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深刻研究文革的文章，其意義在於揭示了文革中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的實質，揭露了走資派歪曲文革、破壞文革、嫁禍文革的卑鄙手段和殘忍本質。文革中各地發生的武鬥事件，都是走資派操縱的保守派挑起的，有的是黨內、軍內的走資派直接參與、指揮的，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殘酷屠殺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和無辜群眾，76·10·6反革命政變後，借清查之際，反過來又把“打、砸、搶”的罪名強行按到造反派頭上，一些本來沒有責任的造反派負責人，也硬要承擔責任，打成“打、砸、搶”分子，被判刑、勞改。在走資派篡改的文革史上，造反派成了”打、砸、搶“的代名詞。這個被走資派顛倒的曆史，一定要顛倒過來。道縣的情況帶有典型意義，我們要繼續揭露這些事實，讓真象大白於天下。
作者：子虛先生/2008-5-5
一
對於1967年湖南道縣農村發生的大屠殺事件，文革當時即有所風聞。可是，那場腥風血雨過去30多年後，中國社會對其具體情況，仍然一無所知。直到2001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了章成的調查報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道縣大屠殺》），事件的麵紗才終於得以揭開，可惜在大陸隻限於網上流傳，更多的人還是蒙在鼓中。
“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二十五年前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的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曆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那裏找到源頭和腳注”——在《道縣大屠殺》的文末，作者畫龍點睛地發了這樣一通感慨，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是站在反對毛澤東和否定文革的立場上描寫道縣大屠殺的。幾十年的經驗告訴人們，一般持這種立場的有關文革的文章，其真實性都值得懷疑，唯獨本篇可以算作特例，因為文中雖有很多文學渲染，但所報告的基本事實是真實可信的。主要原因是作者使用的材料來自官方，而近三十年來的官方與文革時的殺人派是有著較深淵源關係的，整體上也屬於反對毛澤東和否定文革一派。他們對於文革中自己營壘中的那段罪惡史，決不會輕易讓人知道真相。即使萬不得已，非要泄漏一點天機，除了盡可能保留點什麽外，也絕對不會誇大其詞，更不會無中生有。這隻要看一看他們在處理文革事件時的雙重標準就明白了。
對文革中的造反派，即使是在被迫自衛中犯下血案的，很多都處了極刑，而且將責任追到了所謂“四人幫”這樣一批人，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是，對零陵地區這樣有組織的無辜殺害近萬人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他們卻始終諱莫如深，蓋子一直捂了快二十年。八十年代中期，在對造反派進行“冬後算帳”的“清理三種人”中，迫於社會正義的壓力，官方才順便對道縣大屠殺作為一個“遺留問題”進行了清查處理。對於那些直接負有幾十、成百條人命案的罪犯，最多隻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而對那些負有成千上萬條人命案的縣以上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卻一個沒見追究。官方對自己如此“公平”的“執法”，未免感到理虧心虛，能夠從牙縫裏擠出這樣一點事實真相，實在難能可貴，難道還有什麽不可相信的嗎？其實，讀者完全不必要求官方將全部真相和盤托出，僅這些掛一漏萬的材料，就足以令人發指了。《道縣大屠殺》中揭露的那一樁樁駭人聽聞、慘不忍睹的屠殺事實，簡直比法西斯還法西斯。當年日軍殺人暴行之殘忍歹毒，也莫過如此。
這份調查報告還有個特別之處，就是沒有籠統地揭露紅衛兵的“打、砸、搶、抄、抓”，也沒有單方麵地揭露造反派的“文攻武衛”。其揭露的對象，恰恰是黨內走資派及其倚為保護的保守派。這在迄今為止所有揭露文革“罪行”的文章中，可說是獨樹一幟，其價值應當另眼相看。它不僅沒能證明毛澤東和造反派製造了文革這場“浩劫”，反而證明了黨內走資派製造了瘋狂反對和破壞文革的浩劫，證明了他們是一夥徹頭徹尾的反人民、反人類的分子。他們為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地濫殺無辜，以至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同時也證明了毛澤東關於修正主義上台，我們黨將變成法西斯黨的預言，並非沒有根據的空穴來風。證明了文革將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派是何等英明正確。
幾十年來，官方允許的有關研究文革的著述，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作者隻要稍微尊重一點曆史，如實反映一點當時的事實，就會得出與作者本意完全相反的結論，連嚴加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某些部分也沒能逃脫這個規律。《道縣大屠殺》的寫作目的，無非是為了證明“絕對權威”如何製造了一部“自相殘殺”的“血淚史”，如何開啟了“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但因作者基本尊重了曆史的真實，卻種瓜得豆，有違初衷地讓人得出了前述結論。曆史的邏輯就是如此。
