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直裹足於專製體製，經濟高速發展衍生出很多尖銳矛盾，多年被邊緣化的文革勢力重新活躍。重慶薄熙來迎合基層民怨，唱紅打黑得到文革勢力青睞，無視網絡封鎖聲稱網絡代表民意。2010年春，溫家寶發表了紀念胡耀幫的文章，標誌著黨內民主派向黨內保守勢力和文革勢力發起了挑戰。
重慶治安狀況好轉，驗證了專製體製下一個規律，隻要有些背景，不怕得罪人，做事認真，沒有做不成的事，可惜這不可能成為所有官員的座右銘。重慶偏偏把這與唱紅歌捆綁起來，誤導輿論專製會造福基層民眾；民族需要既得利益權貴中分化出的實幹家，給專製體麵送終而不是為其塗脂抹粉。
2011年，唱紅歌在中國出現蔓延之勢，說明改革開放後文藝界日益脫離工農，偶爾暗示是非也難有效啟迪民智。分析毛時代紅歌，歌詞普遍朗朗上口，旋律優美而且振奮精神，很容易與工農壓抑的情緒共鳴，何況唱紅還有補貼，同時滿足發泄需要，殊不知紅歌背後政治較量，唱紅是在自討枷鎖。
有人以為薄熙來現象體現著中共多元化，*****鼓吹階級鬥爭屬於言論自由，都是民主正常體現。其實調動民族階級鬥爭情緒，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教唆他人犯罪，在法製社會必須受到相應製裁。而工農的合法權益，隻有務實借助名副其實工會，團結起來文明抗爭，才能實現多贏的平衡。
由於黨內民主派努力與支持，一段時間內各種思潮衝破了網絡封鎖，出現了少許民主話題聊天室，言論之自由在中國十分罕見。可是宣講者們的誇誇其談，與聊天室人氣的清淡，形成了強烈反差，縮影出民眾兩個極端，激進與麻木讓民主毫無生氣，中國迫切需要理性務實的精英力量來引領民主。
前蘇聯葉利欽早在共產黨內奠定了影響力，退黨之後借助已有威望凝聚了民間民主力量，與黨內戈爾巴喬夫呼應，成就了前蘇聯民主事業。毋庸置疑，民主社會堤防別有用心的人，營造個人威信行專製獨裁之事；可是在專製獨裁社會向民主體製過渡過程中，少不了覺悟的高威望領袖來引領民主。
民主話題聊天室，支持民主的人忙於自我標榜，熱衷拉幫結派，隻能照本宣科，缺乏獨立思考和務實態度，濫用管理那點權限，漫罵汙辱幹擾異見辯友，隨意剝奪辯友發言權，還出言不遜“民族素質論”是胡說八道，雖然反毛，可骨子裏卻充滿血腥，惦記利益再分配，辯論不過就給對手戴帽子。
國共內戰之前，毛澤東就曾經批判過“民族素質論”，可正因為民智畸形，在西方成熟民主樣板麵前，毛澤東憑借鮮豔旗幟，白手起家創建了血腥黨國。晚年他之所以敢踐踏法製發動文革，也是因為民眾錯把毛澤東當救世主，即使饑寒交迫，也樂於鬥天，鬥地，鬥人，自豪生活在最高指示王國。
十一屆六中全會形成過曆史決議，三七評價毛澤東。之所以沒能與毛澤東及其思想徹底決裂，一是因為黨內高層覺悟差異，二是因為黨內民主派顧忌民族承受力。愚昧下利益與傳承對現代文明的阻力不亞於核能量，前蘇聯的赫魯曉夫就是前車之鑒，高官分歧結合民眾愚昧注定了民主欲速則不達。
當時在民眾中崇拜毛澤東的占絕對多數，有對史實無知的，有排斥人際分化的，也有羨慕權術博弈的。中共高官雖然存在民主力量，可是迫於權術需要，在毛澤東彌天大謊之後，隻能繼續以謊言應付各種勢力。民主派以改革開放做突破口，務實地適度否定毛澤東，隻是為改革開放清除理論障礙。
經過毛澤東時代洗腦，老百姓對和平演變、浪子回頭、高薪養廉、市場經濟分化本能產生排斥，本能抵製西方民主。支持毛澤東幻想大鍋飯的人，高舉著大公無私旗幟，卻始終無視民族大局，擺脫不了局部利益誘惑。他們寧可民族共同貧窮，寧可西方世界花天酒地，也容不得周圍同胞強過自己。
毛澤東具有很強的欺騙性，盡管每經過一次革命或者運動，客觀上都強化了他的個人權利，甚至因為他的私欲導致全國民眾在大饑荒中挨餓，浮腫，甚至死去。但是毛澤東太善於欺騙，而且十分精通轉嫁矛盾，做秀不吃紅燒肉還借機神化自己，巧妙地把自己的無能與折騰，轉嫁給了天災和外債。
有人拿現今尖銳社會矛盾，反推文革時期毛澤東如何料事如神，證明文革完全正確。其實這個推理十分荒謬，此事也可說明，毛澤東為了神化自己，一直在逆曆史潮流現代文明而動，“十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持續打擊精英，割資本主義尾巴，無休止的折騰，證明他壓根沒想老百姓過好日子。
