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aoshi2009 【中華論壇】
中國社會亂象叢生，怪事、惡事頻頻出現，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多怪事、惡事，其原因是什麽？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或者減少這些問題？我在此談談個人的一點看法，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無論是政府部門、大學、醫院、企業等單位，還是黨政官員、專家學者、商人、百姓等個人，在考慮問題時普遍缺乏公共理性，他們或者從政黨、部門、單位的利益出發，或者從個人利益、家族利益出發，因此我們會看到每一件事情的最終結果都是維護了決策者的集團利益或個人利益。
我們先來看看最應該具有公共理性的知識分子的行為
學者不斷呼籲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因為這反映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利益。至於知識分子的待遇是否偏低而急需提高，是否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更需要改變，教育腐敗、教育低效更需要解決，他們則很少關心。教授、博導、研究生等抄襲論文已成家常便飯；學者爭取科研課題的主要目的是獲取經濟利益，得到科研課題的手段也是經濟手段——拉攏、腐蝕官員和評委；醫生也不再是白衣天使，不給錢，就縫你*****。。。
再來看看政府的行為同樣缺乏公共理性
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無視房地產價格高企，老百姓買不起房子的現實，一味地抬高地價，一再製造所謂的“標王”，導致老百姓怨聲載道；政府有錢不去優先解決民生問題，而是拿上億元去粉刷房頂。。。
老百姓的行為與前述行為也如出一轍
一方麵，老百姓對社會不公、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深惡痛絕，另一方麵，在遇到關乎自身利益時，想盡方法尋找可以利用的關係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時候，他們絕不會考慮他們這樣做損害了他人的利益；一方麵，他們對社會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另一方麵，在碰到有人落水，需要救人時，又袖手旁觀，麻木不仁。。。
商人的行為更是不僅缺乏公共理性，甚至缺乏起碼的個人道德
不必說三鹿奶粉、地溝油、毒大米這樣喪盡天良的案例，也不必說山寨產品、盜版軟件這樣的一般性違法行為，就連史玉柱這樣的“青年楷模”同樣缺乏公共理性——征途遊戲害了多少青少年？史玉柱不會介意，他隻關心自己賺了多少錢。。。
下麵這段曆史告訴我們什麽是成熟的製度、成熟的民眾，什麽是公共理性。
1940年5月丘吉爾取代對希特勒一味退讓的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在危難之時，堅定地扛起抗擊納粹德國的大旗，苦撐5年，和盟國並肩作戰，終於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勝利。可打贏了一場戰爭的巨人丘吉爾在國內大選中卻轟然“倒下”，工黨的艾德禮成為最大的贏家，成為二戰後的第一任首相。
為什麽丘吉爾功高至偉、威望如日中天之時，反被英國民眾“拋棄”了呢？原來英國民眾迫切希望保持民主製度不變，丘吉爾雖然勞苦功高，但戰時的權力過於集中，如果丘吉爾挾戰勝之餘威，擴張個人權力，英國數百年的民主製度將遭破壞；所以英國選民理智地認為在此非常時期還是先讓丘吉爾先生休息休息地好。這才有了一出讓世人嗟歎不已的經典好戲。
有意思的是，過了幾年後，丘吉爾“重出江湖”，再一次擔任首相。那些對英國人一肚子疑問的人，終於弄明白，英國人並非忘恩負義，而是擔心當時讓丘吉爾接著幹英國可能會走上個人專製之路，所以當年英國的選民的行為是一次可貴的理性選擇。丘吉爾當年的“失敗”，恰恰證明了英國選民的成熟。
華盛頓總統則是另外一個具有公共理性的光輝典範
1781年，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經過多年戰爭的洗禮，大陸軍已成為新生的美國的中流砥柱。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戰功赫赫，有著世界性的聲望，更是美國眾望所歸的人物。在每一次軍內外麵臨危機的關頭，他都能發揮出巨大的個人力量，順利地化解危機。那時，震撼世界的法國大革命還沒有發生，英國光榮革命之後長期推行的君主立憲製度給古老的英國帶來了繁榮、穩定和自由。美國新大陸上湧動著一股要求君主製的思潮。
在那個關鍵的曆史時刻，華盛頓堅定拒絕了軍隊對他的王袍加身的要求。他的態度對美國消除君主製的威脅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國最有威望和實力的人物公開反對君主製，嚴詞拒絕國王的頭銜，誰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這一選擇為美國成為民主製國家開辟了道路。
那麽到底什麽是公共理性呢？
