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時許，宣傳官員們通過新華社向全國媒體發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決定，稱“對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陝西省安康市鎮坪縣曾家鎮孕婦馮建梅被違規大月份引產暴露出的嚴重問題，安康市政府向當事人及其家屬致歉，並決定對相關責任人停職調查，待事件查清後對相關人員嚴肅追究法律和紀律責任。”
“深深道歉”——這句話顯然不能平複那些正在指責基本國策的異議者，伴隨著更多駭人聽聞的計生故事在互聯網論壇上的井噴，一些人開始宣布基層幹部粗暴野蠻隻是上級考核壓力的必然結果，鑒於生命倫理和人口老齡化的現實，需要對中國30年以來的人口政策進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將這些呼聲移入專題，怒斥“錯位政績觀讓計生部門‘喪心病狂’”的同時，宣布“計劃生育國策正處於十字路口”。
不過，即使沒有對這個禁忌話題的安全顧慮，煙台媒體估計也不太會為引產悲劇投入太多，他們最大的任務還是繼續與那些指責自己“地方保護主義”的人們論戰，與“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消費者心理鬥爭。《煙台晚報》今天再出兩個整版的調查報告，與煙台市委機關報一同宣布“煙台蘋果質量過硬，放心吃”；今晨6點則轉載來自環球時報的《“藥袋蘋果”拷問新聞真實性》，規勸“媒體新銳”多一點社會責任感。
雖然“媒體新銳”已經停止了繼續揭發“藥袋蘋果”，昨天甚至刊登了來自新華社的煙台官員對話實錄，但在今晨6點的執行總編輯趙先超看來，他還是恨不得代替家鄉父老罵上一句髒話，“媒體人良心最重要，沒有良心媒體越大危害越大”，因為在他看來，同樣是來自新華社的通稿，新京報與自家的解讀完全不同。
在電稿庫中，這篇“新華視點.焦點麵對麵”是《解讀蘋果“藥袋”——對話中國工程院院士束懷瑞、煙台農業局局長梁傳鬆》。作為《煙台日報》下屬的都市報，今晨6點以摘錄出的煙台蘋果支持者評論助陣，將新華社原題改定為“即便‘藥袋’蘋果也未檢出藥殘超標”。除了梁局長答疑，《煙台晚報》還加上市農科院果樹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薑學玲的稱讚，“套袋，是出好蘋果的最好選擇”、“套袋成就了煙台蘋果‘國貨’輝煌”：“不使用套袋技術，無法生產無農藥殘留、表麵光潔的蘋果，而且煙台的蘋果套袋技術在全國也是非常先進的，不需要使用摻雜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過，在那家北京報社的編輯手中，新華社電稿獲得了新的小標題，即“生產使用‘藥袋’肯定違法”、“2010年開始嚴打‘藥袋’”和“具體數量尚在核查”——在趙總編看來，這些小標題中的文字雖然也確實能在電稿中找到，但無疑是一種“特意而為”的以偏概全，隻有自己原樣照登才叫做“職業操守”。
當然，《新京報》或許也可以以牙還牙地指責煙台媒體“選擇性失明”，因為那篇同樣由新華社在前晚發出的《“藥袋蘋果”背後的安全體係缺失》，同樣沒能出現在今晨6點和煙台晚報上。在這篇評論中，新華社記者對“生產和使用藥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遺憾，聲稱雖然“政府旗幟鮮明地叫停”，“但果農違規並未杜絕，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足證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農產品安全體係建設的短板。”於是，這家擁有比《新京報》和《煙台日報》都高得多的權威地位的通訊社表示，“要避免‘藥袋蘋果’之類的惡性事件給一個地區、一個行業造成傷害，需要推行規模化、標準化生產，實行農產品品牌經營，並引導農民科學施用化肥農藥，避免無知犯錯，更要敢於對片麵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惡清理門戶。”
所以，為了表示不肯馴服，這份北京報紙還幹脆把那個“院士：果袋抹藥不允許”的標題放在自家網站頭條展示。隻是，這並不會逃過那些緊盯不放的對手眼睛，一個名叫“棲霞網”的未認證微博賬號早已貼出截圖，根據前後對比，強調《新京報》網站的編輯們已經對“煙台紅富士套藥袋長大”進行了修改，變成了“煙台部分紅富士套藥袋長大”。