中共前三十年“權權交易”玩人，以及後三十年“權錢交易”玩錢，都是毛澤東畢生追求的專製體製下必然，如今貪官汙吏都是專製弄權的受益者。民族必須清醒認識到，後三十年對比前三十年，盡管同屬於專製，畢竟中國政治經濟都發生著質的變化，後三十年為中國實現民主奠定了紮實基礎。
否定毛澤東之所以十分艱難，眼下難有充足證據幫助民族深刻剖析毛澤東動機，其次老百姓沒經曆過西方民主，選擇性記憶文革時期貌似的平等。如今打著工農旗幟妄想文革複辟的人，欺負工農無法理順理想與現實關係，以不可實現的絕對公平做誘餌，殊不知隻有選票才能務實行使權力與監督。
粉碎“四人幫”改變了中國命運，當時宣傳是“四人幫”迫害毛主席，妄圖武裝暴亂背離毛主席遺囑，所以全民才因其垮台而歡欣雀躍。後來公審“四人幫”雖然調整了罪行認定，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四人幫”隻是毛澤東爪牙，因此毛澤東像掛天安門，“四人幫”卻在監獄，始終成為中共尷尬。
真理時常被少數先知先覺者掌握，挑戰愚昧就要做好身敗名裂的準備，因為鬥爭手段無法對等。愚昧時常人多勢眾，拉幫結派，言行受到紀律傳承約束，偏激教條，局部利益導致其成員沒有是非。最可怕的莫過於不知好歹，當你不惜自身利益和名譽去維護他人權益時，對方不領情反而助紂為虐。
文明得勢，會尊重法製與文明，充分尊重保護對手合法權益，以誨人不倦態度去感染對手；愚昧得勢，講究的是斬草除根，株連九族，讓對手永世不得翻身。一旦發生戰爭，文明勢力會盡量避免無辜平民傷亡；而愚昧勢力統領，不僅會讓平民去做人肉盾牌，甚至還會讓自己的將士做無謂的炮灰。
民意不支持改革開放，鄧小平等隻能借助強力推動，麵對黨內派性分歧，為了尋求更多高官的支持，隻能放棄一些原則，拚湊了個模糊貓論。隻要國門被打開，時間可以讓民眾適應，在實踐中去感受現代文明優劣，生老病死還會改善民族觀念分布，因此開放和時間對於長期封閉的中國意義重大。
“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流行了幾十年，可是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始終沒有權威解讀。有人把貓論解釋成賺錢不擇手段，藉此成為自己墮落的依據，嘲諷現實的把柄。結合鄧小平南巡講話分析，應該解讀為“不管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隻要能發展經濟就是好主義”。
黨內改革派普遍認為，經濟綜合實力是現代文明基石，改革開放必將引領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為了平衡各級官員利益，默許了灰色收入，無論合理與否，都引來了不同人群的非議；為了維持高層改革開放聯盟，在專製體製下幹實事難保總是正大光明，無力保障公平時隻能務實先以經濟大局為重。
有人因為“六四”否定了近三十年，他們忽視了“六四”背景。運動起源於政治經濟最好時期，轉型期間滋生腐敗實難避免，運動衍變事實無法善終。同是反腐，精英本意是共產黨立馬下台，可是並沒有做好組織準備和理論宣傳；而基層工農還在癡迷大鍋飯，無法適應閑散人員率先成為爆發戶。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各種政治勢力都是失敗者。盡管民眾類似於懲治腐敗的願望可以理解，精英追求民主的熱情也不該否定，但“六四”絕對不是任何人的光榮。“六四”跟毛澤東曆次革命與運動有著本質區別，中共從來沒把此次血腥當成光榮，事後隻屢次強調穩定和改革開放的重要。
政府處置危機呆遲血腥，必須要承擔首要責任，垂簾幹政必須要受到譴責抵製，私欲膨脹維護專製草菅人命的決策者必須要受到法律製裁。由於當時高官言行缺乏透明，很難把握言論背後故事，界定高官動機，民族沉浸於清算和仇恨中於民主無補，畢竟在專製體製伸張正義無法回避非常之手段。
