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強奸—誘奸—虐奸—通奸到輪奸——愚民政策考

中國曆史

 

在中國,愚民政策有沒有,昨天問了幾個網友,回答是肯定的。到了什麽程度,大家都說不清楚,本文仍以寫到哪算哪的作風,隨心所欲,權做考古,絕不意未盡而言止。

 

卷一

 

什麽是愚民政策

 

最早見到愚民兩個字,是在中國的教科書上,忘了是什麽時候,但寫的主要是國外和古代,從時空論,和現政府現製度是沒有幹係的,在此亦不作深究。那麽什麽是愚民呢?愚者,愚弄也。民者,大眾也。愚民即愚弄大眾。愚民政策就是當局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無知,閉目塞聽的政策。

 

A :愚民政策發端秦始皇把民女強奸了

 

但還沒來得及將她攬在懷裏就死了。

 

吳晗同誌曾在《論貪汙》中稱整個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貪汙史。其實從民眾教化的角度上來說,又何嚐不是一部愚民史。愚民政策古已有之,從中國通史看,發端於一個私生子皇上――秦始皇,雖然私生是偷偷摸摸的份,愚民卻是明目張膽的,秦始皇的確沒給中國政治開個好頭,焚書坑儒也在曆史上以罵名傳世,直至今日,人們仍能聞到其中的血腥味。秦建立中央集權製,那時衣服旌旗均以黑色為貴,而庶民也以黑布纏頭,號稱黔首,過上了一陣子,“黔首安寧,不用兵革”的日子。

 

皇帝自稱為朕,不過那時皇帝好搞兼職,所以宰相的事他也不並做了(宰相在現在就是總理的意思)。《中國通史》中的說法是“政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裁決”。

 

也許是由於太多的政事纏身,秦始皇並沒有將愚民政策推廣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維護統治方麵,秦始皇做的有兩件事是較為突出的,一是從獨廷尉李斯的建議,將秦以外的史書全部焚毀,私人所藏儒家經內和諸子書都當幹柴燒掉,聚談詩書者斬首,理由是“儒生不師今而學古,各尊私學,誹謗朝政,惑亂民心”(《中國通史卷二19頁》)。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不過,這裏的書並非全燒盡了的,醫藥、占卜及農作物的書不屬燒禁之列。始皇心知肚明,民眾雖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強身健體,所謂思想不可雜草叢生,但田間不可不繁榮錦秀,而始皇幾次出巡,“以示強威,服海內”時也不能不有個風水算卦的先生跟著,幾千年後,人們還喊著“開展體育運動,強健人民體質”便是從那時起的。作物書雖然幾千年沒有大的進展,黔首們仍隻有麵朝黃土北朝天的份,但農也早已納入了科學的範疇,為人津津樂道。

 

光愚弄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是不夠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宮室,其實造宮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還搜集天下兵器,將其銷毀,然後在阿房宮前殿,築成十二個銅人,重各二十四萬斤,據稱,為防有人攜兵器入阿房宮,還設了磁石。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獨夫難為,之後的事是始皇帝沒有想到了。沒有兵器的民眾揭竿而起,這就是陳勝吳廣領導農民兄弟的起義;沒讀過書的項羽劉邦殺進了阿房宮,“項羽入關,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息”。

 

中國文化和動蕩的年代有緣,春秋戰國時期也成了中國曆史上的光輝歲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時的諸多學說,開創了中國未來諸多學派的先河,而秦始皇統一甫定,立刻聞出了百家是異端邪說,要把藏在民間的書付之一炬。焚書坑儒隻是讓人無書可看,或索性不看書,所以那時的民眾還是不失天性的。和其後統治者比,秦始皇也隻是小兒科,區區阿房宮還不夠交學費的。

 

如果說民意是個女人,焚書坑儒,實際上也隻是光天化日下綁架民女的行徑,雖罪惡,但也隻是將她關起來,雖然偶有動手動腳的嫌疑,但主要還是讓民女隔離大千世界,至於民女怎麽想的,秦皇老兒並不知曉,由於秦皇忙於日理萬機,勞頓不堪,還沒來得及將民女攬在懷裏,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時為前二一零年,三年後,秦朝滅亡。

