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飛駿
良心！
我們的“良心”哪裏去了？
被“物欲”和“急功近利”吞噬了。
是什麽主導了中國社會圍繞“物欲”和“急功近利”兜圈子？
是“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
誰把“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奉為理論基礎？
現代極權專製體製。
…………
二十世紀是人類世界慘烈殺戮的世紀，一個又一個針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讓人想起電視連續劇《海燈法師》的主題歌“黎明不見太陽，天空中下著血雨”。幾乎所有針對平民的“大屠殺”都是現代極權專製國家主導的。
二十世紀典型的極權專製國家有六個：納粹德國、前蘇聯、毛中國、紅色高棉柬鋪寨、薩達姆伊拉克和北朝鮮。
絕大多數極權專製國家都發生了大饑荒和針對國內無辜平民的大清洗大屠殺。斯大林肅反和毛太陽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人類文明史製造了永遠也無法愈合的傷口。
大饑荒和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製國家永遠也無法消逝的痛。
盡管大饑荒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製國家人民的最大痛楚，但這個體製的最大惡果則是“毀滅社會良心”。
現代極權專製體製是嫁接在中世紀皇權專製的老樹新枝。因為是中世紀皇權專製感染了“進化論”和“馬主義”等“偽科學”病菌結出的怪胎，所以連中世紀皇權專製還不如。本人在《現代極權專製體製比中世紀皇權專製更惡劣》一文中有較為具體的分析。
中世紀皇權專製雖然充滿了“特權”和“不平等”，但廣大基層社會實行“地方精英自治”，“民主”和“公道”成為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兩大杠杆。德高望重的鄉紳、學者和私塾先生在當地深孚眾望，這份民意基礎就在於他們多數情況下能夠“按良心辦事”，“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在處理社會糾紛時“主持公道”。
所以君主專製國家無論官僚階層如何腐敗沒落，廣大基層社會還在“按良心辦事”，就算皇帝官僚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仍未從整體上“丟失良心”。
封建中國那些勇於為民請命的政治精英，雖然得罪了皇帝權貴丟官坐牢或殺頭，但在民間仍能贏得廣泛的尊敬。那些潔身自好的良知官宦，掛冠而去後仍有許多社會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製國家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的傳統，把那些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民間精英”打成“階級敵人”從整體上消滅，把極權專製的觸須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當專製統治者步入腐朽沒落期時，因為廣大民間不存在有組織的“良心力量”來抗衡官僚隊伍的墮落，一旦權力上層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也就會和上層保持“高度一致”“丟失良心”。
在這種上下“高度一致”的刻板社會裏，如果有誰膽敢為民請命被官僚隊伍淘汰，廣大民間一樣會對維護人民利益的“恩主”落井下石？手段甚至於更極端更絕情。彭德懷是毛中國最有勇氣的良心官員，因不忍心看著饑民大批餓死勇於站出來說真話，被毛太陽汙為“反黨集團黑司令”。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蒙受不白之冤，可老元帥並沒有從廣大民眾眼裏看到任何理解同情的目光，隻能聽聲到嘶力竭的“打倒彭德懷”口號。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如果有誰象陶淵明一樣“不願為五鬥米折腰”掛冠而去，民眾要麽不信任你，要麽懷疑你腦子有毛病。你除了收獲“誤解”和“羞辱”外幾乎不能奢望會有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製國家主要通過下述四種途徑來“毀滅社會良心”。
一、“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人事體製。
