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腐敗是令人痛心的。它發展到今天，幾乎已經無藥可醫。雖然腐敗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中國的腐敗之所以觸目驚心，還因為它與中國的文化遺傳基因密不可分，而傳統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會腐敗的文化根源。
為什麽這樣說？因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權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權力與上天意誌聯係起來（董仲舒），是儒文化維護了專製社會的倫理綱常，是儒文化的“禮”維護了人間不平等的社會秩序；是儒文化論證了專製統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層社會（包括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悲慘歸結於上天的意誌（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過早覺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權威對人間權力的監督，最後導致失去監督的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實現了政教合一，把人間權力絕對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誌對人間善惡的獎懲，導致了惡人的肆無忌憚；是儒文化導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管理模式，以至於關係網盤根錯節，官場之中的相互勾結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儒文化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傳統，以至於直至今天公務員熱始終不能降溫…總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權力絕對化，引起了權力監督的缺位，從而導致了根源性的社會腐敗。
要想根治腐敗，就必須從中國文化的源頭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國社會腐敗的文化根源。中國社會若要進入現代化，就必須清算儒文化的餘毒，而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源頭——道家文化。文革時代，毛澤東發動批儒評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國社會發展停滯、治亂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們今天對此應該高度重視和重新評價。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至少沒有類似於西方的上帝觀念。這表現在中國文化和哲學隻關心人，也就是所謂“人本”，這比西方哲學的“物本”更顯出中國先哲們的人文關懷。弘揚人的價值，凸顯人的生命意義，這是中國哲學的特色。
中國哲學是精神力量指向於內，指向人自身的。人隻要向內，就可以發現一個內在完滿的自我，一個道德自我，一個可以體現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體，這個生命本體的內涵是那樣豐富，那樣深邃，甚至可以達到至善至美。這與西方文化視人性為惡，因此必須接受外在力量的監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內的。向內，就發現了一個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與道合，這樣的人生，也就是體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體現，人用自身的生命實踐，體現著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實到社會政治層麵，就是行“仁政”，把社會管理的外在監督，替換為管理者的內在道德自覺，用管理者和所有社會成員的道德自覺來維護社會秩序，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會曆史作用。
應該說，精神力量指向於內，向內發現人的價值，人的生命內涵，這種哲學是深刻的、自覺的，因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闡釋的。這裏隻能粗略提及。
中國文化的世界觀是一元論，是天人合一，人與天地萬物不可分。儒家所謂“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從來沒有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去，人的活動、人性與天命渾然為一。在這種理性中，既然天人為一，也就沒有什麽外在於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達到頂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參造化”；人的修養達到最高，就可以體現大道，可以體現天地自然的生命意誌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鑒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觀是人與世界的分離也就是二元對立的。這種對立，產生了人與自然的對立，理性與情感的對立，最終產生了人與神的對立，人與上帝這一絕對存在的對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與世界分裂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於外。無論是作為最高權威的上帝，還是自然，都是外在於人的。隻不過外在於人的自然可以認識，外在於人的神祗不可認識，是絕對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權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紛爭，最終都會在上帝麵前擺平，一切矛盾，都將在上帝麵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為的監督者，又是一切人間利害關係的裁判者。她絕不會偏袒於哪一方，絕對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會中，平等觀念在已經深入人心。
中國人沒有上帝觀念。在儒家看來，隻有世俗權力是高於一切的。天地之間，隻有人是自覺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覺悟者。因此，對於人，無需上帝來監督，人自己就可以約束自己，孔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首先從自我修養、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開始的。人是自覺的道德實踐者，不需要有一個淩駕於人之外的上帝來約束、來監督，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覺。
這當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認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約束，是因為儒家的人性論是性善論，孟子的性善論是人所共知的。至於孔子，雖沒有明確人之性善與性惡，但卻有“中和之性”，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每個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覺，無需外在異己力量來約束，他自己就可以無限完善，就可以達到盡善盡美。既然如此，那麽在社會中用以維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也就隻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麽外在於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權威。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隻有人自己對自己的約束和控製。這種控製，如果說是一種精神控製，那麽就是關於人的道德倫理，關於心性涵養方麵。儒家用“禮”來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修身”也就是加強心性涵養來約束自己。這樣一來，人對自己的約束和人與人之間的約束就都有了，社會有了這樣兩層次的約束，也就沒有不穩定的了。社會的穩定，是靠人對自己的約束和人與人之間的約束來維係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沒有“修身”這一層含義，基本沒有人對自己的約束，如果有的話，那麽也隻是上帝的監督。所以，人們必須每星期去教堂禮拜懺悔，這就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監督更自覺，因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覺的道德實踐者，中國儒家認為人性善，所以隻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則認為人性惡，無所謂良知，在上帝麵前，每一個人都有罪，這就是原罪。因此隻需要向上帝懺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麵前都是惡的，都需要懺悔，這就決定了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每一個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監督。
而中國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國有聖人，而所謂“聖人”，就是道德自覺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約束最強的人。在中國儒家，由於道德自覺的程度不一樣，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聖人”與庶人之別，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就出現了等級差別，這一點絕對不同於西方文化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由於有聖人和庶人的區別，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