“六四”的盲目、偏激與狂熱，反腐捕風捉影，運動沒有是非與節製，多少有點文革味道。精英知道西方民主在工農中沒有號召力，隻能以反官倒忽悠民眾走上街頭。而“鄧樸方是中國最大官倒”等傳言又基本是捕風捉影，專製體製下反腐是無底洞，治標不治本，不依不饒勢必導致無政府混亂。
站在正義角度，反官倒總是沒錯，但是在官員和民眾普遍不認同私有經濟的背景下，雙軌製以改革試點方式推出，勢必在專製環境會出現官倒現象。社會進步都需要在正確時機，以可行方式漸進實現，而學生群眾反官倒運動，隻能激發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力量反彈，使黨內改革派處於被圍剿狀態。
學生走上街頭遊行、靜坐、罷課、絕食抗議，要求與政府對話，可是在言論相當自由的背景下，始終沒有提交出務實係統的對話綱領。盡管運動後期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了民主女神像，但始終沒有向民眾普及民主的努力與打算，也許那時精英們認為沒有必要了，很多精英認為民主已經垂手可得。
時過境遷，精英至今不知反思自己的激進，改拿後發的流血事件不依不饒，“六四”阻礙著培植民主氛圍。不合時宜的兩場學潮，幫助保守勢力毀掉了兩任優秀總書記，讓中國政治經濟都出現不同程度倒退。期間有人往毛澤東像上潑墨，還是學生主動將其押送公安，此舉顯然不是民主人士所為。
與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對比，俄羅斯人對待前來軍管的軍人，就如同一九八九年老百姓對待遊行學生，熱情提供食物和飲水。從北京宣布戒嚴開始，學生就應該把軍隊放進城，可讓學生運動策略多很多靈活性，士兵也是老百姓，沒了鮮明陣線，軍隊也就很難跟學生運動形成尖銳的對立。
“六四”槍聲讓一些市民喪失理智，殘害了數名本無殺機的走散士兵，燒軍車，石塊反擊士兵，不但造成雙方更多傷亡以及經濟損失，還幫決策者血腥鎮壓補充了借口。中國民間在沒有槍械的背景下，必須以犧牲自我的精神來麵對自己子弟兵，這種精神感動部分軍人支持是民主成功的必要條件。
針對黨內外各種勢力的角逐，民眾的純樸愚昧狂熱，已經形成的僵持亂局，如果自己站在權力製高點，是否有什麽更好策略能夠快刀斬亂麻。國家穩定與改革開放，阻止文革複辟，才能務實給未來民主機會。世界曆史中屢見不鮮，習慣了血腥的愚昧狂熱民眾，同樣能邪惡阻礙破壞現代文明進程。
“六四”表麵上由知識文化界主導，運動一直井然有序，其實那隻是何去何從關鍵時刻前假象。民主真正阻力來自工農，黨內分歧也不支持強力推動，絕食已經讓民族開始浮躁。西方及海外民主人士，一直譴責義和團運動，聲討文革，卻始終不理解在愚昧中國“六四”還能衍變成更加血腥版本。
如今很多民主人士，包括美國等西方主流輿論，一直以政府不能槍殺赤手空拳平民為由，無視中共改革派最終妥協武力維穩事實，以及鄧小平良苦用心，血腥維穩沒有強化他個人任何權利。“六四”後，鄧小平立即辭職，把中顧委拉下馬，以非常手段阻擊著垂簾聽政，客觀與學生們大方向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投放過兩顆原子彈，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無非想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日本民眾繼續瘋狂，盡早結束戰爭。顯然在生死對決中，不能簡單以是否槍殺貧民為標準，需要政治智慧去預見未來不同結局，各種勢力誰能成功，成功後將做什麽，否則隻能道貌岸然做憤青。
所謂憤青，指那些隻知道什麽是正義和理想，而不知道如何在非正義非理想環境中去實現正義和理想。分析社會問題，最忌諱雙重標準，屁股決定腦袋導致先有結論再找依據，缺少邏輯迷失在教條之中。讓人類羞愧的事還很多，正義在利益麵前時常太虛弱，理性務實舉措時常受到更多的人排斥。
很多人抱怨當前缺少思想家，可是即使思想家出世，難保不會被民族圍剿或冷落。“六四”的經驗教訓，二十年來非但沒有使中國人智慧，反而成為各種政治力量分裂內耗，阻礙民主進程的重要事件。海外民主人士幾乎因為平反“六四”，耽誤了諸多民主具體工作，好似除此之外不知做點什麽。