因為特權專製體製下的官吏任免升降權掌握在各級上司手裏。一個人為了升遷就得挖空心思討好自己的上司，“行賄”和“拍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時不擇手段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傾軋陷害”是慣用伎倆。一個有真才實學且堅守良知的傑才俊士是不屑於對上司“行賄”、“拍馬屁”和“傾軋陷害”無辜同僚的，隻有那些不學無術且沒任何道德操守的小人惡棍才會不擇手段。結果小人惡棍能給上司留下好的印象，提拔重用的可能性比傑才俊士大得多。當小人惡棍容易成功顯達時，整個社會就會向他們看齊，相互競爭“無恥”和“無聊”。傑才俊士就會被社會孤立，甚至於對自己的信念產生動搖，一部分加入“無恥無聊”的陣營，拒不同流合汙者則被社會淘汰甚至消滅。於是整個社會“丟失良心”。
現代極權專製國家因為“產權”不明晰，統治者缺少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我走後哪怕洪水濤天”的路易十五情結在官場廣泛存在。在這種末世心態主使下，“管官的官”根本沒有動力去戰勝自身的弱點任用自己不喜歡的仁人誌士，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樣任用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魏征做大官。諸葛亮如果在今天去某個縣城找工作，他若自鳴清高堅持不“跑關係”，別說撈個一官半職，就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結果整個社會“小人得誌”，“無恥是體麵的通行證”。
二、一切服從組織的需要。
現代極權專製的“組織”威力是絕對空前的，整個社會都被一台龐大的體製機器高度地“組織”起來，個人隻是組織機器的一個零部件，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需要。個人的道德榮辱觀在這台組織機器裏根本沒有伸展的空間，隻要是組織需要，就是傷天害理滅絕人性也要無條件服從。
“組織”這東西是沒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也沒給“良心”留下一絲一毫的空間，隻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欲望。一個人隻有無條件服從組織才能得到利益與好處，要想過上體麵的生活就隻有服從組織。為了服從組織，一個人可以六親不認，可以無底線悲劣無恥，可以殘忍冷血無所不用其極，但就是不能有良心。“正直、善良、寬容、博愛、見義勇為、惻隱之心”等所有美好人性都被冠以“資產階級人性論”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鑒湖女俠秋瑾從容就義後，無數良知未滅的誌士仁人自發悼念憑吊她的英靈；可文革期間贛州烈女李九蓮被極權暴政槍殺後，她的屍體被拋棄荒野，連親人也拒絕為其收屍，最後一位退休老光棍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褻？
三、在處理社會糾紛時“公道”給“權錢”讓路。
封建中國刑事案以外的民間糾紛多由“地方精英”負責調解責任。地方精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望，多數情況下都會用良心辦事主持公道。現代極權專製體製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傳統，一旦出現社會糾紛，事無巨細都得官員出麵解決。官員在調解沒有任何“權錢背景”的雙方糾紛時也許會主持公道，可一旦一方有“權力背景”，或暗中給了他“錢”，他就極有可能把“良心”和“公道”丟在一邊，不自主地站在袒護“權錢”的一方。結果平民和官吏發生糾紛，官員絕大多數都會站在官吏一邊。窮人和富人發生糾紛，官員多數會站在“富人”一邊。如果是需要“專門技術”才能鑒定的真相，官員通過暗箱操作還可糊弄部分不明真相的民眾。可那些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官員還要睜著眼睛說瞎話，硬生生把白的說成黑的，公然往民眾眼裏塞石頭，誰敢站出來說真話就利用職權打擊誰，因此造成的社會負麵影響就非語言所能形容。今天的很多地方官都有“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德性，公然否定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明明是自己當眾恃強開槍殺人硬要說成對方襲警“正當防衛”；明明是民眾自發抗暴硬要說成是“黑惡勢力操縱”，出麵調查真相的地方官也振振有詞地站在“權錢強勢方”。普通民眾一眼就能看穿的事實還要中央派大員來調查鑒定才有可能還原“真相”？這樣的地方政府還能有什麽“公信”？這樣的地方官還能有什麽“良心”？連最需要“良心”才能“主持公道”的地方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廣大民眾又怎麽可能繼續尊重並堅守“良心”？整個社會又怎麽可能不丟失“良心”？
四、“組織”獨霸“道德製高點”。
“行善積德”“濟困扶危”從來都是受到朝野大力頌揚扶助的個體美德。一個人依靠社會發財致富，同時又通過“慈善幫困”來回報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環的。古代中國的民間精英多有捐獻善款扶貧助學的傳統，康熙年間就有一位“義丐“靠行乞建起數所“慈善公學”從而受到皇帝禦賜金匾嘉獎的千古佳話。
