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當西方某些人預言中國將陷入混亂時，人們一點也不會介意，因為得事情遠遠沒有他們說的那樣嚴重，他們是在一廂情願地希望中國衰亡。
十年前，仍然有某些西方勢力預言中國即將崩潰時，多數人認為他們是杞人憂天，因為中國還有時間去解決在改革中積累下來的矛盾。
今天，依然有人繼續談論中國崩潰論。但是，對於中國崩潰論，很多人近一兩年來不再那樣樂觀。中國社會矛盾的激化，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就是，今後幾年中國真的可能陷入混亂，其程度甚至比西方某些預言中國崩潰的人希望看到的那樣還要嚴重。因為當今的中國，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了爆發點，隻是等著某一個事件作為矛盾的爆發點。
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有很多種，其中最大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矛盾的一方是占總人口很小一部分，但掌握著國家政權的官員，以及那些通過不正當手段積累了巨額財富的人，他們利用權力貪汙受賄，生活腐敗；矛盾的另一方，是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他們生活貧困，買不起住房，孩子上不起大學，看不起病。官員的富有和貧民的貧困形成了中國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現在是到了爆發的臨界點。由於體製本身的原因，中共和政府官員的權力曆來過於集中並且缺乏有效的監督。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貪汙腐敗開始蔓延，並且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而不斷惡化。中共體製內部也製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試圖以體製內部的監督來遏製貪汙腐敗，但是一點效果也沒有。更為諷刺的是，這些體製內反腐敗的政策和措施最後淪為中共權力鬥爭和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 胡溫在主政的中後期，已經意識到貧富差距這個矛盾的尖銳性。如果這個矛盾爆發，可能會讓中國陷入萬劫不複的境地，所以，他們製定了相應的政策，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去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想去緩解這個矛盾，延緩這個矛盾的爆發。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減免農業稅，重新實行全民醫療保障，9年義務教育，工人農民農民養老金等等。不過這些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因為導致矛盾的因素----權力腐敗並沒有消除，所以這個矛盾不僅沒有被緩解，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的尖銳。貪汙腐敗更加嚴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為什麽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呢？難道改革錯了嗎？改革本身當然沒有錯，錯在經濟改革的政策和方向。 改革開放是必要的，但是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不同，決定了其結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近30年來改革的內容：住房製度改革；國企改革；教育製度改革；醫療製度改革。這一係列的改革的對象是誰呢？是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人民，也就是平民百姓，改革的結果就是犧牲掉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的利益，換取了國家財富的快速積累（GDP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和占總人口極少數的黨和政府官員及其利益集團快速致富。隻有這極少部分人，才充分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占全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實際上並沒有享受到他們應得的那一部分，或者說那麽多改革成果。他們的那一部分去了哪裏呢，當然是被國家以及管理國家的那些官員及其利益集團所占有了。到目前為止，這些官員及其利益集團才是改革的真正獲益者。如果說廣大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這提高的部分多數應該歸因於計劃生育之後的家庭結構的改變，也就是家庭人口的減少。家庭人口的減少導致家庭平均收入的提高。特別是在城市裏麵，一個家庭隻有一個孩子，與他們的父母生養6個孩子相比，即使收入相對的沒有增加，現在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對於他們的父母當然會提高幾倍。想象一下，如果現在的一個普通工人農民家庭有6個孩子，那麽他們的生活水平相對與他們的父母，又有多少提高呢？