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雷蒙德.羅塔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
高雄譯
下文是美國毛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雷蒙德.羅塔2010年4月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連載於《革命》257#—263#。
原題：你們所知道的有關共產主義的一切都是錯的，資本主義已失敗，革命是出路
第一部分
非常高興到哈佛來和你們談一談共產主義。我主要講五點：
1、當前的知識、學術氣氛如何壓製、破壞對另一個可能世界的討論。
2、什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什麽不是。
3、關於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一致看法”及一些“權威結論”如何充滿了歪曲與謊言，如何使人們失去判斷力。
4、看一下迄今為止最重要的革命實踐，中國的文革，它的目的、成就及缺點。
5、鮑勃.阿瓦基安的共主主義新綜合理論可以使人們在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走得更遠，做得更好。
我期望在問答環節與你們進行積極、有效的互動。下麵我開始演講。
導言：製度性無知
想 像一下正統基督教創世論者們全麵掌權並鎮壓進化論時的情形。想像一下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處決、囚禁那些堅持講授進化論並讓公眾了解進化論的最傑出的科學家 與教育家。他們一個勁地嘲笑、辱罵與進化論相關的確切事實，把它斥責、奚落為一個有缺陷的危險理論，該理論與大家都知道的上帝創造世界的"真理"、“自然法”與“神定秩序”的宗教觀念完全相反。
繼 續想像一下在這種情況下的“知識權威”及其追隨者，他們一窩蜂似地這樣說：“相信進化論是一個好的科學理論不但是幼稚，而且是犯罪，我們不應讓人們相信 它”。並且一些知識權威這樣說：“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沒有人會懷疑的‘一致看法’，我們也不會懷疑它——進化論裏包含著一種世界觀，它對人類有災難 性的作用。我們被那些傳播這種觀點的人的傲慢自信欺騙了。我們可以看到，任何現存的、曾存在過的事物，如果沒有‘一位聰明的設計師’的引導，是不可能出現 的。”
繼續這種“思維實驗”。假設真是在這種情況下，則甚至最進步、最激進的知識分子也會喪失辨別能力及勇氣。他們被嚇得什麽也不敢說了。[1]
這種類似情況也出現在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情形中。現在有個公認的、不容置疑的斷言，共產主義已失敗。許多人相信這些反共謊言，無視真實的共產主義革命解放實踐，許多進步學者也不加思索地相信這一斷言。
大家知道，1960年代，世界充滿革命。中國革命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1960年代美國最革命、最深遠的群眾運動，不管是我們正在談論的黑豹黨還是激進的婦女解放運動，都受到了共產主義革命，特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些反映到了大學裏的人們，包括現在哈佛的人們，如何看待他們的生活及腦力工作的意義與目的。但自中國革命1976年失敗後，對共產主義從不間斷的攻擊已持續了差不多35年。這有實在的原因。
我知道在這個房間內的聽眾中，有人想在他們的一生中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或許有人想把自己的精力貢獻於解決我們麵臨的環境危機，或者到內陸城市教書，或者深入研究人文領域，在思想領域探索人類世界的現在與將來的方法道路。
但 不管你有什麽樣的激情與信念，這個製度有它自身的、決定一切的邏輯。我說的是這樣一種製度，它基於利潤運行。我說的是這樣一種經濟，它是帝國主義的基礎： 一套美國可宣稱自己“有權”發動戰爭、侵略並占領其它國家的全球剝削製度。我說的是一種由統治機構及造成死亡與毀滅的戰爭機器保衛的經濟製度。我說的是這 個社會所鼓吹的價值與觀念。
你們中有人知道，為阻止日益臨近的環境災難，必須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在哥本哈根峰會上，如何應對環境危機，由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運行、公司的底線及美國與其它大國間的關係與鬥爭來決定。
你想講一點美國的真實曆史及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的“讓人不舒服的真相”？好，你可以去，但你將被壓製、威脅，且可能發現自己找不到工作。你是一位想打破陳規陋習的婦女，但你一生中將麵對目光威脅、暴力威脅，以及反映與加強婦女傳統附屬奴役地位的性別歧視。
我 們需要一種不同的製度。人類需要一場“徹底的革命”。經濟、政治、文化與道德上的革命。事實上，我們能創造一個沒有剝削的世界，一個繁榮昌盛的世界。然 而，非常諷刺的是，就在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它造成的不合理與苦難在指數級地增長的這樣一個非常時刻，有人告訴我們，“你們不能超越資本主義，你們至多可以 去對它進行些修補。”[2]
對 人類可能性的討論仿佛被貼上了一些警告標誌。危險！——任何對資本主義的根本挑戰，最好的結局不過是場白日夢，最壞的結局則是從上至下、將導致一場噩夢的 難以運轉的烏托邦。小心！——為建立一個為普通民眾利益服務的經濟社會而進行的革命，悖逆了人類的天性、經濟的邏輯與曆史的真正潮流。記住！——我們已到 達曆史的終點，西方社會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最高點與終點。
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芝加哥大學，我們發放了與共產主義有關的一些基本事實的快速調查問卷。上麵的問題不是一些生僻神秘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包括：在1930年代的東歐，哪個國家唯一公開反對反猶太人？答案是蘇聯。我們問，1960年代哪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家，其政府與領導人號召人民起來反對當局的壓迫？答案是毛主義的中國。[3]測驗結果很糟，平均分約58分，換句話說，不及格。
這是可恥的。因為20世紀發生過一些世界性的曆史大事，但現在很多人卻不知道。最初的社會主義社會從不朽的革命中產生出來，從遍地的災難與不幸中站立起來：蘇聯1917-1956，中國1949-1976。這些是世界現代史上為建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的最初嚐試。這些革命的實踐，改變了一切。世界不應該是這樣，我們可以在新一輪的革命中走得更遠，做得更好。
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解釋
那麽，什麽是社會主義？讓我們先來厘清一些混亂。社會主義並不僅是政府擁有企業或政府製訂些規劃，所有的資本主義政府也這樣做。社會主義不是奧巴馬在做的某些事，奧巴馬不是社會主義者。
實際上，社會主義是三件事：
