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工人網討論會上的發言
草根網 李北方
關於新工人群體認識的問題，關於他們潛在的力量，我在今年元月《南風窗》發表了一篇文章，比較委婉地提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開啟了一個新的輪回，或者說在醞釀一場革命性的社會變 局，決定性力量就是打工者群體。如果這個群體站起來的話，那麽這個國家的格局會發生徹底的改變。這個群體的力量現實擺在那裏，問題是這些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從自在階級轉到 自為階級的過程還沒有完成。
後來又寫了一些關於新工人藝術團、新工人文學方麵的評論，討論的是新工人自我意識的形成。跟孫恒聊天，孫恒說現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促使這個階層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化。但我 認為，采用哪一種話語方式來促進轉化成為很重要的問題。比如今天這個會議的主題是維權，與維權相關聯的一係列理論和概念對新工人而言就是不適合的。
我很喜歡孫恒的歌。在孫恒的歌裏能夠提到對勞動者的尊重、勞動者的主體意識，他的歌曲可以視為一個階級出現的宣言。但是與維權議題相比較，就會發現這是兩套相互衝突的、互相矛盾 的話語。如果要推動新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在曆史舞台上出現，我們就要把公民社
會、維權這套話語從我們的思想當中排除出去，徹底的拋棄它。不能用這套話語。因為這套話語是所謂的精英階層、資產階級統治新工人階層他們用的話語，一旦使用了這個話語就進入了他 們的邏輯。比如維權，訴諸的是法律權利，但是立法這個真正的政治過程，新工人是沒有參與的。改革開放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性質發生了180度的變化，在精英統治者的眼中，新工人群體 是作為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而存在的，現在一係列勞動立法也是從這一套邏輯出發的而進行的勞動控製。這就決定了新工人的法律權利的本質，無非是被資本宰割的魚肉，而根據這種 法律而進行的維權，所能爭取到的，無非是怎麽被宰割、怎麽被烹製的問題，想從根本上改變新工人群體的地位，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有句西方的時髦格言，無代表，不納稅。那麽，在一個任何沒有新工人及其代表參與的立法過程，新工人是有權利拒絕的。當然現實中未必走到這麽激進的地步，但我們心裏要清楚，這是最 終要努力的目標，否則就迷失了。
比如拖欠工資了，應該怎麽辦？孫恒的歌詞說，“團結一心跟他幹”，用直接的壓力迫使老板“乖乖結工錢”。這是一種思路，實際上也是有可能實現的。這是從新工人的立場出發看待世界 。從國家的角度呢？薄熙來的重慶采取的方式是，出動特警幫工人把工錢拿回來，這種行為反映出，薄熙來路線下的國家是保有為勞動者服務的特性的。但整體上，這個國家的性質已經是為 資本服務的了，他們的手段就是法製，允許你維權，可是維權的成本是高昂的，為了討要1000塊的拖欠工資，可能成本遠高於這個數。顯然，這個法治不是給新工人用的，新工人要爭取權利 ，要有自己的理論和在自己理論的指導下的行動。
汪暉教授在給呂途的新書寫的序言裏，區分了法律正義和政治正義。在維權及其相關理論話語的框架下，維權是維護公民的權利，公民的對應物是國家。公民是個非階級性的概念，公民是一 個個的個體；人民則是個階級性的概念，人民是個整體。哪怕是一群有維權需求的人聯合起來，也是一個個的個人簡單相加在一起，無法產生整體性的訴求。
維權、法治、公民社會等等這些是所謂的主流話語，想撇開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心裏要清楚，在話語方式的選擇上，要有清楚的認識。對這套東西，不單不要用，還要進行徹底的批評。 什麽是公民社會，在馬克思那裏說的很清楚，公民社會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剛才王江鬆老師說到廣東放開對社團的注冊，但是隻有對工人團體格外嚴格，這我才知道，但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 公民社會的性質，這個公民社會不是窮光蛋的社會，而是資產階級社會。如果我們用了這套話語，工人和做工人工作的人接受了這套話語，就放棄了自己的主體性，那麽就是為資本家幫閑去 了。
印度學者查特傑對公民社會的批評很有參考價值。現代思想界定了國家、社會、市場三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公民社會是作為國家權力的製約存在的。但是公民社會的邊界是有界定的，從來都 不是說每個人都屬於公民社會，也就是說，不是誰有資格參與政治。在自由主義這套話語裏麵，它是把勞動者排除在外的。查特傑就發現公民社會的邏輯不適用印度社會。公民是溫文爾雅、 彬彬有禮的人，是守法的人，但是印度好多人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違法的基礎上的，比如貧民窟的存在就是對公地的侵占，這些人偷電偷水等，嚴格地說，每個人都是違法者。有人稀裏糊塗的 把這個部分也叫做公民社會，是完全錯誤的。查特傑認為這些人不屬於公民社會，但他們也發展起了參與政治的能力，他就把這部分社會叫“政治社會”，它與公民社會有完全不同的行為邏 輯。
我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就使用了這個理論，順著這個邏輯來對中國進行分析，看看這個區分能不能適用於中國。公民社會的思維邏輯，就是法律那些東西，雖然不是給新工人準備的，但工人也 可以用。在另外情況下，工人事實上有另一套話語，就有階級的話語，這和公民社會那套話語不一樣，跟現在官僚階層的話語本質上是衝突的、矛盾的。由於這套話語還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 存在，你拿這套話語跟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也不好意思不聽，或者不敢不聽。這就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公民社會和一個政治社會的並立。
在我看來，如果要推動新工人作為自為階級的形成，就要回到階級話語，擴大我們的所謂“政治社會”，而不是公民社會。還是要多使用毛澤東思想，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當然說話方式上可 以變化，不要固定在老的讓人反感的話語方式上。總之，要從文化霸權上、從思想霸權上把維權、公民社會、權利等等這些東西打碎，這才有可能真正爭取到工人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