 

B :漢武帝騎著他的《公羊》開始愚民

 

該死的,民女被誘奸了還被蒙在鼓裏。

 

以史為鑒,照見未來。在推翻秦製後建起來的漢統知道如何總結曆史經驗,漢武帝的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高瞻遠矚的一位。

 

前二零六年,集文盲與流氓大成者劉邦奪得天下,建漢,號漢高帝。中國愚民政策有了進一步發展。據史料載,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陰陽五行次之,儒學也隻有替人打醬油的份。從黃老刑名之術,到《公羊》學的盛行,漢時政治進入成熟時期。從霸(刑名)王(儒)道,到純儒學,愚民政策也羽翼漸豐。昔時秦皇,隻知秦家天下,而到漢時,純儒學的政治主張實際將統階階級完全的劃分到一個階級的份上。純儒學政治使上下層豪強得到兼並的便利,同時也形成了大一統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聽皇帝老兒的。

 

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見,獨尊董仲舒與公孫弘的《春秋公羊》,罷黜百家。西漢前期,為官有三條途徑,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財產,自備車馬薪水,可進京做官。

 

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財產。三是由大官老爺征召。而漢武帝在獨尊儒術後,昔日的黔首們也開始官迷心竅,興高采烈地趕著大好前程去了。這就是那時的孝廉與茂才製度。儒學與做官結合起來,武帝說,隻要你們順從我的《公羊》,我就給你們好官做。董仲舒與公孫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處的。當時“古董”成了西漢今文經學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則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漢武帝牽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專誅亂臣賊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裏,便出了陰陽怪調。的確,董仲舒的哲學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董說,凡事有陽就有陰,有上就有下,有順必有逆,有晝必有夜。所謂“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陰陽”。董的陰陽怪調是,陽性尊,陰性卑,君、父、夫是三陽(三綱),臣、子、妻則屬陰。中國幾千的封建糟粕便是從此開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幫奴才。據其陰陽怪調,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有強奸必有被奸。而為了當官,進取向上,有事業心,做新時代的好青年,就隻有皓首窮經的份。據載,武帝後的百年間,因為士人求仕必通儒,因此沒少耗費青春。據稱有個研究《書經》的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來解釋《堯典》中的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其實這些秦大師,雖然通了經文,但卻也隻有當愚氓的份,不過,雖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發而立,事業有成;愚公讀經,公而生子,子而生孫,總有一年能把經書讀透,徹底體會經中央的精神。

 

漢武帝作為西漢時的領袖,其英明在於他不像秦始皇那樣去焚書坑儒,而是讓大家“有書讀,讀好書”。直到二十一世紀,人們還能見到身穿馬褂的人在大街上點著油燈,彼誌不移,令人唏噓。隻是他們仍未明白,因為那點功名利祿而被誘奸,自己早已成了行屍走肉,卻還和《公羊》撒著歡打著滾呢。

 

C :朱熹揮舞著刀子,把辮子咬在嘴裏,表演割陰的藝術

 

被虐奸的性奴痛苦地呻吟著。

 

幾年前,世界衛生組織曾進行過一次調查,目前至少36個國家1.2 億的婦女被割去陰唇。不過,這大多數都發生在非洲的一些國家約定俗成的儀式。事實上,在肉體上的閹割遠不如中國古代文明中的閹割來得漫長。精神與思想上的閹割在宋朝的中國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國人的欲望與創造力也成了裹腳布裏的敲爛的碎玻璃渣子,稍一動彈便會有十指連心之痛。

 

自孔子創立儒學以來,儒學前後有幾次大的變化,首先是戰國孟軻,之後的董仲舒,然後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學。曆朝曆代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會有一種大一統的思想,而這種思想似乎隻是來自統治階級,或是民間的思想,在閹割了真實性與真誠以後的禦用。宋朝的理學便是如此。

 