康德在1784年《什麽是啟蒙運動》一文中率先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即在一切事情上人們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認為，唯有公共理性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這是正義觀念對社會基本製度結構的要求，也是這些製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
根據康德和羅爾斯等人的論述，可以這樣概括我們所理解的“公共理性”：所謂“公共理性”所討論的對象是公共事務，參與討論者應是作為一個“理性存在者”發表意見而超越其特殊職業或階級、階層身份和利益的局限，采取的方式是努力訴諸一些公認的前提，並運用可以理解和討論的推理說話。公共理性的核心在於公共性，本質在於公共的善，目的在於尋求公共利益。
在現代社會，作為一種涉及公共事務的實踐理性，公共理性主要運作於兩個領域：一是市民社會中由公民參與而形成的政治性公共領域，一是政治國家的公共權力機構。公共理性在這兩個領域中的運作是密切相關的。
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種理性能力。
首先，公共理性是在公民的個人的理性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它依賴於公民個人的理性能力，這主要包括正義感和善觀念的能力。
其次，這這裏所說的公民是一種政治身份，政府官員雖然是公共權力的實際行使者，但也應涵括在此意義上的公民之內。
再次，公共理性作為民主製下參與協商的公民所具有的一種理性能力，也具有理性的一般特征，即“所有的推理方式都必須承認某些共同的因素：判斷概念、推論原理、證據規則，以及許多其他因素……，必須把各種基本的理性觀念和原則通合起來，包括正確性的標準和證明標準。”
公共理性還是公民的一種道德能力。
公民不能像處理私人事務那樣，隻著眼於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提出自己認為是最合適的方案，如果有別人對此提出質疑，方案的提出者有義務解釋自己提議的理由與根據。通過這樣的辯談，每個參與者都表達了自己對此公共問題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的真誠見解，並希望獲得其他人的支持和讚同。
公共理性主要關注公共利益的生成和分配。公共利益為社會的全體成員或大部分成員所共有，而不是隻為某些個人或某些群體所獨享，每個人或每個群體都有享受這種利益的權利，並且增加新的受益者不會減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同時公共利益又具有不可分性，這是因為“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數量不能像私人利益那樣被劃分，不能由個人按照他們的偏愛，多要一點或少要一點”。
公共理性主張通過公平協商解決行為主體間的衝突和分歧。公共理性主張行為主體共同放棄或激進、或極端的政治歧見，通過公共協商達成某種程度的一致。雖然公共理性積極促進公共的協商與對話，但並不總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這是因為，公共理性作為處理社會公共生活的一種精神和態度，所形成的並不是基於某種最高理想原則之上的絕對真理。
這種依據公共利益提出自己的誠見，並準備傾聽和接受他人的意見，與他人進行公平合作的能力就是公共理性作為一種道德能力的體現，這種美德有助於使有關公共問題的理性討論成為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指出：“公共理性的價值不僅包含基本的判斷、推論和證據之概念的恰當運用，而且也包含著合乎理性、心態公平的美德。”
怎樣才能形成公共理性
一般說來，一個社會人將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一種理性的選擇，並非難事，但一個社會群體要將眾多“理性人”的選擇整合為一種公共意誌，則決非易事。要達到這樣一種境界，必須具備若幹要素：社會高度開放，公眾意誌能自由表達，信息傳播沒有阻礙，公眾選擇權不受任何限製。
公共理性若僅限於口舌之爭是沒有意義的，它最終要落實在公共政策和集體行動上。即使公共問題得到了確認，如果對公共權力的製衡機製沒有建立，決策者就可以藐視民意，按強勢集團的個體理性要求來確認公共問題，供給政策資源，這個社會還是無公共理性可言，或者隻有集團理性偽裝的公共理性。所以，關鍵還要有公共理性的實施機製。
公共理性是一種公民理性，隻能存在於擁有平等權力的公民社會。所以社會權力結構決定了公共理性的有無。形成公共理性，需要平等的話語權，需要貨真價實的公民權力。有人認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因此，少數精英可以代表公共理性，這種想法是很不靠譜的。不要假設有聖人，也不要假設社會精英能超越其個人和集團的利益，讓多元的各種集團理性相互製約，達成公共理性，不僅能保證利益的平衡，還能維護社會和諧，減少社會衝突。當然，公共理性也隻能是有限理性，它不能保證公共政策和集體行動都是最好的，但是能防止最壞的可能發生。
當然，培養具有公共理性的民眾需要有一整套相應的理論和良好的環境保障，需要全社會包括政府、政黨、學校、媒體、公民等達成共識，大力弘揚，需要堅持一百年不放鬆，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國家真正邁入世界強國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