《人民日報》今天的時評一定會讓暗訪煙台果園的記者們感到安慰，因為這篇文章正在強調官方本輪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獎舉報”的必要性：“社會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參與者。雖然有過‘致癌香蕉’的誤以為、‘生蛆柑橘’的誇大化，但從總體上看，媒體、網友、普通消費者的舉報作用舉足輕重，從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發現‘地溝油’利益鏈條，再到最近‘藥袋蘋果’問題浮出水麵，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想來，為蘋果撐腰的人們並不會認為自己是“把舉報人視為麻煩製造者，揪住舉報內容的個別失實細節倒打一耙”。對煙台果農來說，他們一定有些遺憾新華社在那篇《“謠言起農民傷”為何一再出現》並沒有明確將自己定義為受害者，而是選擇浙江餘姚、慈溪等地的楊梅作為“躺著中槍”的事例。不過，想來煙台官員是認同那些道理的：“社會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既要‘大膽假設’，更要‘小心求證’。農產品一頭連著消費者，一頭連著農民，如果憑空造出安全問題，給農民造成的將是致命的打擊。‘轉發即態度’，網絡時代，謠言、傳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個人管好自己的鼠標。在農產品質量安全領域，子虛烏有的事情被傳播幾遍以後，大家就可能信以為真。部分網民懷著‘寧可信其有’的心理轉發和評論微博，殊不知這小小的舉動，可能導致農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東流。”根據這篇新華社快評，“謠言起農民傷”現象的背後，“是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方麵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關部門的調查、辟謠反而‘越幫越忙’，最終謠言、傳言占得上風，造成社會恐慌、產業受損、農民遭殃。”
“治本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農產品質量安全體係”——那麽，對需要把今季紅富士賣出去的煙台果農們來說，現在先要治標，又該怎麽辦？他們能等到“微博造謠者流著淚向公眾道歉”嗎？所幸，隨著公眾注意力的轉移，煙台宣傳官員可以把“辟謠”的接力棒交給內蒙古同行了——經過四年以來的反複錘煉，他們已經很有經驗。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經痛罵中國乳協理事長“孫子公關”的人們不需要再擔心自己是不是過於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筆關軍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伊利副總裁與自己對質“奧運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內蒙古新聞網貼出那家中國乳業巨頭的公告，承認“6月12日，國家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發現我公司生產的個別全優2、3、4段乳粉參照健康綜合指標，產品汞含量有異常……於6月13日開始將2011年11月-2012年5月內生產的全優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對憤怒的網民們來說，現在最大的麻煩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罵詞匯——剛對“中國奶粉質量曆史最好”說過一聲“呸”，現在又該如何表達自己對食品安全衛生的失望透頂？
但或許也不全是“審醜疲勞”——根據一些媒體從業者的網絡抱怨，來自宣傳官員的禁令已經下發。而這也可以從今天的媒體報道方式中得到驗證，雖然騰訊今晨仍可以將之置於頭條，但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來自新華社、來自那份伊利公告，評論員們也沒有提供什麽聲討檄文。搜狐編輯們唯一可以展現技巧的就是推薦一條《官方稱伊利很自覺》，在這篇答問中，內蒙古質監局副局長馬達通過新華社讚揚，“這件事應該說是企業自覺負起了主體責任，對其生產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國家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出現異常的情況，盡管國內外尚無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標準，企業能夠主動召回並查驗原因，應該給予肯定和支持……我們認為，通過伊利集團這種負責任的行為會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同和信賴，對我區乳製品產業發展也會有積極的影響。”
像《雲南信息報》、《都市時報》那樣在頭版用頭條大標題展示“伊利召回汞異常奶粉”的是少數，除了公告內容外，記者們還向民眾匯報本地商場下架進展。《京華時報》多寫了一段，即由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專家組核心成員丁宗一否認“國內外尚無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標準”的說法，強調“像汞這樣的毒素是本來就不允許存在於嬰幼兒奶粉中的，根本沒有必要規定限量”。
