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經濟―iPhone為何中國製造？
, 聯合報道
去年2月，巴拉克·奧巴馬在加州與矽穀的各位頂尖名人共進晚餐。按照這次晚宴的規矩，每位客人都得向總統提一個問題。
然而，輪到蘋果公司的史蒂芬·喬布斯（Steven P. Jobs）說話的時候，奧巴馬總統卻用自己的問題打斷了他：要在美國生產iPhone的話，需要滿足什麽樣的條件呢？
沒多久之前，蘋果公司還吹噓自己的產品都是“美國製造”。今天，美國製造的蘋果產品已經少之又少。蘋果公司去年售出了7000萬部iPhone、3000萬台iPad和5900萬台其他產品，這些產品幾乎都是在海外製造的。
幹嘛不把這些工作拿回來做呢？奧巴馬總統問道。
喬布斯先生的回答毫不含糊。按照另一位在座嘉賓的說法，喬布斯的回答是：“這些工作是不會回來的。”
總統的問題觸及了蘋果公司的一個核心信念。蘋果的做法不光是因為外國工人比較便宜。更重要的是，蘋果公司管理層認為，外國工廠的巨大規模，以及外國工人的靈活性、勤勉精神和工業技能，全都遠遠地超過了美國同儕。這樣一來，對於大多數的蘋果產品來說，“美國製造”已經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蘋果公司已經成為全球最知名、最受人崇敬、最多人仿效的企業之一，原因之一就是它毫不手軟地實施著高水平的全球運作。去年，蘋果公司員工創造的人均利潤超過了40萬美元，令高盛（Goldman Sachs）、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和穀歌（Google）相形見絀。
然而，讓奧巴馬總統、各位經濟學家和各位決策人士著惱的是，說到為美國創造工作機會的問題，蘋果公司跟它的許多高科技同行一樣，遠不像其他一些鼎盛時期的著名公司那麽熱心。
蘋果公司在美國有四萬三千名雇員，並有兩萬名海外雇員。20世紀50年代的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雇用了超過40萬美國工人，20世紀80年代的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也擁有數十萬美國員工，與之相比，蘋果公司的員工數目隻是一個零頭。為蘋果的外包商打工的人卻要比這多得多：蘋果員工之外，另有70萬人在設計、製造和組裝iPad、iPhone和其他蘋果產品。不過，這些人的工作地點幾乎都不在美國。恰恰相反，他們的雇主是亞洲、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外國公司，幾乎所有的電子產品設計商都要靠他們服務的廠家來製造產品。
直到去年還在擔任白宮經濟顧問的傑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說，“今天的美國很難創造出適合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蘋果公司的做法就可以說明原因何在。如果說蘋果公司代表著資本主義巔峰狀態的話，我們就該擔驚受怕了。”
蘋果管理層宣稱，走向海外是他們在目前階段的惟一選擇。按照一位前蘋果管理人員的講述，離iPhone預定上架日期隻有數周的時候，蘋果公司靠一家中國工廠幫忙才完成了生產計劃。原因在於蘋果公司臨時改變了iPhone屏幕的設計，不得不對裝配線進行全麵調整。將近午夜的時候，新的屏幕才陸續運抵裝配工廠。
根據這位管理人員的說法，廠裏的一名工頭立刻叫醒了公司宿舍裏的八千名工人，給每名工人發了一包餅幹和一杯茶，吩咐他們前往車間。不到半個鍾頭，往傾斜放置的手機外殼上安裝玻璃屏幕的12小時工作班次宣告開始。不到96個小時，那家工廠就已經在以日產一萬多台的速度生產iPhone了。
這位管理人員說，“那家工廠的速度和靈活性令人咋舌，沒有哪家美國工廠能跟它相提並論。
幾乎所有的電子公司都講得出類似的故事，“外包”也已經成為數百個行業的通行做法，會計、法律服務、銀行、汽車製造和製藥行業都是如此。
