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洛陽軸承廠興衰看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
原作者: 羅鑄、弓年鳴
前 言
洛陽軸承廠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156項重點工程項目之一，由前蘇聯提供設計圖紙、設備，並派出優秀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幫助建設的。當時設計能力，年產軸承1000萬套，品種226種。
1954年3月24日，國家計委審核批準《洛陽軸承廠設計任務書》並報經黨中央、毛主席同意實施。國家為了確保洛陽第一批重點工程項目，洛陽第一拖拉機廠、洛陽軸承廠、洛陽礦山機器廠(簡稱拖、軸、礦)和為上述三廠配套項目洛陽熱電廠，施工建設按時、保質，保量順利完成，建工部專門設立了洛陽工程局，由洛陽市委第二書記王維群兼任局長，承擔三廠配套項目施工建設。國家計委、建工部從全國各地調入的成千上萬幹部、技術人員、工人和大批配套建築機械設備、材料，從四麵八方匯集洛陽，一九五四年四月，全麵開始施工。
1958年6月30日，洛陽軸承廠、洛陽礦山廠先後由一機部、河南省委，洛陽市委組成國家驗收委員會，對工程項目逐項審核合格後，批準驗收。1959年9月30日洛陽第一拖拉機廠驗收，自此洛陽“一五”第一批重點工程項目拖、軸、礦三廠全部投產，為1958年中國共產黨生日，1959年建國十周年獻了厚禮，為千年十三朝帝都，古城洛陽增添了光輝；同時也為國家一五第二批重點項目河南柴油機廠、洛陽銅加工廠、洛陽耐火材料廠、洛陽玻璃廠等施工建設提供了經驗。
洛陽軸承廠屬於精密機械製造行業，軸承套圈的內外徑、橢圓度均要求達到0.5微米以下，生產技術工藝，超精度要求高，產品市場需求廣闊而無止境，決定了從事軸承生產的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文化、素質、道德標準有別於普通機械製造行業，洛軸的建設關係者第一個五年計劃能否如期完成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工程建設從1955年8月全麵展開，全廠職工在廠黨委的統一領導下，認真貫徹執行了黨中央關於“加大工作量，加快建設進度，提前完成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奮發圖強、忘我勞動，堅決完成上級黨委下達的各項任務。在全國各地人力，物力、財力的大力支持下，實行“邊基建施工、邊安裝調試、邊作好生產準備”，的方針，密切結合，交替進行，爭分奪秒、保質量、搶速度、鼓幹勁，爭上遊。1958年6月30日，第一期工程建設完成投產，國家總予算11077.2萬元，實際完成10510.2萬元，建築麵積175745.2平方米，提前半年多完成施工建設計劃。
建廠初期，從全國各地調入大批省，地、縣、區級幹部和優秀職工，他們是洛軸的拓荒者，奠基人和中堅力量。盡管人員來自四麵八方，語言不通，經曆不同，文化程度不等，生活習慣各異，條件艱苦，缺乏經驗，但都是為了支援國家重點建設的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美德，使他們互相關心，團結友愛，相互幫助，取長補短。一條心，一股勁，一心一意搞建設，為振興中華民族做貢獻。廠黨委根據軸承生產技術、工藝要求高和職工文化、素質的實際情況出發，非常重視培養高素質職工隊伍建設。特別注重作風培養，基本功訓練和基層組織建設，注重對全體職工文化，技術知識教育，充分發揮黨，工、團組織作用和黨團員模範帶頭作用。尊重科學知識，對知識分子給予“政治上幫助愛護，工作上關心支持，生活上體貼照顧，技術上相信依靠”，大膽使用，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對幹部，工人，知識分子，堅持進行共主義理想，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工人階級光榮傳統，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軸承廠，樹立以廠為家的政治思想教育，使職工明白，洛軸是社會主義工人當家作主的國營企業，提高工人階級主任翁責任感。成為洛軸不斷發展的中堅力量。使無產階級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發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
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矛盾是相互依存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中的階級屬性(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發生的矛盾，反映在人們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是“階級鬥爭”，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曆史已經證明，洛軸的擴大發展的快慢，增產與減產，企業盈虧，職工的團結與分散，積極性大與小，進步與倒退，廠興廠衰變化，都始終與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方針，政策，和劉少奇、鄧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方針、政策的幹擾和破壞有直接關係。社會主義公有製企業，凡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生產發展、產量提高，品種增加，質量保證、企業盈利、人心團結，廠興人旺。反之，生產下降、品種減少、質量降低、企業虧損、人散廠衰。洛軸的發展過程，始終存在著兩種思想、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激烈，曲折，尖銳複雜的鬥爭。對這一重大原則問題，過去和現在，不管人們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肯定與否定，都改變不了曆史發展規律，1976年10月6日後，洛軸由於推行資本主義精神鴉片的經濟刺激政策，雖容光換發，興奮一時，但最終還是走上破產被兼並衰敗±路，這一客觀事實，曆史已作出定論，應引起我們深思。
一，洛軸的振興 (1954-1965年末)
創業時期，萬名職工都是這個大家庭成員、主人，和開拓創業者。1958年6月30日驗收投產當年，在毛主席黨中央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光輝指引下，全廠職工意氣風發，鬥誌昂揚，鼓幹勁、爭上遊、創高產、奪豐收，完成軸承產量585.72萬套，品種183種，產值4840萬元，利稅920.3萬元，為洛軸之家積累了原始財富，為發展生產奠定了初步經濟基礎。
1958年10月，一機部向洛陽軸承廠下達擴建任務。要求生產外徑“400mm”特大型軸承7500套、“200mm”以上大型軸承40萬套，年產量擴大到1500萬套，總重量達到8240噸，新增廠房建築麵積37630平方米，總投資4144萬元。洛軸提前完成任務，為後期發展創造了條件。1959年，洛軸人繼續沿著總路線方向前進，全年完成產量1142.28萬套，比上年提高50％多，超過設計能力14.2%，品種完成378種，超過設計能力63％，產值利稅大幅度增加，取得優異成績。
1960—1963年，由於三年自然災害，農業欠收，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劉小奇、鄧小平等，大搞浮誇風、反瞞產，高指標征購。天災人禍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失調，人民溫飽受到影響。加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修二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技術封鎖等，洛軸生產受到嚴重影響，這時劉少奇、鄧小平又在農村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義路線，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矛盾加劇，在城市群眾中流傳“三級工(指工資)不如一溝蔥”(經濟價值)，洛軸人心思散。黨中央毛主席為了戰勝天災人禍，恢複國民經濟，及時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主席帶頭降低自己口糧標準(每月24斤，低於城市職工平均標準)，不吃肉，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和決心。洛軸黨委帶領全體職工，克服各種困難，認真執行黨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針，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戰勝了天災人禍。從1964年開始至1965年，洛軸生產逐步得到恢複正常運行，為66年開展文化大革命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1954年至1965年，被洛軸稱為“當家人”的廠長、書記是：範華、閆濟民、劉劭清．他們都是經過戰爭年代洗禮的優秀共產黨員、黨的高級幹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轉業地方搞經濟建設，但他們始終保持戰爭年代艱苦樸素作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經常深入基層，參加勞動，密切聯係群眾，實事求是，尊重知識，嚴以自律，執行黨的政策不走樣。拒請吃、喝、拒收禮品，堅持勤儉辦廠，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業的優良傳統，深受廣大職工的尊敬和愛戴，為洛軸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當家時間最長的是閆濟民同誌，他從1954年建廠至1965年底調出，長達11年，從副廠長到第一副廠長、廠長、書記、總工程師，在任職期間，被洛陽軸承廠職工稱為“好當家人”，他對洛軸發最大的展貢獻是：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製定的各項方針、政策、路線，特別是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的方針，結合洛軸生產管理的實際情況和長遠發展之需要，製定了一套完整的社會主義國營大型企管理大法，並帶頭執行。