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徐景賢的遺體告別
――對於徐景賢,我覺得我們應該表達應有的尊重
作者：沙葉新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動筆杆的，
還都寫過劇本，還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們從未見過麵,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麵
時，我根本沒想到要寫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卻很想寫寫他。他是徐景賢！
如今三、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許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卻是
大大的風雲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當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
劃者、操縱者。當年在上海灘，誰個不知他是聲名顯赫的市委書記徐景賢？哪個不
曉他是名列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張那樣陰沉乖張，也不像姚
那樣縱筆招搖。很多人說，張像狗頭軍師，姚像刀筆衙吏，徐則更像個黌門秀才，
印象並不惡。徐體貌修長白皙，也讓枯瘦的張、肥矮的姚，相形見絀。徐是當年許
多左傾婦女的偶像。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當年的“徐郎”仍然津津樂
道，說他作報告從不用稿，說起話來井井有條……一種欽慕之情，溢於言表。
每當聽到這種私下的曖昧的言說，總令我感慨萬千。“文革”已經奄忽40年，那麽慘
痛深刻的政治血跡，卻逐漸淡去；而對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經久不忘。曆史就
如千麵少女，任人打扮；曆史也像癔病患者，極易錯亂。前代的曆史真容便是這
樣詭秘地不斷地“變臉”，甚至是銷聲匿跡地隱藏在當今曆史的背麵，或者完全被消
融，或者徹底被整容。當然這不是人民所書寫的曆史，而是權勢者所炮製的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演員錢楓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不久前
他在醫院遇到徐景賢，隻見他老多了，一無當年的風采。兩人說話間，提到我，徐
景賢請錢楓代他向我致意，並說文革中為《邊疆新苗》之事對我的批判是錯誤的，
他要向我道歉。我很驚訝，也有一絲感動。
《邊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寫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劇。這個戲本
是“遵命文學”，已經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條，萬萬沒想到也會挨批！
當時正處“批林批孔”的黨內鬥爭高潮，文藝界也正在批判所謂的“文藝黑線”回潮，
文化部長於會泳在上海多次點名《邊疆新苗》，說它有小資的“花花草草”，有大資
的噱頭笑料，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創作目標。於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們劇院
召開全市文藝院團對《邊疆新苗》的現場批判大會；而這天正是我妻子在醫院臨
產，我不能請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將接受批判。
我在劇院挨批，妻子在醫院待產，我的心情之憂、之惡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過批、挨過鬥，掛牌下跪，羞辱難當，但也沒有這次對我
的批判讓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批得我差點神經失常。提出對我批判的是身為文
化部長的於會泳，而身為市委書記的徐景賢並未下達過這樣指示。不久我還聽說，
於會泳、徐景賢之間，在對待《邊疆新苗》的態度以及如何修改的問題上也有分
歧，徐景賢是比較傾向我們的。挨批以後，我們劇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
黑龍江知青點采訪，於是又不得不無窮無盡的討論，無窮無盡的修改，在這出破戲
身上繼續浪費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勢更加動蕩，突然之間，11月2號徐景賢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局黨
委書記說：“《邊疆新苗》還是不錯的，你們將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沒有
什麽問題，就盡快演出。”還說：“去年對這個戲解剖有無過頭的地方，也請研究研
究。”
於會泳說《邊疆新苗》“問題嚴重”，徐景賢說這個戲“還是不錯的”；於說對這
出戲“批判”，徐說是“解剖”。二人明顯不一致。可是好夢不長，時隔僅兩個多月，
1976年1月13日，又傳達於會泳的指示，說：“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藝界的翻案風
極為猖狂，現在要反擊，要炮轟，要搞運動！”於會泳說的“翻案風”是否包括徐景賢
對《邊疆新苗》的“翻案”呢？這令我們整個劇組極為不安。又過了不久，文化局又
傳達徐景賢對我的批示，大意說：“沙葉新年富力強，有寫作能力，應該為他提供
條件，深入生活，寫出更好的劇本。”啊？是嗎？我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
於會泳給我的感覺總是陰風習習，徐景賢則是暖風徐來——這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
感覺。至於他二人是否有本質區別，我不敢說，但畢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組織，
任何利益集體，哪怕宣過誓、拜過把、歃過血、結過盟，都會因時勢的衍變，總是
既有忠誠，也有背叛；既有團結，也有分裂；既有和諧，也有爭鬥；既有覺悟，也
有頑固；何況單獨的個人？於會泳至死不認罪，最後服毒自殺。徐景賢認罪服罪，