二
長期以來，武鬥一直被說成是造反派的一大罪狀和文革的一大“浩劫”。可是，隻要認真研究一下當時的任何一場武鬥，相信稍有判斷能力而不固執偏見的人都能明了，始終堅持和最先挑起武鬥的恰恰是賊喊捉賊的黨內走資派，而始終堅持文鬥、反對武鬥的恰恰是造反派。造反派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新生力量雖然真理在手，但往往處於弱勢地位，最需要的是保護，而不是去同對方拚力量，有什麽必要搞武鬥呢？
文革文革，顧名思義，就是以“文”的手段進行革命，否則它就不叫文革而叫“武革”了，文革的名稱先天就規定了它是文鬥而不是武鬥。文革發動的標誌性文件——1966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開始就預見到了有人會搞武鬥，從而預先就製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1966——1968年文革最激烈的三年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毛澤東、周恩來和所謂“四人幫”的許多工作，都是在防止和製止武鬥，這是有大量曆史資料可查的，怎麽能說武鬥是文革的一場“浩劫”呢？相反，說它是一場反文革的浩劫，倒是一點也不冤。
文革中的武鬥，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前期的一般武鬥階段和後期的“全麵內戰”階段。
就全國而言，第一階段起於“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迄於1967年4、5月。這一時期有個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據此，造反派也有一句口號：“武鬥隻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這既表明了造反派堅持文鬥反對武鬥的立場，從中也可看出當時人們對於武鬥的最初理解，隻是限於抓人、關押、捆綁、吊打、罰跪等一類“觸及皮肉”的暴力。因為文革中最初的武鬥，是在劉鄧工作組支持下，一些以“紅五類”自居的“八旗子弟”搞起來的。他們一開始就背離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的鬥爭大方向，把矛頭對準一些有出身和曆史問題的知識分子、“黑五類”以及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造反派，對這些被他們稱之為“階級敵人”的人施以抓人、關押、捆綁、吊打、罰跪之類的暴力“鬥爭”。1966年8月初，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工作組如鳥獸散，這些“八旗子弟”又組織什麽“西糾”、“聯動”之類的組織，專事抓人、關押、捆綁、吊打、罰跪之類的破壞性武鬥。雖然如此，這一階段武鬥加害的對象，基本上都是無法武力反抗的個人，而不是有組織的群體。加害方也基本上處於隨心所欲的絕對權威的地位。文革後，你也起來控訴文革如何受迫害，他也起來控訴文革如何遭武鬥，其實很多迫害和武鬥都發生在這一階段，都是各級大大小小的“八旗子弟”所為。一些文革初期遭受武鬥的知識分子尤其叫人難以理解，他們理應控訴迫害他們的“八旗子弟”及其“老子”才對，反過來卻追隨當初的仇人一起妖魔化毛澤東、文革、造反派，不知良心到哪裏去了。當然，這一階段也不排除造反派起來後，對曾經觸及過自己皮肉的人進行過報複性觸及皮肉。應當說這是造反派所犯的一大錯誤。
第二階段的“全麵內戰”是由第一階段的一般武鬥升級而來的。隨著“西糾”、“聯動”一類子弟軍的迅速瓦解，走資派們再也沉不住氣了，1967年2月，他們撇開已經敗下陣來的子弟，親自出馬，掀起了一股凶猛的“二月逆流”，再次使用武力，將造反派重新打了下去。結果是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擊“二月逆流”高潮，他們於是又策動了新一輪的武鬥，從1967年4、5月起，開始大規模挑動農民進城圍剿造反派，迫使各地造反派紛紛拿起武器，實行“文攻武衛”。從這時起，一般武鬥便開始升級為“全麵內戰”。1967年7月以後，隨著中央對各省市的明確表態，走資派感到大勢已去，反抗因而愈加瘋狂，幹脆動用槍炮坦克，更是將“全麵內戰”升級到了現代化戰爭的水平。“全麵內戰”與一般武鬥的最大不同，是這時武鬥加害的對象已不是無法武力反抗的個人，而是組織起來敢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造反派群體。從總體和戰略上看，“全麵內戰”的雙方中，走資派始終處於攻勢，造反派始終處於守勢。當然也不排除造反派的局部反攻。然而，幾十年來留下來的一部文革“全麵內戰”史，從來隻有造反派的“進攻”而沒有走資派的進攻，一隻公雞居然也能打架！