在執行過程中，不斷總結“幹部參加勞動，學習生產技術，熟悉生產工藝，提高管理水平，密切聯係群眾，防止官僚主義滋生的經驗”，變外行為內行，及時解決生產中發生的實際問題，確保生產計劃全麵完成。不斷總結“工人參加管理，熟悉企業經營情況，強化監督力度，提高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任翁和責任感，提高工人階級整體素質的經驗”；不斷總結“改革不合理規章製度，技術改新，技術創新，實行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達到充分調動各方麵積極因素，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創造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機會，給他們提供展示聰明才智的平台，發揮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地減少浪費，減少社會資源消耗，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經驗，使管理幹部真正懂得：建設工廠靠工人，完成生產任務靠工人，搞好企業管理靠工人，技術改新、技術創新靠工人，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經濟效益還得靠工人，而廠長，書記隻不過是工人階級中一員，工廠離開工人，什麽都不存在。從而大大的解放了生產力，促進生產發展，培養了一大批老，中、青企業管理人員和生產技術骨幹力量。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繼承和發揚了洛軸掌門人艱苦奮鬥，勤儉持家的優良傳統，繼續認真執行和補充完善“兩參一改三結合”辦企業方針，創造了很多奇跡，被廣大職工舉薦，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擔任各級領導，成為“洛軸之春”的掌門人和中堅力量。
二，文化大革命迎來洛軸的春天(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發動和直接領導的，每個階段的部署、方針、政策，都是通過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直接公布實施。有別於以往通過各級黨委、先黨內後黨外，先幹部後群眾，逐級傳達的作法，中央的指示、部署，各級黨委、幹部群眾，都是在同一時間，收聽和看到，按各自的理解認識落實執行，讓實踐去檢驗正確與否。全國億萬人民，積極響應毛主席提出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緊跟中央戰略部署，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運動首先從中央上層和北京開始進行。洛軸是洛陽市十大“通天”單位，中央直屬企業之一，政治、經濟、文化、科研、教育等，都與中央和北京市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機關和北京市發生的重大事件，在24小時內，都會以“北京來電”快速信息傳遍洛軸。洛軸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然和中央上層和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密切相連，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文化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實行的是自下而上發動群眾、相信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揭露批判黨內走資派，鬥垮鬥倒黨內走資派，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是一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鄧小平檢查承認確實存在)實行的是自上而下派出工作組，或通過各地代理人，壓製群眾，限製群眾，扼殺群眾首創精神，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大批教師，學生、幹部、工人、知識分子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把文化教育、科研、衛生、工礦企業、有技術職稱，擔任業務領導職務的人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技術權威”進行批鬥；把家庭出身成份不好的子女視為“黑五類”剝奪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其目的就是保護黨內走資派，這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代表兩個階級利益，決定了文化大革命鬥爭的激烈，曲折，尖銳和長期性，沒有折衷調和餘地，迫使每個人必須作出選擇，要麽站在無產階級一邊，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麽站在資產階級一邊，走資本主義道路。隨著鬥爭形勢發展的不斷變化，思想認識差異，各自按照自己的觀點、立場，成立了名目繁多群眾組織，即使一時出於種種原因，沒有參加群眾組織的散兵，在思想認識上，都帶有明顯傾向性，這就是觸及人們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刻長遠意義。從建廠籌備到文化大革命暫時中止，被廣大職工稱為：“洛軸之春”，從以下三個方麵敘述：
A，引言：以“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為主線，主要闡述中央上層和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發展中重要大事件，對全國各地產生的連鎖反映和影響；
B，洛軸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和《引言》的必然關係；
C，洛軸職工“抓革命、促生產”取得的成績。
(一)洛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主線是《引言》中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決定》（簡稱“十六條”)。由序幕到高潮、由高潮到成果，文化大革命迎來了洛軸的春天，百花盛開，報春不爭俏，共同祝賀祖國山河一片紅，迎接黨的“九大”勝利召開。
中央“五•一六”通知，深刻揭露批判“二月提綱”提出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方針，政策、路線、綱領，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是鬥倒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這場史無前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明確的鬥爭大方向。
《二月提綱》的曆史背景：1965年9月，批判吳晗（北京市副市長）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鄧拓（北京市委副書記）三家村《燕山夜話》觸動了“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由彭真控製的資產階級“獨立王國”北京市委，彭真在劉少奇的受意指使下，指示北京市委“學術批判辦公室”主任許立群，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名義，起草的匯報提綱，全稱“文化部黨組關於當前文化工作若幹問題向黨中央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提出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反對批判吳晗、鄧拓，千方百計地把無產階級批判資產階級這樣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到資產階級所謂“純學術”批判的圈套裏，妄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守反革命修正主義陣線。以五人小組名義起草的匯報提綱，又不讓五人小組成員閱看和討論，彭在提綱稿件批寫“此件因時間倉促，未來及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直接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
二月五日，劉少奇在家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並有彭真帶領許立群、胡繩等人，赴武漢向毛主席匯報。在向毛主席匯報前，彭真指示許立群向主席匯報“要先務虛，後務實，把左派、右派意見匯在一起講，”采取瞞天過海的手法，欺騙毛主席。
二月八日，彭真等人到武漢，由許立群口頭向毛主席匯報，彭真補充，在匯報過程中，主席兩次質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二月提綱”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駁斥，並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實際上給“提綱”判了無期徒刑。
回北京後，彭真對抗毛主席的批評和“三年以後再說”的指示，盜用中共中央名義，指使許立群、胡繩寫了所謂中共中央對二月提綱的批語，未經毛主席審閱，卻造謠說“文件已經毛主席同意”，把提綱變成中共中央紅頭文件，發給全黨，流毒全國。霎時間，什麽“論清官”、論“封建道德”、評價“曆史人物”等等之類的所謂“純學術”討論文章，充斥各種報刊、雜誌，把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引入邪道。
