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穌在馬太福音裏的經文：“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根據多年的觀察，我可以說，在八九民運中，最勇敢的是像李旺陽一類的平民和工人，最不爭氣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一些入獄的知識分子低頭認罪，有的甚至上電視作偽證，證明自己沒看見天安門死人，以此求得當局的寬恕。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的知識分子政治犯，大多沒有遭受過酷刑。而李旺陽，卻承受了我們不能設想的最嚴酷的刑罰。
尊嚴是人的本性之一。人的這種本性，可以讓所有的極權製度都失效，因為擁有尊嚴感的人不甘匍匐在極權的腳下。因此，極權主義千方百計要摧毀人的尊嚴。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著作裏，揭露極權主義的暴力以“三步程序”消滅真正意義上的人：第一步是“殺法權之人”，即剝奪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第二步是“殺道德之人”，摧毀人們良心的抵抗：第三步是殺絕人的個性思想和創造性，把人變得象行屍走肉。
茉莉: 悼念我的老鄉李旺陽
“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
——悼念我的老鄉李旺陽
（瑞典）茉莉
獲知李旺陽“被自殺”，我淚眼朦朧。人類舍生取義的曆史，在我們湖南那塊灼熱的土地一再上演。百年前譚嗣同毅然走上斷頭台，百年後久經摧殘的李旺陽，被一根白絲帶係於窗上。譚嗣同十八歲時，曾寫下這樣血性而剛烈的詩句：“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
這兩位湖南老鄉都成為不朽的殉道士。在西方詩歌裏，有一種美被稱為“毀滅之美”。毀滅何以產生美？其美在於人對真實信念的執拗的堅守。一百多年來，中國曆史千回百折，但義人們追求的基本價值卻是亙古不變的，例如自由、正義和真善美。
世界為李旺陽的命運而震驚，網上中國人紛紛悼念和抗議，成千上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為李旺陽伸張正義。就像一道慘白而強烈的光束，李旺陽之死投向當今中國的重重黑暗，使黑暗顯露出醜陋而殘忍的原形。
◎ 我和李旺陽同時在邵陽判刑
我和李旺陽不但是邵陽老鄉，而且是在同一時期被判刑入獄的政治犯。1989年6月9日，李旺陽因組織“邵陽市工自聯”並擔任主席而被捕。6月14日，我因為發表譴責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演講而被收審。
記得那年的一個秋日，我在邵陽看守所的女牢裏，看守所範所長在鐵窗頂上喊我，說：“莫莉花，今天工自聯的李旺陽被判13年刑期，你的影響比他大，可能會判刑更重。”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李旺陽的名字。
後來聽我家先生傅正明說，李旺陽是在1989年10月開庭判刑的，那天他前去法庭旁聽。法庭設在一個工廠的禮堂裏，雖然是公開審判，但旁聽的人寥寥無幾。傅正明堅持聽完了審判，後來告訴我：李旺陽在其“最後陳述”裏，仍然堅持譴責鄧小平鎮壓學生運動的暴行，是一條硬漢子！
1989年12月24日，我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邵陽市委大禮堂開庭。在此之前，中共法院曾警告過我，如果我利用公開說話的機會繼續宣傳學潮中的觀點，將被從嚴治罪。我的律師轉告我，說家中親人為此非常擔憂。想到年邁的雙親和年幼的孩子，我不得不講究策略。後來我采取的法庭辯護對策是：回避六四屠殺的問題，隻從法律角度為自己做無罪辯。
我的案子開庭的那天，市委大禮堂座無虛席。上千市民和大專學生忍受著寒冷和饑餓，陪伴我受審。他們屏息靜聽我的自我辯護，不斷爆發出鼓勵我的掌聲。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法庭隻好把我的刑期壓至原內定範圍的最低，即有期徒刑3年。
事隔二十三年再來回憶這段舊事，我已經沒有了當年法庭抗辯成功的自豪感，而隻有深深的愧疚。我的刑期隻有李旺陽刑期的零頭那麽多，是因為我不像他那樣勇敢，不像他那樣在法庭上堅持說出六四真相。同時，身為高校教師，我的遭遇在邵陽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關注，我受到的懲治因此遠比一般工人市民為輕。當時，很少有人去關注一個被判重刑的普通工人。
根據多年的觀察，我可以說，在八九民運中，最勇敢的是像李旺陽一類的平民和工人，最不爭氣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一些入獄的知識分子低頭認罪，有的甚至上電視作偽證，證明自己沒看見天安門死人，以此求得當局的寬恕。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的知識分子政治犯，大多沒有遭受過酷刑。而李旺陽，卻承受了我們不能設想的最嚴酷的刑罰。
1993年我出獄後流亡香港，開始在一家餐館打工洗盤子。當時我們幾個朋友私人湊了一筆錢，捐給仍在獄中的李旺陽。我把錢寄給一個朋友，讓朋友的朋友轉到李旺陽的妹妹李旺玲那裏。然而，好心幫忙的朋友卻因此受到當局的追究。後來我幾次找同是邵陽老鄉的盧四清商量，怎樣才能給李旺陽送點治病的錢。盧四清覺得這事很困難，他說：“茉莉，現在邵陽國安部監視得非常厲害，你找誰幫忙送錢，就害了誰。”那是一個救助無門的世道。
