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並沒有倒下，反之還將站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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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當代中國政治和思想生態中的一個巨大符號，現在看來似乎是確鑿無疑地倒下了。在巨人倒下的轟然聲中，有人歡笑，有人悲泣。“薄熙來為什麽倒下？”，這問題如同一個魔咒，吸引著各個方向的人向它走近，給出不同答案。疑問依然高懸著，它的跨度將超越十八大。這確實是一個斯芬克斯之問，由此形成的不同共識，或許將決定未來中國的走向和命運。 一，天意，抑或人謀？ 歡呼“薄熙來倒下”的人群，傾向於將此視為一種天運。許多人認為，這說明“天佑中國”，在正確的時間發生了正確的事：恰恰趕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節骨眼，次第發生了海伍德案和王立軍滯留美領館事件，這不是天意是什麽？天要薄熙來亡，薄不得不亡。更有人將這種“天意論”賦予一種曆史決定論色彩，例如榮劍先生在其《回望重慶》係列文章中稱：“逆曆史潮流而動，違背人民意願的任何行為，不管是否具有多麽鮮豔的紅色麵目，都注定無法長久持續下去。”——榮劍先生的文章，我是佩服的，但這話就有點看不懂了：“曆史潮流”和“人民意願”這些東西，什麽時候在中國這麽管用了？如果真管用，那麽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方勵之，今天的劉曉波，是不是也是被這個東西刷下去的啊？ 天意論雖可讓支持者產生一種“天命在我”的情懷，大漲己方威風，大滅彼方誌氣，但將這樣一樁足以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輕巧地歸功於天或者“曆史潮流”，無異於把數年來為了“這一天”而殫思竭慮謀篇布局、風塵仆仆推波助瀾的人之功勞一筆抹殺，令他們成了無名英雄。雖然來日論功行賞時，他們還可站出來說“這是我幹的”，甚至手書回憶錄名傳後世，但此時此刻，因為“天命”而喜悅或悲憤的那些人，豈不要憑白浪費幾多感情？人民的意願既不可違背，人民的感情也不可戲弄，因此還是直接走近真相的好。 真相就是“人謀”。通向重慶變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謀的影子。早在幾年前，就聽說京城成立了一個“倒薄聯盟”，成員涵蓋政、商、法、學、媒，範圍遍及全國各地，聯通海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方便出頭露麵的，還隻是幫閑、跑腿、罵陣之流，真正有分量、有力量的大人物，隱身於大旗幕後。這個聯盟已知的工作是：致力於搜集（能編造就編造）一切不利於重慶的證據，聯絡和整合一切反重慶的人脈與資源，給重慶製造所有可能製造的麻煩，大造醜化重慶的輿論，將重慶的所作所為定格為“逆曆史潮流而動，違背人民意願”……方舟子曾公開表示，幾年前有南方係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證明王立軍的文憑造假，被他拒絕。於此可見，這個聯盟的運籌之細、耕耘之深。 幾年來，相信這個聯盟及其背後大佬已經播下很多種子，嚐試了很多突破方向。重慶“千日維新”的過程，就是反對陣營羅織罪證、張開羅網的過程。榮劍先生以為：“從（重慶新政）最初實施情況來看，外界的總體反應尚偏於正麵”，“即使那些批評者，也是抱著先看看再說的態度，並未從一開始就發出反對的聲音”——這隻是浮在水麵的表像，水底下卻是潛流洶湧，雖然沒怎麽發出聲音，但早已在製造風浪，隻是很多時候製造出來的，僅僅是幾個水泡而已。應該說，“李莊案”是這個聯盟取得的第一個突破，也是各方聯合協同作戰的一次大演習。一些沒有進入“倒薄聯盟”圈子，僅僅從價值立場上反感重慶的人，天真的認為，重慶模式之所以首挫於“李莊案”，是因為“蔑視法律和道義的行為，最終一定不可收拾”；聯盟圈子內的人，更樂於讓人們這麽認為。前一部分人忘記了，出麵“收拾”重慶的，恰恰是製造了陳光誠案、艾未未案等更加“蔑視法律和道義的行為”之黨中央。李莊案與陳光誠案、艾未未案以及全國大大小小至少數以千計類似案子的區別是：前者或有程序的瑕疵，但重慶打黑的結果是好的，贏得了重慶絕大多數市民的稱讚和擁護，雖於程序正義有損，實質正義卻無虧；而後者不但在程序上更加肆無忌憚，甚至有的還直接取消程序，結果也為民詬病，或者直接就是官黑一家，奪民生計，既損程序，又虧實質。