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國後，連續上奏折要求速行立憲，慈禧太後聽說立憲有“王位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似乎心有所動，加上立憲乃是民心所向，於是清廷便在1906年8月25日召開了一次廷臣會議，專門討論是否立憲的重大問題。
這次會議由醇親王載灃主持，參加者為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和大學士，包括慶親王奕劻、徐世昌、張百熙、孫家鼐、榮慶、鐵良和瞿鴻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凱。據當時《東方雜誌》的報道，這次廷臣會議的火藥味很濃，各大臣在會議上針尖對麥芒，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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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廷臣會議上，奕劻先開了個頭，他說從考察大臣所擬的奏折來看，立憲之事有利無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輿論，因此“似應從速宣布立憲，以順民心而副聖意。”
孫家鼐首先站出來表示反對，他說立憲國之法與君主國完全不同，從君主製到立憲製，從用人到行政，一整套的製度全都要跟著變，要是變動太大又太快的話，恐怕會亂成一團糟。如果這樣的話，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體清明，慢慢變更也不遲。
聽起來孫家鼐好像並不反對立憲，他的理由是重大的變革必須建立在政府控製力相對強大的基礎上，不然難免會埋下失敗的根源。對此，徐世昌起而反駁。他雖然也認同孫家鼐關於目前國勢虛弱的現狀，但他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那就是“漸變有年，未有成效”，要是再這樣支離破碎的漸變下去的話，既不能改變國民的觀念，也無法掃除的曆史惰性，結果還是重走老路，惡性循環永無休止。因此，中國隻有大變，進行大刀闊斧的變動，才能“發起全國之精神”，對國民的觀念起到衝擊性的作用，並真正擺脫多年累計下來的危機，這才是救國之道。
其實這個爭論是個老話題了。孫家鼐當年和康有為等維新人士沒少做口水戰，說來說去，還是“速變亡國，漸變有治”的老一套。徐世昌當年和康有為等人過往甚密，自然是反對這種老調調的。
孫家鼐對徐世昌這種新式官僚平時就很看不慣，徐世昌話音剛落，他便接過話頭反駁道，你說要以立憲來發起全國之精神，那也得有一定的條件才行，那就是國民對立憲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但你看看現在的情況，那些老百姓有幾個知道立憲的好處？一千個人裏麵有一個知道就不錯了！至於立憲到底是怎麽回事，該怎麽做，那更是一萬個人裏麵也未必有一個清楚。如果在大家都懵然無知的情況下就頒發憲法，不但沒有好處，恐怕會惹來更多的麻煩。
聽到這裏，同樣是老資格的張百熙起而發言，他說國民的認知程度應該由政府來引導，目前的情況的確是無法達到這個程度，但要是等到國民程度達到立憲的標準時再來實行立憲的話，那中國恐怕永遠都看不到立憲那一天的來臨。因此，與其等到國民達到立憲的認知程度，倒不如先實行預備立憲，然後對國民循循誘導，那國民自然也就逐漸能達到這個認知水平。
榮慶對這些關於未來的推論毫無興趣，他冷冷的說，立憲聽起來是挺美，但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什麽？綱紀散漫，弊政百生，現在都搞不好，還談什麽立憲呢？當務之急是先“整飭紀綱，綜核名實，立居中馭外之規，定上下相維之製，”隻有先整頓幾年，等到那些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立憲才能逐步推行。
頓了頓，榮慶又不冷不熱的說，如果不考慮咱們國情和歐美國家的差別，僅僅是一些人為了追求立憲的虛名，結果恐怕不能於國有利，反導致“執政者無權”，那些別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棲息其間，日引月長，為禍不小”。榮慶的話充滿譏諷，把心裏有鬼的奕劻等人說得臉上一陣燥熱。
當時的氣氛頗為尷尬，這時瞿鴻禨出來打圓場，說這就是為什麽叫“預備立憲”，“而不能立刻實行立憲”的緣故了。鐵良對瞿鴻禨這種和稀泥的表態很不滿意，他憤憤的說，各國立憲都是因國民要求而實行，政府不實行，他們就搞暴動；哪裏有老百姓都不知道，反要強加給他們呢？如果他們真的要求了，說明他們已經知道立憲的好處，也就是願意為國家分擔義務。現在我們沒有經過國民的要求而授之與權，他們不但不感謝你，反會以分擔義務為苦差，這又有什麽意思呢？況且，搞立憲要實行地方自治，萬一那些刁民和劣紳把持地方，那不是更壞事了？
袁世凱聽不下去了，他反駁說：“天下事勢，何常隻有？各國的立憲，都是因國民有認知而授之與權，而我們是因為國民有這個權利而知道這是應盡之義務，我們的情況和西方是不一樣的，不一定要和各國一樣。”至於地方自治，必須先選“循良之吏”為地方官，“扶植善類，使公直者得各伸其誌，奸匿者無由施其技”，這樣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礎了。
