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製手段來結束專製製度
——蔣經國
從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開始，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10多年間，大約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製過渡到民主政治體製，相繼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製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在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曆史終結論”，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製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從這個意義上，蔣經國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曆史終結者”，他結束了專製的曆史，開創了一個民主的現代。
亞裏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把權力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欲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蝕。”對一個權力人物而言，他在沒得到權力之時，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權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極權，便熱衷於鞏固權力、享用權力，極力剝奪別人的權利。從來沒有哪個獨裁者會主動交出自己的權力，也從來沒有一個既得利益者甘願自動退出曆史舞台。蔣經國在他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他毅然決定還權於民，讓人民來選擇他的接班人。這艱難而偉大的一步，使蔣經國完成了從獨夫民賊到曆史偉人、從政客到政治家的嬗變。
第一節
1923年8月，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進行了曆時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他在考察報告中寫道：“蘇聯的政治製度乃是專製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製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兩年之後，1925年10月，16歲的蔣經國隻身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實際上他不過是蔣介石送給斯大林的“人質”。蔣經國在蘇聯的12年，喪心病狂的斯大林政權正在實施種族滅絕和政治大清洗的法西斯恐怖，數千萬人受盡侮辱後被國家這台“絞肉機”粉碎。蔣經國做過苦力和乞丐，在苟且中受盡磨難和迫害，最後竟然奇跡般的活了下來。其間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黨，甚至詆毀蔣介石，與其斷絕父子關係。直到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暫時停止了剿共，27歲的蔣經國才算逃出了法西斯魔爪。回國後，蔣介石並沒有計較他在蘇聯的忤逆與背叛。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1940年代末，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在短短3年間就令世人錯愕地崩潰。“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製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製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能不為之失敗”（蔣介石）。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實行“訓政”，政治戒嚴長達38年，以軍法代替民法，隻發展經濟，嚴禁民眾組黨辦報，整個台灣隻有老百姓而沒有公民，更談不上什麽民主權利，政治改革成為禁區，偌大台灣島萬馬齊喑。
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然而蔣介石還是作出了繼續前台執政的抉擇，還對下屬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去。”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他奉勸國民黨不要再玩弄“勸進”的花招。
蔣介石生前將帝國政權遺傳給蔣經國（行政院長）。在蔣經國晚年，台灣人猜測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將成為新“太子”。事實上，蔣經國從1976年起便讓蔣孝武擔任多個部門要職，涉足了黨務、軍特、宣傳等重要係統。可惜形勢比人強，江南事件使蔣孝武身敗名裂，也使蔣經國的傳位計劃徹底破產。1984年，《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被台灣特工跨國追殺，導致國際輿論一片嘩然。江南曾在蔣經國創辦的政訓班受業，稱得上“天子門生”。赴美後閑暇之餘搜集了大量資料，在報紙上連載蔣經國的生平事跡，最終匯集成第一本《蔣經國傳》。事實上，書中多是新聞，談不上多少隱私。
蔣經國在“威權政治”時代，仍以國民黨一黨專製禁錮言路來維護極權政治製度。為了通過官方媒體欺騙民眾，他極其熱衷於影帝般的“親民秀”。與蔣氏父子死掐的李敖在《論定蔣經國》中說，蔣經國從1978年到1981年的4年共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一條公路竟進山21次。1980年發生永安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親自前去“送溫暖”。