三月七日至二十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作出了重要指示“我們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反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麵目。吳晗和蔣伯讚不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刊、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切實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壓製他們稿件。對“二月提綱”不涉及政治問題的“純學術”討論，提出了尖銳批評，並說“中宣部不要變成農村工作部”(注：農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撤銷)。
三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同誌談話，明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毛主席又說“1963年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麽吳晗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不打招呼？而姚文元發表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了嗎？壓製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閆王殿”，打倒“閆王”，解放“小鬼”。主席又說“我向來主張，凡是中央機關作了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多出‘孫悟空大鬧天宮’”。四月二日，周恩來總理向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指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
四月六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彭真進行了批判，撤銷五人小組報提綱，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五月中旬，中央改組北京市委，任命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蜂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為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五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還指出“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任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樣的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會議宣布，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康生任顧問，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號角。
六月一日，經毛主席同童，中央廣播電台，人民日報向全國公布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轟轟烈烈地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將矛頭直接指向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鄧小平趁毛主席離京到外地搞調查研究，利用臨時主持中央工作之機，迫不急待地炮製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采取自上而下的派出大批工作，進駐基層單位，壓製、打擊廣大群眾對資產階級和黨內走資派的揭發和批判。
繼六月三日派張承先帶領大批工作隊進駐北大，改組北京大學黨委後，六月五日，鄧小平派出工作組，進駐北師大女附中，六月六日孫友漁帶領工作組，進駐北師大，六月八日趙如璋帶領工作組，進駐北京航空學院，六月九日葉林、王光美帶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六月十五日地質部鄒家尤帶二百多人工作組進駐北京地質學院。接著薄一波（副總理）從工交口抽調大批幹部，進駐北京工交口十五所高等院校，團中央書記胡克實抽調1500多名幹部，組成工作組，進駐北京各中等學校，不到半個月時間，派出工作組總人數達7230人，全部進駐北京文化教育機關和全部大、中、專院校，控製局勢，全國各省、市，上行下效，雷厲風行，派出千百萬工作組，殺氣騰騰，進駐各基層單位，壓製、打擊、迫害廣大革命群眾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和黨內走資派，實行白色恐怖，滅無產階級誌氣，長資產階級威風。工作組進駐單位後，都具體幹了些什麽，難作一一文字敘述，本文隻對劉少奇，鄧小平通過其女兒所在兩個中學的工作組，進行剖析回答。
1，北師大附中工作組，劉少奇通過女兒劉平平（該校高二學生）了解該校文化大革命情況後，作出指示讓劉平平轉告工作組，而工作組再把該校發生的問題和遇到的“幹擾”通過劉平平向劉少奇匯報請示，劉平平自然成了聯絡員。第一批工作組進校後，揪出該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劉超，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批鬥。以勾德元為首第二批工作組，六月十七日進校，不到十個小時，就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宣布“我們已掌握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全部材料，北師大附中屬於四類學校，黨支部屬於黑支部”，兩天後劉少奇指示工作組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5％是指全國而言，具體到你們學校就不行了”，結果附中70％以上教師、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0％以上班主任被批鬥，甚至強製“勞改”或者嚴刑拷打。在1000多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150多人，其中一個班，隻有一個左派，一個中間偏左，其餘都是右派，被稱為“右派班”，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
六月二十日，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為預備黨員)奮起造反，貼出大字報題為“揪出鑽進我們心肝中的牛、鬼、蛇、神”，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係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分裂群眾，好像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鬥爭視線。
大字報貼出當天，劉少奇接見工作組長勾德元等四人，劉說“寫大字報的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們消滅他們就容易了”。
2，鄧小平指示團中央書記胡啟立，派工作組進駐北師大女附中，要把女附中作為重點，搞成典型，進行推廣。團中央派出第一個工作組進駐女附中後，鄧小平通過女兒鄧榕（女附中學生）了解該校情況，作出指示，由鄧榕轉告工作組，工作組通過鄧榕向鄧小平匯報請示。工作組進校後，公開宣布“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並恐嚇說，按法律應當坐班房，應當判死刑”，教師都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對教師分左、中、右排隊，整理材料。挑起師生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教師宿舍門上貼上“狼狗窩”等，這種作法引起很多師生對工作組把矛頭指向群眾表示非常不滿。
六月十七日，高三（4）班學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引起全校師生質疑工作組執行的政策方向路線是否正確。
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對大字報內容開展大辯論。支持工作組的學生跳上台大叫“學生也有5％(敵人)也有右派，也有牛、鬼、蛇、神，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工作組的學生，上台表示支持大字報。鄧榕回家問鄧小平“反對工作組對不對”，鄧說：“反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社會上反工作組逆流”，還說：“那十三個人(指寫大字報的)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十三個人，學生中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才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鄧榕日記記載）。鄧榕把鄧小平的話轉告工作組，直接導致很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高二（2）班有12個學生，作為右派進行批判鬥爭，其中張××，李××被定為“反革命”限製在牛、鬼、蛇、神圈內，不準自由行動。幹部統統靠邊站，六個校級領導、六個教研組長，各有5個被揪鬥批判；三十七個班主任，有三十二個被揪鬥批判。陰沉恐怖氣氛，籠罩整個學校，壓的師生喘不過氣。
通過對劉少奇、鄧小平直接控製的兩個中學工作組的剖析，說明自上而下，上行下效，全國務省、市，自治區，派出數以萬計工作組，以及各單位黨委積極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鬥爭予頭直接指向廣大教師，學生、知識分子、黨、團員、幹部、群眾，以及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謂“黑五類”子女，把他們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反動學術權威、技術權威”，進行抄家，戴高帽，掛破鞋，遊街示眾，關進牛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其目的就是壓製、打擊廣大群眾揭發批判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保護黨內走資派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 級利益，複避資本主義，用心何其毒也！反過來反動文人將這一切錯誤強加在造反派頭上。