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南方係全體使用了新華社通稿，倒是第一財經日報決定從公司產業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組合報道，例如《伊利“明星類”產品惹麻煩，國產奶粉再遇信任危機》、《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產中汙染》等。根據其一財網提供的標題，伊利這次擁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國標在1998年9月1日實施的新規章中被取消，從0.02mg/Kg變成了無標準。
雖然《人民日報》也在內版發了一條簡訊，內蒙古新聞網也在首頁貼出兩份通稿，但區委機關報還是更需要向本地負責，替代召回公告出現在版麵上的是《六部門增兵食品安全保衛戰》，北方新報則鼓勵自治區監管官員再接再厲，“兩年未發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驚喜’”。
三、人還在，錢沒了
“單挑”全國媒體，不僅是那些需要維護地方利益的宣傳官員們必須要做，對《北京日報》這樣的“左派”媒體來說，也是打擊西方意識形態及其中國追隨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談”按例出版的這個星期五，這份首都市委機關報再度高舉《中國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權發展之路》和《中國的問題隻能靠自己解決》的旗幟，並且，說上一句“理直氣壯發現‘最美’歌頌‘最美’”。
“有人擔心過頭了，別讓‘最美’變了味。然而，無論是人們發自內心的敬佩與讚美，還是各級部門的表彰與獎勵，衝的都不僅是周衝這個人，更是他的行為所體現出的高尚品德。就社會而言，褒獎與弘揚善行美德，營造崇尚厚德、學習先進的濃厚氛圍，形成好人好報的社會風尚，下多大氣力也不為過”——這句話，應該是說給團中央機關報聽的。不過，評論員曹林也沒顧上這個，他今天的任務則是與黨中央機關報昨日之論商榷，《批判“極端主義”，也要反思現實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過觸及體製核心的關鍵改革，來消除滋生極端主義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機關報——團中央機關報——中共中央機關報，這些看上去都擁有濃重官辦色彩的黨報，卻能夠環環相扣公開論爭。其實，在互聯網媒體“鯰魚作用”的刺激下，新聞管製者和具體從業者的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對衝使得中國媒體能夠為更多意見衝突各自提供麥克風——當然，要排除那些超級禁忌的領域。
隻不過，網絡論戰使得很多人還是更習慣於“貼標簽”，所以，他們要驚歎於《北京日報》所轄《北京晚報》前天那個大標題，《人還在，錢沒了。延遲退休，你是願意呢，還是願意呢？》
於是，這組直指“社會公平”的報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與效仿。《揚子晚報》引用“明年養老金缺口達18.3萬億”的預測，自問一句“人還在，錢沒了，我們會這樣嗎”；《廣州日報》發表作者評論，歎息“最大的悲劇是‘人還在錢沒了’”。
事實上，對中國政府意欲延遲退休年齡的民間抗爭，在過去一周裏從未在輿論場中退散。比起“國進民退”或者“寬鬆貨幣政策”這樣的財經話題，還是“能不能拿到養老金”更貼近那些“草根屌絲”的民生，願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場的市場化媒體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麵，批評政府此舉有違政治倫理、對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底層民眾不公，更斥公務員群體從中不當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報發表《養老金缺口不是勞動者的錯》，質問“機關公務員及很多事業單位員工，退休前不用繳納一分錢的養老金，退休後拿到的反而比企業退休人員高得多。如果他們也必須繳費，如果他們也隻拿和企業退休職工一樣多的退休金，養老金的虧空還會那麽大嗎？”而後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繳費的人，反過來決定那些繳費的人要延遲幾年才能拿到養老金，隻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無異於慷民眾之慨，這是說不過去的。”
至於那些很容易就能觀察到網絡不滿聲的門戶網站，就更加鮮明地表達立場了。早在上周五剛剛獲悉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試探後，搜狐就已設計出養老金虧空圖解，結語強調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費大概是9000億，如果用這筆錢來填社保個人賬戶空賬，隻需要2年”；網易更製作專題解釋“我們為什麽對延遲退休說不”：“與‘先富後老’的發達國家不同，還沒富裕起來的中國已快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辛苦半輩子的工薪族對養老金需求更為迫切，也對公平問題更加敏感。在與之相關的社保、勞動關係尚未理順前，冒然延遲退休很可能是壓倒希望的最後一根稻草。”