盡早民主壓倒一切，可曆史不透明，隻能成就政治投機，壓製正氣，擱置“六四”雖如有病不醫，可需各方共同端正態度才行。隨著時間推移，謊言必將蠶食更多真相，因為當時關注運動民情的人本來就少，當事人記憶還會日趨模糊，人們不願跟後代涉及此事，甚至別有用心之人肆意顛倒黑白。
現有成熟民主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民主的實現必須依靠兩種民主力量，既得利益權貴中分化出的覺悟者，以及民間民主力量多種形式無畏自我犧牲的和平抗爭，缺一不可。“六四”時民眾熱情高漲，隻是不擅示威遊行，可是由於“六四”血腥結果，導致民眾迷茫低落，民主力量再難形成規模。
民族現今最該爭取的，是把六月四日定為“國殤日”，悼念亡靈，反思傳承。“六四”是中華民族拿著先人發明的指南針找不到北的必然悲劇，而在思想混亂成特色的關口，“平反”這個字眼攙雜著太多政治利益，不適合作為解決“六四”手段，謀求更多共識，清晰民主障礙，才更有現實意義。
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開始時髦“一家兩製”，有背景和能力的人紛紛下海，在私有化過程中，權錢交易開始泛濫。經濟領域改革，政治體製停滯，一方麵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麵社會矛盾快速聚積，不滿情緒蠶食著責任心，各種責任事故案件此起彼伏，客觀上形成了民主與危機賽跑局麵。
思想領域內耗，標誌著當前缺乏民主土壤，可中國如果想擺脫幾千年惡性循環，也隻能仰仗民主人士的務實努力，清除前進中的傳承障礙。理性務實理論，造就出覺悟政治家，引導出偉大民眾，容納明辮是非的軍人，讓專製弄權者徹底孤立，必然會誕生偉大製度。照此方向努力，民主才有希望。
中國由毛澤東封建獨裁，轉入半封建半官僚資本體製，冠名以特色社會主義。持續摸著石頭過河，黨內派性鬥爭成了腐敗溫床，讓民族迷失了是非與正確方向，社會風氣日趨淪喪。俗話說，閻王好過小鬼難纏，鋌而走險者頻繁以身試法，讓中共因此喪失公信力，殃及黨內民主言論都得不到共鳴。
經濟改革本來可以簡單轉化國有資產屬性，規範私人集資、股份製法規以適應現代大規模生產模式。可是由於改革依靠強力推動，導致經濟畸形發展，專製體製無法回避權錢交易，成功人士普遍存在齷齪。既得利益權貴綁架政府與政策，對弱勢群體合法掠奪，瓜分國有資產，引發社會高度不滿。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隨波逐流，幾乎成為大中華封建幾千年的主流。如今民族對時事的麻木，站在人性的角度都可以理解，務實地把小家經營好本也沒錯。但是坐等收他人漁利的是否想過，類似幼園屠嬰變態惡性案件警示民族，風氣惡化會降低所有人幸福指數，人禍不是想回避就能如願以償。
君子要有起碼底線，明哲保身雖然也是一種本能，但是在不傷害自身的前提下，正義的話盡量多說，正義的事盡量多做。社會進步不必苛求所有人都去衝鋒陷陣，讓全民族陷入哲學的煩惱，但是社會進步離不開率先覺悟的智者，為正義無畏犧牲的勇士，民眾不該對他們冷嘲熱諷，甚至助紂為虐。
謊言政治時期，錯亂模糊理論體係下，有人擔心愚昧，有人維護專製，中共不給機會，民眾也不知如何理性示威。民眾要麽默默承受，要麽崇尚激進暴力，沒吃到肉的罵娘，吃到肉的也罵娘。類似石首、新疆與西藏激進暴力事件屢屢發生，說明如今交流機製相當薄弱，民眾需要正常表達與發泄。
楊佳襲警悲劇，政府應該首先反省，體製壓抑的不滿情緒，公安無孔不入、局部墮落、普遍不務正業，隨時將小事轉化為惡性案件。但是從海內外民主力量評論，錯把楊佳視為正義英雄，折射出一些人的饑不擇食。首先沒有跡象表明他是為民主而戰，對正常法製的挑戰客觀上就是對民主的傷害。
有人承受不了壓力，受不了官吏的欺壓，以傷害無辜、自殘方式報複社會，非但傷害不到邪惡勢力，還會連累親人，讓他們抬不起頭。既然已經看淡生死，何不妨在公眾場合高舉牌子，聲援民主，聲討腐敗。此舉也許一時收效甚微，但是注定會潛移默化積極影響中國，而且會成為親人未來榮耀。
