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韓毓海新著：《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他在治河工地上的親身經曆，漸漸地使他開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塊地，想到他的區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會進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縣和地區，最終他就有了中國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們不僅正在改變自然，而且我們也同時在改變我們農民的思想。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毛澤東
為什麽康有為的政改和孫中山的革命失敗了?
康有為的《應詔統籌全局疏》是戊戌變法的綱領性文獻。這一變法綱領的核心是官製——政府體製的改革(以今天時髦的詞來說，就是“政治體製改革”)。康有為試圖通過政府行政改革，使清政府的職能與現代西方政體接軌，他的這種思路被“政改專家”們沿用至今。
不過，即使當時的康有為也認識到：政治體製改革絕不是實行“三權分立”那麽簡單的事情，它也不單純地表現為上層政府部門行政效率的提高，因為上層製度的設計(今天所謂“頂層設計” )總是依賴於基層能否有效執行，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更進一步說，政治體製改革總是要落實為中央與地方、上層與基層之間的互動關係，總是表現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雙向妥協，而不是單純地體現為上層命令與基層執行的關係。
實際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始終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命題。在“大一統”的帝國體製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往往被表述為“郡縣”與“封建”之間的關係，而在長達幾乎兩千年的爭論中所形成的一種基本“共識”是：國家行政效率的提升，必須依賴於地方的自主性與合作，過分的中央集權以及對於地方財權、政權和軍權的剝奪導致的“地方無能”局麵，將反過來極大地渙散國家的能力。南宋的改革家葉適在《外稾》中，便把地方權力被剝奪，視為宋代國家無法對抗遼金之關鍵。而錢穆對清代巡撫製度的批評之要義也在於此。他說：“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必需得統一，而實不宜於過分的中央集權。這在中國的政治課題上，是一道值得謹慎應付的大題目。……中央的監察官變成了地方行政官，這是一大缺點。而由軍隊首領來充地方行政首長，則更是大毛病。”[①]
康有為也同樣看到了中央—地方關係這個關鍵性問題，因此，他提出：為了建立現代國家強大的上下整合能力，中央的“行政”必須與地方的“民政”相結合，而地方“民政”的基礎，便也就是基層的士紳階級。
康有為整合中央與地方、上層與基層的辦法是：國之下設道，每道設民政局，道的內部每縣設民政分局，由上層向下派官員，與宗族鄉紳一起協同治理基層——這很類似於漢代的製度，即郡縣首長往往是隻身上任，辦事人員皆從當地招募。當然，康有為的這樣一整套現實製度改革方案，也是與《大同書》中所設計的世界公政府—州政府—基層度政府的結構是相對照的。而康有為的那本著作則深受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影響。
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以徹底的失敗告終。而今天的“改革家”們之思路，實則也並無出乎康氏之右者，他們並沒有去思考毛澤東在1949年曾經說過的話：“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那麽，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在哪個方麵超越了康有為和孫中山?為什麽康有為、孫中山的改革和革命失敗了?
毛澤東向曆史和未來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剛剛走過28年的戰鬥曆程，並即將開始建設新中國的“萬裏長征”，那時的毛澤東隻有56歲，他采用的是個設問句，但也是一個宣言：
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隻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②]
為什麽康有為的政治體製改革失敗了?一個答案是，因為康有為的體製改革觸動了王朝內部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但是，我們不妨繼續追問：孫文的辛亥革命、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還換上了一個以美日留學生為主體的政府，如此一來，上層傳統王朝向現代政府轉變的阻力理應是沒有了，那麽，他們為什麽還是失敗了呢?另外一些先生會說，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搗亂破壞，是“痞子革命”阻礙了國民黨的漸進改革進程。於是，剩下來的問題就成為：井岡山的那幾條槍、太行山裏的那麽幾杆旗，怎麽就能夠擊潰被美國先進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幾百萬大軍?又是怎樣的國內外不平衡社會結構，孕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麵?究竟是從怎樣的災難深重中，方才迸發出強大的力量，足以“煽動”起遍布中國農村和基層的共產主義革命?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壟斷中國基層的宗法勢力。而這恰恰就是康有為“會同治之”的合作對象，是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大肆謳歌的中國固有之“美政良俗的基礎”——“地方紳士”階級。從戊戌變法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其依靠的基層對象，也就是這樣一個階級。而這樣一個階級之所以會被依賴，首先就因為它是國家在地方的“包稅人”，是國家在基層農村征收“皇糧國稅”的工具，是國家財政金融的依賴對象和運作基礎。