雖然《新華每日電訊》正在勸誡“摸清養老金‘家底’，別讓數字亂飛”，但《成都商報》今天已允許作者推測那個18.3萬億的養老金缺口數據是專家學者們在為延遲退休年齡的官方政策提供“證明”：“以這種數據來反證延遲退休的必要性，隻會激起民眾更大的反對”；《新京報》幹脆提出“查賬”，根據今天這篇見報社評的觀點，“養老金政策調整當然可以，但對民眾來說，不管政策如何調整，有利還是無利，養老金的賬本首先應該讓人看明白”；《重慶晨報》則是警告公權力“應該給公眾一個說法，別動不動打延遲退休、延遲領取養老金的主意”，文章強調，“如果現行的養老金製度隻是借新錢還舊債，拆東牆補西牆，不能保障勞動者養老，那麽就應該進行及時修改完善。”
一些民間人士試圖在這個僵持時刻給出具體修改方案。《21世紀經濟報道》社評昨向國企待遇宣戰，指控延遲退休建議“有遮蔽真命題和舍本逐末之嫌”，強調“延遲退休是經濟粗放發展模式在社保體係的寫真，不會根本上緩解社保支出性貧困壓力”，“與期當前與其在延遲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決心補足國企對社保的曆史欠庫，並有效推動市場化製度變革，為私人部門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環境，同時矯枉失範的社保體係，政府基於城鎮居民社保和農保等構建公共型的社會保障計劃，以滿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訴求。”
今日《南方都市報》上，編輯們除了轉摘這篇《與其延遲養老，不如補足國企曆史欠庫》，更允許唐鈞苦口婆心，勸告中國決策者“沒必要為了200億得罪2億人”，“這筆賬怎麽算也是虧本生意———影響安定團結啊！”根據這位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的分析，參保農民工的“轉移接續”問題更加緊迫，如果這2億多人退休時因為繳費年限不夠，領不到養老金，“又會發生什麽呢！”
該報另一位專欄作者傅蔚岡，亦曾在昨天形容“絕大多數中國人在退休8年後就去世”的可能性“太過殘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眾的普遍預期和承受能力”，這位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提出的辦法是，“減少統籌比例，提高個人賬戶所占的比例——至少應該和統籌賬戶對半。在統籌部分的投資效率乏善可陳時，過高的統籌規模是對當下人的剝削。同時，個人賬戶的投資應當更加透明，同時，要允許個人參與對其賬戶的管理。”
比起個人比例，那個托名“胡釋之”的鳳凰網答問係列，就更進一步了。雖然也將推遲退休年齡比作政府“單方麵毀約”、“一種賴賬的考慮”，但他更勸告各位，“個人養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於國家養老，更多就是覺得政府會有個轉移收入的過程，因為它帶有強製性，它可能會有劫富濟貧的效果。通過國家強製養老，我可能能從別人的收入裏攫取到一些。會有這樣一種“邪惡”的考慮。雖然這其實是一種妄想。”
對人社部官員來說，可能還是《環球時報》更加能夠體貼現實困境。這份報紙在周二發表《延遲退休，一個捂不住的現實難題》，承認“最近幾天針對這一設想的網絡投票結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對者據分析主要是兩大人群，一種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後生活的普通勞動者。二是擔心晚退休者擠占優質工作崗位、從而影響自己前途的年輕人。應當說，他們的願望和擔心都有道理。”
不過，根據胡錫進總編的分析，“這個現實問題是中國上下必須直麵的，人保部現在就把它提出來，供全社會充分討論，承受各種憤怒情緒，我們認為，這樣做比捂著問題，用寅吃卯糧、透支子孫的競爭力來討好公眾，是一種更負責任的表現。”文章就此寄語中國人，不要以“歐美最好的福利標準”作為自身參照坐標，“一定要紮根經濟發展的現實”：“希望中國彈性延遲退休的計劃能夠設計得更縝密，也能最終推行得更順利些，而不像歐洲國家那樣伴隨大量非理性抗爭。中國的體製應有助於公眾對國家實際情況的了解，擴大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共識。對一旦推行這一製度所遇到的具體問題，國家也應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今日頭條，人社部再次強調“延遲退休暫無時間表，最快下半年啟動調研”。除了引述學者們“盡早決策，小步漸進，逐步到位”的謀略外，記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萬參與者的人民網調查，針對“94.5%的人對延遲退休政策表示反對”的數據，官員們的態度是：“網絡調查具有一定片麵性，上網的人多數比較年輕，某種意義上老人占位子，年輕人壓力會很大，網上很難展現出全景的結果，需要對不同行業、單位、層級的人進行調查。”
一、接力棒