蘋果公司雖然遠遠算不上個例，但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一些傑出公司的成功表現為什麽沒有衍生大量的國內工作機會。除此之外，這家公司的種種決策還引出了一個更為深廣的問題，在全球經濟與國內經濟日益融合的今天，美國企業對美國國民負有什麽樣的責任。
直至去年9月還是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的貝特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說，“美國公司曾經覺得自己有責任支持美國工人，即便這並不是財務上的最佳選擇。這樣的觀念已然不複存在，利潤和效率壓倒了慷慨的情操。”
各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紛紛表示，前述觀念實屬天真幼稚。公司高管們指出，美國人雖然居於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之列，但美國的培訓工作已經跟不上形勢，再也不能為各家工廠提供足夠數量的中等技術工人了。
各家公司辯稱，要想興旺發達，他們就隻能把工作轉移到那些利潤足以維持不斷創新的地方。如其不然，假以時日，美國的工作機會還有進一步減少的風險。例證便是包括通用在內的眾多美國製造業巨頭，它們曾經豪氣幹雲，後來卻紛紛縮水，因為市場上出現了一些身手靈活的競爭者。
《紐約時報》向蘋果公司提供了本篇報道的詳細綱要，然而，以行事隱秘著稱的蘋果公司拒絕就此發表評論。
本篇報道基於大量訪談，采訪對象包括近40名離職或現職蘋果員工及外包商，其中多人都要求隱去姓名，怕的是丟掉工作。此外，報道的采訪對象還包括一些經濟學家、製造業專家、國際貿易專家、技術分析家、學術研究人員、蘋果供應商員工、競爭對手、合作夥伴以及政府官員。
蘋果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員私下表示，鑒於世界形勢已經急劇改變，僅以員工數目來衡量企業貢獻是一種錯誤的做法。他們同時指出，蘋果在美國的工人數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他們說，蘋果的成功給創業者帶來了商機，並在手機運營商以及蘋果產品承運人之類的企業裏催生了更多的工作機會，由此推動了美國經濟。他們還說，說到底，消除失業並不是他們的事情。
蘋果公司的一位現職管理人員說，“我們在100多個國家銷售iPhone，並沒有義務解決美國的問題。我們隻有一個義務，那就是推出最好的產品。”
“我想要玻璃屏幕”
2007年，離iPhone預定的上架時間還有一個月出頭，喬布斯先生把一小群僚屬召進了一間辦公室。幾個星期以來，他兜裏一直都揣著一部iPhone樣機。
據一名與會者回憶，喬布斯先生氣衝衝地舉起了樣機，調整著樣機的角度，好讓大家都看到塑料屏幕上的幾十條微小劃痕。這之後，他把自己的鑰匙從牛仔褲兜裏掏了出來。
他告訴與會者，人們都會把手機揣在兜裏，還會把鑰匙裝進去。“我不願意出售會有劃痕的產品，”他疾言厲色地說。這一來，惟一的辦法便是代之以不會產生劃痕的玻璃。“我想要玻璃屏幕，這件事情必須在六周之內辦好。”
與會的一名管理人員走出房間，訂了一張去深圳的機票。既然喬布斯先生提出了“辦好”的要求，那就隻能到深圳去。
兩年多的時間裏，蘋果公司一直在開發這個代號為“紫色2”（Purple 2）的項目，同樣的一些問題在項目的每個階段反複浮現：怎樣才能徹底顛覆原有的“手機”概念？怎樣才能設計出一款質量最上乘——比如說，帶有不會劃花的屏幕——的手機，同時確保公司能以足夠低廉的成本迅速推出數以百萬計的產品、由此賺取豐厚的利潤呢？
幾乎是在每一次討論當中，問題的答案都出現在美國之外。iPhone的組件雖然因型號而異，所有的iPhone卻都包含著數百個零件，在海外生產的零件估計占總數的90%。高科技半導體來自德國和台灣，內存來自韓國和日本，顯示屏和電路板來自韓國和台灣，芯片組來自歐洲，稀有金屬來自非洲和亞洲，組裝的地點則是中國。
