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民主實踐？！！！！

文革是民主實踐？
作者：項小凱|來源：文摘|日期：2012-06-14 00:55:29 

法治，或許是古典民主實踐的最重要經驗。法治的重要性，或許不在於法治本身的特殊性，而在於它清理了社會潛規則的存在。經過一次次博弈，使社會在這種共識所規製的秩序下運行。顯然，文革時期的社會秩序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執政黨的意誌，這與民主無關。

關於中國曆史上的文革，存在很多種說法，一個常見的命題就是，認為文革是一場民主實踐。支持者認為，文革中，以學生們為首，大鳴大放大字報，公開表達自己意見，並對官僚階層發起衝擊；這些活動是自發形成的，表達了多數民眾的意誌，因此，文革本身是民主的。
這個命題的迷惑性就在於，把多數人參與的性質，和民主的概念相混淆。民主，按照字麵意思，的確包含著多數統治的意思（democracy， rule by majority)， 但是這絕非民主的唯一特征；如果僅僅把民主理解為多數統治，那麽，我們可以追問，納粹屠殺猶太人，這是民主實踐嗎？美國曆史上曾經產生過的種族歧視製度，這是民主實踐嗎？類似的問題，我們還可以追問很多。
站在我們今天的立場，種族屠殺和種族歧視都是非正義的，也不應該被民主所支持。如果有一種“民主”，支持這樣的非正義的實踐，那麽我們可以說，這種“民主”本身就有問題，它本身就應該被否定。那麽，問題又出在哪裏呢？
筆者認為，我們不妨從曆史出發，對民主的來龍去脈做一個大致考察，或許有助於我們的分析。為簡化起見，筆者把曆史上的民主大致分為兩個代表階段：以古代雅典為代表的古典民主，和發源於近代英國並普及到今天很多國家的自由民主。我們可以參照曆史，比較差異，從而分析為什麽“多數人的暴行”並非一種民主實踐。
古雅典最早源於梭倫改革，引進部分民主，重點在於以財產劃分階級，將原本由貴族壟斷的政治權力的一部分轉移到平民階層；一段時期之後，僭主庇西特拉圖上台，廢除了梭倫改革的大部分民主內容，實施開明專製；再之後，經過短時期的混亂，克利斯提尼掌握實際權力，重建雅典民主製度，並在伯裏克利時代達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巔峰。
盡管在今天看來，古雅典的民主其實也非常有限：即使在最開明的伯裏克利時期，也隻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享有政治權力，他們隻占到雅典總人口的1/5或1/10，婦女、外僑、奴隸不享有政治權力。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無論是梭倫的改革，還是庇西特拉圖的專製，還是克利斯提尼與伯裏克利的民主重建，他們都毫無例外地遵循了一個共同的原則，那就是法治。
法治，或許是古典民主實踐的最重要經驗。法治的重要性，或許不在於法治本身的特殊性，而在於它清理了社會潛規則的存在；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必然會受到某種規則的限製；最殘酷最野蠻的社會秩序，莫過於叢林法則，弱肉強食；人類選擇法治，以法律規製社會行為，使人類擺脫野蠻狀態，走向文明。
因此，法治是雅典古典民主實踐的基石。法治的重要性在於，以法律條文形式或者明確的過程規則，規製了社會的秩序；所有的政治實踐，包括政治改革，原則上都應該被納於法律框架之內，而這恰恰就是憲政的實質。法律的重要性在於，它不但規製社會各層各方的當前行為，也規製了它們對將來行為的期望，保證了社會博弈的可持續性。
為什麽法治很重要？我們把法治分解為立法、行政和司法，即法律的製定、執行和監督。首先，立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博弈行為，各層各方必然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進行對抗、折衷，最後達成某種協議；如果是民主立法，那麽法律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誌，以法律條文形式規定了社會的正當與不當行為。
立法的博弈可以說是“第一次”博弈，之後的行政、司法實踐中又會發生“第二次”、“第三次”……博弈，這實際上這是一個蛋孵雞，雞生蛋的過程，是一種多重博弈。因此，在法治健全的情況下，社會的各層各方會經過多重博弈，從而逐漸形成某種共識，使社會在這種共識所規製的秩序下運行。
那麽文革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文革期間存在法治嗎？首先，文革時期，中國成文的正式法律隻有兩部，一部《憲法》，一部《婚姻法》。顯然，社會秩序不可能僅僅由這兩部法律來規製。那麽社會實踐的規則是什麽呢？答案是律令，也就是執政黨的決議。
毛澤東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的一段講話可以作為參考：“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有各種規章製……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
