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琳琳：缺席存在的奧運冠軍
謝丁 2012年08月01日
安徽省阜陽市的繁華地段，有棟七層高的黃色建築，由於年代久遠，樓體已顯破敗，但就在那最高處，豎著一塊全阜陽最有名的廣告牌，藍底白字，上寫“阜陽市體操隊”。廣告牌右側配了一張女孩照片，雖然模糊不清，但幾乎所有阜陽人都認識她。她叫鄧琳琳。
"阜陽市體操隊”的小隊員在位於頂樓的訓練房內練習基本功。
鄧琳琳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女子體操團體冠軍，也是倫敦奧運會中國女子體操隊的隊長，她是這個城市最有名的女孩。圍繞著鄧琳琳和一塊金牌的故事在這個小城流傳，她改變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命運，還有她的隊友和教練。最終她成為家鄉阜陽市和安徽省的一張名片。
有很長一段時間，阜陽的大街上到處都是鄧琳琳的照片和宣傳語。她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廣告，不斷吸引著家長們帶著孩子走進那棟大樓，進入“阜陽市體操隊”。四年來，郭少華麵試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來的小孩。隻需看一眼他們的體型、走路的姿勢，他就能判斷出誰適合練體操，誰最好盡早放棄。他認為，個子不高，身材比較勻稱，胸板厚實，手臂筆直，有很好的協調性，這些都是練體操的天賦條件。
郭少華是鄧琳琳的啟蒙教練。他皮膚黝黑，身材矮小，已經55歲了，但全身都是結實有力的肌肉。有時候，他仍能在訓練場向學員們示範幾個“空翻”動作。在阜陽，盡管還有其他的體操教練，但家長們似乎都隻相信郭少華的眼睛，因為他擁有一種旁人無法企及的權力——人們相信他最有可能培養出下一個奧運冠軍。
郭少華堅信，體操是一種表現美的運動；但如果拿不到名次和好成績，你根本就沒有機會展示那種美。
訓練很苦，小隊員們咬牙堅持。
“阜陽市體操隊”在編製上屬於“阜陽市體育運動學校”，但在運行方式上類似於一個鬆散的俱樂部。體操隊大約有20名隊員，隻有郭少華一位教練。體操隊的訓練場就在那棟大樓的頂層。入口隱藏在背後一條肮髒發臭的小道上。爬上七樓，過一道鐵門，就能聽到一片嘰嘰喳喳的童聲。那是個空曠的大廳，宛如舊倉庫，地上鋪著陳年的綠地毯，上麵躺著幾台二手體操設備——單雙杠、平衡木、吊環。最奇特的是一條從天花板吊下來的麻繩，係著一個掉漆的痰盂，那是自製鞍馬練習器。一切都很簡陋。
阜陽市體操隊的訓練器材比較簡陋，場地內有一個用痰盂自製的鞍馬練習器。
七月一個炎熱的下午，沒有風。幾個家長坐在角落裏玩牌。男孩們隻穿一條內褲，光著身子好奇地盯著我們。郭少華站在訓練場中間，一個一個介紹隊員。最小的4歲，最大也隻有7歲。他一口氣說完男孩們的名字，然後望向一個站在平衡木上的女孩。
“她很有希望。”他欣賞地看了一會兒，接著說：“她和鄧琳琳小時候非常像。她們有一種共同的品質。意誌力很強，肯吃苦，也聽話。”
他讓那個女孩跳下來，走到我們跟前，伸出手。女孩隻有7歲，她的掌心密布著老繭和血泡。“剛開始都很痛，但慢慢就有了保護層。”他盯著女孩，問道：“是不是不痛了？”她沒說話，隻是笑著。
“你看。”郭少華說：“她內向的性格，也很像當年的鄧琳琳。”
阜陽市最值得炫耀的一個名字
在阜陽，很少有人知道當年的鄧琳琳是什麽樣子。
對大多數人來說，她就像一個影子人物。直到北京奧運會後，人們才從報紙和電視的瑣碎細節中，大略拚湊起一個小女孩的剪影：她出生在利辛縣王仁鎮鄧小莊，5歲隨父母搬到了阜陽市，和哥哥鄧梟梟一起在阜陽市體操隊訓練，三年後，她被挑選到安徽省體育隊，隨後就去了北京。
鄧琳琳在阜陽訓練的短暫時光，日後成為郭少華和整個城市的驕傲。“她個子很矮，不愛說話。”郭少華回憶說：“但她非常刻苦和專注，總是要學會所有的動作才回家。”鄧琳琳多年前的一個隊友張強則說，那時她很愛哭，但哭完又跳上了平衡木。幾年來，郭少華和鄧琳琳的父母接受了多次媒體采訪，他們反複敘述著一個小女孩用堅強和毅力打造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有關鄧琳琳的一切，都圍繞著她最後獲得的那塊奧運金牌。