首先，社會主義是一種新政權。以前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現在聯合中產階級、專業人員及社會中的大多數，在有遠見的先鋒黨的帶領下領導社會。這種新型國家權力一直控製、阻止新老剝削者。它使這樣的一種民主成為可能。（1）釋放出所有人的創造力與主動性。（2）給人民群眾以改變世界、進行有意義的決策的權力與能力，這促進了最深入的討論，這保護了個人的權利。我所說的這種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其它地方革命的一個平台。
第 二，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的經濟製度。社會資源與生產力通過協作社會化擁有。為滿足社會需要，為克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裏的不平等，如少數民族壓迫與婦女不平 等，生產被有意識地組織與計劃。這是一種組織起來推進世界革命、保護整個世界的經濟。剝削與利潤不再統治著社會與人們的生活。大型醫藥金融保險集團不再為 醫保提供與醫療研究設置條件。它們將不再存在。通用汽車或波音也不會再存在，目前它們為了利潤，扭曲了交通發展與能源生產。
第三，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改造所有經濟結構、所有社會機構、所有價值觀念的革命鬥爭與實踐的時期。
什麽是共產主義？這裏我來讀一段美革共“我們所需要的革命，我們所擁有的領導”中的一段話：
共產主義是這樣一個世界，人們為共同利益而努力工作，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們之間不再有分化，一些人不會統治壓迫另一些人（不但剝奪其它人像樣生活的途徑，還剝奪他們真正理解與行動起來去改變世界的知識與方法）。[4]
蘇聯與中國革命在人類的曆史中雖僅隻是“一納秒”，但卻在我所描述的方麵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些革命不是沒有問題與嚴重缺點，但這些革命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仍取得了偉大成就。
為何條件會極其不利？因為有一點，帝國主義者們竭盡全力設法粉碎這些革命。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對全球剝削、特權與不平等的固有秩序形成了致命威脅。它們為人類開啟了新的可能及實現這些可能的新的道路。
帝國主義者們不會對列寧或毛說，“好，你們想建立一個以合作為基礎的新社會，你們想建立一個以優先考慮人類需求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你們想解決你們的醫療與教育問題，你們想讓底層社會的人來管理國家。為何不試驗20年？然後來比一比？看哪種製度更好。”
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包圍、脅迫並極力絞殺這些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數月內，法國、英國、日本、美國及其它13個國家出錢、出武器及軍隊來幫助俄國的反革命武裝，以恢複舊的剝削及宗教愚民秩序。
你們中有多少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次石油禁運是用來對付蘇聯革命的？你們是否知道，1917-1950年間，蘇聯不是在備戰，就是在打戰或戰後恢複？
或者來看一下中國1949年奪取政權後的情況。一年之內，美國軍隊就開進朝鮮半島，威脅入侵中國。你們中有多少人知道，在1950年代，美帝國主義者對新中國發出了核威脅，製訂了核打擊計劃？[5]這是真實的曆史。
就 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無數蘇聯人與中國人進行了深刻改變了他們的環境與思想的革命。形勢對他們極其不利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革命並不是憑空出現的。這些革命，以 及以後的革命，出現在仍留有舊社會烙印與影響（包括階級分化與過去的觀念與傳統）的社會裏。這也是革命麵臨的現實挑戰的一部分。
這就是你們已學過的20世紀的曆史了嗎？你們是否知道在1920年代，美國黑人仍在被私刑處死，讚頌三K黨的法西斯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仍是美國文化中的一件盛事？你們是否知道，在同期的蘇聯出現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那時的蘇聯，為消除民族不平等作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努力。
社會主義新社會發起了反對占統治地位的俄羅斯民族曆史沙文主義的鬥爭。經濟與技術資源被導入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新的蘇維埃國家在這些地區建立了民族自治政府，使這些地區的人們能行使管理職權。它促進了語言的平等甚至還為以前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開發出了文字。[6]
這是一場令人驚異的巨變。你們知道，在革命之前，俄羅斯是有名的“民族的牢籠”，俄羅斯族主宰著所有民族，發生過臭名昭著的反猶大屠殺。革命前，一些少數民族在學校中被禁止使用本民族語言。
你們中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些，因為這些信息在學校及社會中全被清除了。你們被“大師們”的權威說法包圍了，被洗腦了——這些革命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它們已失敗，且隻能失敗。
二、謊言與謊言背後的手段
對共產主義的這種“一致意見”，有個小小的問題。它建立在對社會主義革命真實曆史的大規模歪曲之上，它建立在徹頭徹尾的謊言之上。
你們知道，我得說，讓人驚奇的是，當一和共產主義有關時，知識分子們的嚴密邏輯就消失了。且悲哀的是，那些自詡謹慎細致的知識分子們究竟為何會這樣。
我想舉三個典型例子。
張戎/哈利戴徹底歪曲毛澤東原話的意思
讓我們從張戎/哈利戴的書《毛：不為人知的故事》開始。美國主流媒體歡呼這是最權威的毛澤東傳記。它進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張戎/哈利戴想讓人們相信毛澤東是個憤世疾俗的享爾主義者，他殺死的無辜者是希特勒的十倍。他們堅信毛澤東是個冷血殺手，但由於他們未能提供實證，他們的書中充滿了謊言與歪曲。
如該書第40章，說的是1958年。該章每頁頁頭都有這句話：“大躍進，‘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看到了吧，張戎/哈利戴從毛1958年的一篇講話中摘出這一句：“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7]
他們用這句話來證明毛澤東對人的生命漠不關心：為實現一個新社會的狂想，可讓一半中國人去死。但如果你讀一讀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他的真實意思與此完全相反：
“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交通、加工業、化工，全需要大量人力，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安徽想做那麽多的事，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8]
毛指出這個經濟計劃是試圖立刻做那麽多的大事，如果堅持這個計劃，“中國無疑會死一半人”——我們不能那樣做！他是在用一種生動的方式來警告、反對有些人頭腦過熱——那將導致過勞與死亡。