七月底，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即調查工作組在學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陳伯達立即通知清華大學工作組，釋放被關押的學生蒯大富，周總理親自到清華找蒯大富談話，了解情況，當清華大學和其他學校的情況向毛主席匯報後，毛主席決定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解決工作組，轉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問題.
八月上旬，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揭露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怒斥了他們製造白色恐怖。全文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宇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可以發人深醒嗎”；八月八日，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繼“五•一六”通知後，又一個指導文革正確進行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規定：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全國各地派出的工作組，犯有方向路線錯誤，予以撤出”，結束了五十多天工作組製造的白色恐怖。
八屆十一中會會，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至十一人，將劉少奇，鄧小平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第六位(鄧)和第八位(劉)，使劉，鄧失去了控製中央權力的機會。後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革命“三七”開，三分錯誤是主要是劉鄧在這五十多天裏推行資產階反動路線造成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通過“十六條”，撤出了工作組，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在全國各地遠遠沒有肅清，揭發批判反動路線剛剛開始，由於反路線執行者不服輸，不給受壓製、受迫害群眾平反，而揭發批判反動路線必然涉及執行者，因此，形成勢不兩立的派別組織，被社會通稱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後果導致學校繼續停課，工廠停工，停產，黨政機關不辦公，大規模武鬥不斷發生，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損失。黨中央、毛主席為了肅清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全國的流毒，做好各派群眾的思想轉化工作，及時發出“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不要糾纏曆史舊帳”、“各自多作自我批評”、“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等係列指示；把各省、市、自治區，各派群眾組織頭頭請到北京，由周總理主持，中央文革，新華社參加，坐下來聽取匯報，調查研究，共同協商，達成協議，聯合起來，組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新的政權機構，實行老中青、軍幹群三結合一一革命委員會。全國各地武鬥逐漸停止。局勢逐步穩定，工農業生產逐步恢複，為“九大”勝利召開，創造了條件。
(二)洛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洛軸開展文化大革命時，正值劉少奇，鄧小平自上而下派出大批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和打擊迫害廣大革命群眾對黨內走資派揭發批判，作為“通天”單位的洛軸黨委，對中央上層和北京市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情況，工作組壓製和迫害革命群眾的一係列錯誤作法，不管電台和報紙公開發表，或沒有公開發表的，都了如指掌。洛軸廠黨委，雙管齊下，一是抽調幹部支持市委、充實派出工作組力量，二是召開本廠基層黨組織負責人會議，部署安排本廠文化大革命工作，反複強調：“文化大革命，必須在黨組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準成立其他任何組織”，對全廠黨員、幹部、工人、知識分子，分左、中、右摸底排隊。根據當時被劉鄧控製的人民日報發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精神，發動群眾相互揭發批判，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把大批群眾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把階級出身成份不好的子女視為黑五類，排斥在運動之外，把有技術職稱的，擔任業務領導的知識分子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技術權威，進行批鬥，甚至關進“牛棚”，強製勞動，限製自由，完全背離了“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原則，犯有方向路線錯誤。《十六條》公布後，洛軸黨委並沒有改弦易轍，主動給受打擊迫害的群眾平反，對其執行反動路線作出認真檢查，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反而，拒絕大專院校學生響應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和走向社會、工廠，反對發動群眾揭發聲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革命師生進入廠區，說明洛軸黨委仍在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洛軸職工深思，為什麽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幾個月，受壓製的群眾繼續受壓製?受迫害的群眾得不到平反，百思不得其解，倍感困惑。
黨中央、毛主席注意到，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在很多走資派及其代理人掌權地方和單位沒有貫徹執行，會上舉手通過“十六條”的人，有的不但不執行，而且還千方百計進行幹擾和破壞，千方百計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階級鬥爭新動向。為了排除幹擾，保證文化大革命健康發展，毛主席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膽略，又一次作出了重大曆史性決策，選擇產業工人力量最集中最強大的城市，上海市為突破點。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向全國人民公布《中共中央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偉大號召，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從走資派手裏奪過來，緊緊掌握在無產階級自己手裏。人民日報加的編者按指出“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整個華東，對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洛軸廣大職工聽了黨中央《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才真正明白“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人民群眾受壓製、受迫害的根本原因是沒有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文化革命的一切阻力和幹擾，來自掌握實權的走資派，隻有把無產階級沒有掌握的那部分權力，自下而上的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無產階級自身才能真正獲得解放和自由，上海“一月風暴”，向黨內走資派發出了奪權進軍的號令。洛軸職工，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立即行動起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群眾組織，向不執行“十六條”的黨內走資派發起進攻。此時，被洛軸黨委作為培養選拔對象，調到廠黨委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收集全廠文革動態情報）的畢道芳（革命幹部家庭出身，高幹子弟、共青團員）因對廠黨委派他去監視洛軸技校學生動態持異議，被迫離開五人小組，回到生產第一線，旗幟鮮明地表態支持革命群眾，批判反動路線，參加群眾組織，受到熱烈歡迎，其影響很快流傳廠內外，回應駁斥了社會上流傳的所謂“造反派出身成份不好，沒有黨團員，沒有幹部子弟”等等反動“血統論”錯誤觀點。畢道芳和吳烈才，高學士，楊景榮（老工人、黨員）等群眾組織代表，聯合起來組成具有全廠性的“洛軸職工聯合會”。形成以吳烈才為首的四大群眾領袖核心，共同帶領全廠職工，帶頭揭發批判廠黨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推動了洛軸文化大革命發展，迎來了“洛軸之春”。