當然，儒家講天命，雖然，“天命以為性，修道以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誌。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於“生生”，體現於人性的道德層麵，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覺的內在依據。這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惡是完全相反的。性惡，就容易幹壞事，就必須有監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約束自己，自我約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養水平的高下，這就決定了君子與小人，聖人和庶人。
問題還在於，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識的文化。這一點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規定了有君子和小人，這就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莊子，對於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無知，是為天德；同乎無欲，是為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焉。惡乎為君子小人哉”。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君子小人的劃分，是違背自然的，隻能有利於少數人淩駕於多數人之上。而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有“為賢者諱”的傳統，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飾，有了私心和見不得人的事可以隱瞞。而對於“小人”，則沒有這種優惠。這種向一方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虛偽性的體現之一。
儒家給“大人”和“聖人”以種種“優惠政策”，如果這些人手中掌握了權力，當然也就不需要監督，監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無。而儒文化鼓勵人們從政，“學而優則仕”，“大人”和“聖人”皆有官職，他孔夫子不就是幾度從政而不得誌，最後死了還要追封為“文宣王”嗎？
這樣一來，就失去了對有社會地位的人的行為的外在監督（請注意，對於社會地位低的人則絕無這種優惠），這對於行使權力的人來說，無疑是網開一麵。儒家說教靠人的內在自覺來約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監督；但內在自覺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並無檢驗的尺度，隻是一種理想而已。但這樣一來，“大人”“君子”甚至皇帝這些可以行使權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監督的約束，而形成特權了。
當然，這隻是就道德修養層麵來說的，但是，道德修養自覺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道德修養較高也就意味著社會地位也高。這一點不同於現代社會。但是，這樣就出現了“大人”與“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禮”來維係社會等級秩序，所以“大人”與“小人”也就被固定下來了，從而形成了製度性的社會等級差別。
問題是，天命和天意這外在於人的超越存在，現在可以由人來體現，人能體現到什麽程度，那是沒有一個統一標準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並沒有一個超越於人之上的絕對存在，作為價值參考係而規範人間秩序，擺平不同人群和階級之間的利害關係。如果說有，那就是儒道兩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誌。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來體現。“人能體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間，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視界中，人與人之間出現了矛盾，出現了利害衝突，沒有一個絕對的力量可以擺平，而隻是用同樣具有私心和利益考慮的“大人”來做出有傾向性的選擇。因此，這種超越人間利害關係之上的最高權威的缺失，導致了人間不平等，是人為製造人間不平等的精巧設計和安排。這就是儒家之學中隱藏的貓膩，這就是為什麽曆代專製統治者都要弘揚儒學，獨尊儒術，把儒家之學作為官方學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層原因。儒家，可以利用來維護人間不平等的社會秩序，進行精神控製，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處，也是儒文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有等級差別的社會需要維護其穩定，就需要有一個世俗的權力。而世俗權力，無非是“君權”和地方長官的權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間事務的監督者，而在中國，既然沒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間事務也就沒有監督。在西方，人間權力比如說國家權力，應該置於上帝的監督之下；但是在中國，國家權利沒有上帝監督，國家權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聖上”，就是完人，就是民眾必須無條件服從的天然統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誌的最高權威。
當然，在中國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個有人格有意誌的“天”，是為“天命”。有時天降災異，皇帝也要下“罪己詔”，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這一特殊情況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誌的體現者，所以“天意從來高難問”。所謂“聖上”，那是道德人格與權力的合一，絕對是“金口玉言”，不容懷疑的。本來是世俗的權力，現在終於被儒文化神聖化了。“神”的缺位，導致了人間權力的絕對化，導致了權力的濫用。沒有了神的幹預，帝王行使起權力來，就無所顧忌，而他的臣民，也隻有絕對服從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於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權與人權對立。但是在中國的儒文化中，沒有上帝也就沒有神權，結果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權力也就被神化了。沒有上帝，沒有神權，那就隻有絕對化了的世俗權力。於是世俗權力至高無上，一切人世間的價值都以世俗權力為轉移，而皇權以下，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也與之類似，都需要人們絕對服從。結果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習俗，它沿襲至今，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問題在於，把世俗權力絕對化，世俗權力卻並不是最公平的。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脹。這就決定了，掌握權力的人總是要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謀私。而一旦權力失去了監督，那麽就可以為所欲為，驕奢淫逸，橫行霸道，甚至無惡不作。而腐敗黑暗，就成為專製社會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監督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沒有監督的世俗權力既然已經被神化，那麽一旦腐敗起來也就不可救藥。所以，中國曆朝曆代都伴隨著腐敗，而腐敗至極，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結果就是，中國曆史永遠在治亂循環中震蕩，而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麵臨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也許我們正處在治亂交替循環的臨界點上。
延安時期，毛主席在與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曾說，中國的新政權完全可以走出治亂循環的曆史怪圈，GCD避免治亂循環的辦法就是真正實現民主，實現對權力運作的監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走到了哪一步？想當年，有偉人躊躇滿誌，指點江山；看今日，危機四伏人心不安，社會腐敗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們倒行逆施，又恢複了私有製，還是法製不健全導致了社會整體失控？改革以來，灌輸法製觀念可謂家喻戶曉，可是“法令茲彰，而盜賊多有”，並未改善社會治安，也沒有能夠製止腐敗，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原因當然有許多方麵。而溯其根源，傳統文化的惰性至關重要，在這裏，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會腐敗的文化酵母。根治腐敗，不僅是政治層麵的問題，更有曆史文化的遺傳因素在內。不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永遠滋生腐敗。
儒家文化是反動的。不管它外表看來有多麽精巧，多麽完備，多麽深刻，它骨子裏那種為專製皇權合理性作辯護、論證其合法性的本質是不能改變也不容懷疑的。雖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眾，雖然新儒家氣勢洶洶，尊孔鬧劇愈演愈烈，但是它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國要進入現代化，第一個任務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為專製統治合理性作辯護的本質，構建起自己新時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國的現代化，如果沒有文化領先，是免不了要走彎路的，注定是要把現代化搞得不倫不類，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為別人的文化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