創業之初，蘋果公司通常隻會在自家後院裏尋找代工廠。舉例來說，該公司於1983年推出了個人台式電腦Macintosh，數年之後，喬布斯先生曾經吹噓它是“真正美國製造的機器”。1990年，喬布斯先生還在打理後來被蘋果收購的NeXT公司。當時他曾經告訴一名記者，“我為我們的電腦自豪，同樣為我們的工廠自豪。”遲至2002年，蘋果公司的高層都還會時不時地開車往總部的東北方向走上兩個小時的車，到加州的埃克格魯夫（Elk Grove）去視察公司的iMac工廠。
然而，進入2004年的時候，蘋果公司已經把大部分的生產工作轉到了國外。主導這一決策的人是蘋果公司的運營專家蒂莫西·庫克（Timothy D. Cook）。去年8月，喬布斯先生去世六周之前，他接替喬布斯先生當上了蘋果的首席執行官。2004年的時候，大多數美國電子公司已然轉向海外，正在掙紮求生的蘋果公司由是認為，自己必須用上所有的有利條件。
亞洲之所以誘人，部分原因是那裏的半熟練工人比較便宜。不過，吸引蘋果公司的並不是這一點。對於高科技公司來說，支出的大頭是零件采購和管理來自數百個公司的組件及服務供應鏈，與之相較，人力成本可謂微不足道。
一名蘋果公司前高管說，按照庫克先生的看法，聚焦亞洲的決策“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因”。亞洲的工廠“擴大或縮小規模的速度比較快”，與此同時，“亞洲的供應鏈也比美國強”。這名前高管說，由此而來的結果就是“在這一階段，我們沒法跟別人競爭”。
2007年，喬布斯先生提出關於玻璃屏幕的要求之後，上述條件的優越性立刻變得一目了然。
多年以來，手機生產商一直不願意使用玻璃屏幕，因為它需要精確的切割和打磨，達到標準的難度非常之大。蘋果公司已經選定美國的康寧公司（Corning Inc.）來生產大塊的強化玻璃板。然而，要想把玻璃板切成數以百萬計的iPhone屏幕，那就得找到一家空閑的切割工廠、數百塊實驗用的玻璃板以及一大幫中級技師。光是準備工作就得消耗一大筆資金。
就在這時，一家中國工廠跑來投標，要求承攬這項工作。
蘋果的考察小組趕到那家中國工廠的時候，廠主們已經開始興建新廠房了。一名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回憶，廠長的解釋是，“這是在提前做準備，免得你們的訂單讓我們措手不及”。此前中國政府已經承諾為許多產業提供成本補貼，那家玻璃切割工廠也從中分了一杯羹。他們有一間裝滿玻璃樣品的倉庫，可以向蘋果公司提供免費樣品。廠主們還答應提供技師，幾乎不需要費用。他們已經建起了廠內宿舍，員工可以24小時隨叫隨到。
那家中國工廠拿到了訂單。
另一名前蘋果高管說，“整條供應鏈如今都在中國。需要1000個橡膠墊圈嗎？隔壁就有這樣的工廠。需要100萬個螺絲釘嗎？廠子就在一個街區之外。需要對螺絲釘做一點小小的改動嗎？三個小時就可以辦到。”
走進“富士康城”
距那家玻璃廠8小時車程的地方是一大片俗稱“富士康城”（Foxconn City）的建築，iPhone的裝配線就在那裏。在蘋果管理層看來，富士康城進一步證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有能力提供比美國同行更好的工人，勤勉的態度也超過美國。
原因在於，美國根本找不出像富士康城這樣的東西。
中國深圳富士康城裏的一條生產線。iPhone就在這家廠裏組裝。
這片廠區有23萬員工，其中許多人都是每周工作6天，一天的工作時間經常會達到12小時。超過四分之一的富士康員工住在公司的宿舍裏，許多工人的日薪都不到17美元。一名蘋果管理人員曾經在換班的時候進入工廠，他的轎車卡在了川流的員工之中。“這樣的規模真是難以想象，”他說。
富士康雇了將近300名保安來引導步行的人流，免得工人堵在門口的狹窄區域。廠區的主食堂平均每天消耗3噸豬肉和13噸大米。廠房雖然一塵不染，附近的茶館裏卻彌漫著煙霧和臭烘烘的煙草味道。
富士康科技公司（Foxconn Technology）在亞洲、東歐、墨西哥和巴西擁有數十家工廠，組裝的電子消費品估計占世界總量的40%，客戶都是亞馬遜（Amazon）、戴爾（Dell）、惠普（Hewlett-Packard）、摩托羅拉（Motorola）、任天堂（Nintendo）、諾基亞（Nokia）、三星（Samsung）和索尼（Sony）之類的公司。