幾百年後人們將朱熹從墳墓裏挖出來對話,不僅是因為他的英名,更是因為他曾經在中國淵遠流長的愚民曆史長河中掀起過巨浪。直至今日,仍餘波未逝。朱熹主張“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讓他遺臭萬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這話聽來似乎艱澀,卻又語重心長,實則仍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翻版。

 

在程朱理論的教唆下,一向銳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萬世罪人”。這還是王安石死後一百年的事。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理論”被當作不良學說,這和一千年後中國某個時期的“兩個凡是”形成鮮明的對照,和王安石比,可以看出,中國人思想上的長進並不是絕對與時並進的。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實際上就是讓咱們的老百姓甘心為奴,甘心於現存的政治製度,消除異見於無形。大凡異端皆是人欲,統治者的意願便是天理,在將程朱理學推上大一統寶座的宋理宗看來,強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被強奸便天理難容了。

 

就像是那些非洲的部落裏的規矩一樣,如果你不割陰,那你就無法加入成年人的行烈,並為這個部落所不容了。用現在的話來說,朱熹也算是人民的公仆,卻隻作著愚民的事。也可以由於其本身的階級缺陷,脫離了勞苦大眾,做出了傷害勞動人民情感的事。而他也藉著被閹割民眾的血,浮到了宋朝正人君子權威的寶座上去了。正人君子當道,此時的中國人便隻能做一個純粹的人,沒有私心雜念的人,心存天理的人,性冷淡的人,此時的中國,痛苦的呻吟也被皇帝老兒當作快感的呻吟粉飾著。

 

D :從通奸到輪奸

 

清政府很快與洋人勾搭成奸,夢裏回到戰國。

 

從強奸民意的愚民到誘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過去了。到清末,一切又發展到了極致。在《中國通史》中講到清朝的文字獄時有一段感慨,“大抵一個王朝,越是處在強盛的時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較強的自信心。相反,一個王朝處在日趨衰朽的時刻,越是難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強化暴力統治。”於是愚民政策便一並出籠了,在清朝,這種愚民政策是充滿血腥味的,即使是當年的四書五經,也是要經過消毒處理的。

 

康熙曾嚴厲鎮壓反清複明思想的傳播,雍正朝先後興起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等大獄及呂留良、曾靜案,以“文字之過”大興獄訟與殺頭。乾隆時將文字獄作為治國大計。最後的結果是,仇家告訐,誣告盛行。清官遇訟,冤案叢生。師友株連,人人自危。這一點很像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還幹了一件事就是焚書,而且這一燒便是十幾年。人們罵八國聯軍燒了官方的園林時卻很少有人罵朝廷燒民間的書籍。用乾隆的話來說是這些書“大節有虧”、“不足齒於人類”。

 

全毀,抽毀,刪改者不計其數。官方的虐政讓紙張上的曆史變得麵目全非。民眾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著殺人的危險了,草民黔首,非不學無術,而是不能。如此積貧積弱積愚,中國也隻有生靈塗炭的份。於是鬼子們的洋槍洋炮全來了。當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到中國時,清政府很快與洋人勾搭成奸,一起幹著魚肉百姓、強奸民意的勾當了。

 

再之後便是沒完沒了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資本家,反帝國主義……

 

想來在那時候該有人搖著滾著喊夢裏回到唐朝的,但中國並沒有因此回到開元盛世。

 

而是進入了新時期的戰國時代,國家不幸詩人幸,中國人迎來了肉體上的戰亂與精神上的百花齊放。就這樣在兵荒馬亂中有了群混沌初開的人,如魯迅,鬱達夫,茅盾,還有後來的老舍,傅雷,不過他們大多也隻是獲得了無限哀名罷了,鬱達夫是最慘的,他死在武大郎後代(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回頭又想起董仲舒老古董的話,天地必有陰陽,陽為尊,陰為卑。老百姓看來隻有卑的份了。陽在上,陰在下,老百姓便隻有被壓迫的份了。要想“黔首安寧,不用兵革”,老百姓便隻有被愚弄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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