尼采說：“以小恩小惠來給人以大歡喜，這是偉人的特權。”對中國人來說，《一件珍貴的襯衫》就是這句話的注腳。“偉人”在的時候人們總是挨餓；“偉人”死了，人們才吃上飽飯。但如今許多生理上的“成年人”仍然懷念讓他們在屈辱和恐怖中忍饑挨餓，甚至差點餓死的“偉人”。這樣的“偉人”隻是沽名釣譽的獨夫民賊而已。
如果說一個政治家需要做的僅僅是以政治作秀來換取民意的認同感與信任感，這個政治家就低估了人民的識別能力。政治作秀在某種意義上隻是起著“緩解的作用”，但並不能化解“人民的內部矛盾”，矛盾的根源在於政治家需要實質性的將問題坦誠的告知，並且在坦誠的基礎上去“政治作為”。哈維爾的《無權利者的權力》中亦有提到，將權力還給人民才是這個政局的唯一出路。
從政治角度來說，逢場作秀小恩小惠隻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為一個政府的首腦，隻懂得到難民家中流下幾滴鱷魚眼淚，卻無意去進行製度改革建設，這隻能證明他隻是個“守成庸主”，或者欺世盜名的政客，而非一個大政治家，更與偉人無緣。“江南命案“不僅使蔣經國連平安無事的“守成庸主”都做不成，而且成了被全世界鄙視的“獨裁暴君”。
第二節
廖信忠的《我們台灣這些年》中說：“20世紀70年代末的台灣，整個社會氣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隻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狀態。大家都在等那種‘衝破’的氣氛。”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與“台灣人權委員會”聯合在高雄舉辦紀念“國際人權日”集會遊行，當局派出大批軍警阻攔。遊行領袖與3000多名遊行者情緒激昂，不斷高呼“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等口號。警察用催淚彈電棍等鎮壓遊行。衝突造成雙方近200人受傷。事後台灣當局開始秋後算賬的大規模搜捕，152名黨外人士以“涉嫌判亂罪”被抓捕。經過軍法審判，台灣當局以“為中共統戰”和“台獨叛亂”罪名，將黨外運動份子全部判刑。美麗島事件雖然被暴力鎮壓了，但它也使國民黨遭到重創，宛如“被打了一個大洞”的泰坦尼克號，看起來不可一世，實際已經岌岌可危。這種建立在暴力恐嚇之上的帝國專製早已令台灣民眾徹底失望。
專製製度的最不可靠之處在於它是權治而非法治，生殺予奪皆取決於最高統治者，這使全國上下除了最高統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剝奪，上至開國元勳，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曾說：“隻有大眾政權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能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的少數人的專製。”斯大林時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說明這一切，甚至連斯大林本人最後也難免死後的權力清算。權傾天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主席齊奧賽斯庫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裏尼比起來，下場更加悲慘。在去年的阿拉伯革命中，突尼斯強人本阿裏逃亡了！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用軍隊鎮壓民主，最終被民眾把他抬上了法庭。利比亞強人卡紮菲何其不可一世，堅決鎮壓到底，不惜使用外國雇傭軍來鎮壓利比亞正義民眾，結果被民眾亂槍打死，屍體被拖著滿街跑，下場慘不忍睹，最後甚至被扔進下水道。
在帝國體製下，黃炎培周期律成為一個無法擺脫的魔咒。獨裁者大權在握之時，最擔心的是他死後所托非人。因為獨裁者掌握權力之後，就仿佛騎上了老虎。他利用強權作惡越多，越是感到騎虎難下。如果一旦他失去權力，不僅他自己可能遭到清算，他的家人也凶多吉少。所以他隻能不顧一切的鞏固強權，到死也沒有退路。如果獨裁者死了，當然隻有他的兒子才最令他感到放心，因為隻有兒子才不會清算老子。“你辦事我放心。”可當他無子可傳，或兒子無德無才難孚眾望之時，他隻能選一個他信得過的家奴來接班。
當年黃炎培對毛講：“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隻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一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00年前，孫中山創建中國共和，將民主進程時間表分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於政治協商會議上鄭重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中明確寫道：“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下，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政府應保障國內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在平時應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移、營業、罷工、遊行、示威及免於貧苦、免於恐怖等自由。”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中華民國政府迫於情勢提前進行全國普選，華北的共黨政權亦毫不示弱推出“黃豆選舉”。民主的果實尚未發芽，很快就在戰火中灰飛煙滅。從此以後，對中國人來說，選舉成為曇花往事，專製主義借屍還魂。
第三節
1970年代開始，世界範圍內的民主潮流終於走出了曆史的三峽，浩浩蕩蕩大勢不可阻擋。當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勾結墨索裏尼和希特勒，顛覆民主政權，西班牙從此籠罩在獨裁者的陰霾下長達半多個世紀。1975年佛朗哥壽終正寢，西班牙人人竊喜：“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劊子手死了，用地獄的烈火燒他猶不解恨”。兩年之後，以恐怖暴力維持一黨專製數十年的長槍黨終於被西班牙內閣取締。次年民主憲法出台，西班牙成功實現政治轉型，匯入世界主流。
