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 奧運留給中國什麽？
四年前，當李寧高舉奧運火炬、靠一條繩索在鳥巢橫空跨越並點燃聖火時，這個昔日的中國明星運動員雖然身體已經發福、略顯笨拙，但他仍盡力表現出矯捷的身手，並贏得了無數讚譽。
當年，他這一展身手對於其名下的體育服裝製造商李寧公司來說意義重大。可以說，憑借於此，李寧成為北京奧運會最大的贏家——奧運會後，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家中國公司。
北京國家體育場，即鳥巢。攝於2010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兩年之後。
為此，美國《商業周刊》還專門寫了篇文章說：誰說中國企業打造不了品牌？
但四年後，事實並沒有當初設想的那麽樂觀。過去兩年，李寧公司雖然大力重塑品牌，並先後涉及多項重大改革，但均不理想，不但失去了高端消費者，也失去了低端消費者。最近媒體傳聞李寧西班牙公司破產，雖然李寧公司聲明破產的是李寧公司在西班牙的授權商，而非李寧西班牙子公司，但有分析認為，不可否認，李寧大力拓展國際市場的戰略，依然停留在探索階段。緊張的形勢逼迫李寧不得不換掉職業經理人，自己重掌公司。
一位熟悉李寧公司的分析人士稱，即使李寧這樣的中國品牌其實仍舊缺乏與阿迪達斯等世界品牌競爭的內外部能力，單純依靠奧運會帶來的聲譽遠遠不能推動中國企業與世界級競爭對手比肩。
回到四年前，或者回到中國申奧成功的八年前，中國人對於這場全球最盛大的體育賽事能夠放在本國舉行充滿了熱情和憧憬，寄托了無數美好的夢想，比如凝聚民心、長期持續經濟景氣、提升政府的效率、改善國家形象，乃至推動更深一步的政治變革。人們期望北京奧運會能帶來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新氣象。然而，後來的事實表明，這些期望的改變並沒有如願到來，李寧公司隻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在更深層的改革層麵上，中國反而進入停滯期。希冀一次體育盛會來改變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並不現實。
奧運會深刻地改變一個國家不乏先例。在亞洲，中國的兩個緊鄰日本和韓國就都因為舉辦奧運會而深刻改變了這兩個國家——直到今天，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和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仍被認為是奧運會曆史上成功的典範。
兩屆奧運會都帶來了舉辦國長時期的經濟增長。東京奧運會後，日本出現了57個月的經濟持續增長，這段時間內，日本經濟整體增長122.8%，工資上漲幅度達到了114.8%，史稱“東京奧林匹克景氣”。 東京奧運會後第四年，日本的國民經濟總產值超過西德，成為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漢城奧運會也帶來了韓國的經濟景氣，比如，奧運會後，韓國股市連漲三年。韓國從一個一度被世界遺忘的國家開始發力，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而且，奧運會極大提升了兩國的製造業能力，催生了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製造企業，日本的鬆下、三洋、精工和韓國的三星等品牌開始被國際市場接受。
奧運會的積極影響還不僅限於此。對於日本來說，奧運會和1964年建成的“東京塔”、“新幹線”都成為二戰後日本經濟複蘇的時代象征，尤其是奧運會，徹底使日本國民擺脫了戰後的灰色心態。日本電影導演巿川昆在當年拍攝的奧運會紀錄片《東京奧林匹克》中記錄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正在崛起的民族、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的形象以及一個戰後迅速得到恢複和重建的國家。
而正是通過漢城奧運會，韓國開始走向一個真正意義的現代民主國家。奧運會後，韓國開發研究院發表的題為《漢城奧運會的意義和成果》的報告中說，被調查者的56% 認為“漢城奧運會促進了韓國的民主化”，被調查者的53% 說：“這次奧運會後韓國國民的人權更有保障”，51% 的人說“奧運會提高了言論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大多數公務員認為，奧運會促進了行政方麵的公開化和民主化。
北京奧運會後，官方媒體極力渲染北京奧運會的成功以及奧運會對中國的諸多正麵影響。不可否認，借助奧運會，中國展示了經濟發展的成績、自信以及史無前例的開放心態，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也極大改觀了北京這座城市的麵貌，政府與公眾在奧運會這個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統一，公眾也表現出對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
但即使在奧運會前，很多經濟學家並未把中國未來的經濟景氣過多與奧運會必然聯係在一起。2007年5月，在中韓兩國舉辦的一個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在做演講發言時態度冷靜，他說：“中國並不會因為2008年舉辦北京奧運會就跨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奧運會之後中國也不會出現經濟蕭條或者經濟低穀。”