鄧琳琳的父親鄧傑古曾經也被說成是個“體操苗子”。他年輕時打過籃球，專門學過田徑，曾參加過阜陽地區的運動會。他的個子也不高，但卻非常靈活。但他並非”專業運動員”。1997年，鄧傑古在阜陽找到了郭少華，把兒子鄧梟梟送進了體操隊。他那時剛把全家從利辛縣的鄧小莊搬進城裏，買了套房子，並從農民變成了一個生意人，他目前經營一個養豬場，生意不錯。鄧琳琳起初隻是跟著哥哥到訓練場玩，有時也模仿哥哥的動作。郭少華突然發現這個5歲的女孩也是個練體操的好胚子，她不僅膽量驚人，而且速度快，爆發力強。
1998年，鄧琳琳正式進入阜陽市體操隊訓練。第二年，她參加了安徽省青少年錦標賽，沒有拿到獎項。但第三年她就獲得了一個亞軍，被省體操隊的人選中，抽到合肥集訓。那年冬天，她一直在等待省隊的通知。過完春節，她就離開阜陽再次前往合肥，並迅速成為省女子體操隊的主力隊員。在2002年的安徽省十運會上，她一下獲得了自由體操、跳馬、全能、平衡木等多項獎牌。
鄧琳琳的家位於阜陽市中心的一裝獨棟小院內，院子裏有一隻看門狗，還停了一輛越野車，房子蓋了兩層，看得出家境殷實。在那裏我們才見到鄧琳琳的母親，她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家庭主婦，幾乎麵目模糊，見到我們後一言不發，旋即又消失了。鄧琳琳的父親鄧傑古是這個家庭絕對的家長。他說，自從2002年女兒開始屢獲獎牌時，他就開始裝修家裏的客廳。他在電視後麵設計了一麵金牌榜，專門用來懸掛女兒未來可能獲得的獎牌。到今天，那麵牆一共掛了51枚獎牌。
鄧琳琳的父母對女兒拿到的每一塊獎牌都印象深刻。
他也為女兒的上進心感到驕傲，說有一次去合肥看望女兒，發現鄧琳琳練得很辛苦，他勸她回家休息一段時間，她擔心地問父親：“如果我回去了，我的位置會不會丟掉？”
2003年，鄧琳琳被挑選進國家隊。之後五年，她從未回過阜陽。每年春節，父母都前往北京過年。2008年8月13日，北京奧運會體操決賽的那天上午，鄧傑古借了一百多把椅子，招待前來家裏觀看比賽的人。郭少華是當天唯一在場的教練，他不停接到領導的電話，詢問賽況。當鄧琳琳最後拿到團體冠軍時，他並不意外。很早之前他就知道，國家隊一定不會在自己的國家丟掉這枚團體金牌。幾乎是馬上，阜陽市政府就派人送來了五十萬元人民幣的獎勵。很快，這個消息就震動了整個城市。
那年中秋節，鄧琳琳回了一次阜陽。當時她16歲，31公斤，身高1米37，是參加北京奧運會個子最矮、體重最輕的中國運動員。在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的精心安排下，阜陽這個城市像迎接凱旋而歸的英雄。她住在全市最好的酒店“國際大酒店”，每天奔波在各個場合做報告。當她準備回到母校“阜陽體育運動學校”時，所有的學生都出動了，站在馬路兩邊夾道歡迎。在一張記錄當時場麵的照片中，鄧琳琳乘坐一輛黑色的雅閣轎車，站在車裏，身體伸出天窗，手中捧著一束鮮花，如同“閱兵”一般緩緩駛入阜陽體校。她緊抿著嘴，看起來有點手足無措。
在由阜陽市政府主辦的最高規格的晚宴上，郭少華和鄧琳琳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們已經八年未見。“她看起來成熟了很多。”郭少華回憶說：“那兩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停地說要再次為阜陽爭光。”他們沒有做更深的交談——即便有，也是關於訓練，關於她對更多金牌的期待。她仍是不愛說話。她甚至沒有回家住上一晚。在阜陽，她也沒有年齡相當的朋友。她與這座城市的聯係既緊密又疏離——她僅僅是這個城市最值得炫耀的一個名字，一個金牌的象征。
因為那塊金牌，郭少華當選為阜陽市政協委員，並獲得了1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之後，他們很少謀麵。有一次，郭少華在電視上看到鄧琳琳正在國外參加比賽。結束時，他發了一條短信過去，短信裏：“狀態保持得不錯，有些不足的小失誤，可以改進的。”幾分鍾後，鄧琳琳簡短地回了過來：“知道了。”
2010年11月14日，鄧琳琳正在進行廣州亞運會體操女子資格賽。
金牌效應
阜陽一直被看作是安徽省的“西伯利亞”。這裏是貧窮和落後的象征，也是著名的醜聞集散地。人們甚至形容這裏是中國的“新聞富礦”——貪官，毒奶粉事件，手足口疫情。當地政府想方設法扭轉阜陽的形象，他們說這裏是江淮糧倉、宜居園林。鄧琳琳所獲得的一塊奧運金牌可以說“抵銷”了阜陽的所有負麵新聞。
