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
核心提示：1934年在俄共十七大選舉中，斯大林得票最少，一些老布爾什維克代表紛紛議論列寧生前建議將斯大林調離總書記職位的建議，所以有300多人沒有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實行差額選舉，斯大林連中央委員也選不上。斯大林與卡岡諾維奇合謀，隱瞞了300張選票。當時斯大林雖然不便發作，過了不到兩年，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的98人和1966名黨代表中的1108人被槍斃，或者關進了集中營。連潛在的“敵人”也加以消滅。
本文摘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05期，作者：尹彥，原題：列寧時期黨內民主是如何被破壞的
俄國共產黨原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它的“民主”、“社會民主”並非有名無實。後來走向斯大林個人“擁有無限的權力”（列寧語），列寧逝世後，又進而走向個人獨斷專行，列寧時期黨內民主被破壞殆盡。大致勾畫它的曆史過程，當不無好處。
一、民主的曆史民主的設計
十月革命前的十七年裏，列寧有十五年是僑居於西方的，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作風、習慣。所以終列寧的一生，雖然起初他強調黨的集中製，但是黨內民主的發展，基本上實現了“十二項可以”：
1、可以在黨代表大會上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
2、可以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自己的動議、議案，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可以按黨綱選舉黨代表。
3、可以將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難定的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
4、領袖、領導層可以和最高領袖爭論並可以批駁他，向他提建議。
5、可以討論和批評黨的錯誤。甚至在激烈戰爭時期也要“創辦報刊、爭論專頁等來更經常、更廣泛地批評黨的錯誤和開展黨內各種批評”。（《列寧全集》第39卷，第288頁。）
6、在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未作出最後決定時可以否定最高領袖的提案。
7、可以寬容那些曾經激烈反對過自己的同誌，並與之親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發生決策重大失誤時，下級黨組織可以通過不信任中央的表決。
9、可以在黨代表大會上及各種會議上遞條子、提問題、提出質詢、批評領袖。
10、普通黨員也可以在規定的形式範圍內和領袖辯論，維護自己的觀點。
11、可以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專門委員會檢查黨中央委員的財務收支，並向大會報告審查結果。
12、可以而且必須監察、檢查黨的最高機關與高層領袖。中央及地方監察委員會，與同級黨委委員會平行；中監委要監督中央的決策、決定；同時對總書記到各中央委員，都有質詢權，檢查文件權。
而俄國二月革命後和臨近十月革命前，列寧所設計的政治體製，也可以說是“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千百倍”的。比如：《四月提綱》、《國家與革命》就提出了：
1、直接民主製，官員選舉產生，並能隨時撤換。請注意“直接”二字。
2、官員的工薪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
3、集中製絲毫不排除廣泛的地方自治，這種地方自治一定可以消除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因此必須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權機關的官員。
4、甚至軍隊也徹底民主化，由選舉產生自己的指揮員。
5、廢除常備軍，設想無產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是“立即開始消亡，而且是不能不消亡的國家”，因而成了“半國家”。
6、這個“半國家”要“使所有的人變為官僚，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官僚”……
但事實很快證明，列寧這些設想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相反，為了保住剛剛得到的政權，他不得不解散自己曾力爭得來的立憲會議，鎮壓社會黨人與孟什維克的反抗與叛亂，並且堅決采取一係列嚴厲的恐怖手段。這樣一來，黨外民主一再收縮，乃至於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隻能體現於黨內民主上了。盡管如此，黨內民主已經麵臨巨大危機，但大致還屬基本正常，尤其是黨的上層是實行高度民主的。但是黨外的非民主必然傳染給黨內民主。黨外的恐怖有移植於黨內的危險，何況還有客觀局勢對民主的種種限製呢？所以，列寧時期黨內民主隱患嚴重。
二、從集體領導到個人擁有“無限權力”
列寧根本沒有想到，要將無限權力集中到某個人手中，但斯大林卻無意與有意地做到了這一點。