早年的蔣經國曾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他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貪腐與黑暗有著他人所不及的深刻認識。蔣經國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蔣經國主張改革台灣人鋪張餐飲陋習，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湯），使餐飲奢侈風氣有所收斂。
1978年蔣經國當選總統。隨後照會新聞界，第一不稱“領袖”，第二不叫“萬歲”。蔣說，現在是民主時代，他隻是普通黨員、普通百姓！還說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對待，解決方法就是一切公開化。他決定政府預算一律公開。這是國民黨的第一次，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麗島事件成為台灣政治走向的分水嶺。如果說美麗島事件敲響了專製極權的喪鍾，那麽江南事件就是敲進專製這隻棺材的第一顆釘子。1984年12月，台灣最後兩個政治犯走出了監獄；坐滿了34年零7個月的思想監獄，他們走進陌生的陽光。
從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務暗殺手段消除思想犯幾乎是蔣家的傳家寶。時過境遷，“江南命案”提前結束了負責蔣家子弟政治命運，也宣告了蔣氏專製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剛處理完畢，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就特別聲明：“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一年之後，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開始研究政治體製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解嚴令，並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台灣民眾如羈鳥出籠，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來堅持不懈為爭取民主權利而鬥爭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於9月28日在台北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即後來用選票打敗國民黨成為台灣執政黨的“民進黨”。
這種“反革命”行為可嚇壞了那些滿腦子專製思維和權力欲望的國民黨大佬，情治部門的負責人還向蔣經國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準，他忠告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講話，表示要對曆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待。隨後指示立法院對“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進行修訂，盡快完成立法程序，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馬地區長達38年的“戒嚴”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組黨、自由辦報辦刊，台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蔣經國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獨夫強人到民族偉人的跨越。
第四節
回看上個世紀，蔣介石與毛萬歲在統治手段上隻在伯仲之間，略有瑜亮之別。毛萬歲這個農民知識分子是一個衝動的極富煽動力的革命者，擅長並熱衷破壞與顛覆。同時，熟諳中國宮廷權術的毛萬歲更是一位權力鬥爭的大內高手。他的一生就是內鬥的一生，從王明陳獨秀張國燾直到蔣介石，最後整死劉少奇林彪，將整個社團和國家如同兒戲一般玩弄於掌股之間。相比之下，蔣介石較少才情，他是一個相對理性的政治家和建設者，也更具有國際視野和曆史責任感。他在一片亂世中指揮了事關民族存亡的抗日戰爭，並依靠國際力量取得了最後勝利，特別重要的是贏得世界的尊敬。
無論是對於戰爭還是對於鬥爭，特別是內戰內鬥，蔣介石無疑不如毛萬歲。毛總能把話說絕，把事情做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毛萬歲和蔣介石都是帝國時代的獨夫強人，都有流氓的一麵。他們為了個人權力，不惜以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來維持統治。蔣介石的花園口悲劇與毛萬歲的75.8悲劇何其相似；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長期的戒嚴恐怖，也與毛萬歲永不落幕的“運動會”半斤八兩；蔣介石用特務暗殺，毛萬歲用紅衛兵明殺，他倆都將中國傳統的帝國鐵桶政治發揮得淋漓極致。
與毛萬歲是“無法無天”不同，嚴於律己不沾煙酒的蔣介石雖然獨裁，但較少將政敵肉體消滅。當年蔣介石邀請毛周首腦奔赴重慶和談，如要“陽謀”何其容易。台灣省長吳國楨和陸軍司令孫立人曾與蔣介石長期衝突，蔣介石僅是迫其辭職而已。吳國楨去美國後公開譴責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陳濟棠等一再倒蔣，蔣也從未施以報複。馮玉祥之死與東北棄守都是一種栽贓。相比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的下場，蔣介石對“造反”的張學良也隻是軟禁而已。