呂政認為，2002年到2007年中國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42.5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的投資額是7.08萬億。2007年固定資產投資將超過12萬億，北京為舉辦奧運會平均每年的投資隻相當於中國全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0.59%。因此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影響並不是很明顯。
“在舉辦奧運會之後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呂政說，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還要繼續下去，因此還需要繼續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建設以及環境治理的投入。
事實也確實如此，奧運會後，中國經濟並未表現出特別的加速，也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疲態。這種狀態更多與全球經濟陷入普遍的低迷和中國出台積極的救助計劃有關。
雖然從統計數據看，在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經濟質量、技術水平、人均國民收入、生活質量、貧富差距、社會福利、全球市場的生產力、創新能力等國家軟實力方麵並不能與當年超過西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相比。
北京奧運會後，中國股市疲態不堪,房價呈現出不正常的高漲，日益明顯的通脹和貧富差距拉令公眾抱怨不已。
四年後，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內需和出口）已經失去了曾經的魔力，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在近12個季度後首次跌破8%，令國際矚目。
北京奧運會期間，有個細節也受到國際的關注。為了和國際接軌，中國政府專門設置了三個抗議區，方便民眾在奧運期間表達不同的意見。當局接到了不少抗議申請，但實際抗議並未發生，因為官方並未批準這些申請。
當時，國內外前所未有地關注北京奧運會是否能影響到中國的政治變革。有些西方評論家擔憂奧運會的成功會強化中國政治的權威主義性質，更多人期待奧運會能推動中國加快政治變革，政府更加開放和透明。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奧運會前會見各國記者時也表示奧運會之後中國會繼續進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全方位的改革。
奧運會確實促成了中國兩個近鄰的政治變革。奧運會也為中國進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次機會。但是，“很難想象，像奧運會這樣一次國際盛會就能立即促使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發生激進的政治變化和民主化。”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北京奧運會結束不久專門撰文說，認為奧運會能夠改變中國當然過於天真。
雖然中國並未借助奧運會後在政治變革上走得更遠，但是鄭永年認為，2008年仍可以稱為中國市民社會年。他注意到，當年5月份的四川地震期間，誕生了成千上萬個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組織或者誌願組織，而奧運會期間又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無數誌願組織。
鄭永年積極評價說：“這些組織都扮演了關鍵角色。這表明中國社會力量在很快成熟並且能夠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成為中堅力量。”
但中國的深層變革顯然不應僅限於此，民間組織雖然有所發展和進步，但是，最近幾年，圍繞政府的透明和開放以及更為深刻的政治變革並未有所進步，公權力依然處於未受製約的狀態，社會矛盾重重。
事實是，在過去的四年裏，中國社會職聚的矛盾和對政府的怨氣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由征地強拆、環境汙染等導致的各種群體性衝突事件頻發，最近發生在四川什邡和江蘇啟東的大規模騷亂事件將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推至一個新高潮。而北京7月21日由一場特大暴雨引發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暴露出這個為舉辦奧運會而重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首都，其排水設施卻依然那麽脆弱不堪；政府在預警應對，信息公開方麵仍然裹足未前。
北京“7.21”特大暴雨後的一個星期，奧運會的聖火便在倫敦升起，對中國人來說，四年前的熱情和憧憬幾近淡忘。
今年年初，路透社攝影師大衛·格雷(David Gray)扛著攝影機在北京走了一圈，用影像記錄下了北京奧運設施現在的狀況。雖然他的鏡頭有明顯的選擇性，但是，這些當年投入巨資打造的奧運場館設施如今的破敗和疏於管理依然令人瞠目。
完全廢棄的沙灘排球場，久已無人管理的奧林匹克水上公園賽場館，皮劃艇賽場破敗的碼頭，棒球賽場已經荒草叢生。
2012年08月03日 《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