詹妮弗·瑞格尼（Jennifer Rigoni）擔任蘋果公司全球供需經理至2010年，但卻拒絕談論自己的工作細節。她說，“他們可以在一夜之間雇來三千人。哪家美國工廠能在一夜之間雇來三千人、說服他們住進宿舍呢？”
2007年中期，做了一個月的實驗之後，蘋果公司的技師最終拿出了一個完善的辦法，可以把強化玻璃板切割成適合iPhone的屏幕。據一名前蘋果公司管理人員所說，夜深人靜的時候，運送第一批玻璃屏幕的卡車才抵達富士康城。各位工頭立刻叫醒了數千名工人，工人手忙腳亂地穿上製服——男製服是黑白襯衫，女製服則是紅色——迅速排成隊伍，開始手工組裝手機。不到三個月，蘋果公司就賣出了100萬部iPhone。那之後，富士康又組裝了超過2億部iPhone。
富士康在聲明當中拒絕對具體的客戶發表意見。
該公司在書麵聲明當中宣稱，“本公司招募的所有員工都簽有列明各種條款及工作條件的合同，受到中國勞動法的保護。”富士康“認真履行對員工的責任，努力為百萬有餘的員工提供安全有益的工作環境”。
富士康對那名前蘋果管理人員講述的一些細節提出了異議，並在書麵聲明當中指出，所謂的午夜班根本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為不同班次員工的工作時間製定了嚴格的規章，所有的員工都有電子計時卡，根本不可能在規定班次之外的時間進廠工作。”公司還說，所有班次要麽是從早上7點開始，要麽就是從晚上7 點開始，如果有所變更，公司會提前至少12個小時通知員工。
接受采訪的時候，富士康的員工對公司的說法提出了質疑。
對蘋果公司來說，另一個至關重要的有利條件是中國可以提供大量技師，數目令美國望塵莫及。按照蘋果管理層之前的估計，生產iPhone最終要用到20萬名裝配線工人，需要大約8700名工業技師來承擔監督和指導的職責。蘋果公司的分析師預計，要想在美國找到這麽多的合格技師，所需時間將會長達9個月。
到了中國，這件事情隻花了15天的時間。
2010年中國河南省的一個工作招聘會上，應聘者蜂擁在富士康科技公司的展台前。
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副教務長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說，蘋果之類的公司“宣稱，在美國建廠的難點在於尋找技術工人”。這些公司還說，具體說來，他們需要的技師應該受過超過高中生的教育，但又不是非得擁有學士學位。管理人員們堅稱，這種層次的技師在美國非常難找。施密特先生說，“這樣的工作相當不錯，美國卻找不出足夠的人來填補這些空缺。”
iPhone具有一些美國獨有的特色，軟件就是其中一例，與此同時，它新穎的營銷手段也基本上源自美國。不久之前，蘋果公司在北卡羅萊納建立了一個耗資5億美元的數據中心。用於iPhone 4和4S的關鍵性半導體由韓國的三星公司提供，產地則是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丁（Austin）的一家工廠。
但是，以上這些設施並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舉例來說，蘋果的北卡羅萊納中心隻有100名全職員工。據估計，三星的奧斯丁工廠也隻有2400名工人。
讓-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ée）曾經負責蘋果公司的產品開發和營銷，於1990年去職。他說，“即便手機銷量從100萬部增加到了3000萬部，你也用不著更多的程序員。包括Facebook、穀歌和推特（Twitter）在內，所有的新公司都嚐到了這種甜頭。他們不斷成長，但卻不需要雇用太多的人。”
在美國生產iPhone會增加多少成本，相關的數字很難估算。不過，按照多位學者和製造業分析師的估計，由於人力成本對高科技製造業來說微不足道，支付美國標準的薪金會讓每部iPhone的成本增加至多65美元。鑒於蘋果公司從每部手機收獲的利潤往往可以達到數百美元，從理論上說，即便在美國生產手機，蘋果公司依然可以得到相當不錯的收益。