兩派人在那裏爭來辯去，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主持會議的載灃卻在會議過程中始終一言不發，而軍機重臣瞿鴻禨也沒有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等到大家爭得口幹舌燥，沒什麽話說了，載灃才慢吞吞的站起來作了個總結發言，說：“立憲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與否，又在難必之數，則不能不多留時日，為預備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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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後調和了雙方意見，於1906年9月1日發布了“仿行立憲”的詔旨。在詔旨中，既不否定立憲，也宣布馬上立憲，而是說“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操切從事，塗飾空文。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製入手。亟應先將官製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為預備立憲之基礎。”
其實，從總的情況來看，這次會議上倒沒有人公開反對君主立憲這種製度，關鍵問題是什麽時機推行的問題---也就是說，立憲是遠期目標還是近期目標的問題。另外，在承認當時“紀綱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兩派人對實行速行立憲的結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論。
反對速行立憲的一派認為，一個國家的立憲要取得實效，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如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控製能力，各種資源（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相對充沛，國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這種觀點姑且稱為“條件論”，他們由此認為，在不具備這些條件就貿然速行立憲，不但事與願違，反會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災難。 更有甚者，他們對改革者的動機表示懷疑，有如榮慶在會議上的譏諷之語。
主張速行立憲的一派也承認當時的現狀，但他們反過來認為這種現狀是因為沒有變革的結果。因此，隻有通過立憲的刺激和引導才能改變這種危機。而且，速行立憲派對立憲後的推論相對樂觀，他們認為立憲製度一旦建立，緩行立憲派說的那些條件是可以在這種製度下逐漸創造出來的。這種觀點也就是所謂的“危機論”。
從邏輯上來說，這兩種觀點其實都會陷入一種兩難境界。正如蕭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時期的立憲論爭及其現代啟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 醫院裏的有一個重症病人，醫生們在討論治療方案上時，“激進派”醫生認為，由於病人的病情惡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須立即進行大手術，否則病人就沒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醫生則認為，正因為病人病情嚴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備進行大手術的條件下，任何大手術隻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隻能進行小手術，大手術既使必要，也隻能在病情好轉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事實上，這種“重症效應”下引發的政治選擇兩極化在戊戌變法時期已經初見端倪，當時康梁等人“不變則亡，小變亦亡，大變則強”的立論何嚐不是一種“危機論”？而反對康梁變法的那些守舊派其實隻是“條件論”的擁護者，倒未必是反對變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機越是深重，“重症效應”下引發的兩難抉擇就越為的急迫和尖銳。就當時而言，雙方都有道理，但抉擇隻有一個，哪一方能取得優勢地位呢？從近代曆史來看，在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危機論”更有市場，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但是，我們不能不認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危機論”更傾向於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層麵，其引發的往往是一種激進的政治思潮，一旦民眾被發動起來，相對理性溫和的保守力量將被曆史的洪流徹底衝垮（正如本書有意無意提示的），這何嚐不是另外一種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