現代極權專製社會，統治集團不但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還力爭壟斷所有的“好名聲”。凡是能夠贏得民眾感恩擁戴的“好人好事”，都得以“組織”的名義進行。你想搞慈善可以，但最好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而是應該把“善款”交給“組織”的相關部門，由“組織”來決定你的善款受益人和怎麽用，由“組織”出麵來接受民眾的感恩和擁戴。尤其是發生了大麵積的天災後，依靠個人獨立行動出麵救災的善行更不會得到提倡，如果災民淚流滿麵感謝的對象是某個慈善家而不是政府，在官員眼中就不好玩了。
因為一切要通過“組織”這個媒介，社會個體的慈善動力就會受到極大的挫傷。我花錢行善你來接光，世上能有如此“不公平”的遊戲規則麽？我連自己的善款捐給誰和怎麽用都沒有決定權，我憑啥還要捐款行善？更何況那些“組織成員”還真讓人信不過，把善款交給那些“雁過拔毛”的官員，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假借慈善之名中飽私囊呢？類似的醜聞先前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一個人如果執意要避開“組織”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什麽“慈善基金會”，那麽這個“基金會”的工作通常都會受到來自“組織”的百般幹擾，甚至於這個人還會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弄得裏外不好看。
比如你在北朝鮮組織一個“義務獻血”的團體，團體成員在不取一分錢報酬的前提下給患者主動獻血。這應該是百分百造福於人民的“好人好事”吧？應該得到金太陽集團的嘉獎表彰吧？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在團體初創時期成員很少時，“組織”也許會出麵鼓勵你表彰你；但團體發展到較大規模並在民眾中贏得較大反響時，“組織”就會出麵收編你。如果你堅持獨立自主金太陽政府就會用“莫須有”的罪名修理你。
因為個體行善積德行為不被提倡甚至於受到壓製，社會“良心”就失去了感召民眾的最好平台，剩下的就隻有“丟失良心”了。
社會“良心”就是這樣被毀掉的！
一個“丟失良心”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和未來的！就算擁有世界第一的GDP也注定外強中幹危機四伏。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九日
良心！
我們的“良心”哪裏去了？
被“物欲”和“急功近利”吞噬了。
是什麽主導了中國社會圍繞“物欲”和“急功近利”兜圈子？
是“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
誰把“唯物主義”、“實用主義”和“鬥爭哲學”奉為理論基礎？
現代極權專製體製。
…………
二十世紀是人類世界慘烈殺戮的世紀，一個又一個針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讓人想起電視連續劇《海燈法師》的主題歌“黎明不見太陽，天空中下著血雨”。幾乎所有針對平民的“大屠殺”都是現代極權專製國家主導的。
二十世紀典型的極權專製國家有六個：納粹德國、前蘇聯、毛中國、紅色高棉柬鋪寨、薩達姆伊拉克和北朝鮮。
絕大多數極權專製國家都發生了大饑荒和針對國內無辜平民的大清洗大屠殺。斯大林肅反和毛太陽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人類文明史製造了永遠也無法愈合的傷口。
大饑荒和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製國家永遠也無法消逝的痛。
盡管大饑荒大屠殺是現代極權專製國家人民的最大痛楚，但這個體製的最大惡果則是“毀滅社會良心”。
現代極權專製體製是嫁接在中世紀皇權專製的老樹新枝。因為是中世紀皇權專製感染了“進化論”和“馬主義”等“偽科學”病菌結出的怪胎，所以連中世紀皇權專製還不如。本人在《現代極權專製體製比中世紀皇權專製更惡劣》一文中有較為具體的分析。
中世紀皇權專製雖然充滿了“特權”和“不平等”，但廣大基層社會實行“地方精英自治”，“民主”和“公道”成為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兩大杠杆。德高望重的鄉紳、學者和私塾先生在當地深孚眾望，這份民意基礎就在於他們多數情況下能夠“按良心辦事”，“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在處理社會糾紛時“主持公道”。
所以君主專製國家無論官僚階層如何腐敗沒落，廣大基層社會還在“按良心辦事”，就算皇帝官僚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仍未從整體上“丟失良心”。