俄國二月革命前的俄共（布）前身——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從未設主席。在中央全會閉會期間，一切工作由全體會議選舉的中央局領導；在國外活動的則由中央委員會委派的、由五個中央委員組成的國外局領導。這“中央局”、“國外局”，看來就是後來政治局的前身了，它也沒有設主席。那時沒有什麽書記處，更沒有總書記。如果說有的話，那麽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就是全部“中央書記處”，它的任務是：①擔負通訊任務；②負責來往文件；③黨的財務，分發黨費；④為來訪同誌辦理假護照，尋找住處等等。也就是“秘書”，在俄語中秘書與書記是一個詞。二月革命後，有了正式的書記，即另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婦女斯塔索娃擔任書記。她的主要任務依然是事務性的。
1917年8月舉行六大，它所製定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從自己的成員中“選出核心組處理日常工作。”這時還沒有組成政治局。但是根據局勢發展的需要，1917年10月23日，中央委員會選出了7人組成的武裝起義政治領導局，但並未起作用。起義之後的第三天，又成立了黨中央的“四人小組”，成員為列寧、斯維爾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他們有權在其他中央委員不在斯莫爾尼宮時，決定“一切緊急事務”。這就是最早的“政治局”——不過這是革命起義後的臨時機構，並非常設機構，並且那時中央全會幾乎三五天就舉行一次，“僅在革命前三個月，中央就舉行了三十多次會議”，所以十月革命前後，一直到1922年，俄共實行了地地道道的集體領導，不存在個人獨攬領導權的現象。那時，黨的領導人在黨內沒有任何官銜。中央全會和後來的政治局會議以至黨代表大會，均由列寧主持。列寧不在時由加米涅夫主持，當時他們沒有任何黨內職務。
俄共七大（1918年3月）之後，黨中央的直屬機構隻有一個，即書記處，它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斯維爾德洛夫、斯塔索娃、捷爾任斯基、越飛、穆拉諾夫（前三人是列寧原追隨者，後二人是托洛茨基原追隨者）。其負責人為斯維爾德洛夫，應當說，這也就是“總書記”。此時書記處的職權大大擴大了，除了負責秘書事務外，還兼管組織工作，這就是總書記、書記處也掌管人事組織大權的由來。這裏無意間為斯大林以後集無限權力奠定了基石。此為第一步。
按照十月革命前的設想，蘇維埃包括各政黨，自然布爾什維克黨隻是其中之一。十月革命後，也曾設想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乃一切權力之本。或者如列寧所想的：“……全部政權歸人民委員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監督它的活動，它們有權罷免各委員（部長）。”但是這些設想是多黨製蘇維埃或多黨政府條件下的設想。由於解散立憲會議，確立一黨製，蘇維埃及人民委員會的領導職務統統由黨員擔任（個別例外），黨員又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因此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實權在黨的中央委員會，而地方蘇維埃又完全聽命於同級黨委會。最後權力自然集中在黨中央和政治局。有人責備俄共（布）一黨專政，1919年7月31日列寧回答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就是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離開這個基地……”（《列寧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126頁。）後來季諾維也夫對“黨專政”作過解釋：“黨的中央委員會也是蘇維埃、工會、合作社、省執行委員會和全體工人階級的中央委員會，它的領導作用就在於此，這就是黨專政”。（《馬、恩、列、斯研究》中央編譯局，1999年第四期，第145頁。）這就是“黨管一切”的由來，也許“專政”二字用在這裏太刺耳，姑且說是“加強領導”吧。這裏為斯大林集權推進了一大步。此為第二步。
為了完成上述領導任務，黨中央機構必須擴大，八大（1919年3月）根據季諾維也夫的建議，對建立黨的機構作出重大決定：“設立1，政治局；2，組織局；3，書記處”。（《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頁。）在代表大會上，曾有一些人反對成立政治局。奧新斯基說：“請允許我談談季諾維也夫同誌的提案……政治局……有權決定一切緊急問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月才開兩次會，而且，如季諾維也夫小心地提到的，是為了討論一般政策問題，……換句話說，中央委員會隻不過是討論討論而已。這一切的實質是，由五人組成的政治局決定所有重要的問題，而全會隻進行一般性談話，討論。這樣一來，其他的14個委員都降為次要委員了。”這樣，政治局會議取代了中央全會。“政治局後來不僅決定緊急問題，而且決定一切問題，隻不過把決定通知中央委員而已。”同時十七大之後，中央委員會“不再是每月開兩次，而是兩月開一次；再則，全俄黨代表會議不是每季開一次而是半年開一次。這就使政治局成了黨的、因此也就是蘇維埃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實際主宰機構。”（以上引文出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第484、485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同樣組織局五名成員，有三名成員持托洛茨基觀點，另兩名是斯大林、李可夫。1920年3、4月，用列寧的話說：“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由大會選舉出的十九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組織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列寧選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頁。）由此可見“寡頭政治”在向“掌握無限權力”又進了一大步。此為第三步。
