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識上很難想象薄穀會有殺人的動機。據說穀和薄剛相識時對薄的印象是他和自己父親穀景生一樣是極理想主義的。他們誌在入常，幹一番事業，為什麽要在18大前殺人，而且是外國人，而且死在自己地盤上，而且死在穀的生日，搞得滿世界都知道，都去聯想。即便他們是貪財的人，也用不著幹這種區縣級貪官的勾當。走溫雲鬆，李小琳之路，不比什麽都強？殺個人要費多少時間去計劃，去遮掩。18大前他們有這個精力嗎？比較可信的殺人動機是涉及到泄露國家機密，走漏出去壞了入常大計，幹脆殺人滅口。但官方已說明是經濟糾紛。一般來說錢的糾紛總是可以用錢來擺平，用不著鋌而走險。富貴之身，不予袤賊。以薄穀的智商，不止於幹出以小失大的蠢事吧。如果是涉嫌殺人，主管政法的周永康也不會在兩會期間繼續挺薄吧。
那個洋人也不具備和穀為錢鬧翻的動機。若他是軍情5處的，應是積極發展和薄家的關係。若他是一介平民，和薄家隻有沾光的份。那裏會去鬧翻，斷了將來的財路。除非是因恨愛情仇，但官方已說明是經濟糾紛。
當然以上隻是推論。也許穀就是營苟逐利，冷血，且低智商。也許薄確有嚴重違紀。但問題是為什麽一個直轄市委書記的“個人事件”，會發展到國家的管治危機？ 許多網友說和9.13林彪事件 有的一比。其實這次事件造成的危機比9.13要深刻得多。9.13動搖的是文革的合法性及對毛的個人崇拜，而這次危機損害的是整個中央常委的道德形象，動搖的是整個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及中共的執政基礎。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嚴重違紀”造成如此深刻的全麵性的道德和信任危機，胡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此案之所以造成如此深刻的道德和信任危機，首先是因為它使公眾對當局的執政理念產生質疑。重慶模式之所以影響廣泛，是因為反映了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也是對解決當前社會矛盾，探索未來發展的大膽嚐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誰也沒有搞過。當局應兼收並蓄，鼓勵各地的積極探索。多元，寬容，也是一個現代化執政黨的應有之義。況且中國地域廣大，當局應鼓勵各地發展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模式。而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給重慶模式扣上文革複辟的帽子。在兩會這樣的場合聲色俱厲地指責一個直轄市黨委，曆史上是第一次。唯一類似的是毛澤東文革前對北京市委的公開指責。毛的指向不是個海瑞罷官問題，而是整個劉鄧司令部的路線問題。這次的高調指責，同樣也不是薄的個人升降，而是要否定整個重慶模式。
左右派別之爭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團的訴求。一般來說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趨向於維持現狀，即便改革也是強化既得利益集團在現有秩序中取得的自由，把它在法律上和觀念上固定下來，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右。弱勢群體不滿現狀，要求改變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左。這在各國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當然也有特例，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左右之爭。當局的政策應是尋求平衡，以達執政基礎的最大化，即所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防止社會矛盾激化。問題是多年來經濟發展成果為少數人占有，貧富差距超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腐敗愈演愈烈，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就是左派和普世價值派的爭辯愈加激烈，極左派的政治主張愈加極端化。在這種情況下重慶模式不失為解決矛盾探索出路的可貴嚐試。給重慶模式粗暴地扣上文革複辟的帽子，使公眾產生普遍的迷惑和質疑。聯係到把孔子的雕像豎立在五四發源地的天安門廣場 （讓人聯想到曆代統治者都是尊孔的），再聯係到鼓吹“比太陽還要光輝”的普世價值，讓人感到當局的執政理念向右傾斜。說薄的所作所為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其實一個市委書記哪有那麽大能耐。正是當局執政理念向右傾斜，損害了共產黨代表底層群眾利益的傳統形象，動搖了共產黨的傳統執政基礎。