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近100年時間裏，宗法勢力在帝國主義衝擊下的鄉土中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隨著1840年後一輪接一輪軍事戰敗，清政府麵臨著巨額賠款的壓力，向地方和基層征要的任務空前加劇了，隨之而來的是，作為“包稅人”的地方紳士的權力空前加強了。國家分配的征稅任務被士紳轉移給處境更差的農人，從而使得村莊內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農民繳納不起，就隻有向士紳地主借貸，於是，高利貸取代了地租，成為地主階級的主要獲利手段，而一種以放債為業的“資本家化的地主”，即“金融地主”便在基層壯大起來了。不過，這種金融地主的角色，卻又並非1840年以後的軍事失利、國家財政困難的直接產物。
地方豪紳掌握“銀根”的曆史，起碼要追溯到明代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推行。隨著東南沿海的地方豪紳在海外貿易中引進大量白銀，“國稅征銀”的政策本身也就是國家向地方豪紳妥協的政策結果。隨著“一條鞭法”的推行，地方豪紳一方麵成為國稅征收的組織者，同時，國家也將白銀鑄幣權下放到了“民間”，白銀就是這樣被壟斷到基層豪紳手中的。
國家財政困難、外國金融資本的衝擊，都使得金融、貨幣問題成為清帝國所麵臨的頭等大事。林滿紅的研究發現，貨幣金融問題乃是清代學術所麵對的重大課題，其中，今文學派通常支持放任主義的貨幣政策，而古文學派通常支持幹預主義，但無論哪種觀點，都指向一個必然的困境：喪失貨幣主權、長期依賴海外舶來白銀的清政府，同時還必須依賴國內“銀根”的掌握者——基層豪紳。無論已有白銀的稅收還是新貨幣(國鑄銀元)的推廣，都需要士紳來配合。[③]
因此，起碼從財政金融的角度看，明代以降的中國王朝，實行的乃是“官紳一體”的統治，而這就是明清時代500多年以來中央—地方關係的實質所在。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
中國士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們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當地社群與官吏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過程的集團。這一特權從未擴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組織。……從士紳和官吏隸屬於同一個集團(都是官僚集團的實際成員或候補成員)這一意義上講，他們的權力直接源於傳統的政治秩序。因此，盡管有正式權力和非正式權力的差別，實際上是同一個權力集團在控製社會。這個權力集團在公共領域表現為官吏，在私人領域表現為士紳。結果是，政治性基本權力就是政治中的主控權力。而且，隻有那些實際或潛在擁有權力的人才可以進入精英階層，得以參與治理活動。[④]
而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地方團練成為清王朝維護自身統治的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舉辦團練，掌握著銀根的地方士紳有了自己的武裝。有錢又有槍，基層豪紳地主階級，就是這樣成為近代中國最強大的社會勢力，而各路軍閥的總根子也就是基層的豪紳地主。
對鄉土中國的曆朝曆代的帝王來說，治河始終是中央動員地方的主要手段，“河工”作為一項國家定期舉行的公共事業工程，體現了國家的“仁政”和地方民眾的參與。民眾因此得以認知國家，而國家亦因之得以深入動員基層。但是，1855年，傳統中國王朝動員地方的這個最大的手段也喪失了。那一年(鹹豐五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洶湧的河水於山東陽穀斬斷京杭大運河，複從山東墾利入海，作為中華帝國命脈的大運河從此南北中斷，冀、魯、豫、皖和蘇北地區，亦從此陷入經常性的水旱災害之中。而19世紀後期以來的中國政府，非但不能治河，反而繼續加稅。在地方豪紳的催逼之下，水深火熱的基層百姓除了逃荒要飯之外，隻有鋌而走險一條路可走了。
裴宜理在分析這段曆史時，采取了生態學的視角。她指出：
在特定的環境下，為了求生存而采取的最具有適應力的策略也許是集體暴力……那些資源短缺和供應無法穩定的環境可能孕育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衝突。對他人的拒絕被視為對自身的生存直接有益……淮北的生活條件異常惡劣。受連年不斷的旱澇之災的影響，其環境艱難而不穩定，一種攻擊性生存策略隨之產生。我認為，這些集體暴力的形式，絕大多數可以被歸納為兩種模式。第一種生存模式，可以稱為掠奪性策略，以本地區其他人為代價，非法攫取資源，從偷竊、走私、綁架到有組織的械鬥。作為對抗這種劫掠而來的反應，產生了防禦性策略，即麵對強盜式的搶劫而保護個人財產的努力。這種策略包括莊稼看護、家丁、民兵和堡壘式圩寨的構築。[⑤]
兵匪交加，所謂“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於是，在赤地千裏的黃淮泛區，誰能“救民於水火”，誰就能救中國。
三皇五帝以來的空前壯舉——將處於雙重壓榨下的基層農民解放出來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出現在黃淮兩岸的中國最基層農村的。當時，他們有著一個名垂史冊的名字——遊擊隊。毛澤東這樣說，遊擊隊是這樣的小分隊，他們的主要任務不僅僅是戰鬥，而且是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恢複生產，救災救荒，教農民讀書識字——這便是建立敵後根據地的理論。
離開了遊擊隊，也就不能理解毛澤東對於共產黨人所提出的要求：我們的黨是一支戰鬥隊、宣傳隊和工作隊。共產黨是種子，人民是土地，共產黨的種子就是這樣植根於晉察冀、冀魯豫貧瘠的大地上。