然而，這樣的分析從很多方麵來說都沒有什麽意義，原因在於，在美國生產手機的條件遠不隻是雇用美國人那麽簡單，還意味著要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進行調整。蘋果管理層認為，美國就是沒有那麽多符合公司需要的工人，也沒有速度夠快、靈活性夠大的工廠。康寧公司之類的蘋果合作方也宣稱，他們必須走向海外。
蘋果公司的玻璃訂單讓康寧公司設在肯塔基州的一家工廠獲得了新生，時至今日，用於iPhone的大部分玻璃仍然產於此地。iPhone大獲成功之後，康寧公司從急欲模仿蘋果設計的各家公司那裏接到了一大堆訂單。它的強化玻璃年銷售額增長到了7億美元以上。為了滿足新起的市場需求，公司雇用了或說是保留了大約1千名美國員工。
不過，隨著市場的擴張，康寧公司已經把大部分的強化玻璃生產任務轉到了位於日本和台灣的工廠。
康寧公司副主席兼首席財務官詹姆斯·弗羅斯（James B. Flaws）說，“我們的客戶來自台灣、韓國、日本和中國大陸。我們固然可以在美國生產玻璃，然後再用船運過去，航程卻長達35天。我們也可以改用空運，可空運的費用是海運的10倍。既然如此，我們就把玻璃廠開在了那些組裝廠的隔壁，那些組裝廠都在國外。”
161年前，康寧公司在美國誕生，時至今日，它的總部依然位於紐約州北部。理論上說，公司可以把所有的玻璃生產任務放在國內。但是，弗羅斯先生說，這就“需要對整個行業的結構來一次全麵調整。電子消費品行業已經變成了亞洲的獨門生意。身為美國人，我對這種狀況感到擔心，可我沒辦法阻止這樣的勢頭。亞洲已經取代了美國在過去40年當中的地位。”
中產階級工作萎縮
第一次踏進加州埃克格魯夫那家蘋果工廠的時候，埃裏克·薩拉戈薩（Eric Saragoza）恍然覺得，自己走進了一處工程技術的仙境。
當時是1995年，這家鄰近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的工廠雇用了超過1500名工人。廠房裏麵就像是一個萬花筒，有各式各樣的機械手，有承載著各種電路板的傳送帶，最後還有處於各個裝配流程的花花綠綠的蘋果電腦。身為技師的薩拉戈薩先生在廠裏的地位迅速攀升，很快就進入了負責診斷產品問題的精英團隊，薪水也增加到了5萬美元。他和妻子生了三個孩子，還買了一幢帶遊泳池的房子。
他說，“當時的感覺就是，我的學總算是沒有白上。我早就知道，這個世界需要會做東西的人。”
與此同時，電子產業卻起了變化。由於產品銷勢每況愈下，蘋果公司正在奮力進行自我改造。薩拉戈薩先生入職幾年之後，他的老板談起了加州工廠相對於海外工廠的劣勢：刨去原材料不算，在埃克格魯夫生產一台售價1500美元的電腦需要22美元的成本，在新加坡生產的成本是6美元，台灣則是4.85美元。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工資，而是倉儲之類的成本，以及工人完成活計的速度。
薩拉戈薩先生說，“老板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每天工作12個小時，星期六也得上班。可我是個有家有口的人，還想看我的孩子們踢足球呢。”
現代化的進程總是會讓一些工作變化或者消失。美國經濟先是從農業轉型為製造業，然後又轉入其他產業，在此期間，農夫變成了鋼鐵工人，跟著又變成了推銷員或者中層管理人員。這樣的轉變帶來了許多經濟效益，總體說來，即便是沒有技術的工人也可以通過每一次的轉變獲得更高的工資，獲得更大的上升機會。
然而，經濟學家們指出，過去20年當中，某種更為根本的東西發生了改變。中等收入的工作開始消失。今天的新工作過多地集中於餐館職員、接線員、醫院護理人員和臨時雜工之類的服務性崗位，這些崗位提供不了多少升入中產階級的機會。對於沒有大學學位的美國人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即便是擁有大學學位的薩拉戈薩先生也抵擋不住這樣的勢頭。剛開始，公司把埃克格魯夫工廠的一些日常工作交到了海外，薩拉戈薩先生沒有在意。接下來，人工智能設備把蘋果公司變成了一個未來主義風格的遊樂場，也給公司管理層提供了用機器取代工人的機會。公司把一部分的問題診斷工作交給了新加坡。管理工廠庫存的中層紛紛下崗，原因在於，公司突然發現，有那麽幾個連著網的人就夠用了。
