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的假設
作者 左春和
有時候我總願意有一種好的假設，假設當年齊奧塞斯庫向人民妥協，或許今天還受到羅馬尼亞人民的擁戴，或者每年還可以在中國的韶山旅遊，或者到廣場的停屍房祭拜。薩達姆、卡紮菲、米洛舍維奇也無不如此，如果他們學會一點兒妥協，也不至於落得同樣下場。或許這幾個人還能光鮮地坐在倫敦看奧運，或者正在朝鮮訪問。可是，這些不知妥協的政治強人，都是斯大林的鐵杆粉絲，他們也是十足的毛的擁泵。毛澤東當年“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誓言，就是對他的政敵、知識分子、勞苦大眾決不妥協。毛的專政理論就是建立鋼鐵一樣的政權，不管你有什麽異議，什麽訴求，一律實行專政或消滅。但是，不向人民妥協的極權領袖，很少有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好命，也更少有人如此善終。
當今世界，這種抱定權力與人民死磕的人卻來越少了。一方麵是西方政治文明帶來的普世價值越來越被全世界所接受，一些政治人物已經懂得見好就收。一方麵是人民不斷覺醒的權利在倒逼極權的收斂。也就是說，在同樣的理論下，用同樣的手段不靈了，因為人民的智商已經變了。這樣一來，政治已經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凡是善於向人民利益妥協的政權就穩定，絕不向人民利益讓步的政權已經無法生存。
我常常聽一些縣域地方長官們抱怨說，現在的活是越來越沒法幹了。上麵逼著發展經濟，還必須保持絕對穩定，甚至把穩定作為一票否決的內容。你想想，不引進汙染項目，不拆老百姓的房子，不挖青山綠水，怎麽能拉動經濟？這樣一來，基層政權肯定要與人民的利益為敵，維護穩定就成了大事。按道理說，這種穩定的維持靠的不是暴力手段，而是利益的妥協。也就是官方利益必須讓步於人民利益。如果使用暴力手段，不僅不能化解衝突，也無法消滅矛盾，暴力還會加劇衝突的升級。這些地方長官之所以抱怨上級關於維穩的要求，就是他們總認為自己是人民的父母，他要替這裏的人民做主。他一夜之間描畫一個區域發展的藍圖，第二天就要動用區域內的全部行政資源去推進。如有異議或阻撓，一律靠武力強製解決。現在的極權政治已經轉變為極權經濟發展，也已經下到基層，所以才激蕩出當今社會五色斑斕的血淚控訴。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在想，為什麽權力不肯妥協？其實，基層政權的拒不妥協來自於他們的革命前輩，他們的前輩在毫不妥協中嚐到了甜頭，享盡了血酬紅利。他們有著前輩的烏托邦文脈和專政自負，但已經失去了祖師爺們的好運氣。他們的前輩能夠憑一塊兒斑駁的紅布，就能“喚起工農千百萬”。而他們今天的自負，往往會激起權利覺醒的“農奴戟”。如果權力的自負決不妥協，廈門的市民就開始散步，大連的市民就開始上街。如果權力的自負還是一意孤行，什邡和啟東已經作出了回答。這就是權利時代倔強的政權不向人民利益妥協的代價。在這個維穩時代，並不是什麽人喊幾句大話就能把人鎮住的，也並非有鼓動者描一個畫餅就能讓人相信這是明天的太陽。所以才有人說，春到茉莉開，誰也擋不住。
回到生命的起點來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人本來也是生而自由的，人應該為自己的生命做主。可是，天底下總有一些人願意替他人的命運做主，或者為他人總結過去、規劃未來。如果不讓他操心，他還會用強製的手段為你服務。也就是要強製給你幸福，給你規定幸福指數，還必須讓你向他妥協。否則，便會遭到暴力懲罰。這時我們發現，權力有著極強的膨脹欲望和擴張邏輯，若不是遇到阻力和抵抗，它很難在肆虐的地方停下來。也就是說，凡是讓權力止步，或者讓權力回頭的，不是順從的結果，而是鬥爭的回報。台上張牙舞爪的權力不會服從什麽孔孟之道的虛妄說辭，也不會聽信什麽先進性教育，它唯一的妥協對象隻能是鬥爭。為權利鬥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它向生命的平等妥協，讓它重新回到生命的起點上。
可是，人世間的權力魔杖大都是不願向人民妥協的，雖然有民間智慧早就告訴他：退一步海闊天空。權力有著嗜血的本性，很難聽進去這種善意的忠告。也極少有當時南非總統德克勒克的明智，他的政權雖然還能執政五到十年，但他明白，那樣用暴力支撐的結果會讓成千上萬的人付出生命。與其毀滅民族與文明，不如尋求妥協之道。他的執政黨明白，當時南非維穩的費用早已超過軍費，鎮壓的成本已經遠超了容忍成本。於是，德克勒克與曼德拉摒棄前嫌，在妥協中尋求共識，找到了民主轉型的最佳路線。民主選舉的成功，避免了血流成河的全麵內戰，開創了權力向人民妥協的和平典範。
同樣的是，戈爾巴喬夫看到了獨裁統治對蘇聯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毅然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向人民妥協，解除了壓在蘇聯人民頭上的極權統治。他說：“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對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與民主。”
