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目光，至少是全球華人的目光，如今都聚焦在明天（1月14日）舉行的台灣大選上，但我這篇文章，卻想聚焦於今天（1月13日），這是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紀念日，但這兩個日子卻有著某種關聯。
24年前的今天，台灣前領導人蔣經國逝世。就在他逝世的13天前，台灣宣布解除報禁；就在他去世的半年前，台灣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這些決定打開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閘門”，也使明天舉行的多黨競爭的總統、立委選舉成為可能。
記得1987年蔣經國解除戒嚴時，我還在中國大陸媒體工作。當時與一位大陸媒體人談及此事，他說，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畢竟是中國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創立的，蔣經國也一直受到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熏陶和培育，民主意識如果沒有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至少也潛伏在他的DNA中，蔣經國解嚴開禁之舉，便是他一心想在告別人世之前實現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遺訓的體現。
此言似乎並不完全與事實相符，因為無論從哪方麵來看，蔣經國都不像是一個為民主化進程“開閘”的人，更別說主動設計、建設台灣的民主製度了：
首先，蔣經國屬於“太子黨”，是老獨裁者蔣介石刻意栽培的蔣家第二代“接班人”。在蔣經國接班時，全球各國，除了君主製國家之外，無論是右翼獨裁政權，還是左翼專政體製，隻要名義上號稱“共和國”，子承父業的國家還不多見，那時的蘇聯陣營諸國，雖屬極權，但既然號稱“無產階級專政”，權力轉為家族世襲便難以想象，至於朝鮮金日成公權私授，搞金氏家天下，則是後來的事。而當時的右翼獨裁政權，如南越、南韓等，隻要不是君主製，權力世襲也頗為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蔣經國似乎是台灣版的金正日。據說他掌權後，還有意培養一個台灣版的金正恩——他的二兒子蔣孝武，隻是因為後來外界懷疑蔣孝武卷入了暗殺美籍台灣作家江南的行為，蔣經國才被迫放棄了培養蔣家第三代“接班人”的努力。
其次，蔣經國曾主管過台灣情治部門，台灣很多侵犯人權、壓製自由、迫害異見人士的行動都與他有關聯。從這一點來看，他又仿佛是台灣版的貝利亞。
再次，蔣經國沒有在西方民主國家留過學，反而曾在斯大林治下的蘇聯長期留學和工作，前前後後呆了12年，並且具有中共黨員與蘇共預備黨員的雙重身份。台灣曆史學家許倬雲說過，蔣經國回到中國時，“思想裏還有不少社會主義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沒有的。”雖然回國後血緣親情戰勝了馬列信仰，蔣經國與父親一起堅決反共，逃台後又共同建設所謂的“自由基地”，但他頭腦中仍然沒有什麽自由民主思想。1955年，美國學者懷丁（Allen Mhiting）訪問蔣經國時，蔣經國曾對懷丁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共匪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隻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就這一層麵而言，他又是台灣版的蘇哈托。
但就是這個看似集金正日、貝利亞、蘇哈托於一身的蔣家第二代獨裁者，卻在臨終前不久打開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閘門”。
談到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我比較讚同一些台灣學者的觀點：首先，台灣“解嚴是人民反抗、國際壓力與統治者對環境變化的評估（不是仁慈地賜予，而是不得不為）三者相互作用的結果”（悠然《蔣經國解嚴的原因》）；其次，即使是被動所為，蔣經國的改革措施也“明顯有其限度，無法與自由化的改革畫上等號”（薛化元《蔣經國與台灣政治發展的曆史再評價》）。
但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否認蔣經國被迫、有限的政治改革的重大意義，而且，恰恰因為蔣經國在台灣、在國民黨內的獨裁地位，他才能力排眾議，解除戒嚴，甚至有人認為，正是因為蔣經國臨終之前“以專製手段結束專製製度”，台灣的民主才能衝破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阻力得以推進。即使是曾經多年從事黨外民主運動的台灣政論家孫慶餘也認為，“蔣經國在世最後兩年的開放措施，以國民黨的體質來說，堪稱是‘驚天動地’。蔣經國若不開放，繼他之後掌權的國民黨保守派更不可能也不願開放。而既已開放，除非出現動亂或台獨運動失控大事，導致國民黨保守派有辭可借，國民黨開明派及廣大的台灣中產社會也不會容許再關閉了。”
大半生均為典型的威權人物的蔣經國，卻因其彌留之際的“開閘”之舉而流芳青史：在某些學者看來，小蔣的曆史地位因此舉而一步便從“獨裁者”躍升為“偉人”；在多數台灣民眾看來，他的聲望甚至遠遠超越了台灣民主時代的某些著名政治家。例如，在十多年來台灣媒體針對台灣曆任總統的貢獻所作的多次民意調查中，蔣經國總是名列第一，滿意度曾一度高達七成，不僅遠超其父蔣介石，也遠超民選總統李登輝、陳水扁。
那麽，蔣經國為何能夠獲得學界和民眾的如此偏愛？
