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反人類罪”還是“奴隸造反罪”？
作者：憲之 更新時間：2009-2-23
月18日 報道由聯合國和柬埔寨共同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17日在金邊開庭審判紅色高棉時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別名杜赫)，由此拉開審判前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序幕。康克由是首個被審判的紅色高棉領導人，他受到反人類罪、戰爭罪、預謀殺人罪等指控。康克由是當年紅色高棉設在金邊的政治集中營負責人，據稱有上萬人在這所集中營裏被處死。目前，除了康克由，還有4名在世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在押，將陸續接受特別法庭的審判。2009年2月17日的北京記者招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薑瑜還有過就此做過差強人意的問答。
紅色高棉緣何受審？曰“反人類罪”。“反人類罪”何謂？ 1920年8月10 日，協約國在簽署“對土耳其和約”時首次提出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確立這一罪行的國際文件則是《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其第6條規定：“反人類罪即在戰前或戰時，對平民施行謀殺、滅絕、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為；或基於政治的、種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為執行或有關本法庭管轄權內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為，至於其是否違反犯罪地法律則在所不問。”這是一個國際法意義上的罪名，但在兩強對峙的“冷戰時代” 卻少見使用，隻是近年 “曆史終結”老美一超獨霸了，這頂帽子才頻頻被戴在失敗者的頭上。
一
定罪名要看罪狀。
“紅色高棉”的罪行切勿論，先看看同時的著名案例伊拉克的薩達姆。布什爺倆都認定老薩儲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有就查吧，查來查去，連總統府都翻個遍還未查到，英美聯軍還是悍然出兵。伊拉克占領都幾年了，“大規模殺傷武器”還是沒有查到。一個主權國家，以莫須有的罪名橫遭占領，人民慘遭荼毒，死亡幾十萬人，變成人間地獄。入侵的策劃者，不是典型的“戰爭罪”“破壞和平罪”“屠殺平民罪”也即“反人類罪”嗎？奇怪的是，反而是薩達姆以“反人類罪”被壓上了審判台判處了死刑。
可見，是否審判定罪，關鍵不是看“罪狀”，而是看“執法”，也即“誰審誰”。
南聯盟米洛舍維奇的遭遇異曲同工。其實鐵托倒是“改革開放”的鼻祖，他身後國家慘遭蹂躪一再分裂，“民選總統”還被國際法庭審判，莫名其妙瘐死獄中——也是“反人類罪”！
如果赤裸裸地說：我們就是強勢邏輯，誰教你失敗了的！——還可以讓人接受。
可悲的是，這一邏輯變成了霸權話語，買辦精英齊聲合唱，不容別人半點質疑，而許多人也像魯迅當年所痛心疾首的看客現象一樣麻木，未免使人感到悲哀了。
二
美國侵伊，中國精英一下子全都“做了一夜美國人”，看焦國標《當兵要當美國兵》的虔誠與激烈吧，諸公可是多年領著中國時代潮流人物啊！他們的態度告訴我們：善惡是非判斷決不是一個“法製”的問題，歸根結底，它還是一個階級鬥爭和階級立場問題。
被壓迫階級長期被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禁錮，覺悟極不容易。（中國幾千年的“先富”社會，也隻是到了毛澤東時代才真正覺醒一次，不過持續30年，“解放”顛覆了30年還要無止境地清算，即此可見就世界對奴隸覺悟的恐懼和仇視。）奴隸的反抗總是束手束腳，對奴隸主的幻想迷信難於破除。倒是積有統治經驗的奴隸主階級深知刀把子和槍杆子的重要性，他們總是在口頭高唱“仁義”“人道”和“普世”的同時，在行動上崇奉“鬥爭哲學”，以“十惡不赦”“斬盡殺絕”對付敢於反抗的奴隸。中共懂得“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理，老師就是蔣委員長。縱觀古今中外的曆史，殘酷屠殺奴隸的，總是奴隸主階級。“條條大路通羅馬”，古羅馬斯巴達克起義失敗後6000名奴隸被釘死在的“通往羅馬”大路兩旁，以為造反者戒。
奴隸造反，罪有應得，那不是屠殺，是“法製”！
所以，在霸權話語和“自由知識分子” 的口頭筆下，這類屠殺總是被扭曲顛倒或忘卻淡化。
“蔣委員長”十年剿共中對幾十萬手無寸鐵“赤匪”的血腥屠殺，中國霸權媒體從不提及，他們喋喋不休鋪天蓋地的“極左罪狀”，從文革到延安整風上溯到肅AB團沒完沒了的“擴大化”。