試問：製造了這麽多有過之而無不及“蔑視法律和道義的行為”之黨中央，怎麽可能因為區區程序瑕疵而“收拾”重慶？這種“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收拾”，真的能挽救“執政黨在改革開放中積累起來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嗎？拿下薄熙來、王立軍，難道就說明中國朝向“真正的法治”了？重慶對李莊的做法，最多隻是對法治不夠尊重；而中央對重慶的做法，完全是取消了法治。正如“人民聲援運動”的公開信所言：“黨的文件說薄熙來違紀，現在中國共產黨違法。”——當年的李莊還有強大的律師團隊為其辯護，主流媒體也幾乎是一邊倒的聲援；現在的薄熙來、穀開來聲息全無，人們隻能坐聽黨中央、主流媒體、主流知識分子以及海外輿論聯手對著空氣發功。 “李莊案”之程序瑕疵，絕非“實屬罕見”，而是全國各地所在多有。重慶與其他地方的區別在於，前者的結果是利民懲黑，後者的結果是利官損民。真正“實屬罕見”的，是公眾對“李莊案”程序瑕疵的聚焦烈度，以及公共話語將這種瑕疵上升的倫理高度。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僅是因為李莊背靠的由某太子主辦的律師事務所有驚人能量，聚攏了大量政法、政商和輿論資源（這也可構成判斷“李莊案”是非的另一視角：太子黨的牙口、腸胃，眾所周知，現在有一位大太子竟然選擇律師行作為發家之所，不難想象他們打的都是一些什麽官司），更是由於“倒薄聯盟”的運籌、組織得力，一下子重慶的行為變得“人神共憤、千夫所指”，打黑的人變得似乎比強奸鄧玉嬌的人、奸殺王家飛、王家紅姐弟的人更可恨。 “李莊案”還隻是“倒薄聯盟”第一次“浮出水麵”，他們真正攪起殺傷性風暴的，是遼寧鐵嶺的穀鳳傑案，將王立軍發跡之地的鐵嶺公安局一鍋端。現在還無法確知，當時策劃者的初衷，究竟是搜羅罪證以打倒王立軍，斷薄熙來一條臂膀；還是敲山震虎，逼重慶自亂陣腳。如果是後者，那就太可怕了——後來重慶事變的每一步走向，似乎都在策劃者的遙控之中：“倒薄聯盟”就像在操作一台爆米機，按下按鈕，這一頭玉米籽進去，那一頭爆米花出來。 不妨采用現在流行的拚圖方式，按時間順序來還原重慶變天的幾個關鍵步驟。去年6月，遼寧穀鳳傑案發，王立軍過往的劣跡和瑕疵進入被放大鏡、顯微鏡審視的階段，重慶震撼；8月，中紀委高層赴重慶，據說還隨身攜帶兩明兩暗4個調查組，對王立軍形成“即將采取專政行動”的心理高壓；王立軍很明白自己在鐵嶺留下了什麽樣的尾巴，更明白鐵嶺專案組得到他的資料隻會比他本人知道的多，不會比他知道的少，無論問題大小，對正處在仕途上升高速路段的王立軍，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心理高壓下，即使有薄熙來作為後盾，“中紀委將拿他怎麽辦？”這一問題，仍時時撩撥著他的神經，以王之大膽彪悍，乃決定竊聽中紀委；對中紀委在重慶高層的竊聽，顯然不止一次，而是持續了一段時間，夜路走多終遇到鬼，當中紀委高層與中央主要領導人通話時，竊聽被中央發覺，王立軍問題的性質乃改變；詭異的是，麵對如此性質，曾經將中辦主任楊尚昆打落塵埃的嚴重錯誤，中央竟然沒有對王立軍采取任何實際性處理，僅僅是加強了調查；可以想見的是，同時有“好心人”將中央已發現王竊聽的事實告知重慶，王的心理壓力更大，重慶最核心的部位開始出現裂紋。 在這裏，有必要說明一句：由於竊聽是針對中紀委對王立軍展開的調查，而王立軍本身又有竊聽之能（他後來直接啟動了對薄的竊聽），所以薄熙來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當事後知道王立軍竊聽並被中央發現後，由於性質不同，薄不可能再對王表現出大包大攬；在王的感覺中，這就是薄有可能棄子的表現——策劃者的圖謀終於生根發芽了，經過種種巧妙運籌後，“倒薄聯盟”進入“聽胡”階段。王立軍確有理由對薄熙來心懷怨憤：自己在鐵嶺那點事，比起別人來根本不算事；如果不是追隨薄熙來“打黑”成為眾矢之的，自己又怎麽會暴露在中紀委的槍口之下，何必冒風險搞竊聽？現在眼看事情鬧大了，薄熙來竟有“切割”之意，王立軍焉能不憤憤不平？中央將王立軍竊聽事件拖得越久不處理，王心中那根憤憤不平的幼苗就成長得越茁壯，最終演變成“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要麽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要麽出售以邀功”這樣一種清晰思路，並利用自己手中權力，開始了對薄的偵察和竊聽。