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清川: 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基本轉化的條件，隻是僵屍主義的魂靈卻不斷地循環往複

中國目前的發展，與勃列日涅夫時代幾乎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在經濟上中國引進了市場製度，並且運行尚屬良好；在思維上，社會與民間的力量日益增強，倒逼政治層麵不斷變化與開明。權貴階層盡管也大量存在，也是“社會穩定”的主要來源，但以官僚技術化為主要趨勢的製度確然已經形成。

健忘恐怕是人類最頑固的症狀之一了。在伍迪•艾倫一部名為《愛與罪》的電影中，有一句極具哲學意味的台詞，大意是，人類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本能，去忘卻令人悲傷的事實，並以此作為生存的手段。

僅僅過了20年，我們都已經不大記得在世界上曾經存在過一個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大帝國：蘇聯。不僅僅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個過氣的名詞毫無意義；在90後的世界裏，恐怕是聞所未聞呢。當然，其實我們知道，它曾經如此緊密地和中國的曆史與現實息息相關，甚至，它是人民共和國得以締造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在那個國家裏，曾經有過一群叱吒風雲、揮斥方遒的帝王將相。不過，他們的名字在“現代”已經杳然無蹤。連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都難得一見，更何況像托洛茨基、米高揚、朱可夫或者安德羅波夫這些人呢？

曆史之涼薄，有時委實叫人感傷。

在蘇聯的諸領袖之中，勃列日涅夫又總是被人遺忘。不過，在各種研究文獻中，勃列日涅夫時期卻算是整個蘇聯70多年曆史中最清明承平的時光：沒有大規模的屠殺和清洗，國民的生活顯著提高，國力強盛堪與美國相提並論，太空競賽令社會主義揚眉吐氣。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南泉研究院的著作《走近衰亡：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研究》卻要對此作一次“解毒”，明言這段時期，乃是令蘇聯在1991年分崩離析的致命時刻。勃列日涅夫可比明朝的萬曆皇帝。

勃列日涅夫乃是在1964年10月蘇聯最高政治層麵針對赫魯曉夫的“宮廷政變”中上台的。按照陸南泉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夠上台，恰恰因為他文化程度不高，性格並不突出，能夠平衡各方等因素所致。然而，這個“在權力鬥爭和安插幹部方麵不用別人去教他的”庸人，卻在最高領袖寶座上一坐18年，一直到1982年死去。

即便陸南泉已經做了提純，翻看這本書也是一個索然無味的過程。勃列日涅夫可以算作一個懶惰的領袖，在政治經濟上均無太大的動作，除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似乎曾經令人看到了改革的跡象之外，他的整個執政生涯無波無浪，既無斯大林殺人無算的鐵腕殘暴，亦無赫魯曉夫千奇百怪的政治醜劇，更無他的後任戈爾巴喬夫開啟“人道社會主義”的喜劇情形。應該說，在蘇聯的曆史上，把他看成一個“好人領袖”似乎不算太過分的評價，其實，當今的俄羅斯人甚至也是這麽看的。

但恰恰是在這個時期裏，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埋下了所有的禍根。在經濟上，勃列日涅夫經過短暫的振興之後，拒絕再對蘇聯的經濟政策做任何的變更，計劃經濟體製在他的手上殊無變化，而隻是一味沿襲斯大林時期的政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改革，改革……誰還需要改革？”他認為蘇聯已經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剩下的不過就是籌備共產主義而已。政治上，他雖然並不像斯大林那樣屠戮政治對手，但是也排擠流放了所有的政敵，成為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的名副其實的專製者，不但拒絕向民主變更，反而把幹部終身製、老年化當成維護政權穩定的不二法門；在外交上，他發動了兩場不折不扣的侵略戰爭，布拉格之春和入侵阿富汗，蘇聯成為純粹的霸權主義國家。

《走近衰亡》除了陸南泉的研究之外，還收納了包括聞一、高放、秦曉等數位學者的見解。除了聞一之外，多數專家無不以為勃列日涅夫開啟了蘇聯的“衰亡世”。然而我卻懷有深刻疑問：若要言衰亡，必有興盛。蘇聯自立國之後列寧的短暫執政，其後便是斯大林的紅色恐怖，而後是赫魯曉夫的獨腳喜劇，再便是勃列日涅夫的僵屍政策，哪裏有過興盛時期？整個蘇聯的曆史，現如今看起來，都像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類悲劇集中表演，從何而談興盛？