1967年7月27日，周恩來總理關於湖南問題的表態，宣告了湖南造反派的勝利和走資派的失敗。但走資派們無論如何也不甘心於就此失敗，於是操縱保守組織，公開宣揚“7·27”表態是造謠，並進行了當時看來是最後一次的掙紮。道縣大屠殺正是發生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當時的道縣已分成嚴重對立的兩派，即以“革聯”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紅聯”為代表、被走資派控製的保守派，而且兩派鬥爭已進入白熾化狀態。“紅聯”靠著原有的行政組織係統，占據了道縣廣大鄉村，不斷挑動農民進城攻打“革聯”，完全處於攻勢。“革聯”則被迫以道縣二中為據點，固守自保，雖然曾經幾次打死過“紅聯”進攻者，但完全是出於自衛。在某種意義上說，道縣大屠殺是“紅聯”與“革聯”鬥爭的“副產品”，是“紅聯”幾次攻打“革聯”失敗後惱羞成怒，轉而在自己控製的區域內向農村“階級敵人”開的一刀。而“革聯”勢力相對強大的縣城道江鎮卻“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道縣大屠殺無可辯駁地證明，武鬥完全是走資派的“傑作”，八竿子也打不到造反派身上。
黨內走資派由於沒有真理，隻能靠武力鎮壓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和既得利益，武鬥是他們的本性。這一本性今天雖然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但在毛澤東時代，卻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發展和暴露過程。
我們說毛澤東偉大，就在於他老人家終其一生，都在為人類通向共產主義的理想之國進行艱難的探索。他的那些同路人即後來的走資派則不然。他們跟隨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所進行的一切奮鬥，都隻是為了自身的解放。一旦自身獲得解放，就像曆代統治者一樣，建立起一套官僚體係，做官當老爺，脫離人民群眾，最後走向人民群眾的反麵，欺壓和鎮壓人民群眾。
早在中共進城以前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非常英明地預料到了這一點。進城以後，剛剛完成國內和國際的武裝鬥爭、土地改革、恢複國民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等繁重任務，1957年，他就開始籌劃以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為目的的黨內整風運動，以帶領他的同路人走出誤區，跟上時代步伐，永葆人民公仆本色。可是，毛澤東的良苦用心沒有得到同路人的理解。這使毛澤東在繼續革命的途中深感缺少知音。後來他不無傷感地歎惜道：“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
同路人將人民革命的成果視為個人財產，將人民打下的天下視為私家天下，容不得人民群眾對自己有絲毫不滿和不恭。在發動人民群眾幫助黨整風的過程中，他們借反擊少數右派猖狂向黨進攻之機，將大批誠心幫助共產黨整風，向黨（實際上是向同路人）正當提意見的人打成所謂右派。現在，雖然反右已經完全被栽贓為毛澤東的一大罪狀，但按照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具有最新官方權威性的《毛澤東傳》提供的數據，毛澤東當時估計的、被作者認為“過寬”、“擴大”的全國右派人數就是8000人，而實際劃定的結果達到55萬人，多劃54.2萬人，比毛澤東的估計擴大近70倍。應當說，這筆“功勞”完全屬於同路人。
人們可能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曆史上某些大反動人物，如偽滿皇帝、國民黨戰犯、57年真正向黨進攻的大右派，或者曆次黨內機會主義頭子，由於毛澤東的親自關照，並沒有受到什麽迫害，對他們的改造大都相當成功。相反，那些“小反革命”、“小右派”、“小機會主義者”等，卻受到了各種不同程度的迫害，包括武鬥。大批錯劃的右派分子，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內，在政治、經濟、人格、人身等方麵，更是受到了許多非人的待遇，被鬥致傷致殘，被逼自殺的事件多有所聞。這也應當完全歸“功”於同路人。所以，當時老百姓中就有了“大毛主席好，小毛主席不好”的傳言。文革中走資派整人的方式方法，在反右中也初現端睨。
同路人們將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以及對普通“右派”分子的非人待遇，不僅嚴重破壞了毛澤東發動整風的目的，而且給黨內和人民內部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將人們剛剛樹立的一點朦朧的民主意識徹底澆滅，重新像舊社會一樣，普遍畏官如虎。在嗣後而來的大躍進運動中，由於缺乏人民群眾的監督與製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空前泛濫，大大小小的同路人可以隨心所欲地瞎指揮、強迫命令、一平二調、整人打人、虛報浮誇，多吃多占，刮起了一股凶猛強勁的“五風”，給全國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剛剛高漲起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原本可以高速發展的經濟也受到重創。當時，對老百姓的武鬥司空見慣，整人手段花樣層出，除了捆綁吊打等家常便飯外，更有許多別出心裁。某地有的幹部竟然在光天華日之下，強迫一對戀人當眾脫光衣服互咬生殖器；有的幹部因為集體死了一頭母豬，竟然強逼飼養員披麻戴孝。對如此天怒人怨的反人類罪行，老百姓因有反右擴大化的教訓，敢怒而不敢言。
