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李井泉主政四川之評述 惡行很多
大躍進浮誇風
1958年起，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全國上下都處在狂熱、亢奮的狀態，李井泉的極左作派在那個時期表現得最為充分。 首先，李憑主觀臆斷大搞胡誇風、瞎指揮，全然不顧起碼的常識，在四川全省掀起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在李的狂熱慫恿和高壓下，成都郊區竟然放了一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那時稻穀畝產8百斤就算高的了），這是當時全國之最，立即上了報。這種天方夜譚般的假貨色，李卻不準別人懷疑，誰懷疑就要挨整。李在動員會上對幹部們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揮農業生產，在四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落。糧食減產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糾正過失，反而進一步弄虛做假，硬撐麵子：他下令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大搞“一平二調”，把遠離交通路線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那時不斷有從中央和各地的代表們到四川來參觀“取經”。
李還在四川大搞“一個樣 ”，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那時共產黨官員們儼然都成了“農業專家”，強迫世世代代務農的農民們按照他們發昏的頭腦想出來的辦法去耕作。這樣瞎搞胡搞的結果使糧食大大減產。
另一方麵，1958年大規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強壯勞力都被抽去“煉鋼”（實際上土爐子煉出的都是些沒有價值的鐵渣疙瘩），使許多地方成熟的莊稼爛在田地裏收不回來，這更加大了糧食的缺口。這裏且不說大煉鋼鐵時濫伐林木、強迫農民砸鍋砸鎖等等所造成的嚴重破壞。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峻，從1950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
可是，李井泉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李為了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妄顧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約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和。
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根據資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隻有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任何供應可言。就連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落實不了，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
天府之國 家徒四壁
大饑荒年代四川農村究竟是一幅什麽景象呢？讓我們看看當時一個調查組到重慶所屬的長壽縣（還不是最糟糕的縣）農村所看到的場景：樹木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公社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 調查組成員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
另據曾任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的鄧自力（因順應民意提出解散公開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坎坷人生》中記載：“糧食不夠就搞代食品，什麽胡豆葉，芭蕉頭，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來充饑。後來這些東西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觀音土。觀音土吃下去肚子發脹，不能排泄，幾天後就被脹死……
後來，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鄧自力被貶至長寧縣作縣委副書記後，親睹該縣的慘狀：“長寧是個爛攤子，二十多萬人口就餓死了七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李井泉在四川當政期間，共餓死了幾百萬人。而後卻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
任人唯親 排除異己
李井泉主政期間，大搞獨斷專行，任人唯親，排除異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幹部。 例如1958年1月的“張文澄右派反黨集團”案，1963年4月的“蕭、李、廖右傾反黨集團”案等，都是李親手泡製的冤、假、錯案。 1966年文革初期，李為求自保，把一批省級幹部如張黎群、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等拋了出來，打成“黑幫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經過那個時代的四川人不會忘記，文革前每年國慶節，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稱為“小天安門”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檢閱遊行隊伍。
人們也不會忘記，當草民們正在忍饑受凍的年月，成都軍區、錦江、重慶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如何笙歌達旦，多少年輕漂亮的女演員陪伴李書記翩翩起舞。
為了滿足李的特殊嗜好，後勤服務人員常忙得不亦樂乎，為他準備例如鐵板燙鵝腳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鰍、青蛙和團魚等刁鑽古怪的玩藝兒。困難時期用公款大修富麗堂皇的“書記院”。特設專為李井泉等少數特權階層（包括其家屬）服務的醫療機構“省三門診部”（醫療器械、藥品和高級補藥等大多是從英美等國進口的）。李書記等首長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揮霍無度；多達四十多人的服務人員隊伍專門服侍李井泉等幾個“首長”……
當李井泉正是仕途躊躇滿誌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飆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的走資派，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響徹全川——沒有哪一派保他，連最“鐵杆”的保守組織都不公開提保衛李井泉，李像喪家犬一樣在雲、貴、川東奔西藏，好歹躲過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運卻很慘：夫人肖裏在揪鬥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後被逼上吊自殺；次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到幾乎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還未斷氣就被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燼…這不能不說是喪失人性的暴行！
在文革那種暴虐無道、喪失理性、法製廢馳的時代，全國上下肅殺恐怖，紅色暴徒們什麽事情幹不出來？類似的暴行在全國各地並不罕見——問題是當李的家人被鬥死的消息傳到四川民間時，不管哪派觀點的人都暗自稱快，這隻能說明川民對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當為為官者的鑒戒。一句話，當代惡魔
大躍進浮誇風