愛國是人類私欲升華的一種高尚情懷，可以給正義人士無窮力量，如今有人批判愛國賊，顯然是對民主信心不足的變態。黨文化多年來一直把中共淩駕於國家之上，把國家和政府等同為一個概念，甚至把個人等同於政黨或國家，阻塞著不同聲音，精心維護著專製體製，與民主現代文明水火不容。
愛國意識煥發著人類的愛心，任何民族不該狹隘地排斥世界文明，國家存在的意義在於維護公平和正義，人權狀況不佳時老百姓也不可能積極維護主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排他性一直製約著現代文明，遺憾個別少數民族具有更強烈的排他性，其實在公正環境中尋求快樂遠比死守傳統更有意義。
反思伊拉克戰爭，美國人一直感覺委屈，為給伊拉克輸送民主，美國不惜戰爭解決專製政權。出乎美國意料，伊拉克人民非但沒有感恩戴德，反而因為各種自殺性襲擊，讓美國付出了慘重代價。究其原因，都是現代美國人無視民主前提所致，化解部落信仰族群對立，才是促進伊拉克民主的關鍵。
現代文明崇尚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抵製政教合一，麵對藏傳佛教中活佛，藏人政教合一、文化排他的傳承，盡管中共告別了毛澤東邪惡獨裁，對藏政策瞻前顧後，畢竟還屬專製體製，導致半斤八兩之間摩擦不斷。美國等西方以達賴喇嘛作籌碼，試圖瓦解中共專製體製，顯然不能改良中華文化。
任何體製下都會存在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當出現依法證據不足情況時，民主體製授權民眾把疑似貪官選下來，而不是如文革根據想象和多數意誌對其采取專政。當出現官官相護時，這時就需要群眾集體和平示威抗議，引起輿論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是必須要有節製，而且要善於嗬護經濟環境。
以“強拆”衍變出的悲劇總結教訓，城市改造需要長遠規劃，科學論證拆遷補償細則，對“釘子戶”以法律公開裁決，保證百分百簽定協議後施工，對傷人方及仗勢違法強拆者必須依法懲治，防止權錢交易以及形象工程造成資源浪費；批判強勢必須遷就弱勢的起哄，批判以“釘子戶”無理取鬧。
“法 功”上訪中南海時，雖然沒有實施暴力，可是沒有節製不依不饒，隻是為了阻塞學者的批評，隱性專製初顯；而且組織宗教色彩濃重，受到偏激理論指導滲透於政治領域，幕後指揮卻置身海外。中共理論體係本來錯亂，一直回避所有爭論，為了穩定取締“法 功”，被列為暴政實在牽強。
“法 功”提倡“真善忍”，與“為人民服務”相媲美，可是在與中共較量中，自己卻“忍”不起來。其“退黨保平安”，又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如出一轍，血統詛咒隱約預示著未來再現腥風血雨。“法 功”如果不改弦易張，在文明西方危害不大，在落後中國難免不與愚昧邪惡共振。
江澤民時代，悶聲過渡期，由於取締“法 功”，導致“法 功”網站關於江澤民的謠言鋪天蓋地，而對江澤民的貢獻熟視無睹。他巧妙運用權術，瓦解了楊家將獨霸中國的野心；“三個代表”盡管沒有落實到實處，畢竟在理論上改變了中共性質；退休時確立的宣傳紀律，遏製著離職元老幹政。
“六四”後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民主根基，民主理念日益深得民心，可是模糊發展導致了更多深層次矛盾，黨內外始終無法達成諒解。華而不實的暴力恐嚇離間著民主派，阻擊著共產黨徹底否定邪惡曆史，成為中國民主進程最大障礙，三十年經濟成果隨時可能因為動蕩一夜回到改革前。
毛澤東時期的血腥理論，曆次殘酷的革命與運動，傷害了很多無辜，這些人及其後代飽受過心靈肉體折磨，成為如今暴力言論的主力軍。他們中一些人雖然高舉民主旗幟，強烈的複仇心態，湮沒了民主大義。對於這些充滿仇恨的人，一方麵給予他們人文關懷，同時也要阻止其暴力言行決不手軟。
毛澤東革命實踐已經證明，以暴製暴，血腥革命，代價很大，結局卻是賭博，難說成功後不是打造一個新軍閥，而且民智低下時民主幾乎沒有勝算。高官幫派民眾割裂之時，強力推進民主，隻能將中國推向戰亂，破壞經濟。沒有了經濟支持，自然沒了好的福利，老百姓隻能延緩享受高質量民主。