通過反右和大躍進，當然還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已經越來越感覺到，他親手創建的人民政權，很可能因掌權者的蛻變而走向人民反麵，於是他發動了旨在整黨內走資派的“社教”運動。毛澤東雖然使用了一個“整”字，但他仍然希望采用溫和的即教育的辦法進行。其所以將運動稱之為“教育運動”，就說明了這一點。可是，走資派為了保自己過關，卻千方百計轉移鬥爭方向，再一次將矛頭對準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祭起整人衣缽，將大批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打成“四不清幹部”、“階級敵人”、“階級異己分子”，無情打擊，殘酷鬥爭，被逼自殺和整傷整殘者屢見不鮮。
毛澤東的每一個口號，幾乎都被走資派接過去，用以對付人民群眾。他不得不甩開曾經作為依靠卻已官僚化的官吏係統，直接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開始，走資派依然采取接過口號，售其私奸的策略。自己躲在幕後，指使子弟走上台前，以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天然接班人自居，打著向階級敵人造反的旗號，企圖將文革納入他們竊據國家神器的軌道。在1966年8月初以前的50多天裏，他們極力鼓吹反動“血統論”，公然將新中國年輕一代分裂為什麽“紅五類”和“黑五類”。為表現他們的“革命性”，更重要的是為了防止“黑五類”從權力餐桌上分一杯羹，他們對所謂“階級敵人”、“黑五類”和反對他們的造反派極盡人格侮辱、身體折磨以至肉體消滅之能事，進行了殘酷的迫害。文革中的武鬥，究其源蓋出於此。《十六條》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亦是有鑒於此。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自1957年反右到文革，每一次運動中的整人、打人、殺人的罪惡，都有明顯的承傳關係，都有相同的“作案”手段和動機，“凶手”恰恰就是那些同路人，而毛澤東總是教育、勸誡他們給人以出路。但是，在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登台之後，卻倒打一靶，卑鄙地將全部罪惡統統推到造反派、推到文革、推到毛澤東頭上，自己則“放了屁往人堆裏鑽”。誠然，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進行過武鬥，但那都是別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了才進行的自衛。應當說，人民群眾由千百年來怕官到敢於針鋒相對地鬥爭，是民主意識的一次大啟蒙，是人類思想解放史上的一大進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即使按照今天的刑法理論和刑法律條講，正當防衛也是無罪的。然而，偏偏一個“文攻武衛”的口號竟成了文革中一切武鬥的本源。人們不禁要問，“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的“文攻武攻”又算什麽呢？如此簡單的事實，如此明了的道理，幾十年來卻被他們攪得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無非是賊喊捉賊，企圖逃脫曆史的罪責而已。
三
今天，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擴大化同樣成了毛澤東的一大罪狀。其實，以階級鬥爭為綱正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在，否認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背叛。至於說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則完全是栽贓陷害。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早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科學分析的是毛澤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是毛澤東。這樣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怎麽一下子就成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罪魁禍首呢？說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擴大化，隻不過是走資派取消階級鬥爭的一個托詞。在他們眼裏，階級鬥爭不是9和1大與小的問題，而是1和0有與無的問題。即使你說階級鬥爭隻有1，他們也會說你擴大化了。隨著曆史真相逐步顯露，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新中國曆史上真正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正是今天千方百計否認階級鬥爭的走資派；毛澤東不僅沒有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反而是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糾正了走資派掀起的階級鬥爭擴大化。