昨晚10時許，宣傳官員們通過新華社向全國媒體發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決定，稱“對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陝西省安康市鎮坪縣曾家鎮孕婦馮建梅被違規大月份引產暴露出的嚴重問題，安康市政府向當事人及其家屬致歉，並決定對相關責任人停職調查，待事件查清後對相關人員嚴肅追究法律和紀律責任。”
“深深道歉”——這句話顯然不能平複那些正在指責基本國策的異議者，伴隨著更多駭人聽聞的計生故事在互聯網論壇上的井噴，一些人開始宣布基層幹部粗暴野蠻隻是上級考核壓力的必然結果，鑒於生命倫理和人口老齡化的現實，需要對中國30年以來的人口政策進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將這些呼聲移入專題，怒斥“錯位政績觀讓計生部門‘喪心病狂’”的同時，宣布“計劃生育國策正處於十字路口”。
不過，即使沒有對這個禁忌話題的安全顧慮，煙台媒體估計也不太會為引產悲劇投入太多，他們最大的任務還是繼續與那些指責自己“地方保護主義”的人們論戰，與“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消費者心理鬥爭。《煙台晚報》今天再出兩個整版的調查報告，與煙台市委機關報一同宣布“煙台蘋果質量過硬，放心吃”；今晨6點則轉載來自環球時報的《“藥袋蘋果”拷問新聞真實性》，規勸“媒體新銳”多一點社會責任感。
雖然“媒體新銳”已經停止了繼續揭發“藥袋蘋果”，昨天甚至刊登了來自新華社的煙台官員對話實錄，但在今晨6點的執行總編輯趙先超看來，他還是恨不得代替家鄉父老罵上一句髒話，“媒體人良心最重要，沒有良心媒體越大危害越大”，因為在他看來，同樣是來自新華社的通稿，新京報與自家的解讀完全不同。
在電稿庫中，這篇“新華視點.焦點麵對麵”是《解讀蘋果“藥袋”——對話中國工程院院士束懷瑞、煙台農業局局長梁傳鬆》。作為《煙台日報》下屬的都市報，今晨6點以摘錄出的煙台蘋果支持者評論助陣，將新華社原題改定為“即便‘藥袋’蘋果也未檢出藥殘超標”。除了梁局長答疑，《煙台晚報》還加上市農科院果樹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薑學玲的稱讚，“套袋，是出好蘋果的最好選擇”、“套袋成就了煙台蘋果‘國貨’輝煌”：“不使用套袋技術，無法生產無農藥殘留、表麵光潔的蘋果，而且煙台的蘋果套袋技術在全國也是非常先進的，不需要使用摻雜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過，在那家北京報社的編輯手中，新華社電稿獲得了新的小標題，即“生產使用‘藥袋’肯定違法”、“2010年開始嚴打‘藥袋’”和“具體數量尚在核查”——在趙總編看來，這些小標題中的文字雖然也確實能在電稿中找到，但無疑是一種“特意而為”的以偏概全，隻有自己原樣照登才叫做“職業操守”。
當然，《新京報》或許也可以以牙還牙地指責煙台媒體“選擇性失明”，因為那篇同樣由新華社在前晚發出的《“藥袋蘋果”背後的安全體係缺失》，同樣沒能出現在今晨6點和煙台晚報上。在這篇評論中，新華社記者對“生產和使用藥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遺憾，聲稱雖然“政府旗幟鮮明地叫停”，“但果農違規並未杜絕，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足證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農產品安全體係建設的短板。”於是，這家擁有比《新京報》和《煙台日報》都高得多的權威地位的通訊社表示，“要避免‘藥袋蘋果’之類的惡性事件給一個地區、一個行業造成傷害，需要推行規模化、標準化生產，實行農產品品牌經營，並引導農民科學施用化肥農藥，避免無知犯錯，更要敢於對片麵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惡清理門戶。”
所以，為了表示不肯馴服，這份北京報紙還幹脆把那個“院士：果袋抹藥不允許”的標題放在自家網站頭條展示。隻是，這並不會逃過那些緊盯不放的對手眼睛，一個名叫“棲霞網”的未認證微博賬號早已貼出截圖，根據前後對比，強調《新京報》網站的編輯們已經對“煙台紅富士套藥袋長大”進行了修改，變成了“煙台部分紅富士套藥袋長大”。
《人民日報》今天的時評一定會讓暗訪煙台果園的記者們感到安慰，因為這篇文章正在強調官方本輪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獎舉報”的必要性：“社會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參與者。雖然有過‘致癌香蕉’的誤以為、‘生蛆柑橘’的誇大化，但從總體上看，媒體、網友、普通消費者的舉報作用舉足輕重，從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發現‘地溝油’利益鏈條，再到最近‘藥袋蘋果’問題浮出水麵，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想來，為蘋果撐腰的人們並不會認為自己是“把舉報人視為麻煩製造者，揪住舉報內容的個別失實細節倒打一耙”。