毛萬歲對知識分子毫不留情，先羞辱而後虐待，最後使其精神崩潰家破人亡。相對而言，蔣介石對“思想犯”和“良心犯”的迫害似乎要有一些罪惡感，他覺得很不光彩，因此采用暗殺的卑鄙手段。中國啟蒙派和自由派大師胡適先生書生意氣，亦深受蔣重用和倚重，胡適死後蔣親撰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與毛一手製造的“胡風集團”冤獄恰成對比。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桀驁不馴杯葛權貴，堅決不肯加入國民黨，蔣仍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自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當年拒絕隨傅斯年入台，20年後竟被紅衛兵活活嚇死。
“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淚縱橫”。從民國38年（1949）退據台灣開始，蔣介石以“耕者有其田”政策實現了平和贖買式的土改，農業實現自給自足。之後從“以農養工”逐漸轉向加工出口的外向型經濟，實現了經濟騰飛。毛萬歲的文革正如火如荼的1968年，台灣經濟增長率達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蔣介石時代結束，台灣人均年收入己達到697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且貧富差距很小。次年毛萬歲時代結束，當時安徽鳳陽縣平均每個農民的銀行存款隻有0.5元人民幣。
黃仁宇在《大曆史不會萎縮》中指出，蔣介石通過對精英的整合創建了一個現代中國的國家結構，毛萬歲通過對草根的整合顛覆了傳統中國的鄉村組織，他倆都是上個世紀影響中國的革命者。與紅色中國的“去公民化”教育不同，台灣延續了民國以來的公民教育體係，民間公民意識強烈。“台灣教育法”對“教育”的定義是“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了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
蔣介石與毛萬歲的命運何其相似。民國35年，參加朝野和談的毛批判蔣：“一黨獨裁，遍地是災。”時過境遷，一朝毛萬歲登臨天下，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將中國的流氓政治傳統充分發揚廣大。從現實角度說，朝鮮戰爭對中國曆史唯一的價值就是消滅了毛太子。林彪神話隕落之後，眾叛親離的毛萬歲試圖扶持江太後和毛遠新為儲君，但一切都為時已晚。在中國官方的標準像中，毛萬歲顯得分外冷酷，令人不寒而栗；台灣官方的蔣介石標準像則流露著溫柔和慈祥。值得玩味的是，毛萬歲的遺囑是“你辦事我放心”，蔣介石的遺囑也是6個字：“科學民主倫理”。
第五節
蔣經國作為專製蔣介石政權的繼承者，他的一生幾乎都生存於其父蔣介石的陰影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幹脆取名《委員長的兒子》，可見其對中國家族政治體悟之深。但事實上沒人相信這是一對父子——蔣緯國承認他和哥哥都不是蔣介石的親生骨肉（蔣緯國乃是戴季陶之子）。確實，蔣經國和蔣介石這二人，論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風格，相距相差不可以道裏計。
從私生活來說，蔣經國雖然儉樸廉潔，但卻好色如好德，四處留情緋聞迭起，私生子的故事不絕於耳。為成全自己的光輝形象，蔣經國不敢認章孝嚴和章孝慈。對一個道貌岸然的大人物來說，這實在談不上什麽光彩。但他首先是一個充滿責任感和心懷曆史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道德的偽君子。房龍說：寬容是個奢侈品，隻有智力非常發達的人才能擁有它。從獨裁到寬容，蔣經國實現了一個華麗的轉身。
蔣氏父子與一般的獨裁者的區別，在於他們的親美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可否認基督教與美國的民主政治製度對對他們的影響。有人曾說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蔣經國也是“獨裁無膽”，但有別於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從《中華民國憲法》看，蔣經國接班並非“私相授受”，而是通過競選合法上任的。蔣介石死後，由嚴家淦做了3年“總統”。
蔣介石雖然比較檢點，但蔣經國更加難能可貴。他之所以能走出這偉大的一步，有國際民主潮流的影響，有“江南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壓力，有當時台灣經濟發展的推動和島內民間公民運動持續不斷的抗爭，有他長期專製統治形成的威權高壓，當然也有中國改革開放的衝擊，以及種種錯綜複雜的客觀因素。但有一點不能否認，那就是蔣經國個人主觀上的誠意和努力。他的胸懷、眼光和氣度，他身上強烈的曆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所給予他的重新創造曆史的勇氣。因為疾病纏身，蔣經國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要向曆史作出交代，給島上留下一個和平轉型的空間。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務實，蔣經國在生命最後時光的大手筆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塊飽經患難的土地。
蔣經國不僅結束了台灣的專製曆史，也終結了台灣的強人政治。無論後來的台灣民主在李登輝陳水扁的黑金時代出現了多少令人不滿意的地方，無論人們對台灣的民主有著如何不同的考慮和評價，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如今台灣已經形成了一個開放的自由社會，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所有的權力都被關進了法律的牢籠，民眾獲得了來之不易的安全和權利。這裏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窮人的地獄，一個橄欖形的社會結構已經成型。這一切固然是多方麵因素造成的結果，但也決離不開蔣經國24年前的遠見和決斷。
蔣經國曾經是長期利用情報特務係統實施高壓政治的獨夫，但在其晚年，他順應國際民主化的趨勢和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於1987年下決心果斷地推動了國民黨的轉型，和廢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實行開放黨禁，開放報禁，並開放島內居民赴大陸探親。由此，奠定了台灣民主憲政的基礎。台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