別看走資派今天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個口號畏之如猛獸，棄之如敝履，可在整個文革過程中，他們卻叫得比誰都響亮。當時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打著“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翻天”的血腥旗號進行的。這個口號當時在他們顯得特別“理直氣壯”。《道縣大屠殺》中那個區武裝部長兼“紅聯”頭子敢於殺那麽多人而又敢於不服判決，理由就是他們所造的都是“階級敵人”的反，所殺的都是“階級敵人”。對“階級敵人”和“階級敵人翻天”的問題，當時造反派也一時很難說清，有時甚至因為自己隊伍中有被保守派稱為“階級敵人”的人參加，或者得到“階級敵人”支持而感到理虧和難為情。現在，應該對這個問題有個說法了。
文革期間自始至終都存在一個鬥爭大方向問題的爭論。造反派說，鬥爭的大方向是黨內走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說，是“階級敵人”。他們所謂的“階級敵人”，不外四部分人：一是已被專政的老敵對階級分子，如地、富、反、壞分子；二是雖為對抗性矛盾而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那部分人，如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真正的右派分子；三是本來就屬於人民範疇的一些有不同程度曆史汙點的人；四是上述各種人的無辜後代，即所謂“黑五類”。這四部分人中，真正的階級敵人，即地、富、反、壞分子隻占極少數，其他三部分人都屬於人民範疇。可見，把這四部分人全都作為“階級敵人”，是多麽嚴重地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又是多麽嚴重地階級鬥爭擴大化。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處在發展變化中。在階級社會裏，人的階級地位和階級關係也處在發展變化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為社會各階級相互間的關係發生根本的、深刻的變化，為最終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從總體上看，到文革時，原來的剝削階級，包括作為專政對象的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富農階級，以及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民族資產階級，隨著財產被剝奪和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造的完成，已經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經濟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階級是消滅了。但他們人還在，心未死。怎樣對待這部分人呢？毛澤東並沒有對其進行肉體消滅，而是分別不同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政策。對前三個階級的成員，實行了強迫勞動改造的政策，有的在監獄接受改造，有的交群眾監督改造，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這一政策堪稱人類曆史上的奇觀，連過去的皇帝、戰犯也不得不由衷感佩。這一政策雖曰“強製”，但終歸是勞動改造。勞動有什麽不可？改造有什麽不可？誰不勞動？誰不改造？人類就是通過勞動不斷改造而來的，不勞動不改造就沒有人。對不勞動不改造的人采取一點強製措施，迫使他們接受勞動改造，是讓他們更好地做人，是對他們最大的關愛。今天那麽多人吸毒，政府強製他們戒毒，難道是對他們的迫害？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則進行了和平贖買和和平改造，組織他們學習，幫助他們改造世界觀、人生觀，自覺放棄剝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毛澤東的改造政策獲得了巨大成功。到文革時，舊剝削階級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已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般都能擁護和接受共產黨領導，擁護和接受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排除極個別人頑固堅持原有反動立場，時刻夢想恢複失去的天堂。這應當是到文革時止，對舊剝削階級分子隊伍應有的估價。否認這一點，既否認了毛澤東的改造政策，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毛澤東給予舊知識分子的政策更加寬鬆，因而在他的周圍團結了許多著名的愛國知識分子。一大批在舊中國感到沒有出路而旅居國外的知識分子受到感召，解放初期紛紛放棄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而回國報效，在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作出了卓越貢獻，與今天讀了個名牌大學就向國外跑恰成鮮明對比。
對所謂“黑五類”的青少年，毛澤東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中間既深深凝聚著一位慈祥長者對所有青年人一視同仁的期望，又尊重了他們的自我選擇，深得當時社會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擁護，大批背有父輩包袱的青少年在這一政策的關懷下茁壯成長起來，成為新中國自己培養的一代新人。