對煙台果農來說，他們一定有些遺憾新華社在那篇《“謠言起農民傷”為何一再出現》並沒有明確將自己定義為受害者，而是選擇浙江餘姚、慈溪等地的楊梅作為“躺著中槍”的事例。不過，想來煙台官員是認同那些道理的：“社會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既要‘大膽假設’，更要‘小心求證’。農產品一頭連著消費者，一頭連著農民，如果憑空造出安全問題，給農民造成的將是致命的打擊。‘轉發即態度’，網絡時代，謠言、傳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個人管好自己的鼠標。在農產品質量安全領域，子虛烏有的事情被傳播幾遍以後，大家就可能信以為真。部分網民懷著‘寧可信其有’的心理轉發和評論微博，殊不知這小小的舉動，可能導致農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東流。”根據這篇新華社快評，“謠言起農民傷”現象的背後，“是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方麵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關部門的調查、辟謠反而‘越幫越忙’，最終謠言、傳言占得上風，造成社會恐慌、產業受損、農民遭殃。”
“治本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農產品質量安全體係”——那麽，對需要把今季紅富士賣出去的煙台果農們來說，現在先要治標，又該怎麽辦？他們能等到“微博造謠者流著淚向公眾道歉”嗎？所幸，隨著公眾注意力的轉移，煙台宣傳官員可以把“辟謠”的接力棒交給內蒙古同行了——經過四年以來的反複錘煉，他們已經很有經驗。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經痛罵中國乳協理事長“孫子公關”的人們不需要再擔心自己是不是過於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筆關軍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伊利副總裁與自己對質“奧運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內蒙古新聞網貼出那家中國乳業巨頭的公告，承認“6月12日，國家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發現我公司生產的個別全優2、3、4段乳粉參照健康綜合指標，產品汞含量有異常……於6月13日開始將2011年11月-2012年5月內生產的全優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對憤怒的網民們來說，現在最大的麻煩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罵詞匯——剛對“中國奶粉質量曆史最好”說過一聲“呸”，現在又該如何表達自己對食品安全衛生的失望透頂？
但或許也不全是“審醜疲勞”——根據一些媒體從業者的網絡抱怨，來自宣傳官員的禁令已經下發。而這也可以從今天的媒體報道方式中得到驗證，雖然騰訊今晨仍可以將之置於頭條，但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來自新華社、來自那份伊利公告，評論員們也沒有提供什麽聲討檄文。搜狐編輯們唯一可以展現技巧的就是推薦一條《官方稱伊利很自覺》，在這篇答問中，內蒙古質監局副局長馬達通過新華社讚揚，“這件事應該說是企業自覺負起了主體責任，對其生產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國家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出現異常的情況，盡管國內外尚無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標準，企業能夠主動召回並查驗原因，應該給予肯定和支持……我們認為，通過伊利集團這種負責任的行為會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同和信賴，對我區乳製品產業發展也會有積極的影響。”
像《雲南信息報》、《都市時報》那樣在頭版用頭條大標題展示“伊利召回汞異常奶粉”的是少數，除了公告內容外，記者們還向民眾匯報本地商場下架進展。《京華時報》多寫了一段，即由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專家組核心成員丁宗一否認“國內外尚無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標準”的說法，強調“像汞這樣的毒素是本來就不允許存在於嬰幼兒奶粉中的，根本沒有必要規定限量”。
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南方係全體使用了新華社通稿，倒是第一財經日報決定從公司產業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組合報道，例如《伊利“明星類”產品惹麻煩，國產奶粉再遇信任危機》、《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產中汙染》等。根據其一財網提供的標題，伊利這次擁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國標在1998年9月1日實施的新規章中被取消，從0.02mg/Kg變成了無標準。