而共產黨“向南發展”，最初也是在淮北的土地上取得了成功。裴宜理通過分析，認為這種成功“是基於對地方社會經濟問題的調查和改善”。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工作是極其具體的，包括減租免息政策以及建立互助合作組織實現勞動交換。直到20世紀50年代，停止了100年的“河工”再次成為中央與地方最基層農民聯係的紐帶。廣大農民響應毛澤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被發動起來修淮河，加固堤壩並修建水利設施。正如睢縣縣長王鳳梧(音)對這項工作所表達的希望那樣：
你可以看到每個農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發生變化……他來到治河工地勞動，首先掙得了一些救濟糧來養活自己，並把餘下的一些送回去養活家小。至少他會想到，他現在的勞動是為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說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後就會成為他自己的土地了。他原本希望劃出一片土地，自己將它開挖出來，並將土石運走，他甚至會把自己的勞動算計到一個立方厘米。現在，他發現集體工作更方便更有利……他在治河工地上的親身經曆，漸漸地使他開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塊地，想到他的區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會進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縣和地區，最終他就有了中國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們不僅正在改變自然，而且我們也同時在改變我們農民的思想。[⑥]
如果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體”的說法有一定道理的話，那麽，中共睢縣縣長上述這些樸實的話說明了普通中國農民對於新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是怎樣形成的，他們對於一個新國家的熱愛是怎樣產生的，在被梁啟超判為“沒有民族主義產生的土壤”的中國大地上，是怎樣誕生了一個站起來的民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將處於王朝國家和基層土豪劣紳雙重壓榨下的基層農民解放出來，無論對於農業生產還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再生產來說，這都是三皇五帝以來的空前壯舉。
共產黨人在未來麵臨的風險和挑戰
改革開放的偉大的成就就是建立在這個壯舉的基礎之上的，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一方麵，改革開放的成功來自中央與地方的合作，來自向基層的放權;而另一方麵，長期分權也造成了國家能力(包括財政能力)的弱化，一個調控能力日益弱化的國家難以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任務，卻必須麵對市場造成的問題和被市場拋棄的弱勢群體。正如王紹光所指出的：“國家能力的削弱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地方政府用其掌握的財力追求局部利益;二是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財力，無法進行宏觀調控。”[⑦]正是為了應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再次失衡，國家通過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加大了中央財政能力，從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繼續保持了經濟發展。
而在鄉村領域，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也有學者(如賀雪峰)從特定的研究角度思考說，分田到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的推行，使得農村基層政權曾在革命和建設時代擁有的政治權力被大幅削弱了。而新世紀取消農業稅及“三提五統”後，農村基層政權的財政權力亦被剝奪。取代基層權力真空的，是刻意設計的基層村民普選製度和“一事一議”的行政決策機製，但是，國家的法製建設在基層難以對抗宗法力量的崛起，隨著征地拆遷，圍繞著包括礦產在內的稀缺資源，農民必然地分化了，一方麵是在拆遷中獲得了巨額財產的城郊農民、因為掌握了資源而暴富的煤老板，另一方麵則是狹小的土地上靠種地和打工為生的基層農民。即便在國家大幅補貼的情況下，農村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仍然不足，上層行政機關維護穩定的行為並沒有削減基層的矛盾。隨著這種分化，作為整體的農民和農村都不複存在。
成年的農民走向城市，化為身份難以界定的“農民工”。而其子女，在提倡素質教育的今天，因村辦中小學(一項重要的公共品供給)的荒廢而得不到好的教育，就愈發失去進入上層的希望。[⑧]
這些當然都是事實，都是必須正視的。
1938年，在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毛澤東曾感慨地說：
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⑨]
毛澤東更曾經這樣教導我們說：
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麵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曆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⑩]
曆史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作風是怎麽來的。現實也已經告訴了我們，失落了這樣的作風，後果是怎樣的。未來還將告訴我們，喪失了這樣的作風，未來將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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