一些流亡人士在海外組建黨團本來值得稱讚，可偏偏本本教條，偏激理解中國現狀，崇尚暴力。近期還有人荒唐成立流亡政府，揭露隻是為了讓共產黨難堪，不惜造謠中傷。有些“民主人士”愚蠢地以為，隻要中國政治氛圍寬鬆，那都是自己恐嚇的功勞，殊不知與百姓離心離德，已是小醜形象。
客觀評價二十年來海內外“民主人士”的表現，遠不如三十年來共產黨推行的係列舉措，對推動民主進程來的實在。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廢除高官終身製，改善權力鬥爭殘酷局麵。這些舉措動搖著專製獨裁根基，證明了三十年來共產黨內高層民主思維和力量的存在。
溫家寶在多種場合發表了民主言論，作為中共高官，此舉實屬難能可貴，應該獲得民族積極評價和支持。可是有人根據“他夫人就是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傳言，指責他在做秀，夥同文革勢力和保守勢力圍剿黨內民主言論。溫家寶不怕民主以後接受法律檢驗，民族就不該排斥和平推進民主的機會。
中共早在武裝奪取政權期間，為了確保在血腥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製訂了相當嚴明的紀律，對奪取政權起到了重要保障。可是中共在奪取政權執政以後，始終沒有擺脫革命黨的影子，紀律蛻化成專製獨裁的幫凶，阻擊著黨內正常的言論自由，壓抑了黨內正義與正氣，缺乏透明極大縱容著貪腐。
民族應該善於應對高官，人都具有兩麵性，對待任何政客，或者組織，理性智慧的民族會支持所有人的正義言行，也不會盲聽盲信。在殘酷政治鬥爭中，無論CCTV、中宣部，還是西方媒體，都難免存在偏激和謊言。人類都有私欲，當有人把榮譽看的比生命還重時，就是值得人類稱道的高尚覺悟。
人類追求民主，擺脫不了利益對民眾的驅動，公平裏麵就蘊藏著利益。開創民主事業，需要領袖來凝聚民眾，烏合之眾勢必一事無成，而且還需要民族具備選擇領袖鑒別其品德的智慧。開創民主是在改變傳承和習慣，領袖必須具備覺悟，自覺抵製私欲誘惑，否則很容易順應傳承回歸到專製老路。
在中國諸多思潮中，認為否定了毛澤東，就猶如拔了共產黨的根，共產黨人至少要卷鋪蓋走人。其實抵製浪子回頭是愚蠢自私的，這讓社會危機四伏，讓黨內更多高官對毛澤東隻能若即若離，而不敢與其徹底公開決裂。民族無視黨內民主人士的存在與努力，也就斷絕了中國和平實現民主的希望。
回顧早期共產黨人，本來追求的是類似於民主共和的理想社會，隻是由於選擇了斯大林血腥社會主義，采取了土匪革命方式，才讓中國在實踐中逐步淪陷於專製獨裁。民族素質論，現今民主人士不服氣，想當年的革命者也不服氣，隻有毛澤東偷著樂，愚昧的中國一步步走進他早已設計好的圈套。
體製缺陷無法製約權力膨脹，不能說明早期社會主義理論邪惡，不能否定民主集中製，不能因為毛澤東邪惡而否定大多共產黨人。民主集中製本沒錯，錯在中共一直沒有科學正確解讀，錯在選舉前缺少毛遂自薦，錯在選舉時集中，錯在選舉後執政期間集中不起來，導致選舉沒民主，執政亂扯皮。
完善民主集中製，需先改革政治局，使總書記脫離政治局，保證總書記權威，確保政治局有效監督。明確總書記獨立決策範圍，政治局建議監督彈劾等章程，重大決策需要雙方通過，突發事件需要規定期限內政治局認定。政治局委員可在各省黨員中直選產生，總書記直選範圍可視選舉成本而定。
如今中共形成三足鼎立，擁毛文革派、既得利益權貴保守派以及改革派。由於鄧小平改革派的出現，使得共產黨發生了質的變化，擺脫了紅色恐怖，經濟高速發展。而由於顧忌民智，遲遲沒能推動政治體製改革，西方政要閑著時還要偶爾讚中國人民幾句，更何況中國政要，無法推委責任給民智。
共產黨人前途，取決於哪派主導未來，民主改革派隻有盡快取信於民，徹底排除停滯倒退力量，將中共改革成為民主組織，才能保證中共名垂青史。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無論黨內鬥爭多麽複雜，都在爭取政權溫和更迭，如今排除停滯倒退力量，仰仗著所有民主人士的團結、包容以及不懈鬥爭。