1967年2月，由周總理主持召開的中央有關領導人碰頭會議上，譚振林，葉劍英等人，代表黨內走資派和官僚資產階級利益，以“文革”初期因執行反動路線受到衝擊的個別事件為借口，公開背叛他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舉手通過的“十六條”和黨中央《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公告，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矛頭直接指向江青和康生同誌，企圖扼殺文化大革命。當時稱為“二月逆流”，流毒全國，大肆逮捕革命群眾，再次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甚至隨意殺害。在全國各地，受迫害的群眾，響亮地喊出“堅決殺退二月黑風，一月風暴好得很”，而執行反動路線的另一派群眾組織，卻針鋒相對的喊出“二月風暴好得很，堅決殺退一月黑風”的行動口號，形成相互對立的兩大派。
3月上旬，河南黨內走資派，使用專政工具，操縱省公安廳群眾組織“公安公社”對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洛陽“八一六”、鄭大“聯委”等群眾組織，實施逮捕。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全國首創利用飛機向全省各地散發傳單，宣布鄭大“聯委”等一批群眾組織為非法組織。
白色恐怖籠罩神州大地，大批造反派再次被打成反革命，被列入逮捕名單的洛軸“聯合會”吳烈才、畢道芳等人和洛陽大專院校、廠礦造反派組織負責同誌有的被抓，有的轉入地下活動，有的暫時離開洛陽。
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根據毛主席批示，對青海趙永夫、王昭製造的“二•二三”開槍事件，作出處理決定。決定指出“青海省軍區內部發生的問題，是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奪了權，對“八一八”等革命派進行殘酷鎮壓，打死三百多人，逮捕近萬人。中央軍委決定，由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對被打成“反革命”和被逮捕的群眾，予以平反。決定對趙永夫隔離審查；對與事件有直接關係的省委書記王昭．205部隊政治部副主任張曉川，隔離反省，聽候處理。“二•二三”事件驗證了“五•一六”通知指出的“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論斷無比正確。
中央對青海“二•二三”事件處理決定，給“二月逆流”迎頭痛擊，迫使洛陽市公安局無條件釋放了“二月逆流”中以“反革命”罪逮捕的學生和工人，極大地鼓舞了洛軸造反派的鬥爭士氣。四月十六日，洛陽市各大中專學校、機關、廠礦、農業、財貿、文教，衛生和廣大市民群眾，數萬人從四麵八方匯集洛陽市中心玻璃廠前廣場（被稱為“四一六”廣場），憤怒揭發聲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洛陽犯下的滔天罪行，洛陽市委機關造反隊和洛陽公檢法總部，出動數輛高音喇叭廣播車對準大會，進行幹擾破壞。此次集會，再次把洛陽市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打擊了走資派的囂張氣焰。但是不甘心失敗走資派代理人，又轉變策略，轉移鬥爭大方向，進一步挑動群眾鬥群眾，拚命垂死反抗，製造停工，停產，調動農民進城，大規模鎮壓造反派拉開了序幕。
五月中旬，豫西紅衛兵司令部，派學生進駐市委機關，發動群眾揭批反動路線，遭到市委機關造反隊堅決反對，他們以保護市委為借口，煽動工人停產、農民停工，調動工人離崗，農民進城，頭戴安全帽，手持長矛、棍棒，停水停電，將手無寸鐵的學生困在樓內。五月三十一日武力攻樓，將學生趕出市委機關，很多學生被抓，慘遭毒打。
五月二十八日，洛軸“職工聯合會”等群眾組織，對廠黨委支一派壓一派表示不滿，黨委支持的群眾組，要什麽給什麽，而“聯合會”等群眾什麽都不給，因此部分群眾到廠部討說法，要求廠黨委一碗水端平，廠黨委拒不接見。群眾就坐在廠門口等待廠黨委答複。而廠黨委個別人調動另一派群眾，以武力驅散並打傷多人。
繼五月三十一日，對進駐市委揭發批判反動路線的學生實施武力鎮壓事件發生後，造反派組織采取了以大字報辯論，揭露批判黨內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不與對立麵直接接觸，減少磨擦，避免發生武鬥的文攻武衛鬥爭策略。而黨內走資派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不斷挑起事端，製造磨擦，主動攻擊實施鎮壓，破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正常進行，調動大批不明真像群眾，圍攻造反派控製的陣地，繼續擴大武力攻擊鎮壓範圍。從六月一日開始，至七月二十五日中央對河南問題表態時止，調動工人、農民、對西工電影院電影係統“刺刀見紅”建材學校、“衛東紅旗”拖技校、“八一六”、洛一高“井崗山”等造反派組織進行圍剿、圍樓、停水、停電、打、砸、搶、燒，妄圖致造反派於死地。利用經過改裝的大功率推土機(類似坦克)、橋式大吊車，砸壞拖技校教學大樓，用汽油燒毀洛一高教學大樓，大批學生被打死、打傷、致殘，震驚全國。同時又派出大批人員赴京，製造交通堵塞，參加黨中央周恩來主持的解決河南問題匯報團，給毛主席黨中央施加壓力，企圖迫使中央承認其打、砸、搶、燒是“革命行動”。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公布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扣押在武漢隨從毛主席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的反革命事件，並對武漢軍區管轄的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鎮壓造反派的錯誤作法作出明確表態：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洛陽“八一六”鄭大“聯委”等為革命群眾組織。八月初抗美援越回國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二五部隊進駐洛陽支左，表態支持豫西造反派。1968年1月8日，洛陽軸承廠革命委員會成立。群眾組織代表吳烈才、畢道芳、高學士、楊景榮等人，被結合為廠革委會副主任、常委。畢道芳同時被河南省革委會、洛陽市革委會結合為委員、常委。
（三）“抓革命、促生產”，碩果累累
洛軸職工通過學習中央“五•一六”通知、“十六條”等一係列文件政策精神，深入揭發批判《二月提綱》和劉鄧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方針、政策和路線，思想政治覺悟不斷提高，精神變物質，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重要指示。1966年完成軸承產量1493.28萬套，比設計能力提高49.3％，完成品種1213種，超過設計能力5.4倍，完成產值13217.5萬元，超過設計水平57.4％，質量綜合項目合格率達到83.9％，廢品率僅為2.24％，實現利稅7589萬元，創建廠以來曆史最好水平。企業經濟效益比改革開放最好的1983年實現利稅5409萬元多，為國家積累2180萬元。當年試製成功外徑3.14米特大型軸承“3-813”，建成我國第一條“308”軸承生產自動線；研製成功“586”機座軸承和408甲配夯用D387／950H軸承，為九大設備配套的20799／950軸承，不鏽鋼特薄壁四點接觸向心推力軸承D3-618，誠製成功我國第一台15噸冷拔機喂料裝置和支溝磨溝新工藝等多項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填補了國內空白，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為洛軸之春文化大革命創造了良好開端。
1967年7月25日，中央對河南問題表態後，決定成立以劉建勳同誌為首的河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各地市各單位相繼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廣大群眾認真執行黨中央、毛主席各項方針、政策，“抓革命、促生產”，把停工停產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時黨中央、國務院給洛軸下達了生產外徑4.16米帶齒的3-914特大型軸承生產任務。
洛軸職工，出於對黨中央、毛主席無限忠誠的深厚感情，在一無設備，二無技術的情況下無條件地接受了這一艱巨光榮任務，一致表示“有條件要上，無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堅決完成黨中央下達的特大型軸承生產任務，為國爭光、為洛軸工人階級爭氣。在廣大革命幹部，工程技術人員的全力支持下，全廠上下總動員，獻計獻策，挑選全廠最精幹的行家裏手，很快成立了幹部、工人、技術員三結合的攻關小組，自力更生，土洋並舉，群策群力，進行研發攻關。
第一關：外套圈加工
當時全廠最大的立式車床，隻能加工直徑2.6米軸承外圈，而直徑4.16米帶齒軸承外圈，超過立車最大加工限度近一倍，怎麽辦？攻關組廣泛收集各方麵建議，集思廣益，經過篩選，決定在地下挖一個直徑4.5米的大坑，安裝一個大功率電機，作為動力，拚接一個大元盤，為落地工作平台，把加工件固定在平台上，在元盤周圍安裝可進可退刀架，對外圈進行粗、精加工，代替立車。
第二關：磨削加工
把刀架改為壓旋砂輪架，仍在落地轉盤上，對外圈磨削加工，磨出的光潔度，完全達到技術標準，代替磨床。
第三關：外圈齒形加工
外圈牙齒要與另一台機器上齒輪相啃合配套轉動，精密度要求高，不允許有誤差，難度最大。機電修和工具車間，滾齒機、牛頭刨、龍門刨等，所有齒輪加工設備，都比4.16米軸承套圈小若幹倍，即是最大的龍門刨，可從套囤內孔穿膛而過，怎麽能加工4米直徑外圍牙齒呢？攻關組組織兩個車間能工巧匠，開動腦筋，反複思考研究，聯合攻關，先由工具車間，鉗工按齒輪模數，設計製造出刀具和樣板劃線，機電修車間，采取分而治之，把龐然大物的加工件，一分為四，按四個半圓弧形齒輪，逐個在龍門刨上刨出齒形，再焊接成整個圓形齒輪，把它放在落地平台上，車磨平整，解決了外圈牙齒齒形加工。被稱為“螞蟻吃大象”，一點一點吃。
第四關：熱處理淬火加工
熱處理淬火，主要是增強硬度延長軸承壽命。熱處理車間最大的淬火爐，根本放不進4.16米軸承套圈，淬火處理，隻能分而治之，一點一點屹，攻關組挑選全廠高級焊工，手持氧氣焊槍，分段燒紅、加油淬火，確保熱處理淬火技術要求硬度，順利攻克最後一道難關。螞蟻啃骨頭，土洋井舉，攻破四遭難關，不僅節約大型專用設備投資，而且加快時間進度。經過數個月，研發攻關，艱苦奮戰，按時順利地完成了黨中央國務院下達的直徑4.16米，外圈帶齒特大型軸承生產任務。經檢驗，產品質量各項技術標準，完全達到國內外同類產品水平，在成本價格、研發試製、生產周期方麵均創國內之最。1968年黨的生日之前，向黨中央、省、市報了喜。全廠上下一片歡騰，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慶祝全國最大的軸承在洛軸誕生，為抓革命，促生產，樹立了標誌性裏程碑。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工人日報，河南日報，河南電台等主流媒體新聞記者，紛紛到洛軸采訪報道。一致認為：這是洛軸工人階級的偉大創舉，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成為“洛軸之春”最碩大、最豔麗之花。