從總體上看，毛澤東的這些政策，高度體現了無產階級徹底解放全人類的博大胸懷，其核心就是教育人，改造人，團結人，爭取人，是非常溫和和人性化的，而不象“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動不動就關、管、殺、鬥、打、壓，顯得冷漠殘酷。為此，毛澤東在黨內長期被攻擊為“右傾”，現在卻一躍而成了“暴君”，這個“轉變”未免太缺乏內在的邏輯聯係。
社會主義條件下人與人階級關係和階級地位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舊剝削階級分子獲得了改造，更重要的是主要階級矛盾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同帝、官、封的矛盾（這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而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中，又不是無產階級同社會主義改造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無產階級同黨內資產階級的矛盾。黨內資產階級是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演變而來的。這個階級的成員過去參加革命的最高目標並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是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獲得巨大成功後，在中國重新實行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經濟基礎，隻能依靠資產階級法權，首先改變政權性質，然後改變所有製關係，恢複和重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才能最終實現。黨內資產階級必將利用資產階級法權維護自己的統治，必將利用手中的政權複辟資本主義。這是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銳利武器，通過長期觀察分析得出的科學結論，是他老人家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提前，是黨內資產階級永遠也無法接受的。
由於階級本性的決定，黨內資產階級當然不可能看到一個走資派。他們隻能機械地、形而上學地、一成不變地固守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階級關係，於是，前述四部分人就成了他們鐵板一塊的、永恒的“階級敵人”，他們自己則是鐵板一塊的、永恒的革命派，而革命的任務，永遠就是由他們將“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三十多年來，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被一些人惡意妖魔化，沒有惡意的也存在許多誤解和抱怨，將黨內資產階級推行“唯成份論”、“血統論”對一代青少年造成的階級歧視歸罪於毛澤東，這是很不公正和很不符合曆史真實的。
“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在文革初期劃分“紅五類”和“黑五類”，提出“造階級敵人的反”（曆來隻有以下犯上才叫造反，哪有以上整下叫造反的？今天他們對幾個上訪的群眾動不動就抓、關、判，豈不也成了他們非常忌言的造反？），主要是為了轉移向走資派鬥爭的大方向，保自己過關，同時也為了標榜“八旗子弟”的“革命”性，為“八旗子弟”製造天然接班人的輿論和準備天然接班的“功勞”，以免人們質疑他們“位尊而無功，祿厚而無勞，而持重器者多也”，那麽，後來提出“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翻天”，就不再是將他們所謂的“階級敵人”作“死老虎”打而轉移鬥爭方向和撈取政治資本了。其包藏的禍心，就是把矛頭對準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時，他們的“階級敵人”明裏是指前麵所說的四部分人，而暗裏是指整個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幹部，直到毛澤東。隻是因為毛澤東在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不可動搖的崇高威望，他們才將對文革、對造反派、對毛澤東的刻骨仇恨發泄在四部分人身上。正因為如此，他們總是死死盯住造反派隊伍的成份，隻要發現四部分人中有一人參加或支持造反，便立刻大做文章，稱造反派隊伍是“大雜燴”，稱造反行為是“階級敵人翻天”，進而進行武力圍剿。圍剿不成，就如同道縣一樣，對四部分人進行滅絕性大屠殺，以為泄憤。
從反右到文革，“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對四部分人一直采取歧視政策，嚴重幹擾、破壞了毛澤東教育、改造、團結、爭取的政策，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對共產黨（應該是對走資派）產生對抗心理，也有人想“翻天”。這種心理，在文革的大民主中得到了充分表現。他們從不同的目的出發，很多都參加了向走資派的造反，或者從內心深處支持、同情造反派。這就使造反派隊伍出現了成分複雜化的問題，被“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抓住了“階級敵人翻天”的“把柄”，成為其鎮壓和屠殺造反派的借口。