而勃列日涅夫時代，在我看起來，更為準確的表達，不過是蘇聯體製中固有的僵屍主義的複活劇而已。

曾經擔任勃列日涅夫政策高參的阿爾巴托夫在蘇聯解體之後，出版過一本影響甚大的回憶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陸南泉引用阿爾巴托夫的話說，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在助長國內的保守趨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趨勢最終導致了一個停滯時期。”

所謂的保守趨勢，也就是否定赫魯曉夫對於斯大林的否定，回到斯大林的趨勢，也就是我說的僵屍主義。我敢說，這幾乎就是勃列日涅夫以及蘇聯的命定軌道，也就是其後戈爾巴喬夫試圖另辟蹊徑進行開明改革所必然要經曆失敗的原因，也才是蘇聯未曾經曆興盛就已然衰亡的先天不足。

所謂的僵屍主義，無非由三個層麵構成：

其一是拒絕改革的政經體製。在斯大林否定了列寧試圖挽回部分資本主義元素的新經濟政策之後，蘇聯就進入了計劃經濟體製。其本質就是後來勃列日涅夫一再強調的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在政治上，元首獨攬、黨政一家乃是其本質特征，所有在這個方麵的變更企圖，都以被鎮壓而告終。

其二是思維方式的保守與專製。在政治和文化思考上，在意識形態的控製上，在社會輿論的導引上，隻能容許一種聲音的出現，任何其餘的聲響都被列入雜音，以破壞穩定為罪名，統統給予棒殺。民主乃敏感詞，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既然思維方式隻有一種，那麽與此不同的任何思維，社會事務也好、法律事務也好、環境事務也好、企業事務也好，一切事務都是政治事務，與統一聲音不協調的，就全是異議聲音，乃是“反黨反社會言論”，必得嚴懲。在書中所提到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雖有多個分支，在勃列日涅夫政權那裏便隻有一個結果：封殺。

其三是權貴階層的不斷擴張。維護穩定的價格就是給國家機器的維護人群以特殊的待遇----權勢名利。書中提到，斯大林時期享受各種特供、特權和特別待遇的人員，占到總人口的1.5%，而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一人數還在不斷擴大。他們乃是整個社會腐敗的基本元素，不僅僅因為他們享有與勞動不成比例的成果，而且破壞社會的體製和規則，使對於製度的尊重難以樹立。然而的確，就是他們依靠權力維持著國家的“穩定”，以保證勃列日涅夫與他們自己能夠永恒享受這般美好生活。

許多人，包括本書的作者與專家，都似乎期望以蘇聯作為鏡鑒，警醒中國政治勿滑落蘇聯的陷阱。我卻以為不然，因為以勃列日涅夫的所作所為與蘇聯的發展曆程，並不能照進中國的現實。

中國目前的發展，與勃列日涅夫時代幾乎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在經濟上中國引進了市場製度，並且運行尚屬良好；在思維上，社會與民間的力量日益增強，倒逼政治層麵不斷變化與開明。權貴階層盡管也大量存在，也是“社會穩定”的主要來源，但以官僚技術化為主要趨勢的製度確然已經形成。

當然我並不以為中國已經擺脫了僵屍主義政治的幽靈，但是顯然蘇聯所提醒我們的恰恰不在於其零敲碎打的變革機巧，而是其整體崩潰的基本命運。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緣何失敗？在於僵屍主義的魂靈從斯大林遺留給赫魯曉夫，從赫魯曉夫再輸送給勃列日涅夫，它在蘇聯已經埋藏得太過於深厚，以至於每一個細小的變化，都足以撼動體製的根基。戈爾巴喬夫無路可走必須改，一改便是崩塌。

中國已然行進到了現代社會的邊緣。市場的運行有其自然規則，必然需求政治體製與社會體製的適應性變更。比之蘇聯，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基本轉化的條件，隻是僵屍主義的魂靈卻不斷地循環往複，頑強而執著。

回顧往事固然感傷，但看透本質卻是必然。群情洶湧的社會與僵屍主義的政治行將進入明晰的對抗，勃列日涅夫雖然說不上是什麽準確的前車之鑒，然而他所麵臨與深化的痼疾，卻時刻都若隱若現地在中國的土地上浮沉。若以為他的衰亡不過是他自己的故事，那麽戈爾巴喬夫的悲劇就在前方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