列寧及其戰友異常重視黨與國家機樞所在的人事組織工作。八大的組織局也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斯大林同時進入政治局與組織局，兼管組織局。原來由中央書記處兼管的組織工作，現在轉由斯大林為首的組織局專管了。“指導黨的全部組織工作”，“組織局至少每周開會三次”。（《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頁。）這是斯大林集權的第四大步。
1920年4月的九大，決定“由三名中央委員擔負書記處的日常工作”。這三名書記都持托洛茨基的觀點。由於1920、1921年，俄共黨內接連發生一係列爭論，而在工會問題上，托洛茨基與列寧發生激烈爭論，工人黨員也不滿托的“工會國家化”的主張，所以在黨的十大，這三名持托洛茨基觀點的書記都落選了，不再擔任書記。書記處改由緊緊追隨斯大林二十歲才出頭的莫洛托夫負責。組織局的成員也發生了變化，再也沒有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了。這一來斯大林事實上不僅兼管組織局，而且也兼管書記處。到了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後，斯大林不僅同時進入政治局、組織局，並正式進入書記處，還成為書記處的總書記。此時，列寧早已抱病在身，很少工作。斯大林此時已經集三要職於一身，此外還另外兼任六部委的負責人。同時，黨外的報刊已被查封。黨內的批評自由也受到控製。斯大林的權力幾乎不受監督、製約。所以，此事引發了列寧的憂慮：“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斯大林正向“個人獨裁”走去。
三，直達獨斷專行的通道——任命製取代選舉製
官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撤換。這是《四月提綱》《國家與革命》一再強調的“四部曲”。可是解散立憲會議後，否定全國實行的普選，而叛亂、內外戰爭、災荒遍野、經濟崩潰，此時談何選舉？相反，必須實行極端集中製。委派製取代選舉製勢所必然。隻有在有限的範圍內，比如列寧患重病前的幾次黨代會，還實行某些選舉，其它則一律用委派製代行。列寧時期，委派了20—40萬幹部（計劃60萬）。九大時根據加米涅夫動議，“組織局有權毋須經過政治局批準決定有關組織方麵的問題及有關不高於省一級幹部人事調動問題……”，即從1920年開始，斯大林實際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擔任州委書記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員的幹涉。1921年1月23日列寧說：“我們既不放棄委派製，也不放棄獨裁製。”（《列寧全集》第二版，第40卷，第249頁。）這個“獨裁”是指共產黨的獨裁，並非個人獨裁。當時人們小看了斯大林主宰人事大權與黨中央機關這件事。集革命家、軍事家、著作家於一身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更不用說托洛茨基了，他們看不上這種掌管黨中央各部委這樣的“機關事務”，不願多管這類“小事”。他們忙於準備演說，寫小冊子。其實，人事權是黨和國家機關和整個黨國運行的機樞中心。不諳權術的托洛茨基當時他還熱衷於研究文學，過了許多年後才總結出：“從潛在力量上看，他（斯大林1919年之後）成了政治局，也就是黨和國家的最強有力的統治機構中的最強有力的委員。”（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頁。）而熱衷於權力的、自認為是列寧的接班人的季諾維也夫首先清醒，馬上試圖改變，他提議托洛茨基與他自己進入書記處，但為時已晚，斯大林羽毛已豐。1919年書記處的工作人員隻有30名，1920年達到150名，1921年增加到600人，還不包括警衛、通訊人員、勤雜人員。下屬的機關有組織分配部、宣傳鼓動部、新聞出版部、婦女工作部、農村工作部、情報部、特別處、斯大林秘書處……書記處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實權機構了。按照黨章規定，書記處從屬於政治局、組織局，而這三者又都是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也就是受製於黨代表大會。
但是，黨代表大會、政治局、組織局，開會時成員們來，散會後又回到了各自的單位中去，隻有書記處是實實在在無時不在的存在。政治局的議程、決議草案、以至處理方法，事先已在書記處的有關部委和書記處討論、草擬了。因此名譽上書記處服從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組織局，實際上實權在書記處及其之上的總書記。