張戎/哈 利戴將這句話完全從毛澤東的講話中割裂出來並完全顛倒了它的意思。他們在撒謊。這已夠惡毒的了。但更惡毒的是，這個謊言在無數評論中、報紙上及博客上被反 複引用。它被傳播得那樣廣、被引用的次數那麽多，以至於它變成了一個既成事實。於是沒人需要去證明它了。案子結束：毛澤東比希特勒還壞。這是令人難以置信 的惡毒欺詐，然而它卻能通過學術審查。
MacFarquhar的偽學術被神化為真相
讓我們來看下一個表麵上看起來很嚴謹的權威學術著作。我說的是由哈佛非常有名的中國問題學者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一書。這本2006年出版的書被普遍認為是關於中國文革的最權威的著作。
MacFarquhar是這樣描述毛發動文革的：“各種講話表明，毛渴望用一種突發的恐怖方法來開始文革。他一點也沒顧忌到會死人。在後來他與一位親信談到文革時，這位主席甚至公然說真正革命的標誌正是他強烈的殺人欲望。”MacFarquhar接著引用了所謂的毛的聲明：“希特勒這個人甚至更凶殘。越凶殘越好，你認為呢？殺人越多，你越革命。”[9]
這是一個非常胺髒的說法。來看一下這本書後的注釋，看它是怎麽說的：“來自作者之一看過的一個非常可信的來源。”[10]真讓人目瞪口呆，他引用來證明毛發動文革的殺戮欲的證據，竟然來自MacFarquhar自己提供的文件？看一看知識分子的這種無恥，毛是個魔鬼的證據完全來自於毫無根據的、根本不可能被證實的道聽途說。
這 太惡劣了。這種典型的“相信我，我不能提供它出自哪篇演講、哪次談話或哪篇文章，但相信我，它是可信的”的說法，讓人想起布什即將對伊拉克開戰前所說的： “看，薩達姆正在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不能將證據完全告訴你們，但相信我，我的信息來源很可靠。”這類謠言竟然被當成鐵證。
然後這種無任何意義的、根本無法證實其出自於毛或不提任何特定背景的說法，被其它學閥們在主流媒體上重複來重複去。Andrew Nathan，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的研究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在談到他的著作《新共和國》時也引用了這段據說是出自於毛的話[11]。我查了一下Nathan的這一評論，它被貼到了許多不同的博客與書評網站上。
現在假如你們中某人想了解一下文革並到維基百科上去查一查。你瞧，你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所謂的毛指導文革的語錄之一：“殺人越多越革命。”來源呢，你們猜一猜，正是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研究的權威。[12]
我 的問題是：為何這些學者不仔細看一下這個腳注，就到處隨便引用這一說法呢？因為他們根本不用去證明什麽：共產主義早已被宣布為一種災難與恐怖。在對蘇聯與 中國革命的目的、這些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就、他們所麵對的困難與挑戰的類似的歪曲與顛倒黑白的基礎上，這些人及其它所謂學者一起共同編造出了關於蘇聯與中國 革命的敘述。
我已向Roderick MacFarquhar發出公開辯論的挑戰（也提及這一腳注）——上周，我這次巡回演講的組織者將它做成一個付費廣告並已將它提交給《Harvard Crimson》（哈佛大學的學生刊物）[13]。你們猜結果是什麽？該刊主編拒絕刊登這個廣告，說這“爭議較大”！
進步學者在哪裏呢？為什麽他們不出聲了呢？在一種對共產主義無情攻擊的氣氛下，他們大多已完全接受了這類結論——其它一些人則被這種觀點所嚇倒，它已成為知識分子言論的標準：隻要有人一談及社會主義，即使是正麵的，他也得否認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
納奧米.克萊恩也加入了
事實上，這些反共歪曲深深地彌漫在進步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中。以社會活動家與批評家納奧米.克萊恩為例。我引用鮑勃.阿瓦基安在《革命報》上的一段分析[14]。在納奧米.克萊恩《The Shock Doctrine》一書的開頭部分，她描述了911之後的美國情況以及布什政府如何利用這種情況。
克萊恩寫道，“突然間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一種公元零年的狀態下，之前我們所知的世界的任何事，現在全都消散成‘前911思維’了”。她是對的。但隨後她得出結論：“我們對曆史的認識從來沒有這樣強烈的感覺，北美人民已成為一張白紙——白紙上能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如同毛曾對他的人民說過的那樣。”[15] 她實際上引用的是毛1958年的一篇短文，《介紹一個合作社》。但她完全割裂了這句話的上下文語境，使它看起來象是在說極權主義者對未受過教育的群眾的思維控製。
讓我們來看一下毛實際上是怎麽說的：
“除了他們的其它特點，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可能會被看成是壞事，但實際上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16] 毛接著指出，在城市與農村中，群眾實際上用大字報來進行群眾辯論與意識形態鬥爭——他說這是社會沉悶的重要解毒劑。
換 句話說，毛不是說，“太好了，農民隻是一幫蠢貨，我們領導者能隨心所欲地擺布他們。”他的原意與克萊恩想的相反，他說的是，“一窮二白”不但使人民想要激 烈的改變而且為這種改變而去主動鬥爭。很顯然，如果你讀過這篇文章，毛說的是“最新最美的文字”與“最新最美的圖畫”是農民自己寫出來、畫出來的——是 的，這就是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下所發生過的。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毛觀察道：“人民群眾以前從未像現在這麽鼓舞、這麽積極、這麽勇敢”。鼓舞、積極與勇敢，那絕不是布什與奧巴馬想讓我們生活的世界！也不是克萊恩所暗示的共產黨把人民變成沒有思想的機器那樣的陳詞濫調。
現在我們有了三個不同的、被廣泛傳播的、從而增強了對共產主義的無知的謊言與歪曲的鮮明例子：分別來自反革命者的《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反共自由主義者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的最後革命》及進步的社會批評家納奧米.克萊恩的《The Shock Doctrine》這三本書中。如同我已強調過的，它導致這樣的結果：年青一代眼界低下，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力與能力。
第三部分：中國的文革，它到底是為了什麽
在本演講的其餘部分，我將講《共產主義：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革命共產黨宣言》[17]。這個宣言總結了迄今為止共產主義革命的曆史，它的突破與經驗教訓。它解釋了共產主義如何發展成為一門鮮活的、創造性的、開放的科學，從馬克思開始，到列寧，到毛，再到鮑勃.阿瓦基安。這個宣言提出了一個開啟新一輪共產主義革命的框架。我還要說，如果你們還沒讀過這個宣言，你們就不能說在人類思想解放上已接受過最新教育。
現在，在與學生討論共產主義時，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嗯，它或許是個好主意，但它在實踐中不起作用。”我想正好通過回顧文革、弄清它到底是為了什麽、完成了什麽來回答這個問題。
