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維穩”事業提升到了“哲學”高度：注銷訪民戶口

 

注銷訪民戶口：無有效身份信訪窗口不接待，住旅館也不行

掩耳盜鈴式維穩

謝勇　2012-4-21   來源：南方農村報

 

兩個省份,因為維穩就將公民的身份剝除,使之脫離社會政治文明體,並進一步排除社會管理對之服務、救濟的可能——因為無有效身份,信訪窗口不接待,連住店、銀行開戶等都不可能。這種行為無論有何種借口,都是野蠻之舉,實際上已經觸碰到社會運行底線。

因為上訪,遠嫁河北的湖北居民吳遠秀先後被故鄉和居住地注銷戶口,而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也隨之失效。現在,吳遠秀成了一個沒有身份的“被遺棄”者、遊蕩街頭無人管理的上訪“黑戶”(4月18日《南方都市報》“被“銷戶”的訪民：吳遠秀“消失”記”)。http://nf.nfdaily.cn/nfd*****/content/2012-04/18/content_43432198.htm

因為上訪,因為維穩,中國社會出的亂象已然不少,悲涼、氣悶、絕望,隨著事件的不斷發生,圍觀民眾體會了各種負麵情感。不過,吳遠秀的遭遇,卻似乎將“維穩”事業提升到了“哲學”高度,這倒是此前沒有出現或被觀察到的。

不得不佩服有關部門對於現代生存方式的洞察力和思辨力。在發現吳遠秀身上存在著管理係統錯亂——她居然擁有兩套戶籍之後,在不長的時間裏,河北省泊頭市以及湖北丹江口市先後作出注銷吳遠秀戶口的選擇。而依據現行維穩規則,沒有戶口就不需為其上訪行為負責,當地政府也就由此卸下了一副“重擔”。

現代社會中權力對人的管理、規訓是哲學家福柯的重要研究內容,福柯將之概括為“生命政治學”這一概念。權力可以用戶籍、身份證等方式為公民“命名”,同時,也可以用拒絕“命名”的方式:對那些所謂低等種族、精神病人、退化者加以排斥,使之脫離社會體,甚至將其肉身消滅。當年納粹的第三帝國就是采用這種方式,剝奪了集中營民眾的身份,將之抽象化成一個個數字符號,並最終使之徹底消失。

當然,在這裏引用福柯的觀點,並不是說湖北、河北兩地相關部門就是想重複納粹的罪惡,甚至臆測他們在剝奪吳遠秀身份之後的種種恐怖行為。但除去這種極端之惡,確實能看出權力之間存在的的某種共通性。回到吳遠秀事件本身,兩個省份,因為維穩就將公民的身份剝除,使之脫離社會政治文明體,並進一步排除社會管理對之服務救濟的可能——因為無有效身份,信訪窗口不接待,連住店、銀行開戶等都不可能。這種行為無論有何種借口,都是野蠻之舉,實際上已經觸碰到社會運行底線。

此外,事情還存在其他的觀察維度,也可以由此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

首先,可以明確這個社會與福柯所批判、厭惡的現代性精細化管理還相去甚遠。可以想象,如果我們的權力體係真像他理解的那樣完善而睿智,怎麽可能出現一個人擁有兩種身份如此低級的錯誤?據媒體披露,吳遠秀之所以能有兩個身份,是因為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她接受了入戶普查人員的登記,就這樣稀裏糊塗上了戶口。吳遠秀說:“當時來普查的人問我多大歲數,我說你看我像多大歲數,也沒正經回答,當時剛生孩子,看起來顯老,後來身份證發下來了,把我歲數給弄錯了,大了十幾歲,錯就錯了,也沒當回事。”可以看出,社會管理是多麽粗糙、草率。

其次,統一的社會整體還沒有真正形成,地域割裂性依然存在。全國統一的身份證製度是建立在“戶口“這一將人之身份鎖定在特定地域的前現代管理方式上。而湖北、河北兩地政府有關部門在注銷一個公民身份時候,亦可以不需告知公民。看來,自1984年身份證製度實行以來,中國社會的實質進步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麽大。

就上訪和維穩問題,已經出現了“黑監獄”、公開雇人上訪、起訴上訪者賠償維穩費用等等怪象,吳遠秀遭遇的“哲學維穩”也不會是最後一單。下一個後來者是誰,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作者係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