廠革委按照特大型軸承，實物比例尺寸，做成模型，刷銀灰漆、裝上彩車，向市裏報喜，廠革委會副主任吳烈才同誌，站在報喜隊伍中間，藏而不露。但被河南日報攝影記者李榮檀發現，大聲喊“老吳，你到前麵來，好照相”，吳烈才說“這是全廠的職工智慧創舉，全廠職工的榮耀，要照就照他們吧”，記者說：“職工群眾也要有帶頭人，你是帶頭人，不參加拍照怎麽能行呢”，於是大家把吳烈才推到鏡頭前麵拍了照。之後，廠革委會又選派參加研發生產的工人代表，進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喜，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和鼓勵。
1966年至1975年，研發生產新品種、新工藝、自動生產線、專用生產設備等技術革新、創新20餘項，填補了國內空白。有的項目，如膜片氣動控製技術（1969年研製成功）在全國推廣使用。208、自動生產線國內首創，國際領先。
1972年，通過批林整風，糾正林彪反黨集團修正主義路線，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全年完成軸承產量2425.74萬套，比設計能力提高1.42倍，完成品種1209種，比設計能力提高5.4倍，完成產值18496.04萬元，實現利稅9191.2萬元。產量、品種、產值、經濟效益等經濟技術指標創曆史最好水平。
1966年6月5日，洛軸文化大革命開始至1972年末，以不足六年時間，軸承產量淨增933.46萬套，等於接近再建一個原設計能力的軸承廠，並對全廠萬名職工提供免費教育，醫療和住房、幼兒入托、電影娛樂等等，福利服務。而1976年10月6日至1983年末七年多時間，以最好的1983年和1972年比，產量隻增長8.5％（80萬套），利稅下降近40％。事實說明：《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中所說的“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沿，是事實嗎？為什麽不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檢驗呢？難道前30年就可以不用實踐來檢驗嗎？文革十年國民經濟年均增長7％，超過西方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全國人民免費享受基本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待遇，也超過了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公民享受的基本教育，醫療，住房待遇，這是崩潰嗎？但至今官方主流媒體和精英仍堅持“動亂”、“浩劫”、“崩潰邊沿”等陳詞謬論難道不應該批判嗎？政變後中央領導人和《洛軸廠誌》所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沿等，完全是憑空捏造的，欺騙全國人民和洛軸全廠職工的謊言，是對全國人民、全廠職工堅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惡毒誣蔑，把他們自己破壞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複避資本主義，製造的肮髒汙水，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潑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頭上，真是可恥可惡之極。
洛軸之春曆史標誌一一洛軸廣場毛主席塑像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領導中國勞苦大眾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深受全國人民的愛戴和敬仰。1968年，洛軸西鄰的第一拖拉機廠在中央大門前廣場，塑造了一尊高16米漢白玉毛主席像，洛軸職工紛紛向廠革委會建議，在洛軸門前廣場塑一尊毛主席像，表示萬名職工對毛主席的無限信仰和敬愛。廠革委采納了職工建議，決定由廠革委會副主任吳烈才同誌為首，抽調老工人趙曉明，青年工人工代會代表呂紅翔，知識分子代表肖培洲，組成“三結合”班子，赴西安考察，先到西安交通大學，看乳紅色大理石毛主席塑像高10米，身著中山服，莊重嚴肅，後到西安火車站廣場，看到乳紅色毛主席像高22米，身著軍大衣，頭戴軍帽，揮右手，佩戴“紅衛兵”袖章標誌，指引人民向前進，威武壯觀，真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舵手氣魄，當即決定選擇拍照。回廠後，決定再增高一米，為全國之最，立即動工奠基和雕塑。全廠職工極為振奮，紛紛表示捐款捐物，予以支持。廠革委會對捐款捐物的群眾表示感謝，但不收捐助，費用廠裏承擔，保證把毛主席像，塑造的好上加好，達到全廠職工的滿意。
廣場上與毛主席像配套的華燈，采用北京天安門廣場華燈造型裝飾，毛主席像後麵豎立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十六根旗杆，像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完工後，在廣場上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煙火禮花照亮了天空，鞭炮齊鳴響徹四麵八方，全廠職工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舒發展示對毛主席的無限信仰和忠誠。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後，全國自上而下刮起了批毛、反毛、去毛化反革命妖風，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迎合國外反華反毛反動勢力少數精英，自不量力地狂叫，要拆除毛主席紀念堂和全國各地的毛主席塑像，立即遭到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的堅決反對，但這股妖風很快刮到洛軸，也有少數精英步其後塵，四下鼓噪，叫囂要拆除洛軸廣場毛主席像，調廠職工去拆除，遭到堅決反對和拒絕，高價請農民工去拆除，農民工不要他們沾滿革命烈士鮮血的臭錢，讓被打倒的國內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去拆除，他們不敢在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去幹，使盡了蚍蜉撼大樹的陰招，也沒有達到其罪惡目的。
若和當年落成典禮相比，真如“幾隻蒼蠅嗡嗡叫，幾聲淒嚦幾聲抽泣”。而如今，仍然屹立在洛軸廣場的毛主席像，卻成為每年毛主席忌日和誕辰，全市廣大群眾匯集紀念的風水寶地。這就是洛軸之春，留給曆史無可替代的精神財富，洛軸人為此感到驕傲。
三，洛軸的衰敗、破產、兼並
洛軸興衰和黨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密切相關，和執行毛主席製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以及劉、鄧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密切相關。一九七五年，官僚資產階級右派精英、走資派總代表鄧小平，在全國刮起了右傾翻案風，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向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各級領導幹部和普通黨員、幹部、群眾。鄧小平和葉劍英、李先念等陰謀、策劃、動議反革命政變之勢，已經形成。1976年10月6日，叛徒華國鋒發動右派政變後，積極推行複避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和路線，洛軸開始走向衰敗之路。
一九七六年是多事之秋，是新中國成立二十七年以來，遇到的災難和不幸最多的一年。災難和不幸，給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公有製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給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使社會主義中國步入了極端困難和暗淡時代。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逝世；1976年7月6日，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逝世；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黨和國家、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逝世，在短短的8個月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五大機關的主要領導人相繼去逝。全國各族人民悲痛欲絕，泣不成聲，舉國上下處於無限沉痛悼念之中……
1976年4月5日，官僚資產階級右派精英、走資派總代表鄧小平、葉劍英等利用清明節，以悼念周總理為借口，陰謀製造“四•五”天安門廣場反革命動亂事件，砸汽車、燒房屋、打傷群眾，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被毛主席明察秋毫，慧眼識破，當機立斷，作出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葉劍英離職休息，不參加中央決策會議，一舉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動亂事件製造者的一切陰謀。事後鄧小平對胡耀邦說：“毛主席在重病中，作出如此重大決策的膽量和氣魄，完全出乎預料，我低估了主席的膽略”。