文革的一些曆史背景
1966-76年的文革是20世紀全球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從巴黎公社開始的整個共產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的最高峰。文革是人類曆史上消滅剝削與壓迫、改造社會、帶來新價值與新思維方式的最激烈、最深遠的鬥爭[18]。
但資產階級的“權威說法”是，文革是毛為權而狂及對對手的報複清洗，是使中國陷入無情暴力與大規模迫害的狂歡的十年內亂。這種說法裏沒有絲毫真相。在我直接說明它之前，我想通過談一談1949年革命前中國的社會來說明文革的背景。
那 時中國人中的大多數是農民，但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在主宰著本地經濟與人民生活的地主的統治下生活。農民們絕望地為生存而掙紮，年份不好的時候，許多人不 得不吃樹葉、樹皮，農民為還債而賣兒賣女也很常見，農業經受著無盡的周期性的洪澇與饑餓災害的折磨。對婦女來說，生活就是一座活地獄：被丈夫毒打，痛苦不 堪的纏足，包辦婚姻，年青婦女被迫成為地主軍閥的小妾。
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每年市政清掃隊從大街上掃到的屍體估計達2.5萬具，而外國租界內卻到處光鮮明亮。在一個近5億人口的國家，接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僅有1.2萬個，每年死於傳染病的人達400萬[19]。
這就是人們為什麽要革命。這就是為什麽數百萬人會自覺地加入毛領導的為奪取國家權力並創造一個新社會而進行的鬥爭。
對文革的一些典型歪曲
歪曲一：如Roderick MacFarquhar之類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說毛沉迷於革命、反修、防止反革命，仿佛毛是想像出或設計出些敵人來適應他的政治狂想似的。
真相是，1949的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大資本家與地主，但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革命中的一股主要勢力認為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成為一個工業大國，在世界經濟與國際社會中獲得自己的位置。這些勢力成為進入共產黨及國家內的新生資產階級，在1960年代中期，他們準備奪權。他們的領導，如LXX與DXX，為中國設立了一個清晰的目標與規劃：結束社會主義，以效率的名義重新恢複剝削，以與現代世界接軌的名義而讓中國對外國資本開放。這就是為何毛警告要反對修正主義，它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中的術語，指的是一套資本主義計劃與世界觀。
歪曲二：資產階級將文革描述為是毛驅使人民集體瘋狂的恐怖嚐試。
真相是，文革是一場數億人參與的、決定社會方向的深遠的、激烈的群眾革命鬥爭：
社會主義中國是否還將沿著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進入到一個沒有階級、所有的剝削與不平都被克服、男人不再主宰女人、一些國家不再統治另一些國家、世界不再被分割為國家、腦體之間的差別已被克服、不再需要國家來保證社會中一群人對另一些人的統治的世界？
或者，社會主義中國是否將重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倒退到血汗工廠與剝削、城市裏擠滿了絕望地尋找工作的流動人口、婦女地位低下、賣淫重現、婦女成為商品——簡而言之，中國是否將成為…今日的中國？
歪曲三：資產階級說文革是毛“烏托邦幻想的災難性演出”。
真相是，領導了文革的毛及其它革命者有堅定的理想主義目標。這些目標是什麽呢？
*動員人民推翻這些新生資產階級力量，使共產黨自身重新革命化。
*通過讓各級權威和領導接受群眾的批評與質疑來重新複興革命。
*促進“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將全人類的利益放在首位，挑戰自利自肥最大化的資產階級道德，以及屈服於權貴與傳統的儒家思想。
*改造並革命化社會組織結構：1）建立一種不是為了製造特權精英，而是為了真正提高社會知識與技能並克服社會巨大分化的教育製度。2）打造一種新的革命文化，如重點放在工人與農民及他們反抗壓迫的、展現獨立的革命婦女有力形象的新的革命樣板戲與芭蕾舞（代替舊的宮廷戲）。3）在工廠、學校與醫院建立新的基層組織，賦予人民真正的權力。
這些就是文革的首要目標，這不是“癲狂的烏托邦”。
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說 得直接些，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它打破了常規。它充滿了創造與革新。它鼓舞了數億人。但在一開始也使數千萬人震驚和不安。學校關門了。年青人到農村與農 民聯係起來。北京學生去上海工廠掀起造反運動。工人們被鼓勵得抬起頭來並問：“這裏到底誰是主人？”這變得非常狂熱。有大量政治的、知識的辯論：如街頭集 會、抗議、罷工、示威，以及對政策與領導進行評論批評的“大字報”，紙筆免費提供，公共設施可用於開會或辯論[20]。
這是為了以一種更自覺的方式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從來沒有、在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等規模與自覺性的一場革命運動。毛將青年看作喚醒、喚起社會的觸發力量。在北京，1966-1967年間發行的報紙有900多種。
1966年秋天，上海的工廠中有700多個組織。最後，在毛主義者的領導下，革命工人聯合上海各界推翻了管理這個城市的走資派。隨後的做法是非同尋常的：人們開始實驗這種新型的城市行政管理機製，毛主義領導人從而能學習與總結這些實驗與辯論[21]。在農村，農民們就儒家觀念與家長製如何仍在影響人們的生活展開辯論。
文革中的暴力是怎麽回事？
標準的西方敘述中指控文革對人進行暴力攻擊、對對手進行肉體消滅是在毛的授意下進行的——並且，不管有無政策，濫殺是常態。這些說法都是在騙人。
毛的文革指示清楚地寫在官方廣泛宣傳的文件中。在指導文革的《十六點決定》中，是這樣說的，“在有爭論的地方，應該講道理而不是靠武力”[22]。確實，文革中有過暴力，但，1）這不是文革的主流，它的主要鬥爭形式是群眾（大）辯論、群眾政治動員與群眾批判。2）一些紅衛兵及其它人的暴力行為，受到毛主義革命領導人的譴責、鬥爭與反對，例如在北京，工人們根據毛的指示進入學校阻止學生間的派係武鬥，幫助他們消除分歧。3）很多暴力實際上是由高層內的走資派為保住官位而煽動起來的。
《16點決定》並不是小範圍內傳播的黨內指示，不知何故這些“才華橫溢”的學者們卻沒有注意到它。它的提出實際上是為了給全國指明文革的目標、目的與方法。
文革真實的、空前的成就
文革完成了一些令人驚異的、史無前例的事。
*他們說毛反教育反知識。這是個謊言。
你們有多少人知道，在文革中農村中學生入學人數從1400萬增加到了5800萬？[23]工、農大學生人數劇增？毛被說成“反教育”的原因是文革挑戰了資產階級的精英教育觀點——教育是個人“往上爬”的一個階梯，或用知識或技能獲得相對於他人有利地位的一種途徑。
這不是反智，而是將知識用於服務社會從而解決社會的不平等。大學課程被全麵修訂。研究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生被當成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老師被看作絕對權威的舊的教學法受到批判。
*他們說毛不關心他人死活。這是個謊言。