雖然《人民日報》也在內版發了一條簡訊，內蒙古新聞網也在首頁貼出兩份通稿，但區委機關報還是更需要向本地負責，替代召回公告出現在版麵上的是《六部門增兵食品安全保衛戰》，北方新報則鼓勵自治區監管官員再接再厲，“兩年未發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驚喜’”。
三、人還在，錢沒了
“單挑”全國媒體，不僅是那些需要維護地方利益的宣傳官員們必須要做，對《北京日報》這樣的“左派”媒體來說，也是打擊西方意識形態及其中國追隨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談”按例出版的這個星期五，這份首都市委機關報再度高舉《中國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權發展之路》和《中國的問題隻能靠自己解決》的旗幟，並且，說上一句“理直氣壯發現‘最美’歌頌‘最美’”。
“有人擔心過頭了，別讓‘最美’變了味。然而，無論是人們發自內心的敬佩與讚美，還是各級部門的表彰與獎勵，衝的都不僅是周衝這個人，更是他的行為所體現出的高尚品德。就社會而言，褒獎與弘揚善行美德，營造崇尚厚德、學習先進的濃厚氛圍，形成好人好報的社會風尚，下多大氣力也不為過”——這句話，應該是說給團中央機關報聽的。不過，評論員曹林也沒顧上這個，他今天的任務則是與黨中央機關報昨日之論商榷，《批判“極端主義”，也要反思現實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過觸及體製核心的關鍵改革，來消除滋生極端主義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機關報——團中央機關報——中共中央機關報，這些看上去都擁有濃重官辦色彩的黨報，卻能夠環環相扣公開論爭。其實，在互聯網媒體“鯰魚作用”的刺激下，新聞管製者和具體從業者的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對衝使得中國媒體能夠為更多意見衝突各自提供麥克風——當然，要排除那些超級禁忌的領域。
隻不過，網絡論戰使得很多人還是更習慣於“貼標簽”，所以，他們要驚歎於《北京日報》所轄《北京晚報》前天那個大標題，《人還在，錢沒了。延遲退休，你是願意呢，還是願意呢？》
於是，這組直指“社會公平”的報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與效仿。《揚子晚報》引用“明年養老金缺口達18.3萬億”的預測，自問一句“人還在，錢沒了，我們會這樣嗎”；《廣州日報》發表作者評論，歎息“最大的悲劇是‘人還在錢沒了’”。
事實上，對中國政府意欲延遲退休年齡的民間抗爭，在過去一周裏從未在輿論場中退散。比起“國進民退”或者“寬鬆貨幣政策”這樣的財經話題，還是“能不能拿到養老金”更貼近那些“草根屌絲”的民生，願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場的市場化媒體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麵，批評政府此舉有違政治倫理、對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底層民眾不公，更斥公務員群體從中不當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報發表《養老金缺口不是勞動者的錯》，質問“機關公務員及很多事業單位員工，退休前不用繳納一分錢的養老金，退休後拿到的反而比企業退休人員高得多。如果他們也必須繳費，如果他們也隻拿和企業退休職工一樣多的退休金，養老金的虧空還會那麽大嗎？”而後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繳費的人，反過來決定那些繳費的人要延遲幾年才能拿到養老金，隻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無異於慷民眾之慨，這是說不過去的。”
至於那些很容易就能觀察到網絡不滿聲的門戶網站，就更加鮮明地表達立場了。早在上周五剛剛獲悉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試探後，搜狐就已設計出養老金虧空圖解，結語強調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費大概是9000億，如果用這筆錢來填社保個人賬戶空賬，隻需要2年”；網易更製作專題解釋“我們為什麽對延遲退休說不”：“與‘先富後老’的發達國家不同，還沒富裕起來的中國已快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辛苦半輩子的工薪族對養老金需求更為迫切，也對公平問題更加敏感。在與之相關的社保、勞動關係尚未理順前，冒然延遲退休很可能是壓倒希望的最後一根稻草。”