在中國，安徽也從來不是一個體育大省。它最輝煌的曆史還是24年前，祖籍安徽的射擊運動員許海峰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獲得冠軍。那是1949年後，中國在奧運會上獲得的第一枚金牌。許海峰也從安徽一名普通的供銷社職員，變成中國最有名的運動員之一。但從那以後，金牌變得遙遙無期。無論安徽省政府投入多少精力和金錢，但每次奧運會幾乎都失望而歸。“在省體育局，許多人甚至因此丟了官。”郭少華說。對安徽省來說，鄧琳琳就像一次意外的收獲，一個雖然漫長卻值得驕傲的回報。
對郭少華而言，雖然他隻訓練了鄧琳琳三年，但這枚金牌卻好像耗盡了他前半生所有的精力。
郭少華是鄧琳琳的啟蒙教練，他正在指導“阜陽市體操隊”的小隊員訓練。
1957年，郭少華出生在界首縣，在縣委大院裏長大。他上初中時，全國掀起了競技體育的熱潮——1949年後的中國還從未參加過奧運會，正迫切希望通過體育在全世界證明自己。1971年，郭少華從一堆中學生裏脫穎而出，被選中進入了安徽省體操隊。他拿過安徽省的冠軍，卻從未在全國比賽中取得名次。五年後，他因為受傷退役，回到阜陽的亳縣體委工作。恢複高考後，他於1978年考入安徽師範大學。1997年，當鄧琳琳全家搬入阜陽時，郭少華已經是阜陽師範學院體育係的一名老師，同時也是阜陽體校的兼職教練。
創建於1961年的阜陽體育運動學校，那時很少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他們甚至居無定所。有五年時間，學校的訓練場地，一直租用著阜陽市軍分區教導隊的營房。但對一個運動員來說，體校卻是最重要的起點，是邁向奧運金牌的第一步。那就像一場不停往上攀爬的長途跋涉：從體校開始，到省體育隊，再到國家隊，每一級跳躍都是一次脫胎換骨。最終，隻有幾個人能有幸參加奧運會。
郭少華明白這其中的艱辛和風險。但他認為，隻要你成為省體育隊的專業運動員，政府自然會幫你解決好其他問題。那是中國體育體製的一部分。運動員生來的目標就是拿到世界冠軍，其中又以奧運金牌為最，為此他們可以不惜代價。
“這可能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唯一遺留的產物，但它依然符合我們的國情。”他說：“如果競技體育放開到市場，我們會很難培養出好的運動員。”他的理由很簡單：誰會有那麽多錢，去練那些根本不能養家糊口的體育項目呢？答案也很簡單：隻有政府。
2009年，阜陽市將鄧琳琳寫入了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阜陽籍運動員鄧琳琳榮獲北京奧運會女子體操金牌，實現了我市奧運會獎牌和金牌‘零’的突破。”雖然隻有簡單一句話，卻微妙地投射出政府的喜悅之情。也許他們雙方都懷抱著感激。在許多場合，鄧琳琳都不厭其煩地感謝著黨和國家，而政府給她的回報是總計13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根據“阜陽信息港”和《合肥晚報》的報道，鄧琳琳獲得的獎勵來自她籍貫所在的潁州區政府（10萬元人民幣）、阜陽市政府（50萬元人民幣）、安徽省政府（50萬元人民幣）和國家體育總局（20萬元人民幣）。
至於她的母校，則來了個大變身。2008年以後，阜陽市體育運動學校建起了全新的教學樓和宿舍樓，在校生已有千餘人。雖然學校目前隻有2萬平方米，但在已規劃好的宏圖中，學校將達到10萬平方米，一共要開設20多個運動訓練的專業項目。
2010年7月，投資2.6個億的阜陽市綜合體育館開工建設。到2012年底，郭少華就將從他簡陋的訓練場搬往那裏。他掩飾不住激動。他說他要盡全力打造出第二個鄧琳琳。
“就像那句老話。”他說：“給我一個支撐點，我就能撬起地球。”
兩代體操運動員
在阜陽市體操隊，最有希望成為第二個鄧琳琳的，是個7歲的女孩張鑫鑫。
2009年，張鑫鑫的奶奶常其華帶她走進了“阜陽市體操隊”那棟大樓。家裏人原本期待她練點體操的基本功，然後去學拉丁舞，但她卻再也沒停下來。那年她4歲。幾個月後，她第一次參加安徽省青少年錦標賽，歪歪倒倒的動作把評委逗得哈哈大笑。第二年，她獲得安徽省第十二屆運動會的團體第三名。到了去2011年，她一舉拿下了省青少年錦標賽的四個冠軍。