蔣經國民望遙遙領先，自然與其執政時期一貫的親民作風有關，也與老蔣死後蔣經國在部分程度上弱化了其父的白色恐怖政策有關，例如，美國學者溫克勒（Edwin A. Winckler）就認為，小蔣的統治風格其實是一種“軟式威權”，有別於老蔣的“硬式威權”；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台灣，無論是學界，還是民間，不管是藍營，還是綠營，都承認和肯定蔣經國晚年解嚴之舉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
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朱雲漢曾說，“至少在東亞地區，台灣轉型的成本是最低的。”即使擴及到全球範圍，台灣的民主轉型也屬於較為平順之列。雖然蔣經國是在民眾抗爭的壓力下被迫作出了有限的政治改革，但在各國民主轉型史中，卻不乏獨裁者麵對壓力拒不交權、甚至屠殺民眾的例子，如菲律賓的馬科斯、韓國的全鬥煥等，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其民主轉型也都充滿了血腥、仇殺、動蕩、反複、甚至戰爭，而台灣能夠基本和平地過渡到民主，蔣經國的讓步自然居功甚偉，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蔣經國從獨裁者到民主“開閘者”的轉變，並非僅僅是臨終最後一腳，而是至少有一年的研究、籌劃和準備：早在1986年3月，蔣經國就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開始研究政治體製改革問題，並在當年10月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石破天驚地對外宣布：台灣準備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行文至此，讀者可能會感到失望：在台灣又一次大選之前，你不去預測誰會當選，你不去比較三位候選人的政綱，你不去分析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卻要重新評估一位24年前去世的曆史人物的功過，現實意義何在？
但我認為，今天老調重彈，對台灣、對中國大陸、對全球，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台灣的現實意義是：民主的“閘門”早晚要開，早開比晚開強。無論民主後的台灣出現了多少亂象，今天的台灣也比蔣介石時代的白色恐怖、萬馬齊喑強，而且走過跌跌撞撞的民主學步期後，民主機製自有一種糾偏、趨中的自我修複功能，無論通過選舉上台的李登輝在兩岸關係上如何走極端、陳水扁在族群關係上如何玩煽情、陳氏家族又如何利用公器搞貪腐，但最終還是選民手中的選票、定期的選舉和民主製度下的法治，糾正了這些極端的內外政策，懲罰了相應的執政者及其政黨，並把貪腐濫權的陳水扁送進了監獄，即使在兩岸關係上，如今的蔡英文與馬英九的分歧，也要遠遠小於當年陳水扁與連戰的分歧，因為走極端的兩岸政策得不到求穩心切的多數選民的支持。
對中國大陸的現實意義是：搞民主改革，並不一定會讓改革者失去權力。曾經的獨裁者蔣經國，“華麗轉身”為台灣民主的“開閘者”，也為多年來一直拒絕政治改革的中共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同種同文同文化的榜樣——與其被革命的洪水衝決大堤、衝毀閘門，不如趁水勢尚不洶湧之時打開閘門，然後因勢利導，即使被動順勢因應民意，也被逆流抗衡民意強得多，而且，蔣經國的解嚴之舉並沒有給他領導的國民黨帶來“滅頂之災”，反而因其主導民主改革，國民黨繼續在後來的選舉中獲得民意授權，執政多年，即使2000年大選中因黨內分裂而被民進黨奪走政權，但痛定思痛，仍然在2008年重新贏得大選。
對世界的現實意義是：既然民主是民心所向、曆史趨勢，就需要早作安排。去年是全球抗議之年、阿拉伯“變天”之年，今年則是多國政府換屆之年，阿拉伯世界或者其它地區也許還會出現新的洗牌，當此風雲變幻、民情洶湧、動蕩不安之時，對比本•阿裏的倉皇出逃、穆巴拉克的被逼下台、卡紮菲的血腥鎮壓、阿薩德的負隅頑抗、普京的換位遊戲，24年前蔣經國在彌留之際強撐病體、開閘放水之舉，更顯得大智大勇，可貴可敬，不僅為國民黨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為台灣避免了一場決堤革命、為華人社會創立了一個和平民主過渡的先例，也為全世界的獨裁者留出了一個體麵退讓的後路。
蔣經國冥辰20周年時，《先鋒國家曆史》雜誌曾有一篇紀念蔣經國的文章《輸給時間，贏得曆史》，文章中有這麽一段描寫：
“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會場秩序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籍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習慣了靠特務機關將台灣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蔣經國，也許是第一次見識自己親自從魔瓶釋放出的民主。
麵龐浮腫的蔣經國離場前，默默地凝望著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後，蔣經國病逝。”
曆史應該記住蔣經國彌留之際的這個落寞茫然表情：此時此刻，蔣經國的心情，大概就像整整四年後（1991年聖誕節）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書上簽字時的心情：失落乎？欣慰乎？無人知曉，隻有落寞的英雄自己知道，獨自咀嚼……
但就在此時此刻，這兩個親自打開民主魔瓶的舊體製送葬者的人格實現了升華。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690?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