雖然《新華每日電訊》正在勸誡“摸清養老金‘家底’，別讓數字亂飛”，但《成都商報》今天已允許作者推測那個18.3萬億的養老金缺口數據是專家學者們在為延遲退休年齡的官方政策提供“證明”：“以這種數據來反證延遲退休的必要性，隻會激起民眾更大的反對”；《新京報》幹脆提出“查賬”，根據今天這篇見報社評的觀點，“養老金政策調整當然可以，但對民眾來說，不管政策如何調整，有利還是無利，養老金的賬本首先應該讓人看明白”；《重慶晨報》則是警告公權力“應該給公眾一個說法，別動不動打延遲退休、延遲領取養老金的主意”，文章強調，“如果現行的養老金製度隻是借新錢還舊債，拆東牆補西牆，不能保障勞動者養老，那麽就應該進行及時修改完善。”
一些民間人士試圖在這個僵持時刻給出具體修改方案。《21世紀經濟報道》社評昨向國企待遇宣戰，指控延遲退休建議“有遮蔽真命題和舍本逐末之嫌”，強調“延遲退休是經濟粗放發展模式在社保體係的寫真，不會根本上緩解社保支出性貧困壓力”，“與期當前與其在延遲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決心補足國企對社保的曆史欠庫，並有效推動市場化製度變革，為私人部門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環境，同時矯枉失範的社保體係，政府基於城鎮居民社保和農保等構建公共型的社會保障計劃，以滿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訴求。”
今日《南方都市報》上，編輯們除了轉摘這篇《與其延遲養老，不如補足國企曆史欠庫》，更允許唐鈞苦口婆心，勸告中國決策者“沒必要為了200億得罪2億人”，“這筆賬怎麽算也是虧本生意———影響安定團結啊！”根據這位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的分析，參保農民工的“轉移接續”問題更加緊迫，如果這2億多人退休時因為繳費年限不夠，領不到養老金，“又會發生什麽呢！”
該報另一位專欄作者傅蔚岡，亦曾在昨天形容“絕大多數中國人在退休8年後就去世”的可能性“太過殘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眾的普遍預期和承受能力”，這位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提出的辦法是，“減少統籌比例，提高個人賬戶所占的比例——至少應該和統籌賬戶對半。在統籌部分的投資效率乏善可陳時，過高的統籌規模是對當下人的剝削。同時，個人賬戶的投資應當更加透明，同時，要允許個人參與對其賬戶的管理。”
比起個人比例，那個托名“胡釋之”的鳳凰網答問係列，就更進一步了。雖然也將推遲退休年齡比作政府“單方麵毀約”、“一種賴賬的考慮”，但他更勸告各位，“個人養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於國家養老，更多就是覺得政府會有個轉移收入的過程，因為它帶有強製性，它可能會有劫富濟貧的效果。通過國家強製養老，我可能能從別人的收入裏攫取到一些。會有這樣一種“邪惡”的考慮。雖然這其實是一種妄想。”
對人社部官員來說，可能還是《環球時報》更加能夠體貼現實困境。這份報紙在周二發表《延遲退休，一個捂不住的現實難題》，承認“最近幾天針對這一設想的網絡投票結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對者據分析主要是兩大人群，一種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後生活的普通勞動者。二是擔心晚退休者擠占優質工作崗位、從而影響自己前途的年輕人。應當說，他們的願望和擔心都有道理。”
不過，根據胡錫進總編的分析，“這個現實問題是中國上下必須直麵的，人保部現在就把它提出來，供全社會充分討論，承受各種憤怒情緒，我們認為，這樣做比捂著問題，用寅吃卯糧、透支子孫的競爭力來討好公眾，是一種更負責任的表現。”文章就此寄語中國人，不要以“歐美最好的福利標準”作為自身參照坐標，“一定要紮根經濟發展的現實”：“希望中國彈性延遲退休的計劃能夠設計得更縝密，也能最終推行得更順利些，而不像歐洲國家那樣伴隨大量非理性抗爭。中國的體製應有助於公眾對國家實際情況的了解，擴大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共識。對一旦推行這一製度所遇到的具體問題，國家也應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今日頭條，人社部再次強調“延遲退休暫無時間表，最快下半年啟動調研”。除了引述學者們“盡早決策，小步漸進，逐步到位”的謀略外，記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萬參與者的人民網調查，針對“94.5%的人對延遲退休政策表示反對”的數據，官員們的態度是：“網絡調查具有一定片麵性，上網的人多數比較年輕，某種意義上老人占位子，年輕人壓力會很大，網上很難展現出全景的結果，需要對不同行業、單位、層級的人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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