愚昧選擇了毛澤東，曆史將民主重任賦予共產黨；沒有毛澤東也許會沒有共產黨，但是愚昧還會讓民族選擇其他的獨裁組織或個人。任何組織都存在投機分子，也都存在正義人士，民主力量無論在哪個群體裏，都會推動民主進程，而民主人士在共產黨中意義尤為重大，那是和平推進民主之希望。
有些既得利益者如今生活四平八穩，生怕變革會打亂自己生活，以社會不養懶漢為由抵製民主；甚至有些人，怕玩熟的聊天室關掉，聽見民主就害怕，不見為中共中的正義言行叫好，而是為專製體製大唱讚歌。現代文明都能尊重動物，自然更要保障懶漢基本生存權利，何況弱勢中還不全是懶漢。
癡迷暴力革命的人普遍認為，如果想既得利益權貴主動放棄既得利益，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任何時代都會存在既得利益權貴，如果一個民族永遠沒有覺悟的權貴，那麽這個民族將永與民主無緣，因為即使革命也需要既得利益新權貴的覺悟，因此給中共機會是不想民族舍近求遠。
既得利益權貴中存在為富不仁，也不乏隨波逐流者，他們對待利益和民主態度也不一樣。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惜命，暴力思維會將隨波逐流者推向反麵。人們普遍隨波逐流爭先恐後加入既得利益群體背景下，不能以是否成功作為敵我標準，因此在向民主過渡過程中，應該務實善待成功隨波逐流者。
也許人類潛意識裏都有欺軟怕硬的本能，毛澤東時期邪惡，但那時的民眾，或因愚昧，或因懦弱，屈服於毛澤東淫威之下，聽不到任何暴力鼓動。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盡管出現過反複，可基本處於循序漸進搞改革的大框架內，偏偏這時暴力清算聲音不絕於耳，言論越是寬鬆，這種聲音就越大。
言論管製時指責言論沒有自由，而言論寬鬆時“民主人士”除了渲染仇恨，忙於聲討，鼓噪清算與利益再分配外，不知該以什麽言行去務實促進民主。“穩定”與“和諧”成了貶義詞匯，不知追求民主的所有努力就是為了打造真正和諧社會；利益驅動或者強化仇恨，很容易曆練出畸形政治力量。
有人是因為個人仇恨，有人是受到自身團體利益幹擾，寧可民主、言論自由來的更晚，寧可腐敗橫行的更加猛烈拖垮中共，也舍不得放棄“暴力”言論，主觀上就是在爭奪推進民主主宰權，客觀上阻撓著必須中共民主派參與才有可能的和平實現民主之路，有意削弱黨內民主改革派在民族的依靠。
暴力革命會摧毀國家經濟，間接破壞民主根基，因此不到萬不得已，隻要存在一絲希望，正義人士就應該以維護和平為己任。有些民主組織或個人明知現今中國沒有暴力土壤，還要頑固自淫，空以暴力清算口號做恐嚇，除了製約中共改革派和平穩步推進民主，也隻能小兒科炫耀自己是民主人士。
有些組織舍不得放棄暴力言論的動機應該質疑，他們隻是把民主當成招牌，活動當成一種經營，畢竟客觀上民運讓個別人幸福的樂不思蜀。也許這些組織同樣害怕中國民主，從不把務實、盡快作為中國民主的首要目標，卻熱衷於給中共鬧點難堪忙於做秀，不惜自己成為中國民主進程中的絆腳石。
在論壇常見一種幼稚想法，不要皇帝恩賜的民主，抵製實施中共內民主。其實無論中共推動哪種民主，隻要實現廣泛人員參與的真民主就是好兆頭。隻要民主氛圍日益寬鬆，民智日益增強，子孫後代就會把民主落實的更好。民主要素：言論自由，毛遂自薦，廣泛直選，三權分立，抵製民主暴政。
西方民主尊重私有財產和適度分化，有人便以民主人士站在官僚資本立場與工農為敵做借口，極力抵製民主。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民主人士反專製獨裁，自然反對權貴權錢交易；之所以尊重分化，那是因為民族整體利益的需要，維護的是所有人長遠利益，否則在國際經濟環境中就會喪失競爭力。
現有發達國家都曾經曆過資本積累階段，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矛盾尖銳，具有強者恒強特征。中國從溫飽貧困線起步，如果想造福後代，擺脫經濟後麵爬局麵，則無法跨越這個階段。中國這三十年之所以能高速發展，主要得益於與國際市場經濟接軌，出賣能源和廉價勞力，自然忽視了農工利益。