1976年7月31日，唐山發生8級特大地震，造成40多萬人傷亡，近十萬家庭消失和巨大的財產損失，再次把全國人民帶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化悲痛為力量，組織千百萬幹部、工人、解放軍、醫務人員，立即奔赴唐山，救死扶傷，抗震救災。黨中央決定不接受國外捐助，依靠自力更生，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重塑更加美好的新唐山，充分體現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粉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集團精英所說“唐山從此在地球上消失”的預言，受到世界各國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讚揚，提高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地位。
1976年10月6日，機會主義分子、兩麵派、叛徒華國鋒，自食主席健在時在江青同誌麵前，效忠表態，“永遠不作傷害毛主席一家人的事”以報答毛主席恩重如山的誓言，和葉劍英結盟，收買汪東興為打手，陰謀、策劃、發動實施帶有黑社會性質反革命政變，矛頭自始至終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殘酷打擊迫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黨員幹部和群眾。1949年前，毛主席的家人——妻子楊開慧，弟弟毛澤民等多人，慘遭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反動集團殺害，被中國人民尊為烈士，世代敬仰。1976年10月6日的政變者，步國民黨反動派後塵，也首先向毛主席家人動手。華國鋒、葉劍英政變行動安排，第一個抓捕的是毛澤民烈士之子毛遠新同誌，同時將其懷孕的妻子全秀鳳拘禁，隔離審查，全秀鳳在審查中生的女兒患病得不到及時治療，成為雙目失明的殘疾人。第二個被抓的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夫人江青，第三個抓的才是汪洪文等人……毛主席女兒李納等人無一幸免。華國鋒向毛主席家人宣布的隔離審查，實質上是非法監禁，私設監獄，非法審訊，私設公堂……1976年10月6日反革命政變，像幾座大山一樣，幾十年壓在毛主席家人頭上……
在華國鋒、葉劍英政變過程中，凡是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人，統統屬於被抓、被鎮壓的對象，一時間，全國上下，遍地都是私設的監獄，到處是非法審查、私設公堂……上掛下連，人人過關。華國鋒提出 “像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國民黨那樣，打倒江青，打倒造反派”後，國家監獄幾十倍的擴大，人滿為患，各單位畫地為牢，私設的監獄數以萬計，既無黨紀，又無國法。具體到河南省情況是：上至省委書記，下至生產隊長，會計、工廠的班組長，機關公務員、司機、炊事員，都是審查對象。殘酷的法西斯專政，造成無數人被摧殘，自殺，致殘、無數人被逼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製造數千萬樁錯案，幾十年得不到糾正。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曾經講過：“文化革命的鬥爭，是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1976年10月6日，右派的反革命政變，實質上是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汪精衛、反革命政變的繼續、翻版和重複再現。兩者相同之處：（1）性質相同，都是黨內右派政變。（2）“4•12”政變頭子，蔣介石、汪精衛代表大地主，大官僚資產階級利益，背叛領袖孫中山製定和執行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路線，實行資產階級法西斯獨裁專政。49年後的“10•6”右派政變頭子華國鋒、葉劍英代表黨的官僚資產階級右派、走資派以及被打倒地主資本家利益，背叛領袖毛澤東製定和執行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各項方針政策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複避資本主義，實行資產階級專政。（3）蔣、汪政變後，暗中殺害孫中山的接班人、國民黨的創始人廖仲愷，對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各黨、派團體的左派進步人士，進行大清洗，實行“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極端法西斯政策。華葉政變後，將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政治局常委、副總理、總政主任）、革命理論家、黨、政、軍領導人張春橋判死刑，對以造反派為代表的左派黨員，幹部和群眾實行“寧可錯抓錯判千萬，決不漏掉一個，斬草除根，不留後患”的極端法西斯政策，比蔣汪殘酷千百倍。（4）蔣、汪政變後繼續打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旗幟，欺騙群眾。華葉政變後，繼續打著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欺騙群眾。這兩場政變的不同之處在於：（1）蔣、汪反革政變是在孫中山逝世兩年零一個月之後，華葉政變是毛澤東逝世後，屍骨未寒的第二十八天，比蔣汪加快二十七倍。（2）蔣、汪政變後，對堅持領袖孫中山製定的政策路線及領袖夫人宋慶齡，除暗中監視外，沒有限製其人身和言論自由，沒有株連家屬、子女和親朋好友。華葉政變後，對堅持領袖毛澤東製定的政策，路線的領袖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立即逮捕，長期關押在比國家正規監獄更黑暗，不見陽光的地下室，實施身體精神摧殘，後判處死刑；對其子女、家人、親朋好友，護士、秘書等非法監禁審查，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限製人身、言論自由，甚至判重刑，喪盡天良，比蔣、汪更殘暴，更無恥。
每年清明節，全國各地黨員、離退休幹部、工人代表，到北京西郊福田公墓，為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夫人江青同誌掃墓，悼念，學習她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和熱受革命品德，學習她同走資派，官僚資產階級作鬥爭，堅定不移的精神，學習她忠於毛澤東思想，受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卻遭到受官僚資產階級右派精英當權者指使，身著灰色標誌服保安人員的粗暴幹涉和狂聲嗬斥“離遠點，離遠點!”不準靠近墓碑，當權者可以用革命烈士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錢，為殺害他們的國民黨反動派頭子蔣介石及家族修墓，而人民群眾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夫人，烈士親人江青掃墓，卻遭橫加阻攔和嗬斥，這一事實再次證實“10•6”政變者的反革命真麵目。
1976年10月6日政變後，很快改變了上層建築的無產階級性質，由於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導致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基礎的改變，為複避資本主義掃清障礙。作為中央直屬企業的洛軸，首當其衝，洛軸官僚資產階級右派掌權者，緊跟政變者部署，上行下效，背離特定曆史環境，違犯黨紀、國法，畫地為牢，首先將廠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吳烈才、畢道芳，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高學士、楊景榮等人拘禁隔離審查，私設公堂，非法審訊，以現行“反革命”逮捕，長達兩年之後，在沒有任何事實和證據的情況下，洛陽市中級法院，顛倒是非，無中生有，捏造罪名，判刑入獄。全廠上掛下連，把下至班，組長的普通黨員，幹部、群眾，凡是緊跟黨中央，毛主席部署和黨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的，統統成為被抓，被鎮壓，被審查，被清洗對象，一律予以判刑，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不調升工資，不評發獎金，不評定，不晉升技術職稱，所涉及人數多達數千人，並株連子女、親屬，無數人被整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製造大批冤、錯案，不予糾正。嚴重挫傷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直接造成1976年洛軸曆史上等一次出現虧損，從此步入衰敗破產之路。
洛軸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路線，執行資本主義經濟政策過程中，依靠“精神鴉片”刺激，曾起到一時興奮作用。被洛陽《廠誌》編者稱為“改革開放最好年”的1983年，完成軸承產2500萬套品種1461種，產值1.6214億元，利稅5409萬元，但和“文革”中的1972年對比，產量雖然增加?0多萬套，產值卻下降2255萬元，利稅減少3782.2萬元，對比事實說明，洛軸《廠誌》編者所稱“文化革命”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沿純屬誣蔑欺騙謊言。
洛陽軸承廠是我國軸承行業的排頭兵，規模大，品種多，規格全，最大的軸承，直徑5米，重量8.9噸，最小的微型軸承為8克，晶牌馳名中外，在國內，產品複蓋衛星、雷達、飛機、船泊、汽車……等所有機械製造行業。由於產品銷售市場前景廣闊無止境，當時實行的以銷定產，以質保產、效率增產和注重經濟效益，辯證處理調整產量、質量、效率、效益、平衡關係，確保各項經濟指標全麵完成的科學計劃經濟管理。30年。累計為國家積累30億元，是原設計投資總額的30倍，這是幾代幹部、工人、技術人員、勞動智慧創造奮鬥的結晶。
進入1980年後，總廠決策集團，撤銷總廠在“文革”中建立的“三結合”各級革委會，重設管理機構，因人設事，機構重迭，人員臃腫，比原機構擴大了幾倍至幾十倍，人浮於事，其中有1500多人，沒事幹，數年不上班，一切待遇照發，由於決策者取消了黨委領導下集體分工負責製，取消了“兩參一改三結合”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方針，尤其是取消了工人參加管理的監督製度，使黨組織喪失了工人階級先鋒隊和戰鬥保壘作用，強製工人簽訂雇用製勞動合同，改主人為奴隸。對下實行層層個人承包責任製，各自為政，粗放管理，獨斷專行不受監督，為貪腐蝕蟲等各種犯罪分子，創造了良好環境和肥沃土壤。