實際上過於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家庭人口的減少，造成了中國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假象。至於過於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筆者認為無異於殺雞取卵；它所欠下的債，馬上就要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獨生子女償還了，而且是連本帶利加倍償還。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首先讓我們看看住房製度改革。1994年開始的城市住房製度改革，是最初的住房改革。從這個時候開始，延續了40多年的低房租的住房分配製度一夕之間取消了，取而代之的住房製度改革，要求住房者必須將他們當時住著的房子的產權買下來（普通的人的住房大概需要2萬人民幣或者以上）。這是第一次，國家利用政策將老百姓從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享受到的一點成果，也就是增加工資之後的積蓄，全部被國家收回去了，甚至還不夠，因為當時有很多的工人僅僅靠自己一個人積蓄，是不夠的，他還需要他們的子女的幫助，才夠錢買下他的住房的產權，這是第一波國家利用政策改革，收刮平民百姓手中的財富。這個政策看起來視乎很合理，其實這是一個圈套。
為什麽說這是一個圈套呢？這要大概要從兩個方麵來理解。
其一，從房子的所有權來看。中國是社會主義公有製，住房製度改革的時候，當時的企業絕大部分是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的，這些企業工人的工資很低，他們創造的利潤有很大一部分被企業和國家統籌並用來作為社會福利回饋給工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住房（另一個重要部分是公費醫療），這就是當時的社會製度下，形成的住房分配製度，國家和企業隻向住房者收取很低的房租（普通的月租金幾塊錢），這種住房製度在當時的公有製下是合理的。說到底，這個房子還是用工人自己創造的利潤建造的，所謂分配其實說穿了就是一種由國家或者企業統一回饋的方式。隻是由於當時的公有製，造成這房子的產權非常的抽象，即產權是公家的（國家和企業）。
其二，從房子的使用權來看。在住房分配製度下，將住房作為福利回饋給工人（包括所有的公有製企業員工）後，其使用權就是工人的了，工人絕對有權利隻交低租金去住這個房子，而且可以住一輩子，並不需要所謂的產權。正是基於上述的理由，工人絕對不需要再去花錢把這個房子的產權賣下來以後，才可以繼續住在裏麵，因為這就是當時的製度所決定的。
當時合理的住房改革措施應該是，將住房的產權無償的轉讓給該房子的住戶，將房屋的剩餘價值徹底的回饋老百姓。為什麽呢，既然新的住房製度將國有產權的房子私有化，那麽這些用老百姓的錢建造的住房，當然應該歸還給老百姓了。隻有這樣，國家才能夠開始實行新的住房製度，不再由國家分配住房。簡而言之，當時的住房製度改革，就是將本來屬於工人的東西，賣回給了工人。所以說，當時的住房製度改革，就是一個圈套，一個將工人手上剩餘的錢收刮一空的圈套。而接下來的住房市場化，使得房價失去控製不斷上漲，其十年的漲幅，讓世界其他國家的房價相形見拙。高得離譜的房價，讓多數平民百姓再也買不起房子了，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一輩子的工資可能都很難買得起房子。勉強買的起的，多數也成了房奴。
接下來的國企改革，更是將本來屬於全體人民的國企，進行私有化改造，從而將該企業屬於國家的資產，也就是該企業全體員工所擁有的資產，無償的或者代價很低的轉讓給了私人，而企業的工人變得一無所有並且失業。最令人困惑的是，當說到國企財產的所有權的時候，黨和政府都是高調宣傳企業是全民所的，財產是所有老百姓的，可是涉及到這些國企財產的使用，分配及其處理權時，政府是絕對不允許老百姓有任何發言權的，所有的權力全部是黨和政府的。這個理論本身是不是一個悖論？又或者這理論本身就是一個圈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90年代改製的時期，也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但他們的做法是將國有企業的資產折成股份，將這些股份平分給全國民，然後由市場決定這股份的價值。這樣的政策才是公平，合理，合法的。而中國的國企改革，說穿了就是一種野蠻的搶劫，是對沒有話語權的弱勢群體的搶劫。這在別的國家是非常可怕的，不可能實行，因為這個政策是違反法律和憲法的。這個政策的最大欺騙性在於，將國有企業當成共產黨的或者政府的財產隨意賤賣。當時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後果，就是造成一部分工人失業，使他們變得更加貧窮。
