白西方國家是怎麽實現又有“富人”又有“富裕社會”的了吧？中國有人給這種“全球化”的“補貼”嗎？就憑那可憐的半文錢，能實現“富裕社會”嗎？
讓一個社會“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做得到。讓一個社會人人“富人”則行不通也做不到：邏輯混亂不說，社會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國家有“全球化”的“補貼”，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會”。中國在“全球化”中隻有“補貼”別人的份，沒人來“補貼”中國，所以中國沒辦法實現既有“富人”之“富”又有“富裕社會”。有“富人”之“富”就沒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沒有“富人”之“富”。隻有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裕”之“富”才能堅持公有製為主，才能實現整個社會和諧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會分化、矛盾對抗。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則必然摧毀公有製，必然實現無製約的私有製，必然造就大批窮人，必然造就貧富對立，必然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分裂社會，必然引發越來越激烈的階級鬥爭，最後必然形成對抗性矛盾。
隻要不是貪官，從理論上講不管官多大也隻能靠工資吃飯。一個社會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隻靠“死工資”吃飯的就會被視為“次等”，當官的也不例外。作為離不開“威信”二字的官員，手裏有權而又低人一頭，這能讓人心理平衡嗎？在這種大環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無動於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會的主流，你能指望他們當真尊重隻靠工資吃飯的人嗎？不管是部長省長還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裏都不過是掙工資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類。“富人”盡管為了需要可以花高價向官員行賄購買權力，但心裏明白：這跟花錢買娼妓沒什麽兩樣。也就是說，在一個推崇“富人”之“富”的社會裏，單純靠工資吃飯的官員是被瞧不起的：社會主流——“富人”從心裏瞧不起他們，隻是利用他們。他們要保持心理平衡就隻有三種選擇：1、堅持操守，無動於衷。2、也當“富人”——既當官又當“富人”。既然隻靠工資吃飯就當不成“富人”，那就隻有利用權力貪贓枉法。3、我當不成“富人”也不會給你好氣受，有機會就利用手裏的權力給你點顏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麽“製約權力”，你也沒辦法製約這“心病”。——“心病還須心藥醫”。這種“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會中就不存在：大家誌同道合，地位相當，平等相處，沒什麽想不開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會想讓權力機構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與其他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杜絕貪汙受賄和濫用職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說穿了是為了自己當“富人”，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奪找根據。一個說：“以私有化為綱”。一個說：“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個說，要學會“科學”地壓榨，不要“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一錘子買賣，而要“細水長流”、“可持續剝削”、世世代代不斷線。“三結合”到一起，就湊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絕對排斥毛澤東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論體係”。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於“準戰爭年代”，在沒有取得“隱形世界大戰”的勝利、衝破冷戰的包圍、為中國創造出和平環境之前，無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對而言確實較苦。但那是戰爭年代的那種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須的苦，是戰爭的代價，也是戰爭勝利的需要——如果戰爭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富人”，那才豈有此理呢——但毛澤東時代堅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隻要在冷戰結束和平來臨後按照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沒有“富人”，但也沒有窮人，更不是“窮人國”。——茅於軾說“打倒了富人就隻剩下窮人”，這是玩弄文字概念遊戲故意騙人。隻有“富人”之“富”才會有窮富對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窮”。“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窮”。
——“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分兩部分：已經經曆了的和尚未來得及經曆的。前一部分是“準戰爭年代”，後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後一部分的必要準備。所謂“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隻能是指已經發生了的那部分，即“準戰爭年代”。平白無故讓和平年代的人過戰爭年代的生活，當然誰也不會願意。但人們的主觀願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將來某一天中國被迫處於戰爭狀態，那就不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願意也是那樣，不願意也是那樣。在那種情況下，是願意象毛澤東時代那樣人人平等、齊心協力、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奮鬥，還是願意象國民黨時代那樣“前方吃緊、後方緊吃”、貪汙橫行、物價飛漲、多數人饑寒交迫、流血拚命而少數人作威作福大發戰爭財、國難財、人命財？讓你吃苦流血拚命以便讓別人躲在一邊享福斂財，你願意不願意？那時還會說“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之類的諷刺話嗎？
既然口口聲聲“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那就是說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已經發生過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說，不願意中國處於戰爭年代或準戰爭年代了。但堅持“富人”之“富”已經使中國社會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持續激化，正走向全麵對抗。各種利益集團無視國家利益，肆無忌憚內外勾結禍國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諸侯自行其是，對中央陽奉陰違。“人權高於主權”意識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如果一意孤行，沿這條路一直走到黑，那社會撕裂、國家分裂、爆發內戰是免不了的。那時就隻能靠毛澤東的一套來收拾殘局了。這不反而實現了“回到毛澤東時代”了？主觀上拚命想避免的東西客觀效果上卻是在為其變成現實而創造條件——這就叫“適得其反”，這就是曆史的辯證法。
隻有按毛澤東的主張，堅持公有製為主、私有製為輔，認同“富裕”之“富”而不認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國社會的崩潰，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不是“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前進走向毛澤東時代”——走向當年的“毛澤東時代”尚未來得及實現的那部分：“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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