中國，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完成了這世界最富的國家美國也未能完成的一些事：全民醫保。在文革中，建起了一套達到和滿足占中國80%人口的農民的需要的醫療衛生係統。
奪取政權後不到10年，中國就已戰勝了水痘、霍亂之類的傳染病。發起了大規模的禁毒運動[24]。在動員群眾的同時還教育群眾。這是社會主義中國醫療衛生非常重要、非常明顯的一個特征：在醫療問題上，使社會參與、基層意識與責任最大化。醫療資源的配置既有必要的集中也有大量的分散。[25]
文革中最激動人心的事情之一是“赤腳醫生”運動。年青農民與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他們接受過針對當地需要的醫療、藥物培訓，能處理常見病。在1975年，這樣的“赤腳醫生”有130多萬。[26]
效果是令人吃驚的。在毛的領導下，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翻了一倍，從1949年的32歲到了1976年的65歲。[27]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Amartya Sen）作了個計算，如果印度有和毛領導下的中國一樣的醫療製度，印度每年會少死400萬人，從印度1947年獨立到1979年，將少死一億多人[28]。
告訴我哪種經濟製度更珍惜人的生命，哪種不珍惜。
第四部分：人性可改變
現在人們常說共產主義無用，因它違反人性，人是自私的，人們隻會想著自己，如果沒有相互競爭人們就沒有工作動力。人性不變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這種說法表明的是資本主義下的人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所習慣的想法與做法。
資 本主義產生並需要一套特定的思維觀念：自我第一、贏家通吃、貪婪是好事。這種觀點、這些價值鉻印在社會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個機構與每一種關係中。人們必須 為工作、為住房、為學習而競爭。甚至還必須在“人情關係市場”上相互競爭並竭力使自己完美。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人們彼此之間漠不關心、無情甚至冷酷，還 有什麽好奇怪的呢？
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所要改變的東西。它為人們改變自身環境與思想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自由天地。這就是文革中所發生的事。
在 文革中，經濟製度是為了利用資源為社會及世界革命服務。新的社會關係與組織使人們能為建立一個更加解放的社會及人類的解放而彼此合作、貢獻自己最大力量。 教育體係中宣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利用知識不是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為了使社會與人類更好。在文革中，人們用為人民服務這麵道德鏡子來對照他 們的生活及他人的行為。
你們可以讀一讀韓東平、Bai Di與Mobo Gao等學者的訪談與著作。這些作者成長在文革期間並參與了文革——他們寫了在文革的社會環境中長大是什麽樣子，有一個重視團結合作的社會構架意味著什麽。他們談了這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態度與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文革如何影響了他們生命中重要的、有意義的東西。[29]
我再重複一次，我說的不是某種烏托邦，我不是說毛時代的中國一點錯也沒犯。人們確實改變了，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出了這種新的社會結構，使人們能夠自覺地改變自己。
1976年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之後，舊的人吃人的經濟關係又回來了，人們又變回到過去“你死我活”、“人人為自己”的狀態。人們的改變不是因為人的原始本性的回歸，而是因為社會已倒退到資本主義。
第五部分：學習文革並超越文革
毛1966年發動的文革在1976年失敗了。毛去世之後，一夥走資派發動了軍事政變。他們逮捕毛最親密的同誌並殺死了數千人。這些反革命勢力打著某種社會主義的旗號，開始幹資本主義。
這怎麽會發生呢？這是因為，文革受到有權勢的新生資產階級力量的強烈反對，這些人在中國社會中占據著領導地位：在共產黨內，在政府中，在軍隊裏。這些勢力，毛曾經指出過，是中國革命的社會曆史現象的一部分，他們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轉化成的“走資派”。我解釋一下：
中國曾是一個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它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封建社會。對在1949年 取得權力前加入共產黨內的許多人來說，中國革命的首要目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並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化的國家。趕走帝國主義的目標一旦實現，這 些勢力，許多處於領導位置，認為此後的任務是把中國建成一個經濟強國，不管采用什麽辦法，隻要效率高就行。這些由“資產階級民主派”轉變成的“走資派”很 強大，影響力也非常大。
但這還不是全部。革命中國麵對著巨大的國際壓力。蘇聯在1960-70年代時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威脅要對中國開戰，甚至進行核打擊。這使黨內的保守力量得到增強。他們聲稱文革的狂熱與革新太危險了，到了終止文革的時候了，必須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國防、穩定及快速現代化上來。為了這個目標他們組織動員了社會力量。
除了這些直接的具體因素，在一個更深的層麵上，還有一個因素是，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的是上千年的剝削壓迫關係、傳統、習慣勢力，如人們對權威與陳規的順從。
主要由於這些客觀因素，由於反革命力量與改造階級分化社會的巨大挑戰，造成了1976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毛及革命者們在某些方向與概念上的一些失誤也是這次失敗的原因之一。
我們需要理解，要深入了解這些，要了解這樣規模的一件事、在一個國家持續了27年、參與人數近10億的一場真正的革命為何失敗，必須進行認真分析。隻有一個人從以下立足點來分析中國革命：這次革命為何會失敗，它的意義，我們為何必須繼承文革空前的、解放性的實踐經驗，而且還必須超越它，開啟共產主義革命的新階段，這個人就是鮑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美革共主席)。
鮑勃.阿瓦基安的共產主義新綜合
這是我這次演講的最後一個部分：鮑勃.阿瓦基安的共產主義新綜合理論如何能使人類在當今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中走得更遠、做得更好。
