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毛主席則不同。為了實現他的“三國誌”謀略（聯日反蔣），他主動派人與日方談判。據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回憶錄》中記載：“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經政治局委員們 同意，由軍委秘密電台發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與日汪商談合作反蔣事宜，同時停止中共對日汪的軍事行動。”又據蘇共弗氏記載：“我看到一 份新四軍參謀部的報告，它確切地表明，中共領導層與南京日本派遣軍參謀部之間有著長期不斷的接觸，雙方情報傳遞的終點是南京和延安。”隨著眾多知情人的揭 露，偉大領袖毛主席與日汪的合作關係逐漸清晰了。
原來饒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後，就把中共與日汪商談反蔣合 作的任務交給了新四軍情報部長潘漢年。其實潘早在1939年起就與日寇駐香港和上海二個總領事館特工建立了針對國民政府的“情報交換”關係，接到毛的指令 後，潘輕車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產黨員，因參加共產國際情報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成為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日寇特工，當時任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 館”負責人）即偕同去見日外務省在中國的情報頭頭岩井英一，岩井見潘己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特使，刮目相看，優禮有加，當即發給潘“特別通行證”（各 地通行無阻），讓他利用“岩井公館”秘密電台與延安和新四軍通報，並在上海最豪華的匯中飯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讓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 館”領取大量活動費，隨後就帶領潘去見日寇在華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頭頭影佐偵召少將。影佐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特使也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經幾次商談，商定了合作 辦法。接著影佐批準潘去見汪精衛（影佐是汪偽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動須得影佐批準）。這樣潘就與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蘇共產黨員，被捕後成軍統特工，後 又成為汪偽政府特務頭子——調查統計部長及江蘇省主席）赴南京會見汪精衛。汪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恩師（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曾提拔毛任副部長）對潘更顯親 切，即邀請毛派人參加他的議會和政府，潘則對汪表示：如汪與日合作有困難，歡迎汪到新四軍來。潘與汪也談妥了合作辦法。
潘漢年與日汪商談雖未簽訂書麵協議（原因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抗日言論喊得比蔣介石響，日寇懷疑毛心中有詐，暫時不敢輕信）但仍取得多項重要默契：（1）日軍與八 路軍新四軍互不攻擊，保持和平共處；（2）中共部隊不再破壞鐵路，保持交通順暢；（3）中共可到日占區采購戰略物資（藥品和通訊器材等）不受查禁；（4） 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通過汪偽管理的長江封鎖線，不予阻撓查扣。以上合作辦法使日汪與中共均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抗擊和威脅，得以騰出大量兵力 來進攻蔣介石的抗日部隊，同時因平漢、粵漢等鐵路不再受中共部隊破壞和威脅，日本國內和在朝鮮、東北的兵力可順利經鐵路送往東南亞進攻盟軍（海運受英美海 軍所阻），並把在東南亞掠奪的物資運回國內。至於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掃蕩的保證，可以放手大膽地搶占國民黨的敵後根據地和擴充軍隊，為推翻國民黨政府打 下堅實的基礎，這樣就實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聯日反蔣”的“三國誌”謀略。
潘漢年的活動為中共力量 的壯大發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國成立後他卻遭到殘酷鎮壓，從上海副市長任上撤下，長期投入監獄，直至病死在湖南勞改農場，官方宣布的罪狀是：“瞞著黨中央 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但毛去世後，黨中央成立專案組對潘的曆史審查了幾年，發現他的一切活動都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批準，根本沒有“瞞著黨中央”和 “違反黨紀”，而且他也主要是與日寇商談而不是與汪精衛商談，可見他的罪狀隱瞞了重要的情節。
那麽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什麽要對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顯然因為潘掌握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罪證，毛擔心潘對此有所泄露，毛就會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罪名 遺臭萬年，為了他的“名譽”，他才下狠心對潘栽贓和滅口，正象他後來對彭德懷、劉少奇、高崗、饒漱石等栽髒滅口一樣，反映了他殺功臣的陰險毒辣的一貫手 段。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賣國罪行昭然若揭，能掩蓋得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