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複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麽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揩幹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啊，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處無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別離的情景曆曆在目，怎能不傷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在“文革”中當過知青的人，對這首歌是不會陌生的。這首歌原名《我的家鄉》，又名《知青之歌》。在“文革”中它曾風靡一時，成為那個年代的“流行歌曲”。
《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是一名當年的南京知青。1968年年底，南京五中的一批學生坐著卡車，經過南京長江大橋，來到江浦縣插隊落戶。任毅所在的生產隊是公社所在地，於是他們這個知青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會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際，知青中普遍彌漫著一種下鄉後的失望情緒。全公社的知青都經常跑來聚會，大家情緒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知青們聚在一起，就唱過去的歌，有一首歌他們唱得特別動情，歌名叫《流浪人歸來》：“流浪人歸來，愛人已失去。內心無比淒涼，我活著為什麽？應該怎樣活我不敢想，也不願想，前途在哪裏？”
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知青們又聚在任毅的小屋裏，把那些歌輪番唱了一遍。這時任毅的一個朋友說：“工人有工人的歌，農民有農民的歌，我們知識青年為什麽不能有一首自己的歌曲呢？”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任毅，當晚他就譜寫出了《我的家鄉》。
任毅的這首歌是有雛形的。1964年，南京的一批知青去了新疆，在戈壁灘上，有位知青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裏木，我的第二故鄉》。那種“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共同感受，低沉、緩慢、思念家鄉的詞曲，深深感染了知青們。由於原歌曲太短，任毅就在其基礎上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節奏也變得複雜一些，使它能夠更好地表達知青思鄉的情緒，歌詞也重新填過。他在歌譜上寫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緩慢、思念家鄉的”，然後又寫下了“南京市五中集體詞曲”。
這首歌一完成，就被人拿去傳抄，然後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夏收之後，任毅在回南京的輪船上聽到有人唱這首歌，就走過去，故意問：“你們唱的是什麽？”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樣兒倒象是個知青，怎麽連這個歌都不知道，這叫《知青之歌》！”其實當初他寫這首歌時並不敢把它稱為《知青之歌》，因為這裏既沒有豪情壯誌，也沒有宏大理想，它隻是表述了一種思鄉情緒，表述了知青作為一種非工、非農、非軍、非學的特殊階層的強烈失落感，而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
僅僅才過兩個月，這支歌像長了翅膀飛向長江南北，飛向黃浦江畔，也飛到了遙遠的北大荒。據說，有一批上海知青在去黑龍江的火車上，一路唱著這首歌。江西有一個縣的知青在開會前的拉歌比賽中，居然也唱起了這首歌。當時任毅的一些朋友學著列寧評價《國際歌》的口氣說：“憑著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處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但是，對任毅來說，這首歌卻給他帶來了災難和不幸。原因是蘇聯的莫斯科廣播電台播放了《知青之歌》，它被稱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並采用男聲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樂隊伴奏。
當時，蘇聯被稱為修正主義，中蘇關係極度惡化，莫斯科廣播電台反複播放這首歌曲，這對任毅是一個恐怖的壞消息。他走進南京娃娃橋看守所自首，一位花白頭發的老公安接待了他，讓他不要想那麽多，快點回去。但是好景不長，由於《知青之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廣為傳唱，這種“階級鬥爭新動向”被上報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市革委會很快向中央匯報，引起了“四人幫”的重視。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緊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要查清作者情況，要對黑歌進行批判”的批示，連夜下達。張春橋“指示”，要“上海市革委會有專門小組抓這件事”。當時的上海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派人來到南京五中，了解《知青之歌》的全部情況，並要求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配合他們收集有關《知青之歌》的資料。1970年2月19日，任毅被逮捕。
從被抓到判決，5個月時間裏，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審訊，而且經常是在夜裏。審訊者逐字逐句地審查那首歌的歌詞，光是一句“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他們就查了好幾天，一定要任毅承認當時不是寫的“深淺”而是“深陷”，任毅因為自己確實寫的是“深淺”，所以拒不承認。雖然是一字之差，可在當時份量大不相同。關於“深淺”，還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為知識青年身上還存在著沒有得到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沒有工農兵那種一往無前、腳踏實地的精神，所以腳印是深深淺淺的；而“深陷”豈不是成了對上山下鄉的一種汙蔑嗎？為了攻下“深陷”這個堡壘，他們在任毅麵前拋出了幾十個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計都是從全國各地搜查來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複寫紙的、有手抄的，其中確實有不少都是寫的“深陷”，大概在流傳中人們覺得這個詞更能說明知青的狀況吧。
審訊期間，任毅隔三差五地被提出去批鬥。知青們對他懷有深切的同情。有一次在開完批判會之後，很多知青都湧到前麵來，有人示意他到廁所去。在那裏，他們擋住了看管人員的視線，往他的上衣口袋裏塞進錢和糧票。雖然錢和糧票都被沒收，但這給了任毅莫大的安慰。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任毅等25人死刑；6月6日，南京市革委會同意對任毅等25人的死刑處理意見，簽字蓋章後報到當時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審批。如果沒有意外，任毅將在公判大會後被押赴刑場。這一年他剛剛22歲。
8月3日公判大會上，他聽到宣判：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 政策，依法將現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判決書上則這樣寫著：任犯思想反動，長期收聽敵台，散布反革命言論，攻擊汙蔑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 一九六九年五月編寫反動歌詞《我的家鄉》，流傳甚廣，毒害很大，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罪行嚴重。在拘留審理期間，尚能認罪。
直到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之所以能夠死裏逃生，是當時在江蘇省革命委員會負責的許世友將軍，審閱任毅的判決時，拍案而起。一名知青，僅憑一首歌就被判處死刑，豈有此理！將軍頂著“四人幫”的壓力，一隻大手把任毅從鬼門關上拉了回來。
《知青之歌》留給一代人的是心靈的慰籍，任毅對此而感到無怨無悔，盡管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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