11月海伍德案發，成為底定勝負的關鍵一子。按常理說，此案事涉友邦，中央既敢在事後公開宣稱有證據顯示為他殺，薄家人有涉案嫌疑；而且王立軍在赴美領館前，也事先安排了人手定時向南方係爆料以作為保險，此案之“做實”應無疑義。但疑竇在於，此時的薄、王之隙，雖然還沒有公之於眾，然穀開來豈能不知？如果真的事涉凶殺，薄、穀又怎麽可能讓王有接觸事態、甚至掌握證據的機會？從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薄的態度看，他自信自己是沒多少問題的。因此，真相就有了另一種可能。 王立軍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了，他必須掌握薄熙來的致命要害，才可能從絕境中突圍而出。如果沒有很清晰、確定的證據，對於這個敢於竊聽中央的人來說，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確定——批評者不是一直說，王立軍早就是這樣幹的嗎？畢竟，薄熙來作為當下糜爛官場中一員，王立軍和其他人一樣，不相信薄會“出汙泥而不染”。薄肯定有問題，關鍵是要給出一個“必須查他”的借口，將其置於聚光燈之下，這是王立軍和“倒薄聯盟”不謀而合的思路。王立軍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借口，並且以“滯留美領館”的驚人劇目，使“查薄”如箭在弦上——當箭射出去後，對借口的真偽就不能置疑了，必須眾口一詞。 此時此刻的中央，對薄熙來罪證的需求與王立軍同樣迫切。隻有像海伍德案這種大罪，才能將薄熙來一擊而倒，並且不起波瀾。麵對友邦和黨內支持薄的力量（人民是無關緊要的，不在考量之列），中央確實不太可能自己出手製造假案，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時代了。但如果是王立軍在基層早已做好了鋪墊，而且一口咬定，中央隻需要順手推一把，相信樂於順手一推的，大有人在。正因如此，在這個國家和地方的領導人曾經大部分被以諸如“叛徒”、“內奸”、“投降派”、“反革命”之類罪名打倒，而且似乎還證據確鑿的國度，一日薄熙來、穀開來不能站出來自由、公開地說話，一日人們有理由懷疑此案到底是“確實”，還是“做實”. 二，中國為什麽需要薄熙來？ 在憲政民主成為普世話語和政治正確的今天，可能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相信，民主化是當下中國的唯一出路。這些人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民主化也需要前提和條件。抽象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中國也終有一日會實現民主，但民主並不是當下中國的迫切問題所在，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對症之方。 首先，民主的良好運行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簡單說就是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中產階級作為主導成分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在缺乏上述基礎的轉型國家，罕見民主製度運行的成功案例。究其原因，民主製度的政治決策間接訴諸民意，而在金字塔型社會的內部，貧富兩端的利益矛盾尖銳，衝突難以調和，社會情緒易趨極端，民主製這種自下而上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秩序，難以穩定。不是經常陷入兩極對立的動蕩，就是精英階層（權貴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安全、同時也是為了社會全局的穩定，“不得不”扭曲製度，將訴諸民意的程序歪曲成持之一端的權柄，民主徒有其形。 這還隻是民主社會本身的運行條件，由非民主社會向民主的轉型，所要求的前提更苛刻，因為它需要經曆一個先破後立的過程，其間社會秩序必然出現空檔與缺口。即使隻從避免大的動亂這一最基本要求出發，至少也需要社會內部沒有積累大的矛盾和怨恨，社會情緒相對平和。否則，從長期壓抑中解脫出來的雙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報仇解恨，如此又怎麽會有構建民主所必須的協商、退讓和妥協精神？