薩拉戈薩先生身價太高，沒法安排不需要技術的工作。與此同時，他又不具備擔任高層管理人員的資質。2002年的一次夜班之後，上頭把他叫進一間小辦公室，辭退了他，然後就讓人送他出廠。他教了一陣高中，跟著又嚐試重返科技行業。然而，到那個時候，曾經幫助該地區贏得“北方矽穀”美名的蘋果公司已經把埃克格魯夫工廠的大部分改造成了一個售後服務電話中心，新員工的時薪通常隻有12美元。
矽穀倒是有工作機會，隻可惜都沒有變成現實。薩拉戈薩先生現年48歲，家裏已經有了5個孩子。他說，“他們真正想要的是30來歲、沒有孩子的人。”
找了幾個月工作之後，他產生了絕望的感覺。就連教書的工作也已經無處尋覓了。於是乎，他在一家電子行業臨時工介紹所找了個工作，蘋果公司雇那家介紹所來檢修退回的iPhone和iPad，然後再把機器還給顧客。薩拉戈薩先生每天都要開車去他曾經擔任技師的那座大樓，在那裏擦洗數以千計的玻璃屏幕、插入耳機以測試音頻接口，時薪10美元，沒有福利。
蘋果公司的發財日子
蘋果公司的海外業務及銷量膨脹之際，公司高層也大發其財。上一個財政年度，蘋果公司的收入高達1080億美元，超過密歇根、新澤西和馬薩諸塞三州預算的總和。2005年拆分股份之後，蘋果的股價已經從45美元左右漲到了427美元以上。
一部分的財富落到了股東手裏。蘋果股票是股東最分散的股票之一，高漲的股價讓數百萬個人投資者、401(k)基金和養老基金從中受益，也讓蘋果的工人發財致富。上一個財政年度，除了工資之外，蘋果的員工和經理還得到了總值超過20億美元的股票，兌現或生效的股票及期權總值也達到了14億美元。
不過，最大的受益者通常都是蘋果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去年，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先生獲得了將在10年之內逐步生效的大量贈與股，按現在的股價計算，這些股票的價值是4.27億美元。除此之外，他的薪水也漲到了140萬美元。蘋果公司的證券披露材料顯示，2010年，庫克先生的薪酬包總值為5900萬美元。
一名與蘋果公司關聯緊密的人士宣稱，蘋果員工的薪酬是合理的，部分是因為蘋果公司為美國乃至全世界創造了如此龐大的價值。隨著業務的發展，公司已經擴大了國內員工的規模，包括從事製造業的員工。去年，蘋果公司在美國的雇員增加了八千人。
其他公司紛紛將電話中心遷往海外，蘋果公司卻把自己的電話中心留在了美國。某消息來源估計，蘋果產品的銷售已經促使其他公司雇用了數以萬計的美國人。舉例來說，聯邦快遞（FedEx）和UPS宣稱，由於蘋果產品帶來的巨大運輸量，他們都為美國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不過，兩家公司都不願意提供具體的數字，說是需要得到蘋果公司的許可，與此同時，蘋果公司拒絕提供這樣的許可。
蘋果公司的一名現職管理人員說，“我們雇用中國工人的做法無可指責，因為美國已經不能提供我們需要的人才了。”
除此之外，蘋果方麵的消息來源說，公司已經為美國人創造了大量的好工作，有的崗位是在蘋果的零售店裏，還有的是在銷售iPhone和iPad應用軟件的商家那裏。
做了兩個月iPad測試工作之後，薩拉戈薩先生辭了職。按他的盤算，與其忍受這麽低的薪水，還不如把時間用來尋找別的工作。不久之前的一個十月夜晚，薩拉戈薩先生坐在自己的蘋果筆記本跟前，又在網上發了一輪簡曆。與此同時，半個地球之外，一位女士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這位女士名叫林麗娜（音譯），是PCH國際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項目經理，該公司與蘋果等電子公司簽有合約，負責協調配件生產，比如iPad玻璃屏幕的保護套。林女士不是蘋果雇員，但卻為蘋果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林女士的工資略少於薩拉戈薩先生受雇於蘋果時的工資。通過看電視和中國一所大學的教育，她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每個月，她和丈夫都會把四分之一的工資存入銀行。夫妻倆住在一套108平方米的公寓裏，同住的還有兒子和姻親。
