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魯鄭
七月十五日，和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學院任教的朋友相聚，自然便談起了中國剛剛公布的第二季度經濟數字。由於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對全球的影響已是“北京跺腳，世界搖晃”。所以當中國增長率三年來第一次降到了8%以下，全球無不憂心忡忡，膽戰心驚。莫斯(Trefor Moss)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發表的大作《中國經濟災難的五個跡象》這樣寫道：全球化是什麽？就是一個中國人關掉空調，世界經濟就會感冒。
我略帶嘲諷的口吻對這位朋友講：“你知道嗎？中國有兩位經濟學家，一位是北京邦和財富研究所所長韓誌國，一位是複旦大學財務金融係教授孔愛國，這兩位名字中都有‘國’的經濟學家認為，增速下降原因在於政治體製，隻有政治體製轉型，經濟才能轉型”。這位同樣是經濟界的朋友先是驚訝無比的大笑兩聲，然後問了一個很出乎我意料的問題：“他們是在法國嗎？”
在法國生活了十多年的我當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國有這樣的言論自由環境，就是在法國，也沒有人敢這樣將矛頭指向自己的製度。當然就是他們這樣講了，並不會有牢獄之災，但卻會失去工作，排擠出主流社會，很可能也就無法在本國立足。而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收留他們，更不會有什麽獎可頒以及巨額的獎金可拿。
我笑道：“不，他們就在中國。而且他們的觀點許多媒體還都在突出刊登。”我的回答顯然更出乎他的意料。他沉默片刻，又問了一句：“他們真的是經濟學家？”這一次我猶豫了，我當然明白這一問的話外音。我突然感到有些許恥辱，我怎麽好意思承認這樣的國人竟然可以稱為經濟學家呢。雖然我和這些自由派立場不同，但畢竟都是中國人，就是他們，我也不想在外國人麵前丟臉。但我無法回避。隻能如實的說道：“是，他們還都是教授”。
這下，這位法國朋友無語了。因為他也知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三年來第一次降到8%以下，但卻已經是當今世界最高的增長速度了。歐元區預計上半年要負增長0.3%，美國一季度的折年率也有下調，下降了1.6%左右。就是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金磚五國中，二季度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在5%左右，但通貨膨脹卻高達7%（中國是2.2%），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在1.2%左右，通貨膨脹接近5%，南非的經濟增長率也比較低，不到3%，通貨膨脹卻高達6%。，俄羅斯增長率不到4%，通貨膨脹率2%。
無論是對比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中國都是表現最佳的。如果表現最好的中國問題出在政治製度，哪麽這些國家問題又出在哪呢？
其實，中國增長速度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也就是所稱的“大數規律”。意指一個經濟體的總體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其速度必然下降。最近耶魯大學出版的《中國夢的終結》（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作者GERARD LEMOS），就在最後的結論提到，中國如此高速的增長不可能持續，原因很簡單，就是“大數規律”。一個小經濟體增長10%算不了什麽，但一個大經濟體增長2%就非同尋常。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更是奇跡。要知道，金磚五國中，中國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至少五倍（是南非的三十五倍），在如此巨大規模的前提下，竟然速度還遠遠高於它們。
除此之外，中國政府為抑製通貨膨脹和控製高房價所進行的宏觀調控都是增速下降的政策性原因。
這即是為了回應民意，也是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需要。這一點，就是不懂經濟的人也能看的明白。
還有，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危機日益惡化，這在全球化的時代，自然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負麵影響。這可並非中國之錯。何以這些經濟學家們就是難以看破迷津？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製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國、歐盟以及金磚國家相比的話，中國唯一不同之處就在於沒有采用“多黨和普選”模式的民主製度。或許這才是中國沒有巨額債務、財政破產的原因（國家破產，代價和後果最後還是國民來承擔的）。我想這些經濟學家們不管是什麽政治信仰，應該不會連世界上基本的經濟數據都不知道吧？應該不會連這個最基本的邏輯都不清楚吧？
最近，還有一位民間經濟學家也很出位。這就是剛剛獲得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的茅於軾。當然，我這裏談的不是他得的這個和經濟無關的獎項，而是他提出的一個非常“震撼性”的觀點：愛國有哪麽重要嗎？其原文不長，便全方引述如下：
“一塊土地在中國版圖內。現在歸了外國，但是那裏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國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為本答案是同意。我讚成以民為本。當國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時，國家的利益要服從百姓的利益。國家應為人民犧牲，不是人民為國家犧牲。過去皇上教育我們則相反。”