如何看待這四部分人參加文革造反呢？這主要應看他們的動機。一般來講，這些人長期受到歧視，參加文革造反，有的的確是出於對繼續革命的理解，有的是出於對歧視政策的反抗，有的是為了討回失去的人格尊嚴，顯示與其他人同等的政治權利（專政對象除外）。這些都是正當的帶有革命意義的造反，應當允許。至少可以作為向黨內走資派鬥爭的同盟軍看待。有的人也許懷有一些不正當的目的，如對曾經整過他們的人進行報複等。更有極個別人，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如文革後被宣傳為“英雄”的遇羅克等。一場空前的大革命，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是不可避免的。但決不能因為這樣，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假洋鬼子一樣，不準人家革命。參加秦末大起義的，既有陳勝吳廣的農民隊伍，又有劉邦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還有項羽代表的六國舊貴族，他們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推翻秦王朝的目標一致，難道有誰能夠阻止項羽參加？必須相信，那些懷有不可告人動機的革命參加者，在一定的時候，必然暴露，人民群眾必然會揭穿他們的真麵目，也必然最終被曆史淘汰。當初共產黨如果知道自己內部有人今後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不讓他參加革命，行嗎？不幸的是，“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偏偏充當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假洋鬼子。
昔日，“八旗子弟”及其“老子”們“造階級敵人的反”，“鎮壓階級敵人翻天”，是那樣地不遺餘力。可是，文革一宣布結束，始作俑者似乎突然良心發現，立即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除了把責任和仇恨全部轉嫁給毛澤東和文革外，又是一風吹地平反，又是厚著臉皮請求“一笑抿恩仇”，又是打著燈籠火把將他們尋覓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又是給足政策讓他們發財致富。進入21世紀，更是公然將黨的大門向他們敞開。所有這些毫無原則毫無氣節的低三下四，真正能夠化幹戈為玉帛、“一笑抿恩仇”、“撫平滴血的傷口”嗎？至今，海內外的“民運”分子可是正虎視眈眈地覬覦著新貴新富們手裏的印把子和兜裏的銀錁子啊！
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講，是對農民階級的又一次解放，理應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和支持。但是，文革中農民更多地傾向保守，甚至被走資派利用來武力圍攻造反派。道縣大屠殺的凶手，基本上都是農民，而且是出身好的貧下中農、基層幹部、基幹民兵，亦即農村中的“紅五類”。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
中國的農民是一個偉大的階級，他們以勤勞、勇敢、善良、樸實著稱於世。沒有廣大農民的支持和參加，中國革命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的農民又是一個古老的階級，數千年來小塊土地上的手工操作和對封建地主階級的依附，使他們變得比較狹隘、自私和保守。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來，他們之中既每日每時地產生無產階級，又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毛澤東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就英明地預見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一方麵是說，中國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教育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意義非常重大。同時也是說，中國農民某些落後的階級性比較頑固，不是一朝一夕改變得了的。
毛澤東出身農民，革命戰爭中依靠的主要對象也是農民，因而對農民有著特殊的深厚的感情。他對農民的教育，總是正麵的。對他們的任何一點社會主義積極性，總是熱情地加以支持和鼓勵；對他們的任何一點錯誤傾向，總是耐心地加以說服和引導。他在農村發動了各種各樣的運動，總是堅定不移地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讓農民群眾在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廣大農民跟著毛澤東，隨著新國的建立，徹底擺脫了政治上受壓迫的地位；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徹底打碎了封建剝削的枷鎖；隨著農業集體化的實現，徹底掙脫了小農經濟的桎梏，向著共同富裕邁進。在這一步一步的巨大進步中，中國農民某些落後的階級性也得到了很好的改造。到文革時止，他們已不再是千百年來的舊式農民，而是一代社會主義新型農民。特別是在經濟上，他們表現出了空前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無限的社會主義創造力。人民公社這種能夠適應和容納各種不同水平生產力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形式，就是農民群眾自己的偉大創舉。改革開放初期，全麵摧毀農村集體經濟，遭到了廣大貧下中農和中下層幹部的普遍抵製。至今全國還有相當一批鄉村，如河南南街村等，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實現了真正的共同富裕。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農民的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廣大農民再也不是那麽狹隘、自私和保守。