封建中國那些勇於為民請命的政治精英，雖然得罪了皇帝權貴丟官坐牢或殺頭，但在民間仍能贏得廣泛的尊敬。那些潔身自好的良知官宦，掛冠而去後仍有許多社會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製國家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的傳統，把那些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民間精英”打成“階級敵人”從整體上消滅，把極權專製的觸須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當專製統治者步入腐朽沒落期時，因為廣大民間不存在有組織的“良心力量”來抗衡官僚隊伍的墮落，一旦權力上層喪盡天良，整個社會也就會和上層保持“高度一致”“丟失良心”。
在這種上下“高度一致”的刻板社會裏，如果有誰膽敢為民請命被官僚隊伍淘汰，廣大民間一樣會對維護人民利益的“恩主”落井下石？手段甚至於更極端更絕情。彭德懷是毛中國最有勇氣的良心官員，因不忍心看著饑民大批餓死勇於站出來說真話，被毛太陽汙為“反黨集團黑司令”。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蒙受不白之冤，可老元帥並沒有從廣大民眾眼裏看到任何理解同情的目光，隻能聽聲到嘶力竭的“打倒彭德懷”口號。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如果有誰象陶淵明一樣“不願為五鬥米折腰”掛冠而去，民眾要麽不信任你，要麽懷疑你腦子有毛病。你除了收獲“誤解”和“羞辱”外幾乎不能奢望會有名流登門造訪。
現代極權專製國家主要通過下述四種途徑來“毀滅社會良心”。
一、“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人事體製。
因為特權專製體製下的官吏任免升降權掌握在各級上司手裏。一個人為了升遷就得挖空心思討好自己的上司，“行賄”和“拍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時不擇手段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傾軋陷害”是慣用伎倆。一個有真才實學且堅守良知的傑才俊士是不屑於對上司“行賄”、“拍馬屁”和“傾軋陷害”無辜同僚的，隻有那些不學無術且沒任何道德操守的小人惡棍才會不擇手段。結果小人惡棍能給上司留下好的印象，提拔重用的可能性比傑才俊士大得多。當小人惡棍容易成功顯達時，整個社會就會向他們看齊，相互競爭“無恥”和“無聊”。傑才俊士就會被社會孤立，甚至於對自己的信念產生動搖，一部分加入“無恥無聊”的陣營，拒不同流合汙者則被社會淘汰甚至消滅。於是整個社會“丟失良心”。
現代極權專製國家因為“產權”不明晰，統治者缺少封建帝王那樣的責任心，“我走後哪怕洪水濤天”的路易十五情結在官場廣泛存在。在這種末世心態主使下，“管官的官”根本沒有動力去戰勝自身的弱點任用自己不喜歡的仁人誌士，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樣任用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魏征做大官。諸葛亮如果在今天去某個縣城找工作，他若自鳴清高堅持不“跑關係”，別說撈個一官半職，就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結果整個社會“小人得誌”，“無恥是體麵的通行證”。
二、一切服從組織的需要。
現代極權專製的“組織”威力是絕對空前的，整個社會都被一台龐大的體製機器高度地“組織”起來，個人隻是組織機器的一個零部件，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需要。個人的道德榮辱觀在這台組織機器裏根本沒有伸展的空間，隻要是組織需要，就是傷天害理滅絕人性也要無條件服從。
“組織”這東西是沒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也沒給“良心”留下一絲一毫的空間，隻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欲望。一個人隻有無條件服從組織才能得到利益與好處，要想過上體麵的生活就隻有服從組織。為了服從組織，一個人可以六親不認，可以無底線悲劣無恥，可以殘忍冷血無所不用其極，但就是不能有良心。“正直、善良、寬容、博愛、見義勇為、惻隱之心”等所有美好人性都被冠以“資產階級人性論”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鑒湖女俠秋瑾從容就義後，無數良知未滅的誌士仁人自發悼念憑吊她的英靈；可文革期間贛州烈女李九蓮被極權暴政槍殺後，她的屍體被拋棄荒野，連親人也拒絕為其收屍，最後一位退休老光棍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褻？
三、在處理社會糾紛時“公道”給“權錢”讓路。
