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中國青年雜誌社通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樓的宿舍，和我貼鄰。他平時知道我喜歡作點雜記，其中個別篇章，他還看過，這是他勸我選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從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空下來我將平日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一者為了消磨時間，二者有時拿出來翻翻，作為流逝的年華的紀念，完全沒有想發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絕了《中國青年》雜誌的征稿要求。 開始隻是記錄一些趣聞趣事。時間一久，成為習慣，於是寫成無所不容的日記了。到一九六六年時，已經積累了四十幾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我抱著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裏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毀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麽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 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 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 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 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片紙支字都沒有保存下來。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曆。
一九七七年夏，葉劍英到三零五醫院檢查身體。檢查間隙，葉同我談到往事。他說：“你給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時間可不短了。你應該將你知道的事，寫了出來，這也是曆史啊”。他並且說，他要向一些報刊代為宣傳。 此後多種報刊雜誌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們願意優先刊登。但是我不願投稿。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觀察，凡是講真心話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為右派，即冠以反動文人的稱號，沒有一個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願意讓我的這些年的經曆，煙沒無存，於是我重新拾起舊憶，撰寫回憶錄。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執筆，斷斷續續，又寫了二十多本。我並沒有想整理發表，因為根本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性，何況我不想因之取禍。這隻不過作為我和嫻逝去年華的雪泥鴻爪，留作紀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勢日趨嚴重。兩個孩子、兩個兒媳，都十分焦急。他們一再催促我攜嫻來美國求醫。 八月中旬我與嫻帶著孫女到了美國。嫻繼續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嫻的飲食和治療，雖然嫻多次提到，將舊作整理出來，但是我哪裏有這種心境和時間呢?
十二月中旬，嫻因感冒，病勢急轉直下，送入醫院，住院治療。經過多方搶救，終於因為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還一再叮囑我，要將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寫出來。她說：“一定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幫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點檢行篋，取出了舊記和帶來的全部資料，開始了寫作生活。這一方麵是對嫻的永久的紀念。另一方麵，身在美國，就可以將這些年的所見所聞，秉筆直書，無需避諱，加以發表。 如果讀過這本書以後，讀者能夠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將是我和嫻多年來的最大願望。
自從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空下來我將平日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一者為了消磨時間，二者有時拿出來翻翻，作為流逝的年華的紀念，完全沒有想發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絕了《中國青年》雜誌的征稿要求。 開始隻是記錄一些趣聞趣事。時間一久，成為習慣，於是寫成無所不容的日記了。到一九六六年時，已經積累了四十幾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我抱著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裏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毀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麽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 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 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 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 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片紙支字都沒有保存下來。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曆。
一九七七年夏，葉劍英到三零五醫院檢查身體。檢查間隙，葉同我談到往事。他說：“你給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時間可不短了。你應該將你知道的事，寫了出來，這也是曆史啊”。他並且說，他要向一些報刊代為宣傳。 此後多種報刊雜誌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們願意優先刊登。但是我不願投稿。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觀察，凡是講真心話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為右派，即冠以反動文人的稱號，沒有一個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願意讓我的這些年的經曆，煙沒無存，於是我重新拾起舊憶，撰寫回憶錄。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執筆，斷斷續續，又寫了二十多本。我並沒有想整理發表，因為根本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性，何況我不想因之取禍。這隻不過作為我和嫻逝去年華的雪泥鴻爪，留作紀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勢日趨嚴重。兩個孩子、兩個兒媳，都十分焦急。他們一再催促我攜嫻來美國求醫。 八月中旬我與嫻帶著孫女到了美國。嫻繼續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嫻的飲食和治療，雖然嫻多次提到，將舊作整理出來，但是我哪裏有這種心境和時間呢?
十二月中旬，嫻因感冒，病勢急轉直下，送入醫院，住院治療。經過多方搶救，終於因為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還一再叮囑我，要將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寫出來。她說：“一定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幫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點檢行篋，取出了舊記和帶來的全部資料，開始了寫作生活。這一方麵是對嫻的永久的紀念。另一方麵，身在美國，就可以將這些年的所見所聞，秉筆直書，無需避諱，加以發表。 如果讀過這本書以後，讀者能夠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將是我和嫻多年來的最大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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