可見，當時的社會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執政黨的意誌，以決議的形式來規製。理論上，執政黨完全可以通過立法表達自我意誌，並通過法治來實現這個意誌；但是，如果走法治程序，則不可避免，將會發生多重社會博弈過程，社會力量就有了表述自身利益訴求的機會，增加了執政黨壟斷意誌表達的難度，降低了意誌表達的靈活性。因此，以黨治代替法治，更容易達到執政黨意誌表述的最大化。
在文革期間，執政黨意誌又進一步表現為政治領袖的意誌。沒有了法治，在領袖崇拜的意識形態下，服從領袖意誌，就成為社會最大的潛規則。因此，文革的各項社會實踐不是服從於法律秩序，而是服從於領袖意誌；文革是非法治的，因此，文革本質上就不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這裏，或許有人會質問，曆史上的民主革命難道不是非法治的？難道它們不是民主的？典型的例子，包括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等等。筆者認為，革命本身就是一種暴力非法事件；當下的非法，是革命的本質屬性；革命的本身行為，並不能讓它被劃分為民主的還是非民主的，追問革命本身的民主屬性就是一個偽問題；所謂民主革命，隻不過是它們的結果恰好產生了民主政治；換句話說，所謂民主革命是一種事後定義，民主還是非民主，不是由這些革命的過程來說明，而是由這些革命的結果來說明。再換句話說，所有革命的過程本身，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種民主實踐。
如果我們把文革視作一場“社會革命”，那麽顯然，它不可能是民主的；如果我們不認為它是一場革命，那麽由於缺乏法治，它也不可能是民主的。
我們再來看近代英國政治的經驗。英國思想家洛克恰逢其時地在光榮革命時期發表了《政府論》，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發端。他的核心思想是，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於對個體自由權利的保護。之後的自由主義者密爾進一步提出，社會的自由，在於保護個體不受暴政之害，包括包含少數分子不受大多數暴政的迫害。
自由主義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譜係廣泛的思想體係，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自由的內涵也越來越豐富，洛克強調私人產權自由，密爾強調言論和行為的自由，羅斯福引入免於匱乏的自由等等。無論怎樣，民主必須以不侵犯基本的個體自由為前提，則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而與此相對的是，文革中發生了大量多數人侵犯少數人基本自由權利的事實，就連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也不能幸免。因此，與納粹屠殺猶太人類似，文革絕不是民主實踐，因為它野蠻地侵犯了個體自由；美國曆史上的種族歧視也違反了這一原則，雖然在曆史上它曾以法律的麵目出現。
民主實踐自古典時期開始，就是以法治為製度基石；發源於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又為民主加入了新的內涵；因此，我們可以說，文革不是民主實踐，因為它既無法治，又反自由，文革是貨真價實的反民主實踐。
我們可以更清晰地刻畫現代民主：它必然建立在保護個體自由權利的基礎之上；必須以法治（包括憲政）作為社會秩序的基本規製手段；在不違反前述兩個條件的前提下，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基本決策原則。隻有某個社會實踐同時滿足了這三個條件，我們才可以說，它是民主的。而僅僅包含多數決策的特征則是遠遠不夠的：它可能是一種民主實踐，也可能是一種多數人的暴行。
這樣，我們不僅回答了文革是不是民主實踐這個問題，也對民主本身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民主的目的，在於保護個體自由，能不能有效地保護個體自由，是檢驗真偽民主的試金石；而要建立民主，則必須通過法治手段，有沒有實質法治，是能不能達到實質民主的關鍵。
因此，今天我們所說的民主，就應該是一種包含了自由、法治、民主因素的有機體係，缺少任何一個部分，這個體係就不再完整，就會發生變質。那麽，今天的中國民主嗎？相信各位已經有了答案。如果它還“ 不夠”民主，那麽它應該如何“更”民主？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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