封建中國刑事案以外的民間糾紛多由“地方精英”負責調解責任。地方精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望，多數情況下都會用良心辦事主持公道。現代極權專製體製徹底摧毀了“地方精英自治”傳統，一旦出現社會糾紛，事無巨細都得官員出麵解決。官員在調解沒有任何“權錢背景”的雙方糾紛時也許會主持公道，可一旦一方有“權力背景”，或暗中給了他“錢”，他就極有可能把“良心”和“公道”丟在一邊，不自主地站在袒護“權錢”的一方。結果平民和官吏發生糾紛，官員絕大多數都會站在官吏一邊。窮人和富人發生糾紛，官員多數會站在“富人”一邊。如果是需要“專門技術”才能鑒定的真相，官員通過暗箱操作還可糊弄部分不明真相的民眾。可那些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官員還要睜著眼睛說瞎話，硬生生把白的說成黑的，公然往民眾眼裏塞石頭，誰敢站出來說真話就利用職權打擊誰，因此造成的社會負麵影響就非語言所能形容。今天的很多地方官都有“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德性，公然否定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明明是自己當眾恃強開槍殺人硬要說成對方襲警“正當防衛”；明明是民眾自發抗暴硬要說成是“黑惡勢力操縱”，出麵調查真相的地方官也振振有詞地站在“權錢強勢方”。普通民眾一眼就能看穿的事實還要中央派大員來調查鑒定才有可能還原“真相”？這樣的地方政府還能有什麽“公信”？這樣的地方官還能有什麽“良心”？連最需要“良心”才能“主持公道”的地方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廣大民眾又怎麽可能繼續尊重並堅守“良心”？整個社會又怎麽可能不丟失“良心”？
四、“組織”獨霸“道德製高點”。
“行善積德”“濟困扶危”從來都是受到朝野大力頌揚扶助的個體美德。一個人依靠社會發財致富，同時又通過“慈善幫困”來回報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環的。古代中國的民間精英多有捐獻善款扶貧助學的傳統，康熙年間就有一位“義丐“靠行乞建起數所“慈善公學”從而受到皇帝禦賜金匾嘉獎的千古佳話。
現代極權專製社會，統治集團不但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還力爭壟斷所有的“好名聲”。凡是能夠贏得民眾感恩擁戴的“好人好事”，都得以“組織”的名義進行。你想搞慈善可以，但最好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而是應該把“善款”交給“組織”的相關部門，由“組織”來決定你的善款受益人和怎麽用，由“組織”出麵來接受民眾的感恩和擁戴。尤其是發生了大麵積的天災後，依靠個人獨立行動出麵救災的善行更不會得到提倡，如果災民淚流滿麵感謝的對象是某個慈善家而不是政府，在官員眼中就不好玩了。
因為一切要通過“組織”這個媒介，社會個體的慈善動力就會受到極大的挫傷。我花錢行善你來接光，世上能有如此“不公平”的遊戲規則麽？我連自己的善款捐給誰和怎麽用都沒有決定權，我憑啥還要捐款行善？更何況那些“組織成員”還真讓人信不過，把善款交給那些“雁過拔毛”的官員，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假借慈善之名中飽私囊呢？類似的醜聞先前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一個人如果執意要避開“組織”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什麽“慈善基金會”，那麽這個“基金會”的工作通常都會受到來自“組織”的百般幹擾，甚至於這個人還會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弄得裏外不好看。
比如你在北朝鮮組織一個“義務獻血”的團體，團體成員在不取一分錢報酬的前提下給患者主動獻血。這應該是百分百造福於人民的“好人好事”吧？應該得到金太陽集團的嘉獎表彰吧？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在團體初創時期成員很少時，“組織”也許會出麵鼓勵你表彰你；但團體發展到較大規模並在民眾中贏得較大反響時，“組織”就會出麵收編你。如果你堅持獨立自主金太陽政府就會用“莫須有”的罪名修理你。
因為個體行善積德行為不被提倡甚至於受到壓製，社會“良心”就失去了感召民眾的最好平台，剩下的就隻有“丟失良心”了。
社會“良心”就是這樣被毀掉的！
一個“丟失良心”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和未來的！就算擁有世界第一的GDP也注定外強中幹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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