斯大林運用龐大的書記處下屬機構，利用任命、提名、審批權，選拔出有利於自己的地方黨組織，在此基礎上再選拔出容易聽命自己的黨代表大會的代表，進而取得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大多數。
“任命製”，作用神奇巨大，它是製造唯上是從的絕妙機器。形成層層依附群與強大的利益集群，他們絕對不會惟民是從，而是看提拔者之眼色行事，盡討好、逢迎、吹捧之能事。環環相扣、相互依靠、互相利用、造神造假、神通廣大。俄共十二、十三大的代表產生，都是在沒有差額的情況下選出的，即根據省委書記的推薦選出的，而省委書記又是根據書記處推薦選出來的，實際上是任命製。斯大林就是在十三次代表大會上，聯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否定列寧關於調離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提議，擊敗托洛茨基，免去他的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此為第一步，1925年俄共十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聯合布哈林、李可夫又戰勝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並通過親信伏羅希洛夫，有效地控製了軍隊與保安機關，此為第二步。1927年俄共黨的十五大，斯大林不費吹灰之力，打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聯合反對派，逼使他們自啐自棄，盡力向自己臉上抹黑抹屎，也想方設法給斯大林臉上貼金貼銀，承認他的正確、英明、偉大。此為第三步。最後則在1937至1940年把他們以及那些可能反對自己的潛在“敵人”統統送上斷頭台，一概斬草除根。
它的起因在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搞的農業集體化，700萬人死於非命，因而1934年在俄共十七大選舉中，斯大林得票最少，一些老布爾什維克代表紛紛議論列寧生前建議將斯大林調離總書記職位的建議，所以有300多人沒有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實行差額選舉，斯大林連中央委員也選不上。斯大林與卡岡諾維奇合謀，隱瞞了300張選票。當時斯大林雖然不便發作，過了不到兩年，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的98人和1966名黨代表中的1108人被槍斃，或者關進了集中營。連潛在的“敵人”也加以消滅。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派人暗殺了。被處決的3.5萬名紅軍指揮員中不少是托洛茨基的故舊。到了此時，政治局取代中央全會、書記處取代政治局、總書記斯大林取代書記處，成了權力中心之中心。斯大林成了高居於黨、國家、軍隊之上的神，不受監督，不能批評與議論。其權威是任何專製沙皇的權威也難以想像的。（《馬列研究》1998年，第三期，第137頁。）用毛澤東的話說：“其黑暗不下於曆史上任何最專製暴虐的統治”。
四、“令人氣憤地背棄民主主義”
列寧之前與列寧之後，迄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放棄委任製，但這委任製必須是有前提有製約的，並且必定是依法的，而其總的委任者必須是經過普選選出、負責的、有任期的、能隨時撤換的。如果不是建立在普選基礎上的，受到種種限製的委任製，那就是中國古代的郡縣製，就成了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再說列寧早期設想的委任製、獨裁製，僅僅是權宜之計，並非基本國策，絕不等同於斯大林的委任製、獨裁製。在戰火紛飛的1919年3月的八大，通過了黨綱，其中有一段：“蘇維埃國家要實現廣泛的、無處可與之比擬的地方和區域自治，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機關是由上級任命的”，（《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頁。）“蘇維埃政權保證工農群眾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來選舉和召回代表”。（《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3頁。）這些雖然當時還無法兌現，但它的誠懇、真實的初衷是不容懷疑的。俄共十大更明確了“排斥一切委任製度”。可惜的是在列寧時期，它隻能是一紙空文。而斯大林則將列寧時期的這一權宜之計固定化、恒久化、基本國策化。其變味也就勢所必然了。如果說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黨外民主宣告結束，那麽聯共（布）黨的黨內民主在俄共十七大之前，也就已經徹底宣告壽終正寢了。早在1918年10月革命剛完成奪取政權的時候，盧森堡就向列寧及其黨人敲響了警鍾：“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製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隻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這使人想起陳獨秀所說的：“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這話，對不對？值得認真思考。（本文作者係中共廈門市委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