◎ 精神聖徒捍衛真實和尊嚴
由於我們的無能，由於缺乏足夠的社會關注，中共當局在長期迫害李旺陽時毫無顧忌。六四過去的23年裏，李旺陽竟然有21年在獄中。第一次入獄時，他還是一個健康的中年男子；第二次入獄時，他已經成了被人抬進監獄的殘疾人了，最後成為一位疾病纏身、雙目失明、雙耳失聰的殘疾老人。人生境遇慘痛如此，夫複何言！
為什麽李旺陽要承受這樣的磨難？這是因為，他的心中有著某種不可摧毀之物，即對於自由和尊嚴的信念。他真正實踐了哈維爾的理想：“生活在真實中。”“我今天受迫害，不過是我骨子裏流的熱血要比你多一些而已。”李旺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運。
最初，李旺陽和我一樣，都曾事先獲知“六四”後將要抓人的消息，當時我們都拒絕逃走。李旺陽的理由是：如果逃跑，就對不起邵陽工人。但我在出獄後，因一個采訪事件陷入危險境地，由於不願再次入獄，我選擇了逃亡海外之途，而後在瑞典一直過著自由和安寧的生活。
李旺陽本來也有機會逃避更多的厄運。中共當局曾多次要求李旺陽寫悔過書，承諾隻要認罪就放他出獄給他自由，但李旺陽寫出來的卻是批判中共的檄文。由於骨子裏流淌的熱血和信念，這位工人兄弟寧願把牢底坐穿，也絕不向中共當局示弱妥協。
據他的獄中好友張善光先生說，李旺陽是讀過不少書的，他知道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知道渴望光明、自由和尊嚴的人們將要麵臨的種種凶險：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於死亡，還有跟人們的疏遠，完全的孤獨。
尊嚴是人的本性之一。人的這種本性，可以讓所有的極權製度都失效，因為擁有尊嚴感的人不甘匍匐在極權的腳下。因此，極權主義千方百計要摧毀人的尊嚴。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著作裏，揭露極權主義的暴力以“三步程序”消滅真正意義上的人：第一步是“殺法權之人”，即剝奪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第二步是“殺道德之人”，摧毀人們良心的抵抗：第三步是殺絕人的個性思想和創造性，把人變得象行屍走肉。
為抵抗如此殘酷的專製暴力，李旺陽喪失了一切：視力、聽力、健康和本應有的家庭。在他去世前，香港記者采訪他，隻能在他的手上或大腿上寫字。但是，當中國人在邪惡麵前喪失抵禦的意誌、普遍變得麻木不仁之時，李旺陽維護了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尊嚴。
白居易曾有詩雲：“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作為一位充滿尊嚴的精神聖徒，李旺陽將長存於我們心中。
◎ 堅持公開言說六四至死不渝
對自己的人生，李旺陽曾有一個平凡而美麗的夢想：出獄後賣掉自家的老屋，拿這筆錢開一家餐館，做有品牌的大飯店，前有停車場後有草坪。朋友們來了，就在草地上品茶、喝酒、聊天、曬太陽，不亦樂乎。這些夢想，是他與好友在獄中醫院住院時談到的。
然而，李旺陽沒法擺脫厄運去追求他的美麗夢想，因為他自始至終都在言說六四。1989年李旺陽到北京受到學潮感染，在軍隊戒嚴後他組織工人聲援學生，在六四鎮壓後他發動遊行示威，在公審法庭上他仍然言說六四。直到臨死之前，一身殘疾、不能獨自行走的他還在醫院裏接受香港記者采訪談六四。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六四”尚存在於他們的記憶之中的，他們也在私下裏談論六四。但是，公開言說與私下談論是很不相同的。公開言說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是對禁錮言論的權力的挑戰。尤其是在人們對某個公開事件集體保持沉默的時候，公開言說意味著承擔責任，意味著刺破權勢者刻意隱瞞的真相，因此需要更大的勇氣。
米奇尼克曾高度評價公開言說的意義：“詞語有他們自身的力量；正是詞語創造了一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對於六四屠殺，言說本身就是行動，因為言說可以呼喚人們的正義感，足夠的言說可以形成一個推進社會進步的話語場，促使人們思考並解決問題。
正因為言詞有如此力量，所以中共當局要以嚴厲的手段懲罰公開言說者。不肯放棄言說六四的李旺陽，在獄中曾有二十多次被關小號，那種又黑又臭的囚室被稱為“棺材倉”。他遭受的酷刑多種多樣：手銬銬進骨頭、牙齒被撬光、還有電棍和毒打。
當一百個享受優渥生活的中國禦用文人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因其道德上的虛偽怯懦成為專製製度的共謀者，當嘲笑英雄的犬儒主義成為中國社會通病之時，我們悼念因精神高貴而遭受苦難的勇士李旺陽。對李旺陽的命運心懷愧疚的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像李旺陽那樣，繼續不懈地公開言說六四。
寫到這裏，我想起廣州維權的朋友在河邊放23艘點上蠟燭的紙船，悼念在六四後遭受了23年厄運的李旺陽。那裏燭光點點如星星閃耀，本不信神的我默念起主耶穌在馬太福音裏的經文：“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