甚至連無直接責任的罪錯，如《邊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說同是“江青反
革命集團”的案犯，就沒區別？況且他不隻是對我一人道歉，對其他被錯批錯鬥的
人也都道過歉。所以，當徐景賢出獄之後，托人帶話向我問好致歉，我是接受的。
半年後，2003年“五一”長假的第一天，徐景賢打電話來，要來我家看我。我連忙
說你歲數比我大，還是我來看你。5月2號上午9時45分，我按約準時來到他家後門
口。我站在樓下，隻見徐景賢下樓來了，佝僂著，橫著身子，扶著牆壁，忙不迭地
來接我。我第一個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沒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厲害。這是曾經叱
吒風雲的“文革”權貴徐景賢？難以置信！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他兩
鬢有霜了……
徐景賢又艱難地爬上樓，在前麵為我引路，還不斷地提醒我：“樓梯窄，你要
當心。這弄堂裏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齡還大，老了，舊了。不過也正
適合我住，我也老了，舊了。”我不知道怎麽應答，隻覺得有點淒楚。但我相信他
不是牢騷；他是笑著說的，還帶著點幽默語氣。
上得樓來，才知道這一幢樓住了好幾戶人家，廚房是共用的，過道也是共用
的，顯得逼仄擁擠。他領我去他的書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來的，
約15平房，有書櫥、書桌、沙發等最簡單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舊了。
還沒落座，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端來茶水招呼。徐景賢介紹說，解放初她曾任夏衍
的第一任秘書。愛屋及烏，令我肅然起敬。她很客氣，話不多，連連說：“請坐、
請坐！”
就這樣，我和徐景賢，一個“文革”受害者，一個“文革”當政者，麵對麵地坐在一起
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同一個平
麵上平等相見，我們握手，我們問好，他敬茶，我送禮……
他誠懇地對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隨便一句話都可能對我造成意想不到的傷
害。他請求我原諒。我含含糊糊地說：“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曆史時期造成的，如
今站在曆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的種種，不應該完全由個人負責。”
他說：“不，我是有責任的。我應該向你道歉。”
難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們之間真有怨仇嗎？怨仇隻是在我們之間嗎？
如果說罪惡不應由他一人負責，那誰該負全責呢？債有主，冤有頭。主是他嗎？頭
是他嗎？問蒼茫大地，誰主誰頭？一時思緒飄忽而紊亂，腦海裏立即湧現天安門城
樓那揮動的巨手……
接著，徐景賢向我敘說“四人幫”倒台之後他的經曆：被捕、審訊、交代、關押，判
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我問：“18年？你怎麽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樣長！”
他說：“也許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較好。最早他們說，對我免於刑事處分；後來
北京公審‘四人幫’，又說要判我的刑了。對我的定性也有改變，最早定我為‘四人
幫’的餘黨，後來定為死黨，所以判了18年。還有一個原因是馬天水有精神病，不
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資曆淺，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們這幾個頭頭，總要有
一個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頂上去了。”我不知道徐景賢說的判刑經過是否實情，但
他在敘述這一經過時，毫無一點怨言倒是真的。語氣平靜，說的像是別人的事。
徐景賢在獄中身體不好，他的夫人葛蘊芳給鄧穎超寫信，鄧有批示，讓上海酌
情處理。上海便以“特種原因”為由，提前三年於1992年6月讓他保外就醫，1995年
刑滿，1999年恢複公民權利。
他說：“漫長的獄中生活對我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冷靜地思考好多問題，思前想
後，反複追問，認真洗腦，終於讓一個比較明白的腦袋長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
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裏說的那種‘執左道以亂政’的人，但我曾經是個追求進步、忠
於人民的人呀，怎麽會成為罪人了呢？我不斷反思，想弄個明白，就想寫本回憶
錄，想把我的經曆和反思寫下來。再不寫，沒人寫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寫
的。張春橋並沒死，今年85歲，他的兒子和我有些往來，我可以從他兒子那裏知
道一些他的情況。他在獄中連話都不說，審判他的時候也不說，怎麽會寫回憶錄？
外界又傳說姚文元寫了回憶錄，也是謠言。他的秘書我很熟，姚文元讓他告訴我，
他沒寫回憶錄，也沒打算寫。王秀珍呢？不是動筆杆子的人，寫不來。隻有我寫
了。我寫還有個有利的條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層的毛、周還有王洪文都有接觸。中
間這一層，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麵的這些人，陳阿大、‘四大金剛’，也很熟悉。
所以如今隻剩下我可以寫寫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隻說事實，不說觀
點。我隻說我親身經曆過的事情，讓讀者和專家去評說。”
200 3年底，徐景賢的回憶錄《十年一夢》終於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
了我一本。我告訴他外界對他的回憶錄的總體反映較好，說是信史，但也有批評，
說他反思不深，也沒對自己進行批判。