第六節
1970年4月24日，紐約廣場大酒店。一個名叫黃文雄的台灣男子一槍擦過了來美訪問的蔣經國的頭頂。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請蔣經國就遇刺發表感言，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兩個被捕者不久就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被保釋。但是很顯然，這一意外的“4·24槍擊事件”，是蔣經國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險之一，也令他終身難忘。多年以後，蔣經國還會對周圍的親隨喃喃自語地說：“台灣人為什麽要殺我？”這件事無疑深深刺激了天性敏感的蔣經國。
1961年，樸正熙發動政變後通過競選成為韓國第二任總統。在其統治的18年裏，韓國國民收入總值增加4倍，國家產品出口率增加了50倍。1972年，在遭到反對黨的尖銳批評後樸正熙宣布審查法令，取消國會和所有政黨。此事遭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反對。1973年底，反對黨、大學生們開始走上街頭，要求還政於民。1974年，當樸正熙與夫人陸英習在觀看表演時遭槍擊。樸雖幸免，但夫人當場斃命。1979年10月26日，樸正熙終被暗殺。
樸正熙完全是獨裁體製下必然的犧牲品，對一個獨裁者來說，他失去的不僅是生命，還有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榮譽。在一次國民黨內高層會議上，蔣經國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這段話體現了蔣經國從一名政客艱難跨越到一位政治家的心路曆程。作為一個曆史強人，無論他曾經怎樣玩弄權力於股掌之間，無論他曾經怎樣對人民實行過高壓統治，但隻要他能夠認清曆史的走向，順應民心把握機遇，果斷地帶領他的黨推動革新，最終把權利還給人民，那麽他就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超越自我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蔣經國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座豐碑。
在親手推翻蘇聯專製帝國之後，戈爾巴喬夫失去了顯赫的權力，但內心卻得到了寧靜。他對記者講到：“政客沉迷於爭權，但政治家並非如此。”蔣經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跨越了從帝國到國家、從政客到政治家之間“驚險的一跳”。
馬基雅弗利在《君主論》中早就撕下了政治的畫皮。對政治賭徒來說，不存在什麽原則和道德傳統，唯一的法則就是陰謀和不擇手段的權力爭奪。這與中國傳統的成王敗寇是一脈相承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義的事物。這與哈維爾的說法正好相反，哈維爾曾說，“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在中國這塊長期由專製帝國製度統治的古老土地上，蔣經國堪稱建立起民主憲政製度的第一人。蔣氏父子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蔣介石以獨裁者終老，而蔣經國本來極可能步其父之後塵，他卻在晚年親手埋葬了專屬一家一姓的蔣氏王朝，還政權於公民，還權力（權利）於民眾，還政治於正義。這對素有厚黑傳統的醬缸中國來說，無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以說，美利堅因為有了華盛頓，才順利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間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台灣也正因為有了蔣經國，才跳出黑暗專製帝國的曆史窠臼，順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國人不適合西方民主”的謊言成為最無恥最弱智的笑柄。
著名學者何兆武曾說：“真理不在於它是不是符合國情。假如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那麽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要改變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製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顯示了這樣的胸懷。蔣經國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還體現在反對派的應對上。正是這胸懷給台灣民主力量的穩步成長提供了寬鬆的政治氛圍，也使“戒嚴”解除時，沒有出現政治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的社會失控，民主變革的平靜而理性，世所罕見。
第七節
留下“科學、民主、倫理”的6字遺言後，蔣介石“崩逝”，“風雨飄搖”的台灣不久即被狼狽趕出聯合國。麵對內外交困，蔣經國力排眾議，強力發動台灣社會變革，直接推動了台灣的經濟騰飛。到80年代，政治改革越來越成為一條斷腿。從現實角度上來說，蔣經國和他的同誌原本也可以緩慢的漸進的推進政治改革，一步一步實現民主轉型，他們甚至製定出了20年左右的時間表。但從1986年起，政改的腳步明顯加快了，他開始加速把台灣轉型成自由民主的社會。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對台灣政局越來越有把握，另一方麵他也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當他的蘇聯時代同學鄧小平正在“摸著石頭過河”時，蔣經國已經決然地踏上了民主憲政這條現代政治的大橋。他深信台灣的民主示範所激蕩的波濤終將越過台灣海峽，對中國曆史帶來革命性的衝擊。