可是，這並不能說明，農民階級已經不存在階級局限性。文革前，毛澤東對農民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走什麽道路的問題上。至於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武裝農民，還沒有來得及提上日程。同時，文革時中國農業的集體化，主要還停留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上，生產手段基本上還是小農式的手工操作，現代化的大農業還沒有形成。這就必然使農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著小生產自私、保守、狹隘的特點。他們的眼界雖然有所擴大，達到了一個生產隊、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的範圍，但主要還是受到個人和家庭的局限，甚至還保留著一些封建宗族思想。因此，有的人好為個人、為家庭、為小集體、為宗族占點小便宜，或者搞點挾私報複，甚至像《道縣大屠殺》中記載的一樣，為了多得一點補助，為了曆史上的一點小恩怨，就可以去殺人。有的人像阿Q對待王胡和小D一樣，在所謂“階級敵人”麵前存在一種莫名其妙的虛榮心和優越感，儼然以他們的主人自居，不屑與他們為伍，不把他們當人看待，以懲治他們為“榮耀”為“革命”，隨意侮辱人格，殘害人身，甚至草菅人命而若無其事。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經過反右擴大化、刮“五風”和“社教”中形左實右的摧殘，文革時農民的民主意識還非常脆弱。許多人對“官”依然存在依附心裏，或者說存在奴性，如同農奴依附於農奴主一樣。道縣大屠殺中，一些基層幹部殺人時的心態是非常矛盾的，最後還是選擇了殺人。為什麽？他們說：“我不殺你，他們就要砍我的腦殼”。這充分說明走資派在內部實行的也是法西斯統治，同時也說明了農民對官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依附心理。
文革中農民普遍傾向保守，他們保什麽呢？就是好不容易掙得的政治經濟地位。由於政治經濟上的徹底翻身，廣大農民一方麵對共產黨和毛澤東有著一種非常深厚的階級感情，而且往往把這種感情樸素地表達在“聽領導的”上。一方麵不願革命成果得而複失，誰要從他們手中奪走，即使拚命也在所不惜。這種保守的正當性是無可非議的，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因為它保的僅僅是本階級一時的利益，而不是追求全人類的永久解放。而當時的走資派無不時刻把自己打扮成黨的化身和農民利益的代表，其走資麵目還沒有來得及充分暴露，農民的這種保守性，便給他們利用來充當保護工具提供了絕好的條件。隻要走資派造個謠，說哪裏“階級敵人翻天”，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去鎮壓，理直氣壯地去屠殺。
保守，聽起來是一種多麽溫和的東西，其實它是一種力量，是一種現存秩序的維護力量，是一種按照慣性軌道運行的墮性力量。當社會發展需要轉軌的時候，當它被阻礙轉軌的邪惡勢力控製的時候，這種慣性墮力就會變成一種可怕而巨大的破壞力。道縣大屠殺中農民表現出來的就是這種可怕而巨大的力量。
文革中一些地區工人隊伍中的保守勢力也很強大，如武漢的“百萬雄獅”。其對造反派的屠殺，不亞於道縣農民對“階級敵人”的屠殺。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為什麽相當一部分在文革中也表現為保守呢？其根源同樣可以追溯到農民自私、保守、狹隘的階級性。因為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血緣關係太近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剛剛從田中走上田埂的農民。
以上雖然說了些農民和工人的“壞話”，但是，剛剛從田中走上田埂的工人階級也好，古老的農民階級也好，都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階級。一旦他們從走資派的蒙騙中清醒過來，就會成為黨內資產階級的致命克星。今天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絕對沒有一個工人農民會跟著走資派去屠殺“階級敵人”和造反派，而靠掠奪幾代新老工人農民起家的新富新貴們，則必須提防自己的腦袋。這也許就是有人千方百計要否定毛澤東、否定文革的真正原因。
最後，謹向道縣原東門公社北門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致敬！因為他是唯一不怕“他們砍我的腦殼”，“對於殺人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的勇士。
2005年馬克思誕辰日初稿
2008年同日修改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