二戰以來美國扶植各國反動政權，通過中情局策劃軍事政變推翻不聽話的民族民主政府，印尼蘇哈托軍事政變對幾百萬共產黨人的血腥屠殺，智利皮諾切特政變殺害民選阿連德總統建立獨裁政權，最為典型。這些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行，“右翼精英”向來諱莫如深。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使俄國人平均壽命減少10歲，西方媒體也承認“十多年前因蘇聯政局突變而引發的私有化風潮，導致了一百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買辦精英筆下隻能看到對戈葉“改革”的“普世民主”的頌揚。
歐洲殖民主義者在奴隸貿易中使非洲人口損失達幾千萬的曆史，美國屠殺印第安人接近滅族的曆史，在中國精英的筆下都成了“大國崛起”的榮耀。
智者不惑，稍加對比，你對霸權話語所極力鼓吹的紅色高棉“反人類罪行”雲雲是怎麽回事，也就心中有數了。
三
封建時期每逢大的慶典要“大赦天下”，但是有些罪則不在赦免之列，有所謂“十惡不赦”，其核心就是“謀逆造反罪”，特別是奴隸造反，要千刀萬剮淩遲處死的。抗日名將吉鴻昌將軍被捕後，老上司馮玉祥極力求情，然而就是因為有頂“紅帽子”是“共匪”，所以蔣委員長硬是不給麵子，最終還是被殺害，否則，再大的罪即使是賣國，都還好說。
從“黃巢殺人八百萬”到“共匪共產共妻”，一直是幾千年的霸權輿論。這一霸權在毛澤東時代曾經被顛覆了，於是產生了《紅旗譜》與《李自成》。李自成農民軍破洛陽殺福王飲“福鹿酒”也是“反人類罪”之一，姚雪垠小說中用濃筆重彩翻曆史案給人印象極深。這樣寫法也隻能出現在那個年代。稍後寫黃巢的長篇《風瀟瀟》 ，即使是出自大名鼎鼎的蔣和森之手，也默默無聞匆匆而過。《風瀟瀟》是“轉型”剛剛起步特殊過渡時代的產物，再過幾年，蔣先生也不會光顧這類晦氣題材了。到世紀末，不遺餘力撻伐洪揚“發匪”，頌揚曾國藩李鴻章，就與跟著儒學一起“複興”了。
階級分野，乃是人之間最大的分野。民族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問題。對伊拉克戰爭、對戈葉“改革”、對紅色高棉、對拉美左轉與古巴的砥柱中流……，中國買辦精英一切以美國是非為是非，乃是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原不足怪。是非的異同，不取決於國籍，而是取決於階級立場！
馬克思在他代表第一國際為“巴黎公社“所寫的宣言《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當麥克馬洪剛剛有把握向梯也爾保證很快就進入巴黎時，梯也爾立即對國民議會宣稱，他 “將手持法律進入巴黎，要向那些犧牲了士兵生命和毀壞了公共紀念物的惡棍們徹底討回這筆債”。 “幾天前我對你們說過，我們正在接近我們的目的；今天我來告訴你們吧，這個目的已經達到。秩序、正義和文明終於獲得勝利！”
“確實如此。每當資產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凶殘麵目。那時，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複。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中的每一次新危機，都越來越明顯地證明這一事實。和1871年的無法形容的罪惡比起來，甚至資產階級的1848年6月 的暴行也要相形見絀。巴黎全體人民——男人、婦女和兒童——在凡爾賽軍開進城內以後還戰鬥了一個星期的那種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反映出他們事業的偉大，而士兵們窮凶極惡的暴行則反映出雇用他們作為保鏢的那個文明所固有的精神。這種為處置自己在戰事結束後的殺戮中留下的成堆屍種而感到困難的文明，真是光輝燦 爛的文明啊！”
在被壓迫階級為生存做“最後的鬥爭”失敗後，這一現象就要重新上演一遍。
四
被壓迫階級求解方史無前例艱苦卓絕，在革命鬥爭中犯點或“左”或右的錯誤在所難免。紅色高棉也不能例外。特別是在南亞中東這些宗教國度裏，大眾的精神解放格外艱難。西藏的農奴製乃是當代僅存的最為野蠻落後的製度，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曾經謹慎而成功地把它送進曆史博物館。然而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即便如此達賴的僵屍至今不是還為資本主義“先進文化”所力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不是把它當作取代毛澤東“專製”的寶貝嗎？對此，蘇美兩霸在阿富汗也該有過體會吧。
在西藏和平解放與改革問題上，毛澤東主席的判斷和策略，堅持高度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實在是無人可及。西藏後來的麻煩實在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們右傾投降路線的結果。
紅色高棉對其國情估計不足急於求成，犯了“左”的錯誤，曆史地看也在所難免。這在《炎黃春秋》之類的口中就變成了“殺人機器”，它絕對是還鄉團的妖魔化！——隻要看看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惡毒汙蔑就可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