陶涵在《蔣經國傳》中說：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對蔣經國來說是另一個強大的刺激，迫使他加速台灣的民主化。“經國眼看台灣、中國、蘇聯、菲律賓及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交互衝擊，逐漸相信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堅守統一理想，實踐兩岸統一唯一的一條路。同樣地，他也相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真正民主的改革不是不可能的。”遺憾的是，蔣經國根本沒有料得到他去世一年後發生在中國的一切。陶涵在書中頗為中肯的說道：“盡管國民黨和黨外政敵彼此不合，經國卻留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的關鍵條件——競爭者之間要維持某種程度的風度和節製。”
一位腿跛的台籍青年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寫下了自傳體小說《汪洋中的一條破船》，敘述生世的坎坷，不屈服於命運的安排，堅信“愛拚才會贏”，要做生活的強者。蔣經國讀後大有同病相憐之感，刪去“破”字，令人拍成電影，取名《汪洋中的一條船》。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曆史責任的卓識和膽略，更有為定國安民而甘冒政治風險的勇氣。在開始他的政治改革之初，他已經意識到，一定會遭到黨內一些勢力的抵製，一定有人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擔心會丟掉政權，擔心會就此亡黨。黨內大佬沈昌煥警告蔣經國：“你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坦然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更沒有“萬歲萬萬歲”的統治者。蔣經國曾對他的同誌說：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時勢造英雄，英雄同樣也造時勢。狗熊與英雄，庸才與雄才，強人與偉人，很多時候他們之間的距離隻有一步之遙。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於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抱殘守缺，錯失曆史機遇，始終沒有勇氣跨出這一步。
中國數千年專製史無一不是通過暴力來輪回報應，以數人頭來代替殺人頭，以選票代替槍彈，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異數。對那些“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暴力流氓來說，蔣經國不僅是不可思議的，簡直就是反動。縱觀人類曆史，至死緊攥權力的獨夫罄竹難書，勇於放下權力的強人鳳毛麟角，將權力不給自己的家人奴仆，而是還公權於人民的偉人幾乎絕無僅有，特別是在2000年家天下傳統的中國。帝國體係實際上是一個最原始的權力體製。完全不同於毛萬歲的“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蔣經國常常對他的團隊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這樣的話已經遠遠脫離了帝國的政治語境，隻有一個充滿理性和曆史責任感的憲政主義者才能說得出來。
第八節
“無論你是什麽階級，無論你是哪個思想家，哪個政治家，哪個軍事家，研究出如何獲得權力的都不偉大，研究出如何限製權力的才是偉人。”韓寒說出的是一句常識。蔣經國作為一個過渡時代的代表人物，從40年“摧花辣手”的專製狠毒來說，他是封建專製的帝國時代人物，但從他最後幾個月“憐香惜玉”的民主改革來說，他又是國家時代的政治家，推動了台灣社會從一黨專製與個人獨裁向現代民主製度的華麗轉身。在上世紀七八十年那雲詭波譎的曆史底片上，蔣經國如同古埃及的獅身人麵像，可謂集新舊時代之善惡美醜於一體，與其說他戰勝的是別人，不如說他戰勝了自己。
與人類無數民主曆程一樣，台灣的民主絕不僅僅是蔣經國良心發現的恩賜和施舍，而更多的是台灣民眾不屈不撓奮力抗爭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是用平民自己的鮮血換來的。民主不僅是一個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責任，而且也是每一個有良心的公民的責任。美麗島事件的次年，韓國也爆發民主運動，最後以“光州慘案”黯然收場。1987年韓國民眾再次走上街頭舉行“六月抗爭”，要求全鬥煥專製政府“還政於民”。在國際壓力下，執政黨代表盧泰愚最終宣布了“六·二七民主化宣言”。韓國趕在奧運會之前實現了脫胎換骨華麗轉身，總算在坎坷之後走上民主化道路，從此韓國民眾再也不會麵對軍人的槍口，而“光州慘案”的元凶全鬥煥盧泰愚也沒能逃脫法律和正義的最後審判。
毛萬歲常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軍人政權和強人政治是上個世紀最為普遍的醜惡政體。有很多政治強人與蔣經國的曆史處境是相似的：比如袁世凱，他晚年曾對外人說，兒子們都不成器，無人可繼偉業，所以他不願當皇帝，像秦王朝那樣短命有什麽意思呢。但他最後的幾步卻走向了反麵。再比如鄧小平，他與蔣經國是當年蘇聯中山大學的同學，他甚至先於蔣經國發起了改革，但在蔣經國選擇開放黨禁報禁言論自由走向民主的時候，太後卻畏縮猶豫，悍然出動坦克阻止中國民主的進程。再比如全鬥煥，他為了維持專製統治，監禁無數正義之士，甚至不惜動用國防軍屠殺光州民眾，最後落得身敗名裂。再比如金正日，不僅將朝鮮變成世界最大的監獄（地獄），還將朝鮮改造成了中世紀的金氏王朝。
“蔣氏父子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終因主客觀條件所限而告徹底失敗，但是他們對發展台灣經濟還是很有遠見的。1960年代蔣經國提出“建設台灣”的口號，10年之後終見成效”（高華）。從1951-1988年30多年間，台灣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蔣經國留下一個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灣，更為難得的是從未出現貧富分化。戈爾巴喬夫曾經說：“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隻有這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的政治家可以與蔣經國相提並論，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蘇維埃帝國的崩潰與韓國的流血嬗變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似乎更加成功。