對比起來，隻要看到長春圍城中無辜慘死的同胞，看到《大江大海》中記錄的普通人因戰爭而遭遇的悲慘命運，我就想，當時的國共雙方為什麽就不能妥協？但是，根據現在不斷披露的曆史資料，蔣公一直在尋求妥協，他不願意把無辜的生命卷進戰爭的絞肉機。而在毛澤東眼裏，生命隻是一根木頭，燒毀一根，再添上兩根即可。為了理想中的帝王之夢，他是決不妥協的。試想，如果在抗戰結束後，毛能夠風度地妥協，中國曆史會少了這段人類史上罕見的血腥內戰，多少家庭還會是完整的。也不至於使成千上萬的父母沒有了兒子，兒子沒有了父親，妻子沒有了丈夫。尤其在長春圍城中，既然毛澤東打出的旗號是消滅國民黨為了給人民謀幸福，可為什麽為了打一場戰爭竟然把城內30多萬百姓活活餓死，逃出城者還一律用子彈趕回去？
與此相比，能向人民妥協的權力總是善意的，這樣的權力有著良好的願望。向人民妥協的帝王和總統都會受到人民的尊敬。那些在戰爭中妥協的將軍，也照樣是為了保全更多的生命。內戰之時，善於妥協的總是國軍的將領，不是他們不恪守軍人的操守，而是在職業倫理與生命良知發生衝突之時，他們毅然選擇了尊重生命。相反的是，有的人要讓城中的男女老少、一草一木陪他在戰鬥中殉葬。
現代民主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妥協的社會，主要是公權力向私權妥協。政治中的妥協意味著對多元思想、多元利益的承認和尊重，妥協也因此成為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尤其在民主政治中，妥協已成為民主之母。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無法保障自由。因此，檢驗一種社會製度，不能看他標榜的理想有多崇高，也不能聽他的口號有多漂亮，更不能信他的主義有多真理，就是要看他對人民是否妥協，或者看他向人民妥協的程度。
相對而言，人民的權利有著明確的邊界。每個人都願享有法律下的自由，而不是無界限的自由的濫用。隻有公權力充分尊重私權，在敬畏生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人民的相對妥協。相反的是，用強製手段壓製衝突，不僅不能化解危機，還會使危機不斷升級。如果政權以為暴力在手完全可以消滅衝突，那麽，正如米奇尼克所說的，暴力往往會毀掉使用它的人。曆史證明，執政者在危機四伏、民眾反抗風起雲湧之時，總是相信自己的力量還可以挽回失去的東西，而根本不相信民眾的民主理性以及合作可能，然後失去和平良機。等到手中的暴力機器已無力製止衝突之時，才不得不出讓一些東西，但此時，已經沒有了和平合作的機會，革命已經席卷了妥協的良性路徑。
假若執政者在危機四伏時能夠審時度勢、從善如流，或者在關鍵時刻把權力還給人民，這種良性的妥協會達到一種均衡。也就是減少了衝突雙方互相徹底消滅的可能，在雙方存繼下來的對立中形成理性對話，於是，民主協商的機製得以形成。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良性妥協達成的均衡避免了負和博弈與零和博弈，結果形成了一種合作剩餘。這種合作的雙方都呈現出合作的善意，並且把思維回到個體生命的起點上，本著每一個人的命運和福祉。
在社會危機的高漲期，一味勸說人民妥協往往是失敗的，因為人民已在長期的妥協中體驗了執政者帶給他們的一切。社會危機的爆發是因為人民已經無法再生活於這種一味的妥協中，這個時候，隻有執政權的妥協才能化解危機，重新尋找解決的通道。在初期或者短暫的危機爆發中，人民並沒有取代權力的野心，甚至對政權本身不感興趣，隻是生命被壓抑、權利被剝奪之久的情緒泄洪或基本權利訴求。應該說，這個時候正是政權向人民尋找妥協之路的最佳時機，否則，會激起危機運動的政治抱負，直至釀成零和博弈。革命的起源往往就誕生在這種不肯向人民妥協的權力保衛戰中，專製與鎮壓為革命創造了機製，也是革命得以進行的要素。如果在危機還未萌生政治抱負的時候，政權能夠光榮地妥協，這樣，會在第一時間把革命的動力撤銷，使革命失去了激情的目標。善意的妥協意味著尊重人民的利益表達與追求，承認這種表達不是挑釁和無理取鬧。如果本著這樣的前提，政權的執政危機才有化解的可能，或者走向和平的轉型。
亞裏士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人又是政治的動物。隻要政權能夠在適當的時刻回應人民的合理訴求，每個人都會適度行使自己的理性。一個向人民妥協、示好的國王，決不會被理性的人民送上斷頭台。清末黃帝退位，尚能受到優待，何況當今政壇。所以，我經常想，像薩達姆、卡紮菲、齊奧塞斯庫等人真是愚蠢透頂，竟然拿有限的人生和脆弱的生命做如此賭注。假若他們能夠早一點兒向人民妥協，至今也還會是國家的一支政治力量，依然參與在民主的政治格局中。否則，在危機達到一定程度時，靠任何武力都是壓不住的，許多暴君恰恰死於他的衛隊。如果一個政權所宣揚的主義連自己都不再相信，還要在此前提下鞏固自己的神話體係，甚至用敗死的理想來壓製公眾，執政權會進而失去寶貴的妥協機會。米奇尼克說，妥協是金色的。可惜在手的權力往往看不到這種金色，隻沉浸在權力提供的美味之中。
2012年8月11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