“工作機會多得很，”林女士說，“尤其是在深圳。”
在中國，林麗娜（音）是PCH International的一個項目經理。該公司和蘋果簽有合同。"有很多工作機會，"她說。“特別是在深圳。”
創新浪潮的輸家
去年，奧巴馬總統與喬布斯先生及其他矽穀高管的那場晚宴臨近尾聲的時候，所有人都起身準備離開。一群想要合影的人圍在了總統身邊，喬布斯先生身邊也圍起了一群規模略小的人。關於他病情惡化的流言已經傳開，有些人希望跟他合個影，沒準兒是最後一次了呢。
到最後，兩個人走到了一起。按照一名旁觀者的敘述，喬布斯先生對奧巴馬總統說，“我並不為國家的長遠前途擔心。這個國家棒極了。我隻是擔心，我們關於解決方案的探討不夠徹底。”
舉例來說，晚宴過程之中，各位高管曾經建議政府修改簽證政策，為各家公司雇請外國技師打開方便之門。有些人敦促總統給各家公司一個“稅負假期”，好讓他們把海外利潤轉回國內，同時還說，他們會用這些利潤來創造工作機會。喬布斯先生甚至提出，如果政府願意協助培訓美國技師的話，有朝一日，蘋果興許會把一部分高技能製造業務遷回美國。
經濟學家們就以上及其他一些措施的效用爭論不休，同時指出，有些時候，意料之外的發展會為步履艱難的經濟帶來轉機。舉例來說，分析師們上一次為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而揪心的情形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那個時候，互聯網幾乎還不存在。當時很少有人能夠想到，平麵設計學位會迅速成為一個精明的賭注，與此同時，電話修理卻會變成一個沒有前途的專業。
不過，美國能不能把未來的技術革新變成千百萬個工作機會，眼下還是個未知之數。
過去10年當中，太陽能、風能、半導體製造以及顯示技術方麵的技術飛躍已經帶來了數以千計的工作機會。這類產業有許多都是發源於美國，由此而來的大部分工作機會卻落到了國外。各家公司紛紛關閉在美國的大型設施，為的是在中國重新開張。公司管理層的說辭是，他們這麽做，是為了跟蘋果爭奪投資者。要是增長速度和利潤率趕不上蘋果的話，他們就無法生存。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勞倫斯·凱茨（Lawrence Katz）說，“新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終將出現。可是，那些40多歲的人具備贏得機會的技能嗎？他們會不會被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搶在頭裏、再也無法回到中產階級的行列呢？”
來自多個產業的管理人員紛紛表示，喬布斯先生之類的商人加快了創新的速度。在以前，通用公司要等長達五年的時間才會對車型進行大幅度修改。反觀蘋果公司，它在4年之內就推出了5款iPhone，手機的速度和內存都翻了倍，針對部分用戶的售價卻有所降低。
跟奧巴馬總統道別之前，喬布斯先生從兜裏掏出了一部iPhone，為的是炫耀一款影像效果無比精細的應用軟件——一款駕駛遊戲。手機反射著房間裏的柔和光線，身價總和超過690億美元的其他高管爭先恐後地隔著他的肩膀觀賞遊戲畫麵。所有的人眾口一詞，這款遊戲妙不可言。
手機屏幕之上，不見絲毫劃痕。
David Barboza, Peter Lattman, Catherine Rampell 對此文有貢獻。
翻譯：李家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