鮑勃.阿 瓦基安認為，我們不僅要堅持第一波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經驗，而且也要說明它的問題並深入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深入了解這些革命的問題出自哪裏，以及我們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我們必須嚴格審視無產階級革命的曆史經驗，不僅審視它的錯誤與負麵作用，也審視它的成就與突破。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不害怕真理，而且因為 我們渴求真理。
在討論這些時，我將引用鮑勃.阿瓦基安著作中的一些觀點，這些著作包括《藝術文化與科學哲學觀察》、《繼續革命，解放人類》[30]等。
鮑勃.阿瓦基安認真深入分析了蘇聯革命與中國文革的曆史經驗。
在1930年代的後期，德國進攻的危險與日俱增，蘇聯開始了全社會的戰爭動員，政治與文化生活變得越來越受限製、越來越僵化。[31]
在 中國的文革期間，許多藝術家、知識分子不能從事他們自己的工作。革命樣板作品是很不錯的東西。工人農民們的藝術盛極一時，之前由於他們身處資本主義社會， 他們被排除在藝術圈之外。但一門心思發展革命樣板作品、讓群眾從事藝術帶來了一個問題，這排除了太多的其它藝術形式。這管得太緊了。[32]
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說得清楚一些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成就是巨大的。讓反革命奪權將不僅是對革命群眾犧牲的背叛，也是對整個世界希望的背叛。
革命必須牢牢掌權，而且應確保這種權力必須值得維繼：它必須真正地革命、解放。為建成一個新世界，一種新的國家權力與先鋒隊的全麵領導是絕不可少的。
阿瓦基安說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核心”——這個核心以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為原則，並在這基礎上掌權。這對於沿著正確的道路邁向一個不再需要任何組織領導的社會是絕對必要的。
在這個堅強核心的基礎上，也需要“最大的彈性”：熱情與爭論，新事物的湧現，大量新的、無法預料到的事物在社會中的“沸騰”。領導者們在進行全局指導的同時，必須從所有這些中學習經驗，以使這種彈性能更有利於加快共產主義建設進程。
這是一個理解上與視野上的突破。它要求領導者們在某些重要關鍵方麵的領導必須不同於之前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解與實踐。
革命必須設定條件。但這不能以抑製不同意見、窒息個人的豐富表達或為社會的廣大中間層套上籠頭為代價。我們知道，如果社會沒有大的躍升，如果沒有經驗、發現、洞察的深刻的相互影響，沒有開辟出變革的新道路，就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
第六部分：新綜合與社會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熱情與異議
鮑勃.阿瓦基安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熱情的重要性有新的理解與評價。這必須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想像的範圍內發生。同時你還必須克服這樣一種情形，隻有相對少數的一些人能從事“腦力勞動”，你必須給知識分子、藝術家與科學家們活動範圍和活動空間。
知 識分子有他們的觀點與態度，這種態度起源於他們在階級社會中相對優越的地位及與群眾的相對隔離，這必須去鬥爭。但社會中的每個人，包括底層的那些人，都受 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這也必須去鬥爭。每個人都在想，是否我們在說，工人可能又尊敬又憎恨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分子與專家學者看不起群眾……，每個人都必 須改變自己的思想。這是成為人類解放者的一部分。
正確處理這些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是消除階級社會裏勞動者的壓迫性社會分化。但要做到這些，應該明白，知識與科學熱情對追求真理很重要，應增加人類知識的積累，使人民群眾能深刻地了解世界、改造世界。
此外，知識活動的探索、質疑特點有利於社會活力的增加及批判、探索精神的形成，這應遍布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中。這是解決克服社會問題與缺點的過程的一部分。這種熱情有利於在整個社會中形成對社會政策、組織、方針與領導進行辯論與質詢的氣氛。
社會主義社會將發展馬克思主義。但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全民都必須讚同的“官方意識形態”。以前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有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必須在一種與其它知識潮流、論述的相互作用、鬥爭的氛圍中得到發展並因此豐富自己。而且人們最終都將接受馬克思主義。
異議與彈性
阿瓦基安提出的這種社會主義模式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僅必要而且應該培養異議、抗議與論戰。社會主義必須充滿發現與大變動。如果你控製得太死，如果人們僅隻抬著頭看，或因害怕犯錯而“看他們說什麽”，你就不可能做到這些。
人 們常問，“你們今天鼓動抗議，但社會主義大學怎麽樣，那裏會有學生運動和抗議嗎？” 我的回答是，“是的，那時有！”社會主義大學必須有沸騰的範圍廣泛的知識爭論與異議、抗議與論戰，它們將，是的，導致分裂。我們談論的是一個充滿了遠超資 本主義社會中的爭論與抗議的社會。
你們知道，作為本次巡回演講的一部分，我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並向Jeffrey Sachs發起辯論挑戰。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是一個他自己所謂的“自覺資本主義”的熱情鼓吹者。他激烈反共，認為隻有市場才能確保自由。像他這樣的人，或像納奧米.克萊恩這樣的社會批評家，以及Roderick MacFarquhars，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必須且將有能力來廣泛地闡述、宣傳與辯護他們的觀點。作為理解與改變世界的鬥爭的一部分，這些觀點在社會中將有巨大爭論。沒有這種熱情我們就不能實現共產主義。
我 來談一談阿瓦基安新綜合的另一方麵。在總結了蘇聯列寧、斯大林與中國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曆史經驗後，阿瓦基安指出了一個特別的問題。是的，對社會主 義社會來說，在從發起從父權下解放婦女的鬥爭到環境危機的緊急處理等問題上有明確的重點是關鍵的、必要的。對領導者們來說，製定政策，讓人民明白必須讓一 切按全局方向往共產主義前進，為使革命繼續向前而堅決鬥爭，是關鍵的、必要的。
但這也必須以一種新的方式被理解。是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在總體方向上向共產主義前進。但人們也應能追求他們的夢想。並能以各種不同的、創新的方法來為實現夢想而努力。不管是藝術家、科學家，還是人民群眾。
這不是不想創造一個新的、解放的世界。這種“彈性”是建成那樣一個世界的動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隻有通過所有可能的辯論，反複研究出對錯，根據自身經驗，發現新東西，犯錯，反省，放鬆，人們才能對社會有真實的理解。
