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是塊活化石二：中國的曆史周期律

貧富懸殊是塊活化石一: 中國的曆史周期律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的曆史。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來看,解決收入不公、實現公平正義的曆史意義在哪裏?

 

我是學經濟的,喜歡到曆史領域裏麵串門。曆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許多社會曆史現象,孤立地看和放在曆史大背景裏麵看,很多時候結論是不一樣的。

 

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曆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獨特的周期律——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複始。

 

這隻看不見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中國的曆史進程。

 

幾千年前的一個夜晚,有一群困居大澤鄉的衣衫襤褸的農民,將寫有“陳勝王”三個字的布條,塞進了一條魚的肚子裏。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那幾雙粗糲的手,將一種獨特的周期現象塞進了中國曆史。中國的中下層人民啟動了他們推動曆史的獨特方式。從那以後,幾乎每個朝代都經曆了一個從相對公平,到不公平,到極端不公平,到下層人民無路可走,最後推翻重來這麽一個周而複始的過程。而每一個朝代在結束前夕,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財富高度集中,幾乎都出現了畸形的“精英繁榮”,尤其是出現了土地高度集中。現在有些人認為土地集中就是社會化,而在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會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我常常想,這個由不公正推動的,通過下層人民迫不得已而聯合起來實現的周期律,是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國情之一?是不是中國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主要曆史傳統之一?中國在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曆史經驗時,又是否能離得開這個國情?

 

那些研究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在這個循環往複的周期裏,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裏,“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這似乎是每個朝代的必修課。那些沒有做好這門必修課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這樣的例子有好幾個,著名的大約有晉,離我們近的是民國。我們就看看民國吧。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是什麽樣子呢?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民國幾乎完整地繼承下來。除了清變成了民國,一切因循。當然,這也不能怪民國。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描述的一樣,辛亥革命本來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清朝末年就已出現的貧富懸殊、土地集中等社會結構問題被原樣照收。所以,如果把民國放在中國曆史的周期中來觀察,你會發現,民國沒有完成中國曆史周期上每一個長壽朝代開始時的必修課,先天不足。孫中山是看到了這一點的,因此他提出了“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似乎是要給民國開個補習班,補上公平這一課,為民國的延續奠定社會基石。但是由於多種原因,這個過程被豪門對財富和權力的壟斷打斷了。先天不足的民國從而失去了可以長期延續的曆史機會,民國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層人民的對立麵,中國進入了長期的動蕩。我想,無論什麽人,無論他對民國抱有什麽態度,是愛還是恨,抑或是愛恨交集,隻要將民國放在曆史的大背景中,就不得不承認民國這個致命的缺陷。

 

這個問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得到最終解決,近代中國的社會動蕩才得以消除。從曆史大背景看,新中國的奠基者,顯然對中國曆史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國從成立起,就開始打破不合理的社會結構,試圖從體製公平這個角度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讓我們暫時拋開意識形態的爭論,專從中國曆史周期的角度來考察一下。

 

從中國的曆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製資本,1949年隻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隻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1840年以來的動蕩歲月,休養生息,走上複興。同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曆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麵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製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曆史的。幾千年中國曆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曆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曆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覆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確保公平的體製,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曆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製。在當時的情況下,隻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製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製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曆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曆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製來避免曆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曆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曆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

 

這個公平體製的曆史意義在哪裏?

 

我們不是算命先生,自然無法預測幾千年以後的事情。不過從目前中下層的情緒指向來看,1949年,可能會成為中華民族的標誌性事件。未來的人們,在回顧中華民族的曆史進程時,也許會認為,中華民族發展曆史上有三個決定中華民族曆史特征的時代:黃帝、先秦、1949年。每個時代的貢獻是不一樣的。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秦開創了中國大一統郡縣製的先河;1949年以後建立的公平體製為中國走出周期性動蕩找到了出路。世事變幻,滄海桑田,但是, 這三個時代給中華民族的烙印會是永存的。

 

以秦為例。秦的大一統顯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沒有秦短暫的統一,今天的中華大地也許會像歐洲一樣,國家林立。秦以後,中國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動蕩之後,都有人順應民心,收拾金甌,再造一統。為什麽?因為大一統的秦帝國,雖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暫存在, 使大一統變成了中華民族潛意識的追求,變成了一種主動選擇的可能,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沒有秦短暫的統一,也許中華民族根本就不知道這種可能和這個選項。這就是秦的貢獻。它為中華民族立下了大一統這樣一個標杆。

 

從今天中下層民眾的意識選擇看,公平體製的精神大約也是這樣。它的意義在於,它讓中華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層人民知道,還有一種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種公平的社會選項存在。它可能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另一個潛意識的追求,為中華民族立下一個新的劃時代的標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這種曆史記憶和傳統。任何時代,當下層人民走投無路的時候,這種記憶也許就會變成夢想,變成對公平體製的崇拜,變成對建立公平體製的人的崇拜。所以,假如有人頭腦發熱,完全否定了公平體製,導致社會動蕩,我相信,一定會有人順天應民,力挽狂瀾,再造公平。

 

曆史是每一個民族的重力場。

 

當代中國,那些真心關心中國未來的人,都應該有這種順天應民的曆史高度和曆史感。鄧小平是有這種高度和曆史感的。他說,假如改革導致貧富懸殊, 改革就失敗了。為什麽失敗?因為這種改革會把中國推回周期律。當前中國也是有這種曆史感的。“以人為本”,發展轉型,提出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提出公平正義,提出有包容的增長等等,就是站在了這種曆史高度上。

 

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百分之百地複製過去是沒有出路的。黃帝以後中華民族曆經演變融合,今天的中華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結果。秦以後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製,幾千年來,代代相承又代代相異。傳統需要與時俱進,而生活之樹常青。在當今中國,將市場經濟同公平正義結合起來,可能就是解決分配不公的曆史切入點。

 

我們把下層人民製造的這個周期律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看,會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在中國曆史傳統中,下層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這個問題上高度一致。孔夫子通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來推崇社會公正;陳勝吳廣們則是用周期性的行動來推動相同的理念;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教育,也是強調公正平等。固然,社會不可能絕對公平,但是,一個社會不能人為地製造豪強,製造不公平,更不能將不公平的現象裝扮成“神聖的權利”、“天賦人權”、“普世價值”。在某種程度上,搞這種忽悠的個別“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華民族曆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傳統。

 

公平是曆史的選擇。想要得到曆史尊重的人,首先必須尊重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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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過度就是危機。 -Xfollower- ♀ (188 bytes) () 08/10/2012 postreply 09: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