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麽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隻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學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