一個民主化的台灣不僅在富裕的同時實現了文明，也從道義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灣”的合法性——對擁有充分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的台灣公民來說，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強加的統治者和壓迫者，又何來“解放”呢？不僅如此，作為一個中國傳統文明保持最為完好的台灣，也為一個專製極權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國提供了一個不得不麵對的文明方向。一切正如楊恒均先生所說：“你可以從美帝與蔣家王朝手裏解放台灣民眾，但你如何從台灣民選政府手裏解放他們呢？”
第九節
24年前的今天——民國77年（1988年）1月13日，一代強人蔣經國在落寞中病逝於台北。是日台灣，天氣晴朗，陽光和煦；台灣全島，鮮花售罄，一支難求。1月30日公祭，台灣官方蓋棺定論：“其任勞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嘔心瀝血者垂四十載，其所樹立，實來者之典型。”掌握中國權力的鄧歎息說，“經國死得太早了”。很多年以後，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如此評價：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麵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麵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曆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適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曆久彌新。……自經國先生1988年1月去世後，台灣經曆了許多變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幾度春風、黯然，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經國先生所受到的曆史評價。十五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
從某種程度上，蔣經國之所以宣布解嚴，完全是基於現代政治的憲政精神，《中華民國憲法》如同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於他的頭頂，他的權力仍然沒有超越法律的框架。從另一方麵，台灣的民主轉向依然算不得十分完美。具有曆史清算意義的“轉型正義”，是所有從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的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麵臨的政治和道德難題。台灣是由執政黨也即國民黨主導民主轉型的，“民主先生”李登輝恰恰是“獨裁強人”蔣經國的“學生”，所以政治精英缺乏實現曆史正義的動力；威權時期的績效明顯，加上蔣經國的強人風格，使民眾產生卡裏斯瑪情結而忽略威權獨裁的曆史之惡。沒有清算，就沒有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台灣的民主政治就不算真正的完成。
如果說從前的台灣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話，那麽如今的台灣則多有“願景”和福祉。今日之台灣已不是某個家族或者某個社團的台灣，而是2300萬台灣民眾的台灣，被譽為“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布什語）。如今，“裸體運行”的權力已經被關入法律的牢籠，鄭智化所抨擊的“貪官汙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個曾經做過總統的人因為貪腐，剛剛被法律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1年歲末，當無數中國人看到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總統參選人的電視辯論直播，心中一定五味雜陳。
沒有國民黨，才有新台灣。500年前，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利說：“群眾是忘恩負義的，與其讓他們感恩，不如讓他們害怕。”2000多年前，古希臘曆史學家普魯塔克曾說：“對政治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自古不乏馬基雅維利的信徒，中華民族也無愧於一個偉大的民族。
2006年，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後關門大吉，中正機場更名為桃園機場，遍及全島的蔣介石塑像被悉數拆除，蔣氏家族亦逐漸淡出台灣政壇，也沒有形成在中國臭名昭著的“紅二代”和“太子黨”。蔣經國之長孫蔣友柏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信息管理係，與胞弟蔣友常創立橙果設計公司，年營業額超億。2007年，外形俊朗的蔣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經迫害台灣人民”，對蔣氏父子的專製統治提出毫不避諱地批判與反省。早在半個世紀前，蔣介石就曾公開檢討：“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曆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