獨裁專製政府首腦脫離監督，導致未來首腦品質不可預見性，憂慮的世界不會放任專製國家持續高速發展。如今富豪資產外逃也已成燃眉之急，如果民族不能盡早清除民主暴政土壤，政治體製繼續裹足不前，中國經濟領域的所有努力都將成為給發達國家做貢獻，當代農工利益的犧牲也成了徒然。
近年來很多民眾已經享受不到經濟高速發展成果，甚至由於通貨膨脹生活質量急速下降，犧牲基層民眾利益帶來的危機，已不會允許民主無限期拖延。模糊發展可以應付一時，不可能支撐一世，市場經濟注定了發展中國家追超難度，因此既得利益權貴的持續貪得無厭，客觀上捆綁民族走向動亂。
中國在摸索依法治國，由於法律體係存在若幹謬誤，敗壞了法律正義。維護著黨國專製統治，法律法規政策加劇著兩極分化，存在劫貧征收，法律彈性給了腐敗空間。吳邦國近年來屢次強調中國不搞聯邦製，間接否定著民主，後來又強調“不搞私有化”，注定會幹擾中國經濟引發富豪恐慌移民。
黨文化如今相當混亂，一方麵聲稱“為人民服務”，同時禁止向黨和人民公開要官，客觀上把官職當成了特權，從製度上限製了毛遂自薦。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一直在加強私有經濟，而且私有經濟比重大的區域，經濟活力明顯強於私有經濟薄弱的地方，“不搞私有化”顯然違背了中共多年的政策。
計劃經濟與專製體製總是形影不離，計劃經濟有時的確可以創造輝煌，但前提必須要有明君，聚智慧與品德於一身。專製體製下創業容易守業難，因為不可能總有明君，各級官吏普遍對提拔自己的人負責，脫離百姓監督，實難指望官吏自覺維持公正，創業可以靠三把火，而守業靠的是持之以恒。
劉曉波因言第三次入獄，說明政府還是一個專製政府，但不能說明是殘暴政府，既然體製已經遏製了家天下，自然不會存在高官誓死捍衛黨國。麵對黨內保守勢力的霸道與拖延，民間民主人士的咄咄逼人，以及尚不老道的民智，如何平穩地跳出六十多年的謊言與傳承，黨內改革派智慧受到挑戰。
如今激化社會矛盾的因素很多，有專製體製導致的腐敗，有高官持續派性導致的不作為，有資本積累階段引發的必然分化，有民智導致的是非標準錯亂。作為執政的中共，必須首先解決自身體製問題，才能建立與民眾的互諒，民眾才能明確是非樹立使命感，心平氣和地去麵對生活事業中的挫折。
當前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屬於外來邪教，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才出現毛澤東邪惡時期，因此錯誤推論西方現代文明也不適合中國。其實馬克思充其量有些是非錯亂，屬於極端理想主義者，前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失敗，不能否定其為弱勢著書立說的正義感，畢竟當時西方階級矛盾十分尖銳。
毛澤東玩馬列，一直斷章取義，精選了與中國民間津津樂道的“殺富濟貧”共振的成分，讓中國政治徘徊在封建專製，都是中華文化奠定的基礎。毛澤東挑戰傳統文化的口號本沒錯，錯在毛澤東動機不純，錯在文革時期對文化摧殘，錯在連同人性正氣一起砸碎，錯在抵製西方現代文明選擇獨裁。
民主的確需要前提，消除文化排他性，在民主相關問題上明確是非，防止思想、利益、地域割裂形成拉幫結派。否則隻能強力從廣泛精英民主過渡，或在是非錯亂環境實行扯皮民主。前進有風險，停滯與倒退都是死路一條，盡管如此也不能否定西方民主先進性，為了持續發展隻能清除民主障礙。
麵對錯綜複雜時局，民主與危機賽跑危急時刻，需要首先樹立民族正確是非觀，明確前進目標，一時無法實現的可以科學製訂時間表。中共可與台灣、香港和澳門黨團加強合作，抵製暴力言行基礎上實現言論自由，解除黨禁報禁。海內外所有民主人士，應該務實放棄暴力言行，防止好心辦壞事。
莊民
2010年5月3日初稿2012年4月22日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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