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領導人，鼓吹“比太陽還要光輝”的普世價值，是在走戈爾巴喬夫之路。其實這世界上哪有過什麽抽象的普世價值。雅典的民主隻是公民們的權力，奴隸們是享受不到的。美國Virginia州那些開國先驅們，多數擁有奴隸。傑夫遜，美國第三任總統，在獨立宣言中他寫道“所有人生來平等”，“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力”，他自己一直到去世都擁有奴隸。曆史上8位美國總統在任職總統期間擁有奴隸。他們所說的平等自由是不適用於奴隸們的。美國今天的民主和公平，也不是準備和世界分享的。美國以占世界4%的人口，主宰世界的遊戲規則，以美元霸權對世界巧取豪奪。美國在海外一百多個軍事基地。哪裏都要插手，哪裏都有它的利益。美國主流民意不同意簽署京都協議，因為損害他們的利益。美國工會主張對中國的貿易製裁，至於會造成多少中國工人失業，他們是不管的。即便在美國國內，資源的分配在各利益集團之間也不是公平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護。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肯尼迪競選時曾考慮把廢除種族歧視作為競選綱領之一，後因顧及選票流失而作罷。因為南方的主流民意是反對廢除種族歧視的。在現今的秩序下，一些強勢利益集團，如教師工會，公交工會，護士工會，憑借對社會公共資源的壟斷性控製，謀取遠遠超出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總之都是從各利益集團的自身利益出發。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斷已不適用於今天，但其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方法並未過時，即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由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生產力的發展改變社會經濟關係並進而改變上層建築。而這種改變是通過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實現的，也就是過去常說的階級鬥爭（即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是推動曆史進步的動力。鼓吹“比太陽還要光輝”的普世價值，是曆史唯心主義的，不符合人類的曆史事實。它是要把中國不僅納入西方的經濟秩序，也納入西方的核心價值體係。用它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勢必步前蘇聯之後塵。
此案之所以造成如此深刻的道德和信任危機，還因為當局的處理手段令人生疑。
從王立軍2月6日離開領館被帶到北京，到溫的3.14講話，一個多月的時間，盡管取證尚需時日，相信事件的基本性質已經搞清。如果是涉嫌殺人，按國法黨紀調查處理就是了。為何要重慶市委市政府反思，而且上到文革複辟的高度？既然是事關文革複辟的大是大非，為什麽不到一個月又以刑事案件，“個人事件”草草收場？ 共產黨在路線問題上出過錯，但什麽時候在大是大非上如此草率過？
總的事件發展給人印象是3.14提出反思，文革複辟後，引起黨內和社會上極大反彈。質疑不絕於耳，網絡民意不容樂觀。理論上又拿不出有力論述去以理服眾。轉而以“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涉嫌殺人”收場。一直沉默的英國政府也於三月底要求調查死因，讓人懷疑國外勢力介入中共高層鬥爭。中央先是把重慶工作上的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繼而又把政治問題以刑事案件收場，以刑事案件處理卻不遵循法律程序，處理“嚴重違紀”卻不遵循黨內鬥爭準則，立論前後矛盾，進退失據，步步令人生疑。令中央的道德形象大打折扣。對未來的中央權威及對地方的管治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穀涉嫌殺人案尚未開庭審理。即便殺人罪成立，也不應株連到薄，除非有確鑿證據薄牽涉其中。中共高官配偶或親屬出事，不乏先例。如前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兒子強奸婦女，被判處死刑，並未影響到胡立教的任職。當局既然把穀涉嫌殺人作為薄去職的重要原因，那就有責任說清楚薄是如何牽涉其中，或事前共謀，或事後包庇。不提供任何證據和說明，僅僅把穀涉嫌殺人和薄聯係在一起，讓公眾產生薄穀共謀的無限聯想，事實上造成對薄的名譽損害。這種封建株連和影射，聯係到此前不久匆匆羅織又匆匆撤消的文革複辟罪狀，不禁讓人對當局的動機產生強烈懷疑。