他說：“不深，是可能的，我現在隻有這樣的認識水平，隻能認識到這樣的程
度，就這樣寫了。至於自我批判，我在獄中寫檢查交代的時候寫了無數遍，那是
給公安局、給上麵看的，讀者也許不感興趣。我隻說事實，不說觀點。”其實他的
回憶錄也有觀點，這便是“‘文革’是災難，要徹底否定。”這是他敘述所有事實的核
心，這也是這本回憶錄的價值所在。
初次見麵，徐景賢談興甚濃，在晤談中，他還主動說起一位風頭人物的“文革”曆史
所引起的諸多爭議。
徐景賢說：“這個人我應該最有發言權，寫作組是歸我管的，我知道。他當然
是寫作組的，是‘石一歌’的。他總是想掩飾，越掩飾，人家就越要揭露。他還帶記
者去找審查過他的負責人作偽證。人家說他在‘文革’中沒大問題，對呀，他是沒大
問題呀，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我，才算是大問題。沒大問題不等於你沒問題
呀，文革中，你寫了那麽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實姓，白紙黑字，沒問題
嗎？他和記者篡改人家的話，把沒大問題篡改成沒問題，這就不好了。這個負責人
提出強烈抗議，他們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發暴露了他的‘文
革’曆史。何必呢？實事求是嘛！不過，我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有人說他是張姚
的紅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來的吧？他連我這一級的紅人都挨不上，最
多是朱永嘉他們看中他罷了。聽說他在香港發表回憶，老罵別人，掩飾自己，這就
不好了。”
這次見麵之後，6月19日，他還給我來了一封信，信尾說：“另外，附上一篇
《“咬”》的報道，給你休閑時看看。”所謂“咬”，就是“咬”那位風頭人物的，徐景賢
特地剪下寄來，可見他對此事的關注，這也正表明他對自己“文革”曆史的態度，不
掩飾，實事求是。
隻要對自己的曆史能夠持有這樣公正的態度，那麽曆史也會將公正歸還給他。
不論你有多大罪惡，曆史既會讓你承擔你應該承擔的罪責，也會給你很多機會讓你
從坦誠的反省中站立起來，重新贏得尊重。
徐景賢10月31日下午4時在家中因心髒病突發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時在中山醫
院舉行遺體捐贈儀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賢家屬的訃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賢遺體告
別。11月6日中午，在我出發前居然有關方麵給我打來電話表示關注，雖然非常客
氣，但我很生氣！我說：“徐景賢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監獄已經對他有過懲處，如
今他是享有合法權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館不讓建立，“文革”研討會議不讓舉行，如今連“文革”人物去世竟然
也不讓憑吊，這太過分了，太絕情無理了！凡此種種，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讓所
有的中國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責，忘掉禍
首！不，我們不能忘記，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不能忘記！
徐景賢的追悼會我毅然前去參加，為了探視這個曆史人物最後一眼，為了向他
已獻出的遺體深鞠一躬，更為了不忘記“文革”這給千百萬中國人造成極大災難的血
腥曆史！
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很多，花籃花圈擺滿一屋，我想僅就捐獻遺體一事，他也應
該得到人們的尊重。看看八寶山，看看紀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屍骨，能有幾人像
徐景賢一樣呢？
挽聯上寫著：“用權不循私有錯善反思，人品貴真誠勤奮伴一生。”這基本上可
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間，他身居要職，但他一人得道，家人並未就此升天，確如挽聯所言“用
權不循私”。親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在外地插隊多年，他也沒讓他們
調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參軍，他不給他們開後門。他父母單獨住在老舊的石庫門
內數十年，沒煤衛設施，很想改善住房條件，他也拒絕二老的要求，他說：“等到
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安裝煤衛之後一起解 決，我們不能特殊。”以徐景賢的私德，
對比如今的吏治官風，對比陳良宇的所作所為，真有雲泥之別！
“文革”如今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是禁區；而徐景賢勇於觸及禁區，善於
進行反思，終於將反思的成果撰寫為回憶錄，也應予尊重。省視徐景賢的“愚忠”的
一生，此舉當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區，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
己所說“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時候，犯了大錯；他不愚不忠了，反
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應該做的、有意義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賢的反思，僅僅局限過去，在我和他僅有的幾次晤談中，他從
未涉及對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談論現在他對他前半生一直忠於的黨、一直
忠於的製度的見解。我想“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後的徐景賢，也許會有和以前
不盡相同的觀點。我真想聽聽，可惜他全帶走了……
【按：網上流傳的姚文元回憶錄可能是偽造的，特發此文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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