別看茅於軾先生繞了這麽大彎，其實就一個意思：人權高於主權。為了人權，一個國家可以解體、分裂，或者被他國占領。然而，人類的事實卻是，一個沒有主權的國家，也就根本不會有人權。我們看看以色列，沒有祖國是一千年來猶太人所蒙受的苦難的根源！所以他們拚了命也要建國！拚了命也要保住自己的國家。中國近代曆史上曾多次割地或者國土被占，如日本占領台灣、東北，英國占領香港。請問，被占領的這些地方可否有人權？哪一個不是二等公民？就是被認為最自由的香港來論，可否實現港人治港？政治上可否平等和自由？國外的例子更多。十九世紀初，拿破侖在歐洲所向披靡，傳播共和思想。何以被占領國家的人民仍然起來反抗爭取獨立，甚至重建王權？當年美國打著自由的大旗吞並菲律賓不也是遇到激烈反抗嗎？美國時任總統麥金利聲明：“我們在菲律賓的旗幟既不是帝國主義的大旗，也不是壓迫的象征，而是自由的旗幟，是希望和文明的旗幟”。茅先生對美國如此心儀，這點曆史還應該是知道的吧。還是哪句話，沒有主權，何談人權。
當然更重要的是，人權和主權是兩碼事。我們知道西方一向被認為是人權的楷模，但愛爾蘭非要從英國獨立出去，巴斯克也非要從西班牙獨立出去，魁北克也非要從加拿大獨立出去，阿爾及利亞以及科西嘉非要從法國獨立出去。既然這些人已經這麽自由了，為什麽還要尋求獨立？更離奇的是，阿拉伯革命成功之後，反而有大量的難民離開這些剛剛獲得自由的國家，奔向異域他國，何也？
我很難相信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連這個常識也不會有。假設他把這套言詞拿到任何一個國家去講，可否有一個國家會接受？不過從法國的角度講，沒有常識的人固然有，但卻絕沒有人拿國家主權做如是論。我不好對茅於軾先生的主觀動機妄加猜測，但我知道西方就是打著人權高於主權的幌子幹涉他國內政，而且是雙重標準。比如可以放任巴林鎮壓民眾革命，但卻不惜動用武力推翻卡紮菲。我也知道，中國一直被西方視為威脅，他們最希望中國分裂成眾多規模不大而又比較富裕的國家：由於富裕便會穩定，不會成為西方的包袱。分裂成小的國家，則不會對西方構成威脅。
我不好說茅於軾先生是否受命於西方，但至少他的言論客觀上是配合西方企圖的。
巧合的是，就在茅先生拋出這套理論後，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前亞太副助卿薛福瑞所成立的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最近發表報告強調，台灣問題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其霸道、蠻橫、對國際準則的踐踏無出其右。而它的理由竟然也是“美國應該維持能力，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其它形式的威脅，避免危害台灣人民安全或台灣社會、經濟製度”。假如中國也聲明夏威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呢？
在西方生活久了，才發現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無論是強度還是廣度都遠遜之。“九一一”之後，為拉抬美國受到重創的經濟，小布什政府大力提倡“消費就是愛國”。後來又出台了阻止恐怖主義但又嚴重侵犯人權的法案。這個法案的名稱竟然也是“愛國者法案”。2008年總統大選時，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的口號就是“國家利益置上”。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在即，中國製造的美國代表團隊服竟然引發軒然大波。美國參院多數黨領袖雷德在記者會上砲轟：“我覺得奧委會應該感到羞愧難堪。我覺得他們應該把所有製服堆在一起放火燒掉，重新來過。”眾院民主黨領袖皮洛西（Nancy Pelosi）說，美國的奧運選手應該穿美國製的製服。共和黨籍的眾院議長伯納也批評美奧委會沒有頭腦。民主黨籍眾議員伊色列爾說：“那不隻是品牌問題，這關乎經濟。今天美國有60萬個製造業工作空著，奧委會卻把製服外包給中國製造。這不隻是可惡，更蠢得可以。”他要求今後所有的美國隊奧運製服均應由美國工人生產。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奧運代表隊與其他國家不同，是由民間資助，需要企業讚助，也包括提供服飾的這家企業，是純粹的市場行為。你堂堂的國會有何權力幹預？假設中國也如此幹涉一個私營企業不要買美國的產品，美國會做何反應？再說了，有本事你國會也撥款啊？每年國會撥給全球特別是和中國有關的反華組織多少經費？何以連自己的奧運會代表團都無錢資助？作為民選出來的代表們，是不是應該給納稅人一個說法？
我們很難想象，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最高政治群體竟然會發出如此的言論。也難怪美國無可救藥地衰落了，因為一個國家的衰落就是從自我封閉開始的。還記得中國的偉人鄧小平去世的時候，靈車是日本製造。上個月神九上天，使用的照相機也是日本製造。這樣如此重大的事件，國人也並沒有因為使用了日本產品而有美國式的反應。要知道日本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世仇，今天的領土爭端方，中國廣泛存在著仇日情緒。道理很簡單，全球化，已經很難分出你我。雖然是日本的品牌，但也可能是中國製造或者第三國製造，真正無國界的應該就是產品。中國如此包容，如此自信，這才是中國重新崛起的民族性原因。
再說說法國。它們的曆史教課書一向“隱惡揚善”、甚至“改惡揚善”。比如你找不到英法聯軍燒毀圓明園的任何記錄。至於法國的殖民行為，也說是“為了傳播文明、揮揚基督教”而已。對二戰期間迫害猶太人的罪行長期隱而不發，反而時常推出一兩個保護猶太人的事跡。這不由得令我想起香港，香港教育局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竟然引發各界反對，其理由是“隱惡揚善”，會帶給香港下一代片麵信息。且不說任何國家的曆史都是“隱惡揚善”，凡是去過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到處都是針對中央政府的“隱善揚惡”的出版物，也從來沒有人指責這會帶給下一代片麵信息，怎麽多了一本“隱惡揚善”的書就會帶給下一代片麵信息？