1958年起，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全國上下都處在狂熱、亢奮的狀態，李井泉的極左作派在那個時期表現得最為充分。 首先，李憑主觀臆斷大搞胡誇風、瞎指揮，全然不顧起碼的常識，在四川全省掀起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在李的狂熱慫恿和高壓下，成都郊區竟然放了一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那時稻穀畝產8百斤就算高的了），這是當時全國之最，立即上了報。這種天方夜譚般的假貨色，李卻不準別人懷疑，誰懷疑就要挨整。李在動員會上對幹部們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揮農業生產，在四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落。糧食減產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糾正過失，反而進一步弄虛做假，硬撐麵子：他下令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大搞“一平二調”，把遠離交通路線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那時不斷有從中央和各地的代表們到四川來參觀“取經”。
李還在四川大搞“一個樣 ”，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那時共產黨官員們儼然都成了“農業專家”，強迫世世代代務農的農民們按照他們發昏的頭腦想出來的辦法去耕作。這樣瞎搞胡搞的結果使糧食大大減產。
另一方麵，1958年大規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強壯勞力都被抽去“煉鋼”（實際上土爐子煉出的都是些沒有價值的鐵渣疙瘩），使許多地方成熟的莊稼爛在田地裏收不回來，這更加大了糧食的缺口。這裏且不說大煉鋼鐵時濫伐林木、強迫農民砸鍋砸鎖等等所造成的嚴重破壞。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峻，從1950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
可是，李井泉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李為了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妄顧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約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和。
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根據資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隻有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任何供應可言。就連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落實不了，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
天府之國 家徒四壁
大饑荒年代四川農村究竟是一幅什麽景象呢？讓我們看看當時一個調查組到重慶所屬的長壽縣（還不是最糟糕的縣）農村所看到的場景：樹木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公社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 調查組成員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
另據曾任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的鄧自力（因順應民意提出解散公開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坎坷人生》中記載：“糧食不夠就搞代食品，什麽胡豆葉，芭蕉頭，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來充饑。後來這些東西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觀音土。觀音土吃下去肚子發脹，不能排泄，幾天後就被脹死……
後來，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鄧自力被貶至長寧縣作縣委副書記後，親睹該縣的慘狀：“長寧是個爛攤子，二十多萬人口就餓死了七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李井泉在四川當政期間，共餓死了幾百萬人。而後卻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
任人唯親 排除異己
李井泉主政期間，大搞獨斷專行，任人唯親，排除異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幹部。 例如1958年1月的“張文澄右派反黨集團”案，1963年4月的“蕭、李、廖右傾反黨集團”案等，都是李親手泡製的冤、假、錯案。 1966年文革初期，李為求自保，把一批省級幹部如張黎群、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等拋了出來，打成“黑幫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經過那個時代的四川人不會忘記，文革前每年國慶節，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稱為“小天安門”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檢閱遊行隊伍。
人們也不會忘記，當草民們正在忍饑受凍的年月，成都軍區、錦江、重慶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如何笙歌達旦，多少年輕漂亮的女演員陪伴李書記翩翩起舞。
為了滿足李的特殊嗜好，後勤服務人員常忙得不亦樂乎，為他準備例如鐵板燙鵝腳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鰍、青蛙和團魚等刁鑽古怪的玩藝兒。困難時期用公款大修富麗堂皇的“書記院”。特設專為李井泉等少數特權階層（包括其家屬）服務的醫療機構“省三門診部”（醫療器械、藥品和高級補藥等大多是從英美等國進口的）。李書記等首長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揮霍無度；多達四十多人的服務人員隊伍專門服侍李井泉等幾個“首長”……
當李井泉正是仕途躊躇滿誌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飆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的走資派，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響徹全川——沒有哪一派保他，連最“鐵杆”的保守組織都不公開提保衛李井泉，李像喪家犬一樣在雲、貴、川東奔西藏，好歹躲過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運卻很慘：夫人肖裏在揪鬥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後被逼上吊自殺；次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到幾乎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還未斷氣就被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燼…這不能不說是喪失人性的暴行！
在文革那種暴虐無道、喪失理性、法製廢馳的時代，全國上下肅殺恐怖，紅色暴徒們什麽事情幹不出來？類似的暴行在全國各地並不罕見——問題是當李的家人被鬥死的消息傳到四川民間時，不管哪派觀點的人都暗自稱快，這隻能說明川民對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當為為官者的鑒戒。一句話，當代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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