還 有另一個充滿危險的巨大挑戰。你還得不但允許且還要鼓勵各種各樣混亂的、無法預料到的方向上的事物；在這樣做的時候你還不能失去你的優勢與權力。不要犯 錯，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們時刻試圖恢複舊秩序。反革命活躍的有組織的破壞顛覆新社會的嚐試是事實。你不能實現共產主義，除非社會有熱情與實驗、異議與抗 議，這也是事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憲法與法律構架必須反映這種認識並作必要的區別。
阿瓦基安的新綜合中所強調的是，知識分子的熱情與異議不但有利於對社會的更新更深的認識，而且有利於開啟新的道路，到達沒有階級的社會，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對增強人們的能力、使其能更自覺自願地改造社會、改造自身的過程相當重要。
第七部分：另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我已講了20世紀共運的曆史經驗及阿瓦基安的共產主義新綜合理論。美國革命共產黨已在運用這個理論。這個理論已被用在一個新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在以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基礎上，解決主要的社會問題。
在新社會主義社會中解決種族主義和民族壓迫
讓我們以解決美國社會對黑人、拉丁裔及其它少數民族的種族壓迫這一嚴酷問題為例。
侮辱並殘酷對待貧民區的年青人、群眾的警察部隊將被立即解散。新的國家將建立新的安全力量保護群眾的正當權益，幫助人們解決非敵對性質的矛盾與爭論——不使用武力。
新的革命國家將接管工廠、土地與礦山、機器與技術。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將利用這些生產資料去發展一個滿足人們需要、保護地球生態係統、促進世界革命的經濟。
革命國家將立刻將經濟與社會資源投入之前的貧民區。它將把之前各處的專家團結起來，如建築師、規劃師與環境科學家等。人們將爭論並確定需要什麽樣的房屋、娛樂設施與醫療診所。
年青人不僅有工作，且這種工作是有意義的工作，它將使大多數人的生活及整個社會改觀。中產階級專業人員也會被動員起來，他們也渴望在一生中做些有意義的事並且有技能與人分享。在改造社會的背景下人們相互學習。人們將形成新的合作關係，並就社會發展方向進行辯論及思想鬥爭。
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將立刻廢除美國的住房方麵的種族隔離與南非種族隔離似的教育製度，促進整個社會的融合。新的社會將鼓勵不同人群間的經驗與想法的交流——如拉丁裔與非裔。
同時，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支持非裔的自決權，使其有權成立一個獨立的洲。新的社會也將為非裔、墨西哥裔、印第安人及其它之前被壓迫的民族提供自治政府的可能形式，並提供資源讓這成為現實並充滿活力。教育體係及媒體將與種族主義者、白人至上觀念與有害的荒誕說法鬥爭。
革命國家將主動支持那些與仍然存在的種族主義觀念、影響人們之間的相互聯係及始終存在的不平等作鬥爭的人們。藝術、媒體與教育體係將能在一種寬鬆的氛圍下表達豐富的文化多樣性。
社會主義社會裏的繼續鬥爭
阿瓦基安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充滿“未解決的矛盾”。仍要進行大量社會鬥爭與思想鬥爭去克服少數民族被壓迫傳統。在專業人員、知識分子與體力勞動者間仍存在社會差別，仍然要使用錢，仍然存在地區發展差別。
這些仍然存在的差別與矛盾將引起質疑並帶來新的思想——而且也會引起不滿與批評，引發鬥爭，甚至動亂。這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阿瓦基安認為這正是繼續革命的動力。
關鍵的一點是，世界不應該是今天這個樣子，阿瓦基安的共產主義新綜合開啟了在當今世界繼續革命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激動人心的景象。
想 像一下，一個以我說過的這些原則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必將能解決我們麵臨的環境危機。想像一下這樣一個社會，它將釋放出極大的創造力並發起思想鬥 爭以解放婦女並改變男女之間的所有關係，並審視傳統性別觀念——作為一個男人或女人的真正含義。想像一下，在那樣一個社會裏，藝術將得到極大繁榮，一種新 的革命文化，有深刻的解放內容與豐富的有效創新，將紮根於社會……，在社會設想與藝術實驗付諸實踐時。
結論
你們應該了解一下共產主義革命的曆史經驗與阿瓦基安的新綜合理論。這些不是有趣的曆史或哲學問題。我們談的不是使學術討論“更平衡一些”。我們討論的是這個星球的命運與人類的未來。我們討論的是曆史的真相與人類的可能。
你 們已被封鎖，無法了解到共產主義的重要曆史、真實概念與真實發展。你們被阻止去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去討論這些問題。你們所知道的有關共產主義的一切都是錯 的。關於共產主義的斷言與“一致看法”對我們所最需要的一個解放性的政治與解放性的對話是一個極大障礙。我們正在盡力改變所有這些。
現在你們終於知道了一些有關共產主義的真實的東西。讓我們以後繼續。
謝謝。
原文：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Communism Is Wrong:Capitalism Is a Failure, Revolution Is the Solution
Revolution #257-263#，www.revcom.us
腳注：
1. This analogy is taken from Communism: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A Manifesto from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USA (Chicago: RCP Publications, 2009), p. 18 (revcom.us/Manifesto/Manifesto.html)
2.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had brought political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to Jews in a country with a history of virulent anti-semitism and violent anti-Jewish pogroms. Equality of rights for Jews continued under Joseph Stalin during the 1930s and World War 2. By contrast, Jews in Hungary, Romania, and Poland faced organized fascist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anti-semitism in the 1930s—and, later, death camps. See Arno Mayer,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New York: Pantheon, 1988), pp. 55-89.