洛軸集團銷售總公司，在全國各省、市、地設立了二十多個獨立經營子公司，這些子公司的法人代表，坐收坐支，產品由集團發運，賒銷、代銷，負債經營，累計有十多億元貨款長期收不回來，不少用戶因欠貨款不清，或自動消失，或斷交轉營別廠產品，形成無主債。各子公司庫存10年以上軸承產品和抵債汽車等物資，共計四億多元，全部變成無使用價值的廢品。而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撤、換、調整則由集團決策者越級管理，銷售總公司無權過問，因拖欠貨款越積越多，債台高築，影響總廠資金流動時，高管決策者，派出人員到支公司摧繳，但往往是來往費用，招待吃、喝，玩、樂全由支公司公款報銷，住一段時間，不管效果如何，打道回府，把各地子公司變成決策者既安全又保險的輪流旅遊渡假“天堂”，這就是越級粗放管理的奧秘，工人給他們的畫像是：“有權有勢搞購銷，在途資金打水漂，領導嫖窯子，工人餓肚子”。
由於占洛軸集團銷售額半壁江山的二十多個子公司的銷售貨款長期收不回來，負責經營、惡性循環，導致洛軸集團流動資金失靈，隻能過度靠銀行貸款生存，財務賬麵形成明盈暗虧，跟著負債經營，債台高築。職工10年不升工資，欠繳職工養老保險金上億元、住房公積金和工資八千多萬元，銀行貸款由於隻貸不還，導致國有四大銀行斷貸。水、電、氣長期賒帳經營，欠費不繳。2004年5月全廠停電、停水、停氣，洛軸一片漆黑，給職工生存造成危機，引發眾怒，集體上街堵路，中斷交通，表示憤怒和不滿，震驚洛陽市委。2004年5月14日，市委組織公、檢、法工作組，進駐洛軸，對已經浮出水麵的高管人員中的貪腐犯罪分子進行查處。
洛軸原廠長、黨委書記，一•四機部副部長、河南省副省長、省政協主席閆濟民同誌，委托要求《中國機械工業報》記者粱延馥對洛軸興衰進行調查。
市委派出的公檢法工作組，進駐洛軸後，對幹部違規違紀違法犯罪案件進行了查證處理。追回現款六千多萬元，貸款七千五百多萬元，合計一億三千多萬元，占外欠債債權十分之一，查處的有關高管人員犯罪件案有：
（一）洛軸集團公司
1，洛軸集團新世紀實業有限公司(簡稱新世紀公司)副總經理吳誌強，挪用資金31.68萬元，判處有期徒刑。
2，洛軸集團新世紀公司財務部經理尚建靈，挪用資金10.23萬元，判處有期行徒刑6個月，緩刑6個月。
3，洛軸集團新世紀公司財務部經理王彩華，侵占資金2萬元，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
4，洛軸集團銷售公司上海支公司經理郭學禮，挪用資金50萬元，判有期徒刑。
5，洛軸集團醫院財務科長楊偉，受賄1.5萬元，判有期徒刑。
6，洛軸集團審計部效益審計科科長鍾華民，受賄2萬元，判有期徒刑。
7，洛軸集團工裝廠廠長蘇成斌，因玩忽職守被依法拘留，移交檢查機關查處。
（二）洛陽LYC公司
8，洛軸工模具製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盛方，受賄3.5萬元，判有期徒刑。
9，審計部工作人員唐建波，因受賄罪被判刑。
10，洛軸鐵路軸承公司總經理蘇世閣，侵占罪非法經營同類產品罪，處有期徒刑。
11，洛軸鐵路軸承公司黨委書記副總經理鄒小洛，非法經營同類產品，被逮捕(未結案)。
12，洛軸鐵路軸承公司副總經理何國林，嫌疑非法經營同類產品，被刑事拘留(未結案)。
（三）洛軸保衛處
13，洛陽軸承廠保衛處，受洛軸集團和洛陽市公安局雙重領導，全麵負責監控全廠國有資產安全，防止和打擊盜竊、侵占、破壞國有資產犯罪活動的要害職能部門。防盜工作是重中之重，長期受總廠和市局領導信任、重用，多次受到嘉獎和表揚的處長謝麥蛟，卻是洛軸最大盜竊犯罪集團總頭目，他利用職權，打著上級領導的旗號，內外勾結，上下結夥，堅守自盜，保衛處控製的出廠物資門崗檢查，成為盜竊集團安全通道，長期暢通無阻，整箱、整車盜竊、倒賣軸承，數量巨大，給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他將所得巨額髒款，夥同市公安局某科長(局長之子)從廣州口岸走私倒賣高檔轎車，增加犯罪所得附加值。在湖南被查獲時，又得到河南省公安廳主要領導人指示，出具非走私車假證明材料，企圖庇護其過關。由於中紀委立案查處，謝麥蛟在洛軸俱樂部宣布被判處死刑，謝不服揚言：“讓我一個人死，一個人承擔責任，我死了也絕不會讓那些廠長、局長、廳長好過”。當權者怕謝死前揭發他們的違紀違規行為，受黨紀國法追究處理，就偷偷將謝拉到遠離市區的孟津縣改判為無期徒刑。
從謝案形成查處和謝的揚言情況看，如此“肆無忌憚”的團夥盜竊犯罪活動，時間之長，數量之大，都和總廠、市局上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瀆職、重用、包庇、支持分不開，或者有相互利用，相互勾結的千絲萬縷聯係，絕非孤立和偶然。為什麽當時沒有深查、深究與謝有密切關係的主要領導人瀆職犯罪的黨紀國法責任？對此，職工斥責、議論，疑問多多。此案是在2000年前查處的，如果在查處中，能舉一反三，標本兼治，徹底追查處理，認真總結教訓，從管理上加強監督防範措施，或許可以避免決策者繼續瀆職貪腐而造成數十億元國有資產流失、企業破產、數千失業工人、失去家園處奔波流浪，自謀生路的嚴重後果。
以上查處的案件，都是洛軸集團管屬的二級管理機構中，浮出水麵的貪腐、盜竊、挪用、受賄、侵占等犯罪分子，從擔任職務和涉及範圍看，有保衛處長、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副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也有財務部經理、財務科長、審計科長等要害監理部門和中高級專業管理人員，足以讓人觸目驚心，但查證和追回的犯罪所得的資金，卻不足冰山一角。 但遺憾的是工作組，對省市管屬的洛軸一級機構，決策集團中的貪腐瀆職造成數十億資金流失，七千多工人失業，沒飯吃的巨大損失和重大犯罪行為，卻未觸動絲毫。治標不治本的結果，導致洛軸破產被兼並。
洛軸破產兼並前後資產重組情況：（1）重組前2004年，總資產額為34.9億元。其中土地6.3億元，負債總額25.2億元，其中銀行貸款14.7億 元，淨資產9.7億元，負債率為72.2％。（2）2005年9月底重組時，總資產為28.3億元，其中土地6.3億元，負債總額22.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14.7億元，淨資產5.8億元，應收款（呆壞帳）8.4億元，負債率為79.3%，全廠有7022各工人待崗，沒有經濟收入，生活處於極端困境。
為洛軸破產做準備，市政府將7022名失業工人轉入洛陽市再就業服務中心，每人每月發給458元生活費，之後又為他們分別辦理內退、協保，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為洛軸進入破產程序創造條件。
2005年11月省委書記徐光春、副省長史濟春，市委書記連維良等領導人，到洛軸調研，洛陽市政府，再次為洛陽軸承擔2000名失業職工社保醫保賞用和最低生活保障金，並出資一億多元，幫助解決洛軸各種遺留問題。
省、市委領導人對洛軸個別決策者，貪腐汙職犯罪造成的數十億元資金流失，數千人待崗失業，生活陷入困境，導致洛軸破產，承擔了失察瀆職責任。完成破產程序後，策劃選擇一個和軸承製造、生產、管理毫不相幹、省內知名度不高、國內同行業排不上名次的縣級煤碳企業——水煤集團出資兼並。中國軸承製造行業航空母艦，產品弛名中外，數十年產品銷 售不衰，多年被列入中國500強企業——洛陽軸承廠，導演一出沒有慶典儀式的“螞蟻吞大象”鬧劇，和1968年洛軸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攻關小組，策劃導演的“螞蟻咐骨頭，螞蟻吃大象”土洋結合，研發生產，直徑“4.16”米特大型軸承在洛軸誕生，舉行慶典，鞭炮齊鳴，羅鼓宣天，煙花照亮天空，萬人歡騰，全國務家報紙，電台主流媒體記者，爭先恐後采訪，宣傳報道造勢相比，反差之大，意義感情完全不同，前者是洛軸工人階級的光榮，後者則是恥辱。
四：洛軸工人話興衰
“黑螞蟻”永煤吞吃“大象”洛軸的信息公布後，猶如強烈地震，震動全廠上下，除幾個決策者暗自慶幸企業破產兼並，為他們解脫貪腐瀆職犯罪行為，免受黨紀，國法查處和追究而感欣慰外，萬名職工輿論嘩然，怒不可節，斥責聲不絕於耳，街頭巷尾話興衰，長時間成為熱點，大家一致認為：
洛軸振興的根本：一是黨中央，毛主席製定的政策，路線好；二是廠長，書記貫徹執行好，幹部廉潔奉公，作風民主，關心群眾，注意工作方法；三是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監督管理製度堅持好；四是愛廠如家，主任翁責任感作用發揮好。
洛陽破產的根源：是華國鋒、葉劍英1976年10月6日發動右派反革命政變，背叛無產階級根本利益，否定毛主席1976年4月5日處理天安門反革命動亂事件，撤銷總後台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終止葉劍英職權，離職休息，不參政的重大決策，為鄧小平、葉劍英平反，恢複職務和權力，改變毛主度製定的政策和路線，如果沒有“10•6”政變，就沒有鄧小平再次上台和葉劍英的再次出山，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剝削人的政策和製度，沒有和資本主義接軌的通道，沒有產生貪腐犯罪的土壤，洛軸破產就不會發生。
省、市委領導人，導演的“黑螞蟻”永煤吞吃“大象”洛軸，沒有幫助洛軸解決數千名工人上崗就業，而是保護洛軸個別決策者，貪腐瀆職犯罪，免受黨紀國法的追究，使他們逍遙法外，至今在國內外仍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而洛軸數千名失業工人，失去的是經過幾十年艱苦奮鬥，流血、流汗、犧牲創建的美好家園——洛陽軸承廠，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工人說：“毛主席領導我們建設新中國，叫工人當主人，教工人作主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工人說：“華國鋒搞政變，鄧小平搞翻案，重新回到解放前，叫主人作奴隸，砸碎飯碗當乞丐——自謀生路”。
工人說：“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教人民互愛又互助，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幸福路”。
工人說：“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改革，他為子女謀幸福，他教人各顧各。興雇工，興剝削，千家流淚一家樂。多數窮，少數富，貓鼠共謀發財路，摸著石頭過河去，擴展賣國求榮改革路”。
工人說：“廠衰人散，家業凋零，創業開拓者，食無糧，病無醫，住無房，吃救濟，靠關係，受教育，交高費，養老金，養子孫……”、“淘去浮沙真金在，剝去謊言真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