現在法國經濟陷入困境，要對富裕階層征收75%的稅。但其經濟部長卻聲明說這是愛國稅，不是懲罰。真是什麽事都要和愛國掛上鉤，因為隻有這樣，任何行為就有了正當性。今年是奧運年，曆屆奧運會，隻要有法國運動員獲得金牌，總統立即單獨發賀電，回國後立即接見。媒體也紛紛稱之為“民族英雄”。中國參加奧運會也次數不少了，可把體育操縱到這個程度？
中國有個流行語：沒有最好，隻有更好。自由派的表現則是：沒有最無知，隻有更無知。來自南方報係的著名時評人笑蜀最近去了台灣。在跟台灣一批學者喝茶時，他身邊有一個從大陸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非常新銳、先鋒。當談到“二二八”慘案，談到國民黨怎麽給二二八死難者平反、賠償。那個作家想不通，他說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共產黨，不殺他們殺誰？殺他們有什麽錯？為什麽要道歉、平反？此語一出，台灣的學者非常驚訝，沒想到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會有這樣的言論。我看到這個消息後，第一個感覺也是羞愧。道理還是如上：雖然和自由派立場不同，但他們丟臉丟到境外，還是令我這個多次去過台灣的大陸人倍感恥辱。我十分不解的是，何以一個自由派人士竟然是一個“史盲”，居然如此人權觀。
凡是稍微了解一下台灣曆史的人都知道，二二八慘案雖然共產黨也參加了，但既非主流，更非領導者。隻不過是全台灣各界都參與的一員罷了。而事件的起因也和共產黨無關。是由於國民黨光複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腐敗帶到台灣、舞弊營私、中飽私囊、任人唯親、軍紀敗壞（軍人乘車不付錢、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偷竊、搶劫、詐欺、開槍傷人、奸汙婦女、許多公共建築、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產機具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利，造成工廠無法生產而關門，以及工人失業），歧視本地人並霸占了絕大多數政經資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中，隻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台灣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更為了支持發生在大陸的內戰而拚命搜刮，致使台灣物價飛漲，糧食短缺。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台灣開始出現饑荒，路有餓莩，盜賊橫行，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據統計，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於物資的短缺與人禍，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二年（1946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麵對這樣的惡政、暴政，誰——不管是百姓還是共產黨——都有權利反抗它。而大陸的自由派居然還為國民黨的鎮壓叫好！
民變爆發後，國民黨立即派兵鎮壓，台灣本土精英死傷慘重，許多民意代表、教授、醫師、律師、作家、記者等幾乎同時在此時被捕遇害。全台各地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死傷慘重，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伯父也奪此事件被槍殺。參與鎮壓的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二二八綏靖清鄉會議上曾說：寧可枉殺九十九個，隻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直到後來他仍然認為這種做法是對的。事後，台灣省主席陳儀向蔣介石列舉了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也無一人是共產黨。隻不過國民黨為了給鎮壓尋找借口，才指是共產黨煽動所致。這個當初為掩蓋罪證編造的謊言和強加於台灣人民的結論，竟然被這位大陸自由派人士全盤接受。
半個世紀過去後，在李登輝時代，二二八才開始平反和賠償。當然二二八事件也由此變了味，成為台獨力量的精神資源（事實上和台獨毫無關聯，更無台灣獨立訴求）。可在這位自由派人士的認知中，這些慘死的平民和精英竟然都成了共產黨，應該殺，不應該平反和賠償。
這真令台灣百姓情何以堪？這樣的自由派在台灣的表現真令大陸百姓情何以堪？這恐怕不僅是缺乏常識，更缺乏良知。
更令人好笑的是，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胡星鬥先生研究一番曆史後竟然提出這樣的觀點：蔣介石是中國現代第一偉人，說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超過他的老師王陽明、曾國藩。難道胡星鬥先生不知道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是什麽狀況嗎？難道也不知道他在台灣搞了人類曆史上最長的、持續三十八年的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嗎？大事先放下不提，他難道不知道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魯迅想出版文集，卻以有損中華民國形象為由連《阿Q正傳》也不允許收錄其中嗎？（ 在台灣,都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必須改名為《大漠英雄傳》才能出版，因為射雕會讓人想起毛澤東。而美籍華人江南就因為一本書得罪了蔣家，情治部門竟然聯合黑社會遠赴重洋，在美國將之暗殺）。當蔣介石去世後，他的靈車所經之地民眾都要下跪祭迎嗎？胡星鬥先生，你眼中的中國現代第一偉人就是如此標準嗎？
行文最後，突然想到中國偉人鄧小平的一件逸事：他在蘇聯解體後曾直言不諱的嘲笑戈爾巴喬夫是傻瓜。麵對這樣的自由派群體，我們是不是就也應該效仿一下鄧小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