3. At the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raised the slogan "it is right to rebel against reactionaries" and called on people to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of capitalist roaders who were carrying out elitist and oppressive policies.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posters and newspapers, free use of trains for students, and encouragement in the press were some key ways in which mass criticism and struggle were promoted. Se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dopted on August 8, 1966), in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also at: 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peking-review/1966/PR1966-33g.htm.
4. revcom.us/a/170/Revolution_we_need-en.html.
5. On nuclear threats and nuclear war planning against Maoist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see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ters one and two; Rosemary J. Foot, "Nuclear Coercion and the Ending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8/89 (Vol. 13, No. 3); Matthew Jones, "Targeting China: U.S. Nuclear Planning and `Massive Retaliation' in East Asia, 1953-1955,"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 2008 (Vol. 10, No. 4); and "For Eisenhower, 2 Goals if Bomb Was to Be Used,"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84, and Bernard Gwertzman, "U.S. Papers Tell of '53 Policy to Use A-Bomb in Korea,"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84.
6. O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s approach to and achievements in expanding education to minority nationalities, ensuring equality of languages, and promoting instruction in native languages, see, for example, Jeremy Smith,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The Early Soviet Experienc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75, No. 2 (April 1997).
7.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Chapter 40, pp. 426-439.
8. Mao Tsetung, "Talks at the Wuchang Conference, 21-23 November 1958,"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94-495. Chang and Halliday use the same Chinese-language source but produce a slightly different translation.
9.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2.
10. ibid., p. 515, endnote 2.
11. Andrew J. Nathan, "The Bloody Enigma,"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30, 2006. The statement attributed to Mao by MacFarquhar is prominently invoked by another "reputable" China scholar in a more recent review-articl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e Jonathan Mirsky, "How Reds Smashed Reds," November 11, 2010.
12. This alleged statement by Mao originating in Mao's Last Revolution has since been removed from the Wikipedia entr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3. "An Open Letter from Raymond Lotta to Roderick MacFarquhar," Revolution #198, April 11, 2010.
14. Bob Avakian, "Naomi Klein's The Shock Doctrine and its Anti-Communist Distortions—Unfortunately, No Shock There," Revolution #118, February 3, 2008.
15.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2008), p. 20.
16. Mao Tsetung, "Introducing a Cooperative," in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1), pp. 499-501.
17. Op. cit., and at revcom.us/Manifesto/Manifesto.html
18. For a historical-theoretical overview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Bob Avakian, Mao Tsetung's Immortal Contributions (Chicago: RCP Publications, 1979), chapters 5-6; and Communism: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op. cit., II.
19. Jonathan D. Spence and Annping Chi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 84; Fredric M. Kaplan, Julian M. Sobin, Stephen Andors, Encyclopedia of China Toda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233.
20. On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Jean Daubier,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4) and Han Suyin, Wind in the Tow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chapters 3-5.
21. On the mass struggles in Shanghai, see Daubier and also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For how Mao was summing up mass experiences and giving leadership in the struggle to forge new institutions of power, see Raymond Lotta, Nayi Duniya, and K.J.A., "Alain Badiou's 'Politics of Emancipation': A Communism Locke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Bourgeois World," Demarcations, Summer-Fall 2009, chapter 6, II.
22. From Point 6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op. cit., and at: 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peking-review/1966/PR1966-33g.htm.
23. Suzanne Pepper,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80 (No. 81), pp. 6-7. For useful studies on the expansion of schooling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and Ruth Gamberg, 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Schocken, 1977).
24. See Kaplan, et. al., op. cit., p. 233, 242; and C. Clark Kissinger, "How Maoist Revolution Wiped Out Drug Addiction in China," Revolutionary Worker #734, December 5. 1993.
25. Victor W. Sidel and Ruth Sidel, Serve the People: Observations on Medic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p. 22-24.
26. Teh-wei Hu,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obert F. Dernberger, e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34-238.
27. Penny Kane, The Second Billion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87), p. 172.
28. See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p. 205, 214. Noam Chomsky uses Dreze and Sen's comparative mortality rates to reach this estimate of 100 million needless deaths in India (see "Millennial Visions and Selective Vision, Part One," Z Magazine, January 10, 2000).
29. See, Bai Di, “Growing Up in Revolutionary China,” Interview, Revolution, April 12, 2009, revcom.us/a/161/Bai_Di_interview-en.html;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Life an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Interview, Revolution, September 6, 2009, revcom.us/a/175/dongping_han_full_QA-en.html; Mobo Gao, Gao Villa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30. Bob Avakian, Observations on Art and Cultur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Chicago: Insight Press, 2005); "Making Revolution and Emancipating Humanity," in Revolution and Communism: A Foundation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Chicago: RCP Publications, 2008).
31. "On Communism, Leadership, Stal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Society," Revolution, June 21, 2009. Audio available at bobavakian.net.
32. See Bob Avakia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Art and Culture...Dissent and Ferment...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 Toward Communism," Revolution, February 1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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