社會又如何走向有序？坐在“原罪”火山口上忽悠民主，富豪們就不擔憂自己的身家性命嗎？如果9常委中大多數人的身家都數以億計，你讓他們怎麽敢答應開放政治參與、實行官權民授？在這種積怨深重、矛盾尖銳的社會條件下，如果既得利益群體還支持民主，那隻說明一件事：他們心中所想的“民主”，和你心中所想的不一樣，和他們口中所說的也不一樣。這種“民主化”，對於經濟既得利益階層來說，就是經濟政治的一體化；對於政治既得利益集團來說，就是權力分配的一勞永逸，正像國企私有化是對利益分配的一勞永逸一樣。 因此，民主化的前提，是必須化解過多的社會積怨和不公，這也是當下中國最亟待解決的難題，無疑也是民生之外，大多數中國人最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民主化在中國一日不可能真正成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進行一次目的在於矯正社會正義的利益再分配。普京就是因為進行了這種矯正，聲譽才達到最高峰，才能帶領俄羅斯走向複興。矯正的幅度和範圍，可以視具體情況和條件而定，但這一程序必不可少，這是完成社會正義、穩定人心的必要儀式。否則，良性的民主化就隻能貽之於分配關係穩定的幾代人之後。 這種矯正，直指最強大的利益集團，難度可想而知。它的啟動、進行和完成，需要一個能夠擺脫利益集團糾葛的政治強人。薄熙來就是這樣一個人，而且是在世政治人物中唯一符合標準的人選。正如胡耀邦、趙紫陽成了右翼的圖騰一樣，在今天，薄熙來也成為左翼民眾的圖騰。但薄與胡、趙不同。胡、趙之贏得擁戴，僅僅是因為思想傾向符合右翼的期待，這在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中屬於鳳毛麟角。但胡、趙的政治主張是否真的和擁戴他們的人一致（在這方麵胡一輩子也沒達到要求，趙隻是在下台後才有所表態），胡、趙上台後又能否實現這種主張，支持他們的人心中也沒有數，隻是打著能夠往前推一步就推一步的算盤而已。薄熙來則不然，他不但提出了明確的、符合左翼期待的主張和方案，而且展現了足以踐行方案的能力。在支持者的心目中，他既知道要做什麽，又能夠把事情做好，他是真正的理想化身。通過唱紅、打黑、除惡、肅貪，他表達了一種矯正正義的願望、意誌和能力；通過重慶的民生建設，他在讓部分人感受實惠的同時，更讓大多數人看到了遠景。支持他的人奔走相告：這樣的領導人，這樣的未來中國，正是我們想要的。 這樣一麵旗幟，這樣一套解決方案，如果由“第四代”提出來最好，當代中國的曆史進程，由此可畫出一個圓滿的弧形，一切議程在時間上都銜接了。但是，“第四代”限於識見、能力和魄力，蹉跎十年。“第五代”當然也可以接過這套旗幟和方案，但要取得民眾的信任仍然是一個難題。人們憑什麽要相信他，相信這個此前一直循規蹈矩、泯然眾人的人？同樣的事情，不同人操作，結果顯然不一樣。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沒有鄧小平，中國也照樣能成功邁出改革開放的腳步。所以，薄熙來在今天倒下，也意味著中國的社會進程在某種意義上被中斷，民主化再次置後，啟動的可能性遙遙無期。那些致力於打倒薄熙來、歡呼某些忽悠政治改革口號的人，以這種方式正在離自己最終的目標越來越遠。 這也是薄熙來真正的罪狀——在“第五代”還須藏鋒韜晦、不能自我展露的敏感時期，薄熙來走出了自己的路，讓其他人無路可走。9常委董事會當然各有各的利益，相互之間也在博弈，但如果把他們視為一個整體，那麽這個整體至少名義上的共同利益是十八大交接班的順利穩定，薄熙來成了這種穩定的潛在威脅。搬開這塊石頭，在董事會層麵很易達成共識，何況似乎大家還都有餅可分. 董事會層麵的大局需要，“倒薄聯盟”係統的布局謀篇、穿針引線和推波助瀾，這才是“薄熙來倒下”的真正原因。薄熙來終於倒下了，就在中國最需要他的時候。但是，即使薄熙來的仕途終結，也並不意味著這個政治符號生命的終結。反之，就像曆史曾反複表明的那樣，薄熙來倒下得越徹底、越悲壯，匯聚到這個符號上的能量越大，薄熙來停留在民眾記憶中的時間也越久遠。自毛澤東以後，左翼終於又有了自己的第二具圖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幅圖騰將越來越高大。當代中國能夠孕育出第二具左翼的圖騰，實在是因為現狀“太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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