再讓我們看看教育產業化改革。這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教育需要改革，但絕對不是簡單的產業化改革。國家政策的製定者不是去思考如何提高大學的教育和科研質量，如何製定政策讓中國的大學跟上世界頂級大學的發展，讓中國的大學成為世界頂級大學那樣科學研發和技術進步中心，而是想著如何使高等教育成為產業，成為賺錢的工具。那些在美國或者西方學了幾年，或者走馬觀花似的在美國和西方參觀了幾次的官員和精英，要麽是他們對西方的教育製度及其運作似懂非懂，以為美國的公立大學都和私立大學一樣，收取高昂的學費，要麽是他們故意的視而不見美國的公立大學低廉的學費和私立大學的高昂之間的巨大差距，並且忽視政府直接提供給學生個人的獎學金和各種補貼（筆者希望是無知造成的，而不是他們故意的視而不見），開始了中國的教育製度改革----也就是教育產業化。這個改革開始的時間，恰好就是那些70年代末在嚴格的計劃生育製度下出生的孩子要上大學的時候。70年代末，國家開始製定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城市的新婚夫婦隻能生一個孩子，農村的新婚夫婦多數也隻能生兩個孩子。70年代末期以前，國家也提倡計劃生育，鼓勵一個“一個不少，二個正好”的政策，但不是強製性的。由於這些70年代末以後出生孩子都是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會以畢生的資源，投入到這唯一的孩子身上。所以即使學費再怎麽高，孩子的父母也會不惜一切代價，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這站在父母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國家的政策製定者，太聰明了（不知道該不該用聰明來形容），他們利用了善良的父母望子成龍的心理，通過教育產業化改革，再一次將平民百姓手上的錢，毫不留情的收刮回去。這是第二波國家利用政策改革，收刮平民百姓手中的財富。這一波的受害者，不僅僅是城市的工人，也包括了農村的農民。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方麵在教育產業化改革過程中，不顧有限的教育資源和就業市場，不斷擴大招生，在造成教育質量下降的同時，也讓很多學生陷入畢業即失業的困境；另一方麵，由於高昂的學費，造成很多的貧窮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學。
醫療改革製度改革。醫療製度是關乎人命，健康的大事，任何國家醫療製度改革的宗旨絕對是讓全民享受比以前更好，更高效的醫療保健服務，這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即使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也是盡量的通過國家財政補貼來完善城市的公費醫療製度和農村的醫療合作製度。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聯合國當時把中國的農村醫療合作製度視為典範，加以推廣。如果醫療製度的改革在當時的城市公費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下，通過國家的政策加以完善，而不是短視的加以取消，這對於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可是，中國短視的政策製定者們，以為當時的醫療製度是所謂的公有製的產物，是國家財政的負擔；也不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逐步開始推動（有的國家很早就實行了）全民醫療保障製度的趨勢，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國取消了全民醫療保障（即使在當時不完善），造成看病難，看病貴，不能病，可以死的怪現象。醫療製度的改革將平民百姓享受的最後一點福利也剝奪了。
你隻要看看上述的各項關係到民生問題改革的政策，你就可以明白，改革的成果不可能讓普通的平民百姓分享到。每當平民百姓得到了一點改革成果時，政府就會製定相應的政策，於無形中將平民百姓得到的一點點成果強製性的奪回去，平民百姓相對的變得越來越貧困。與此同時，中共黨和政府的各級官員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錢權交易，官商勾結，貪汙受賄，加上以各種名義得到的非法收入，快速的聚集起越來越多的私人財富，使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以上所述的各項改革，都是針對廣大的平民百姓的，沒有一個是針對中共和政府內部的改革。這些政策改革的不良後果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這個看似具有巨大的國內市場的國家，其消費能力與人口規模不成比例，國內的平均消費能力一直很低，這是因為廣大的平民百姓手上根本沒有錢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政府還在一廂情願的提出擴大內需，鼓勵老百姓花錢。難道政府不知道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在支付了房貸，子女的學費，醫療費和家庭生活費之後，手上根本沒有多少剩餘的錢了嗎？即使有一些，這些錢也得存起來作為自己將來的養老費用，哪裏還有多餘的錢用來消費？
來自中共體製外的對權力的監督，可以對當今的社會矛盾起到緩解和甚至消除作用。但是這涉及到全麵的政治改革，中共更是視為禁區。雖然貪汙腐敗猖獗，民怨沸騰，但是中共從來不想也不敢讓體製外的力量來分享和監督他們的權力。中共明白如果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雖然對這個國家和人民有好處，但是對中共絕對隻有壞處，甚至讓中共失去政權，失去既得的利益。所以，即使經濟體製改革實行了30年了，社會的各種矛盾越來越激化，但是對解決這些矛盾有幫助的政治體製改革卻從來沒有啟動，使得矛盾積累的越來越深，幾乎到了爆發的臨界點，這是令人擔憂擔憂的。中國社會再也不能陷入貪腐----民怨----暴力革命這樣悲慘的輪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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