7歲的張鑫鑫被認為有望成為下一個鄧琳琳，家人和教練對她寄予厚望
剛進體操隊，張鑫鑫就成了鄧琳琳的鐵杆粉絲。2009年10月，鄧琳琳獲得世界體操錦標賽的平衡木冠軍。國家隊特批她又回了一次阜陽。郭少華帶著二十多個小隊員，跟著她回到阜陽體校。參加那次盛典的每個小孩都留下了一張集體照。典禮結束後，鄧琳琳和學校領導開座談會。張鑫鑫拿著一支筆和小紙條，自己跑到二樓辦公室，敲開門，說：“姐姐，給我簽個名吧。”奶奶常其華跟在她身後，抓住了那個瞬間，照下一張她們的合影。鄧琳琳把名字簽在張鑫鑫的訓練服背部。她回家脫了衣服，收起來再也沒穿過。
張鑫鑫的父親身高1米8。郭少華起初擔心她長得太快，身材過高也不太適合練體操，但她爺爺卻個子矮小。他相信這裏有隔代遺傳的因素。反之，家裏人卻擔心張鑫鑫因為練體操而不長個兒——現年20歲的鄧琳琳身高也隻有1米4。郭少華安慰他們，那些都是謠言，體操怎麽可能限製你的身高？
張鑫鑫的父親在藥房工作，母親是銀行職員，她的家境也屬當地的“中產家庭”，房產有幾處。看護張鑫鑫的主要是她的奶奶常其華，這是一個幹練、直爽的58歲女性，燙著頭發，舉止利落，看得出在有關張鑫鑫的前途命運等重大問題上，她絕對強勢、不肯妥協。
常其華就非常擔心訓練會耽誤孫女的文化課。這也是阜陽市體操隊裏所有家長最擔心的事。2011年，安徽省體育隊看中了張鑫鑫，讓她去合肥集訓。那曾經是鄧琳琳走過的路。進了省隊，接下來就有機會進入國家隊。但張鑫鑫沒去多久就回到了阜陽。常其華說：“省隊裏的教練不怎麽管她，文化課也不好，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都在一起上課。那能學到什麽？”最後，省隊的領導生氣了。常其華也不服氣，一轉頭，她們去了上海。
上海的體育隊一直缺少隊員。那裏的家長們很少願意把孩子送去體操隊。2012年的第一個學期，張鑫鑫開始在上海訓練。和過去三年一樣，奶奶常其華一直陪在她身邊。她認為，無論從哪方麵看，上海的條件要比安徽省好得多。張鑫鑫每個月可以得到上海政府的300元補助，除此之外，其他什麽幾乎都免費。重要的是，她可以在上海學習文化課。無論如何，奶奶都認為張鑫鑫應該讀完小學，到那時再考慮她的未來。“走一步，看一步。”張鑫鑫的奶奶說：“我們總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上。”
2012年夏天，張鑫鑫從上海回到了阜陽。整個暑假，她幾乎都在訓練場度過。有時候，她上午還有一堂鋼琴課——有助於培養她對音樂的感受力。她也從上海帶回了一些CD，是那邊的女教練專門為自由體操而編輯的音樂。郭少華笑稱是“海派音樂”，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在體操隊的所有小隊員中，張鑫鑫的自由體操擁有最好的藝術表現力。
有一天中午，張鑫鑫全家人請郭少華吃飯。幾杯酒後，郭少華對我們說：“張鑫鑫就是阜陽又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現在的表現，比鄧琳琳那個時候還好。”
常其華非常高興。“等張鑫鑫拿了奧運金牌，我請大家大吃大喝，連吃幾天。”她愛惜地盯了一眼孫女，補充道：“如果政府不掏錢，我給你掏錢。”
鄧琳琳和張鑫鑫如同中國兩代運動員的縮影。曾經張鑫鑫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張琳琳”， 現在她再也不這麽說了。張鑫鑫和鄧琳琳之間隔著13年的光陰。她們性格迥異，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身處不同的時代。如果說鄧琳琳的體育生涯帶有“使命”的意味，她身肩重任，既肩負著家庭的期許，也寄托了阜陽市乃至安徽省的抱負；張鑫鑫則更加“個性化”，她實現自我的願望，或者幫助家人實現自我的動力遠超其它，她的家庭也足以幫助她在“小環境”下抵抗舉國體育體製的安排——如果安徽省不能夠更好地幫助她在獲得金牌的道路上前進，她還可以選擇其它省隊，因為，按照她的奶奶常其華的說法：“她是自由的。”
謝丁是特稿記者，在《時尚先生》任職。 本文感謝王鑫提供的幫助。 編輯：困困
《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