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六四”平反的提法是有害的

為“六四”平反的提法是有害的
2012-07-06 05:39  作者： 王書瑤  來源： 民主中國

我們要求的是中共執政集團承認自己錯了，殺害和平請願的人民是犯罪，而不是要求中共為六四死難者“平反”。是的，中共是實施暴力屠殺的一方，根本沒有資格再充當裁判員，它隻能公開承認自己錯了，犯了反人類罪，並就此公開向受害人和家屬道歉，六四慘案的第一個問題才算解決了。不是要求中共平反，而是要求中共自己承認錯了，自己有罪，發布認罪公告。

自從“六四慘案”發生以來，給“六四”平反呼聲就不絕於耳，這一陣子因為中共政局的變化，而日益高漲起來。但是，我以為，從民眾口中發出這一要求是錯誤的和有害的，它反映的非主人意識，是一種習慣性奴隸思維。

平反一詞，最早出現於漢代的司法過程中，他的意思是官府為判錯的案子糾正，平反的行為主體是官府，平反的對象是蒙受冤獄的人，在這裏，官府是作為裁判者的身份出現的，官府不是事件的當事人。事件的當事人也就是“案子”的當事人比如說是甲乙二人，最初官府判甲勝，乙被判了刑，後來發現錯了，為乙糾正，就是為乙平了反，在這個過程中，官府不是當事人，不是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隻是仲裁者。

在曆史上，這種平反的事例很多，情形也是各種各樣的，其中也有官府自己錯了，為錯判的人“平反”的情形，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他們是專治統治，不是民主政治，他們的統治不能被取代，能自己承認錯誤，已經很不錯了。羅馬教皇在400年後為伽利略平反，沒有實際意義：一個是伽利略已死；一個是，全世界早已經為伽利略作了正確的評價，教皇的作法，不過是為自己遮羞，羅馬教皇也沒有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他錯了，可仍然是教皇。

伽利略善終，布魯諾卻被燒死，更應該為布魯諾“平反”，但是好像羅馬教皇並沒有給布魯諾平反，如果為布魯諾平反，則同時必需要嚴厲譴責宗教裁判所，或者判宗教裁判所有罪，否則，這種“平反”就是虛偽的，是不徹底的。

到了中共的時代，平反有了進一步的內容：一個是，中共已經從一個仲裁者的地位，降落到當事人的地位，他糾正的“冤假錯案”經常都是他自己製造的，中共既是案件的當事人，同時又是平反的仲裁者，他永遠正確；第二個是在法院的政治與刑事案件中、特別是對右派的處理上，區別於“改正”。“平反”就給賠償，補發工資，比如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幹部”，就給補發工資，改正同“無罪釋放”一樣，不給賠償和不給補發工資。在這裏，行為主體都是中共：中共既是當事人一方，同時又是仲裁者。

1957年共產黨宣布整風，要民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廣大民眾抱著善意的態度，認真向中共“進言”，結果落入了中共事前挖掘的陷阱，有55萬人背信棄義地被打成了右派，形成了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冤獄。在這裏，在打擊右派的事件中，中共自己既是與右派對立的一方，同時他們又自認為有權力處置對方，自己又作為法官：他們自己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真理”自然就在他們一方。這就像一個流氓打了人，還有權力當裁判，自然是這個流氓有理，他說，他自己是正當防衛，被打的人是行凶一方，判對方有罪一樣。

到了1979年，中共的中國，矛盾重重，千瘡百孔，民不聊生，他們認為，如果對這55萬右派加以利用，首先可以緩解國內的政治矛盾，其次可以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有利於他們的統治，有意放這些右派出來。可是，如果給他們“平反”，承認是中共自己錯了，中共斷然沒有這個雅量，於是就生出來“改正”這個新詞，既讓你出來效力，恢複原來的身份地位，恢複原來的工資級別，但是，卻不道歉，不賠償，不補發工資，還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隻是“擴大化”了，擴大的規模如何呢？規模是99.98%，比0.02%，99.98%都錯了。麵對如此事實，中共還說是“擴大”了，臉皮之厚，可想而知。

我們這些右派也曾要求過給右派“平反”，但是後來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第一，在名譽上，我們右派正確不正確，社會和曆史已經給我們做了公正的結論，並不需要你們共產黨再來評論我們的功過是非；第二，中共是反右鬥爭的當事人一方，他沒有資格再做裁判員，他沒有資格裁判是非，這樣，自2007年之後，我們就不再提為右派平反一事，而是明確提出“雙賠”的要求：即對右派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你傷害了我們，對我們造成精神、生命和財產上的損失，你們有義務、有責任給予賠償，向我們道歉。我們站在與中共對等的立場上。