畢竟時代不同了。人們期待著對穀涉嫌殺人這一刑事案件的公開審理以及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保障。既然薄的問題是“嚴重違紀”而不是觸犯刑律，就不應失去人身自由，更遑論人大代表不受逮捕除非經人大常委會批準。人們期待著薄在黨內的申辯以及他作為公民，黨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權利得到保障。“公平正義”，“嚴格依法處理”的高調言猶在耳。效法文革專案很可能引起難以逆料的後果，望胡溫好自為之。
中共當前麵臨的道德和信任危機，更深層的原因，是黨內尤其是高層的貪腐，多年來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已發展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近年來左的聲音壯大，網上甚至有文革主張，這實際上是當前貪腐橫行，貧富加劇的社會現狀的反映。現在黨內從上到下腐敗，侵吞國有資產，像極了毛澤東當年預言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第三代第四代改變顏色”。不能不承認毛對他身後中國將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預言是準確的。他還為問題的解決開了藥方。毛從來不相信西方的法製，認為那不過是維持現有秩序的工具。他的辦法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揭發我們的黑暗麵”，而且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今天的社會現實讓人們回想起毛當年的預言和主張，是很自然的。回避文革主張的社會根源，簡單的扣帽子，封網禁聲，是理論上和道德上軟弱的表現。當局應直麵現實，承擔責任，以理服人，說明文革不是解決問題之道。同時痛下決心，建立倡廉反腐的改革。
陳雲早就說過這個問題關係到執政黨的生死存亡。鄧小平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強調改革開放，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但好像從未聽說過他什麽時候講過反腐。以鄧的智慧，好像他不應看不到反腐的重要。也許鄧有難言之隱。中國之大，中央的政策要能推行到全國，不至於政令不出中南海，有賴於各級官員的積極性。毛澤東就曾多次感歎他的話沒人聽，他隻改變了北京和北京周圍的地區。毛尚且如此，其他人的難處可想而知。改革開放之初，各級官員收入低下。改革開放的政策要在各地落到實處，隻有讓各級官員從推行此項政策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對一定程度的貪腐，大概隻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辦事還要靠他們。
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完全具備高薪養廉的經濟實力。胡溫在倡廉反腐上毫無建樹，讓人失望。一黨體製下的廉政建設不是沒有可能。香港新加波已有先例。高薪養廉加上媒體監督官員財產公示等一係列措施，廉政建設不一定比多黨體製差。但如果腐敗發展到中央常委一級，倡廉反腐推行不下去也可想而知。
墨西哥前總統Ernesto Zedillo當選時曾保證將來離開這個職位時絕不會比當選時更富。既然有誌於作為政治家幹一番事業，就應絕了在位時聚斂財富的欲望。如果中央一級的家人不是這個董事長，就是那個集團主席，個個家財萬貫，如何讓公眾相信這個黨的執政理念。今日共產黨的腐敗確實關係到這個黨的生死存亡，進而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為國家民族計，當局應痛下決心，從常委開始，杜絕身邊的人經商。手握公權的人經商必然產生利益衝突。軍隊經商會毀了軍隊。中央常委身邊的人經商會上行下效，毀了這個黨。即便這個政策不能推行到基層，至少也要落實到政治局一級。非如此不能以身作則，從朔中央的道德形象和權威。
鄧小平曾說隻要中央常委不出問題，天就塌不下來。現在中共麵臨的深刻危機，就是因為問題出在中央。中共有著和其它共產黨不一樣的曆史。蘇共是城市武裝起義，一蹴而就，其它黨則是靠外力支持而建立的。中共自1921年始，從最偏遠的農村發家，屢戰屢敗，堅韌不拔，在長期鬥爭中建立的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自我糾錯能力，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若這次也能秉承傳統，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更新自身的組織動員能力和糾錯能力，從新樹立自身形象，則國家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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