1989年中國大地上又發生了新的民主運動，這次運動規模之大，曆史少見。先是，首都學生們悼念中共之中可能是唯一的好官胡耀邦的猝然逝世，但是這種悼念活動受到中共官方無理的壓製，不僅壓製，在第一個高潮過後，還對參加悼念活動的學生進行迫害，引起學生們更大的不滿，這種不滿，轉化為對在中國日益嚴重的官倒與腐敗的反抗，矛盾升級，中共沒有或不肯化解這些矛盾，學生們開始占領天安門廣場，學生們的正義行動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於是，運動就席卷全國，各個地方、各個階層的民眾，都席卷了進來，他們發表宣言，寫文章，發電報，支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絕食示威的學生，他們支持學生們“反官倒、反腐敗”的愛國正義行動，就連北京的小商小販也都義無反顧地參加進來，他們整車的給學生們免費送來麵包和汽水，甚至在整個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西城區沒有發生過一起刑事案件，社會秩序空前好轉，社會輿論成一邊倒的形勢，官倒與腐敗成老鼠過街，國家前途出現一絲曙光，可是，共產黨卻感到自己的專製統治受到了莫大威脅，早在五月上旬或中旬，鄧小平就在內部講話中說過不惜殺人的話。

在整個學生絕食過程中，中共的頭頭就沒有一個人出麵與學生們對話，試圖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趙紫陽跑到人大會堂上用望遠鏡偷看學生，卻沒有下來與學生對話。隻是到了5月17日，總理李鵬才同學生的代表見麵，他拍著椅子背對學生說：“我從來沒有說過你們是‘動亂’”！

話音未落，到了5月19日，中共就宣布戒嚴，準備武力鎮壓，六月四日，共軍、也就是解放軍血洗北京城，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向人大報告說，在平定“動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暴亂中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我們且不說他把軍警放在前麵，民眾放在後麵，也不討論這裏而數字後麵隱藏的問題，比如說，軍人受傷的人數怎麽會比市民多，軍人的死亡人數為什麽是個模糊的“數十人”等等，我們要說的是，共產黨承認自己殺了人，殺了200多的市民，其中有36名學生，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慘案，而且還是“解放軍”幹的。但是，他們在事後卻同樣輕飄飄地說，這隻是“一場風波”，他們心安理得了。活著的“風波”參與者，繼續受到迫害，有的蹲監獄，有的被迫流亡海外，20多年不能還鄉。

對這樣一個慘案的處置，怎樣才算是合理的？

首先我們碰到的是一個“名義”或“名份”的問題，中共殺人的理由是，這是一次“動亂”，是“反革命”性質的，因此該殺，但是，人民都知道，這次運動的性質，是“反官倒”，“反腐敗”的愛國行動，所以是先要“正名”，是不該殺。兩種觀點是對立的，運動的參加者和民眾認為是愛國的，而中共卻認為是動亂，我們所要求是中共糾正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錯了，這是第一件。

所以，我們要求的是中共承認自己錯了，殺害和平請願的人民是犯罪，而不是要求中共為我們的死難者“平反”。是的，中共是實施暴力屠殺的一方，根本沒有資格再充當裁判員，它隻能公開承認自己錯了，犯了反人類罪，並就此公開向受害人和家屬道歉，六四慘案的第一個問題才算解決了。不是要求中共平反，而是要求中共自己承認錯了，自己有罪，發布一個認罪公告。

第二個問題是賠償損失，賠禮道歉，這個問題很簡單，是必須的，還要為死難者樹碑。

第三個問題是懲辦凶手，對所有製造慘案的人都要追究責任，經過法院判決，對死了的人也要從法律上認定責任。

第四個問題是，消除慘案和隨後的各種消極後果，釋放被關押的仁人，向他們賠償和道歉，被迫流亡國外的誌士，有權利回到他們的祖國，以及其他等等消極後果。

我們絕不能忘記，不管的現在政權的情形如何，這個中國都是全中國人民的，不是哪一個黨，或哪一個派的。我們隻能以主人翁的態度對待這些問題，人民是主人，當權者是仆人，是主人有權處置仆人，而不是仆人有權處置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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